摘 要:數字經濟是指不以三維物質材料，而以數碼材料為對象來加工、生產、交換和消費形成的均衡收斂過程及其資源配置關系的總和。本文從過去40年大車間生產模式變化導致國民經濟體系變革視角入手，討論數字聯網共享經濟的孕育過程，在此基礎上討論數字替代經濟和數字創造經濟及數字公共品含義，給出數字經濟的路徑展開機理，及我國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數字經濟 數字替代經濟 數字創造經濟

【中圖分類號】F49 【文獻標識碼】A

在最一般意義上，數字經濟是繼農業經濟——依靠人和動物的體力，對太陽、土地及自然資源的再生能力進行初級整合式生產，工業經濟——依靠化石能源和機械動力，在車間內進行精細化復雜批量生產之后，人類向數字技術支持下的聯網智能智慧經濟——依靠人和聯網資源的組合動力，在“空-天-地”一體化半徑內，在“宇觀-宏觀-微觀”綿密空間內進行生產，并向更高業態邁進的第三次經濟革命。

數字經濟孕育于大車間生產植入數字聯網，帶來新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

大車間經濟植入數字聯網

1980年代以后，微機主導的初級智能機器在不到20年的時間里幾乎進入了傳統車間生產的各個工藝環節。隨著“人-機”主體優化車間上下道工藝順序帶來成本節約和效率增加，車間和車間、車間和總部，甚至總部和總部之間的信息傳輸通量和效能大大增加了。當時，人們稱這種新生產方式的特征為自動化或信息化生產。

當時，過度關注車間經濟向自動化和信息化過渡的學者們沒有注意到，“大車間-流水線-模塊化”生產不是一個新時代的到來，而是往生向一個新時代的短暫中間環節。20世紀超大企業的形成，微軟、戴爾、甲骨文、思科、松下、索尼、三星、聯想、方正、聯發科、臺積電、富士康等都是大車間制造時代的輝煌成名者，也是邁向一個全新經濟時代的生產方式獻祭者。

這些橫跨世界各大洲的的企業集團，也是一個個從時代引領者走向常態單元化經營的生產者，其日常運營模式逐漸積淀集聚到核心，形成了極為復雜的治理結構。巨大的車間生產方式積淀日益深入地改變著人們的生活方式。誰能完成“驚險的一躍”，滿足將要占引世界主流生活方式的新消費者群體，跳上新時代核心企業的臺階呢？

隨著“大車間-自動化-長流水線”生產向“信息化-短流水線-模塊化”生產方式的變化，20世紀的超大企業集團進入21世紀后表現出了某種程度上的不適應。一個典型的觀察事實是，大車間時代的制造經濟，沿著其上下道工序順序兩兩整合完備后，在車間生產的終端派生出了物流和采購（Logistic and Purchasing），供應鏈管理（Supply-chain Management）和整合信息技術（Integrated Solution Technology）三個相對獨立的業態環節。原來異常繁復的專業性車間工藝順序及技藝，變成了行業常識；老八級工師傅帶高徒的百年制度“敷設”，被無形的通用資源數字管理網格替代了。上述三個相對獨立的生產環節，將車間內上百個甚至數百個生產環節變為一個“黑箱”，不僅車間和車間，連廠商自己在更大的全球供應鏈網絡上，也變成了與另一個廠商聯結的“黑箱”。

以電腦生產方式為例，廠商和商場之間，在全球范圍內形成了一個巨大的生產網絡。網絡和網絡之間，將原來數百萬個甚至數千萬個生產實體編制成一個個縱向整合和橫向整合的網絡網格。生產網絡變得綿密化了，信息通量變得海量、天量化了。在網絡網格運營管理意義上，信息的反饋速度比任何時候都變得更為重要，低時延成為共享信息的標準配備。共享的觀察性特征具有了經濟效益提高的經濟學含義。

在數碼聯結、物流配送及整合信息技術加持下，廠商總部和總部集聚的產業園區，甚至跨區跨境的園區和園區之間，在出口加工區、經濟開發區、物流園區、產業園區和自由貿易港口之間的業務聯系，因車間后三個相對獨立的業態環節連接在了一起。“連接-聯結”的重要性甚至成了技術突破上的形而上學高端問題。

生產方式的改變也在相應改變著人們的生活方式

與此同時，經濟觀察家還驚訝地發現，生產方式變化后，人們的生活方式也變了。在1980年代，車間制成品還是只有少數發達國家，以及少數發展中國家大城市的消費者才能分享得到的“奢侈品”。手表、家電、汽車、家紡、電器、電腦、終端等主流生活用品和辦公用品，對全世界絕大多是人口來說，多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技術貴族物。

短短幾十年間，那些昔日的工業技術“奢侈品”，紛紛“飛入尋常百姓家”了。當電腦、流水線和高速自動化技術注入流水線后，產品幾乎可以超越全球人口規模地大批量制造。高效信息處理技術和數據分析，使得世界各地的消費者需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快捷地反饋到車間制造者的手邊。投資潮涌式地迭進，消費排浪式地撲來，類似于“倫敦-巴黎-紐約”城市聚類的新城市在世界范圍層出不窮。

數字經濟三議：數字替代經濟、數字創造經濟及數字外部性公共品

數字替代經濟和數字創造經濟

數字經濟有兩個方面的觀察特征：一是數字替代經濟（The Economies of Digital Substitution）。這是制造經濟向數字經濟萌生過渡時期的特征。比如，數碼照相技術出現后，傳統三維物質的膠卷感光材料被數碼相機中的“感光-電磁脈沖”過程轉換成數碼單元。照相、成像、修像、復制及獲取圖形的實體物質材料被替代。再比如，自然人在傳統機床上同時操控兩個以上方向的切削過程幾乎不可能，但一個五軸聯動的數控車床非常輕易地就能解決同類問題。這其中，一個具有多維傳感、數據捕獲輸入、預設零部件圖形比對、流程環節多維方向瞬時聯動的，與傳統車床截然不同的新數據生產過程，并行在原來的基礎之上，非常高效精準地替代了原來的車削過程。

二是數字創造經濟（The Economies of Digital Creation）。還以數碼照相為例，當數字成像技術應用范圍擴大時，巨量的電磁數碼圖形圖像傳輸、編輯、制作以及動態再造，引發數碼傳輸通道高速化需求，超出單個企業的設施傳輸能力。因此，整體經濟范圍的地下光纖互聯網和地表蜂窩移動互聯網通過地面關口站“超網”聯結，信息通道增容及元器件單元傳遞通量升級變得非常必要。

對應在消費領域，類似于阿里、騰訊和頭條等的第三方消費平臺，替代了傳統百貨商場，網絡預售、支付賬戶綁定、預付許可、路由器超高頻支付、小微靈動物流中介產生，中央頂層賬戶系統結算以及具有價值凝聚顆粒的大數據賦值根服務器涌現。這是大車間制造經濟概念所不包含的新經濟成分。

數字經濟的正外部性及數字公共品性質

這些數字技術成分，更多依賴的是知識和流程成分，其突破往往是積累式的、團隊式的和實驗室式的，都依賴公共投資。其形成的產品，也具有公共品性質，往往具有外部性，可以為大眾所分享。

與“信息化-流水線-模塊化”生產模式顯著提高生產效率、產生巨量的商業制成品相比，更重要的是，這種生產模式內置了一種只有形而上學思考能力的學者才諳悟的物理學意義上的“場（field）-資源”，比如通過數字技術形成的聯網。這種聯網類似于電磁學中的“場”產生的效應，既是彌漫性的又是點滴綿密的；在經濟學當中，經濟人可以分享這種“場”效應，而且它的邊際報酬不遞減，邊際成本不遞增。這是一種堪比人文神話故事當中一種“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神奇資源。

還是拿微機和電腦的廣泛使用來說，當微型電腦類新機器大量使用，不僅替代和放大了人的腦力勞動，而且還以數字替代技術為始發點，衍生出了與替代技術完全不同的數字創造技術，對應的經濟業態形式也發生了基本特征上的變化。我們稱這種新的經濟形式為數字經濟：數字經濟是指廠商不以三維物質材料，而以數碼材料為對象來加工、生產、交換和消費形成的均衡收斂過程及其資源配置關系的總和。

邁向數字經濟時代的路徑選擇和對策建議

數字替代經濟和數字創造經濟的定義是“種加屬差”性質的，有點像動植物學上的分類概念。但是，前輩科學家們對動植物進行分類的時候，地球上的動植物類別已經有足夠的規模和繁多的種類了。數字經濟僅僅孕育于大車間制造的數字化過程，“種加屬差”的定義顯然不合適，我們必須回到廣義的形而上學意義上討論：廣義數字經濟概念。

廣義數字經濟：邁向數字經濟的時代路徑選擇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經濟學家科林·克拉克（1905—1989）和西蒙·庫茲涅茨（1901—1985）關于國民經濟體系一次（農業）、二次（工業）、三次（服務業）產業的劃分及其百分比構成的國民經濟體系成長階段論思想獲得了世界性認同。對應的路徑展開原理是不斷調整政策性組合以促進一、二、三產業的構成變化：讓農業比重先行下降，二三產業順次增加，同時讓服務業最終占有更高比例。

人類經濟在二十世紀的物理結構異常“單薄”。直到今天，經濟活動的范圍是個沿地表向下深不過數千米，向上高不過數萬米的環狀圈層空間。20世紀的大車間經濟，與地表之外的臨空和深空空間，地表之內的深地空間相比，本質上是一個“球表面經濟”。數字技術在世界范圍的四十年拼圖正在接近完成，突破這一經濟薄層的技術基礎，使得人們建構一種全新的經濟形式不僅變得可能而且變得可行。

數字經濟的階段性展開路徑機理可以這樣來理解：在數字替代和數字創造二合一的意義上，數字經濟不再是大車間制造經濟如影隨形般的因成本節約優勢而出現的數字孿生（Digital Twin）式的替代式生產。而是更進一步，基于產業替代積累之后新增的經濟人之間數據生成傳輸的需要，在始發數據凝聚區塊，在人類有限但較高智慧導引下，生成動態數據“干-支”線區塊鏈及網絡網格，使萬物在智能互聯基礎上，向“中樞-外圍”拓撲互動的智慧互聯、價值互聯甚至美學互聯等超大智能智慧網聯體過渡。

我國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的對策性建議

數字經濟標志著一個全新經濟時代的到來。如何打造我國數字經濟新優勢？我們的對策性建議是：

第一，盡快完善數字經濟外部性亟需的數字基礎設施三個群落的建設。數字基礎設施第一個群落群包括數字化升級后的“公（公路）-鐵（鐵路）-高（高速）-高（高鐵）-港（港口）-橋（橋梁）-涵（涵洞）-隧（隧道）”八大傳統經濟基礎設施單元；第二個群落包括“網（地下光纖互聯）-網（地表移動蜂窩互聯）-網（星際互聯）-星（授時坐標星座）-通（通訊星宿）-導（導航星垣）-定（定位星河）-遙（遙感星城）-器（臨空和平流層浮空、游空及滯空飛行器群）-關（地面樞紐關口站）-站（基站和微基站）”11個單元形成的“空-天-地”一體化數字傳輸的基礎設施；第三個群包括“元（理念）-團（超一流團隊）-晶（材料重構）-芯（芯片設計）-刻（實驗室模夾板具）-封（工業級批量）-開（開源源代碼）-源（開源操作系統）-中（中間品市場）-市（大市場）”10個單元形成的數字創造基礎設施。數字基礎設施的綿密性、低時延和高通量，數字創造和智能終端的使用，更加惠及經濟人，也更容易形成中介性總部經濟集聚。

第二，盡快建設能夠有效對接數字基礎設施三個群落，又能與地方產業數字化政策指引下的各類園區有效融合的獨立數字產業功能綜合體。數字產業功能綜合體包含七大基礎單元：數字商業根服務器大樓、智慧搜索引擎大廈、數字中央頂層賬戶系統大樓、流量資產大樓、邊緣算力數據大廈、數字RPA( 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機器人流程自動化）智造大廈和中介托管大廈。這些基礎單元就像人體的五臟六腑，可使我國地方中心城市和國家超大城市國民經濟體系健康運行。

第三，在全國選點建設具有地方、國家和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科技創新中心孵化賦能先進的產業集群，先進產業集群催生世界性城市形成，世界性城市群托舉世紀大國崛起。未來智慧城市的主要經濟構成要素，將隨著科技創新帶動產業升級再造，并逐漸全面覆蓋社會的方方面面。這將是一場勢不可擋的經濟模式革命。

第四，建設第三方開源機制平臺，錘煉最為廣義的前沿科技人才，是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的前提條件。第三方開源機制平臺是數字技術支持下的互聯網規模逼近人類經濟規模邊界時，網資源由人的外生力量主導蘗生向網內生主導，人在其中經營邏輯的“生命蘗生之樹”。第三方開源機制平臺建立在存量互聯網基礎之上，能有效引導科技人才在存量基礎上去尋求前沿科技突破，這就非常有可能使人類經濟超越工業信息化經濟，上升到數字智慧經濟時代。因此，率先建設第三方開源機制平臺是形成數字經濟發展新優勢的核心戰略。同時，還要不斷完善人才評價體系，采用定性與定量多種評估方式對前沿科技人才進行評價，為科技創新構建良好環境。

【本文作者為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深圳市灣區數字經濟與科技研究院科研助理傅曉媛對本文亦有貢獻】

參考文獻

[1]曹和平、何霞、李英、唐麗莎：《數字基礎設施的建設內涵及標準體系》，《經濟導刊》，2020年第04期。

責編：周素麗

聲明：本文為《國家治理》周刊原創內容，任何單位或個人轉載請回復國家治理周刊微信號獲得授權，轉載時務必標明來源及作者，否則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