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面對當前世界經濟發展愈加復雜的局面，數字經濟展現出頑強的韌性，正成為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引擎。本文在分析我國數字經濟發展中面臨關鍵數字技術基礎研究較弱、數字經濟融合滲透深度不夠、區域發展不平衡、高級人力資本不足以及制度體系不完備等問題的基礎上，提出強化數字經濟協同發展頂層設計、加大基礎研究和關鍵數字技術創新投入、推進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促進數字經濟區域特色化發展、加強數字經濟領域復合型人才培養、建立高質量的數字經濟治理體系等對策建議。

關鍵詞:數字經濟 數字技術 深度融合 對策建議

【中圖分類號】F49 【文獻標識碼】A

近年來，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數字經濟發展，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2021年3月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設立“加快數字化發展 建設數字中國”專篇，明確提出“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這為我國數字經濟未來發展指明方向和任務。在這一背景下，亟需分析新時期我國數字經濟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進而提出推進數字經濟新發展的對策建議。

我國數字經濟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

近年來，我國數字經濟創新創業活躍，數字經濟發展呈現高速增長。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2021）》顯示，2020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39.2萬億元，占GDP的比重為38.6%，實現9.7%的高速增長，與“十二五”末期相比，數字經濟規模翻了一番，總量僅次于美國，增長速度位居世界前列。我國數字經濟的發展，在增強經濟發展韌性、助推經濟高質量發展方面取得顯著成效，但是也存在一些短板與不足，這是在新發展階段需要著力解決的問題。

關鍵數字技術基礎研究較弱

目前，我國數字技術應用較為廣泛，但在核心技術基礎研究方面短板突出，數字經濟核心技術和關鍵領域面臨“卡脖子”問題。2019年，經工信部梳理發現，我國高端芯片、工業控制軟件、核心元器件、基本算法等300多項與數字產業相關的關鍵技術仍然受制于人，核心關鍵技術對外依存度高，導致我國企業更多注重商業模式創新，產品與服務創新較弱，制約了我國數字技術的產業化應用和推廣。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2020數字中國產業發展報告（信息通信產業篇）》指出，我國信息通信產業領域基礎技術產業體系薄弱，高附加值環節“卡脖子”問題凸顯，仍未根本改變核心技術受制的局面，在生產效率、創新能力、高端供給等方面依然存在較大差距。

數字經濟融合滲透深度不夠

目前，我國各領域數字經濟應用存在差異，三次產業融合程度的差異更為明顯，數字經濟已經滲透服務業消費與流通領域，高于工業和農業領域，但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較，我國數字經濟融合滲透深度還不夠。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全球數字經濟新圖景（2020年）》報告，2019年，我國農業、工業、服務業數字經濟滲透率分別為8.2%、19.5%和37.8%，融合滲透程度相對靠前。然而，農業數字經濟滲透方面，我國的8.2%與英國的27.5%和德國的23.1%相差較大；工業數字經濟滲透方面，我國的19.5%與德國的45.3%和英國的32.0%同樣相距較大；服務業數字經濟滲透方面，我國的37.8%與英國的58.1%和德國的60.4%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

數字經濟發展的區域不平衡

目前，我國區域數字經濟發展路徑出現同質化現象，區域間對關鍵資源的爭奪加劇了數字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數字經濟發展仍然沒有打破“胡煥庸線”，從東部沿海向西部地區逐漸降低。根據《2020年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指數（DEDI）》報告顯示，廣東數字經濟發展總指數為65.3，位居全國第一，北京、江蘇的總指數分別為55.0、52.2，位居第二、三位，而海南、吉林、寧夏、青海、西藏總指數均低于18；從數字經濟企業地域分布來看，企業資源分配不均且呈現進一步集中的趨勢，主要分布在北京、廣東、上海、浙江和江蘇。2020年，廣東、江蘇等13個省市數字經濟規模超過1萬億，北京、上海數字經濟占GDP比重分別為55.9%和55.1%，位居全國前兩位，天津、廣東、浙江等8省市超過40%；貴州、福建和重慶數字經濟增速超過15%，青海、甘肅等省份數字經濟增速則在5%左右。

數字領域中高級人力資本不足

數字經濟融合新技術與新產業，數字技術更新迭代較快、專業性較強，使得數字經濟發展對人力資本的需求從“量”向“質”轉變，對人力資本的專業性、復合性和實用性水平的要求較高，同時還需具備全局視角、戰略思維、深度分析能力以及敏銳的市場洞察力，由此導致數字人才特別是高端數字人才供應不足。例如，根據《2019年中國互聯網人才產業發展報告》顯示，2019年互聯網產業整體人才供不應求，第三季度在互聯網產業8個子行業中有7個的CIER（中國就業市場景氣指數）大于1；再如，全球具有人工智能研究方向的高校共有367所，而我國不到30所，培養的人才數量遠不能滿足數字企業用人需求。

數字經濟發展制度體系不完備

目前，作為數字經濟治理體系重要組成的制度建設相對缺乏以及監管理念相對落后，這就使得數字經濟發展中出現一些問題。例如，企業和個人獲取公共數據的渠道不暢，政企數據共享權責邊界模糊，數據安全監管體系不足，這將影響企業和用戶對數字經濟相關產業發展的支持。由于數字經濟企業間采用不同的業務框架和系統，使得數據聯通、整合與共享不足，導致出現較為嚴重的“數據孤島”現象，例如，根據《廣東省“數字政府”建設總體規劃（2018-2020年）》顯示，廣東存在37個網絡孤島、44個機房孤島、超過4000類數據孤島。另外，我國數字領域的法律法規不完善，不利于我國數字經濟企業的國際化發展，我國在制定數字經濟國際規則中話語權較弱。

推進數字經濟新發展的對策建議

強化數字經濟協同發展頂層設計

數字經濟是一項系統工程，包括產業生態、數據要素、技術創新、平臺企業創新制度等多方面內容，因此，應加強頂層設計，推進數字經濟協同發展。例如，結合京津冀協同發展、長三角一體化、粵港澳大灣區等國家重大區域發展規劃，支持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區域打造數字經濟發展高地；統籌布局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云計算、網絡安全等新興數字經濟產業，建設數字經濟新興產業集聚區；支持探索立足地方產業基礎、彰顯區域特色優勢的數字經濟發展試點。

加大基礎研究和關鍵數字技術創新投入

持續加大數字領域的研發投入，采取提高研發費用稅前加計扣除比例等多項政策措施，推動以高校、科研院所為核心的產學研合作，集中攻關，補齊基礎研究短板，開展核心技術、非對稱技術、顛覆性技術等戰略性前沿技術攻關，在量子計算、超導芯片、區塊鏈等領域關鍵核心技術實現重大突破，推動關鍵共性技術攻關研究。同時，加強數字技術國際合作投入，探索與具有重要影響力的科研機構和跨國公司共建數字經濟國際聯合實驗室、國際技術轉移中心、國際科技合作基地；鼓勵數字經濟龍頭企業跨境合作，構建海外研發中心，吸引全球高端生產要素和人力資本。

推進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

充分利用我國數字經濟規模優勢，推動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推動三次產業數字化轉型升級。大力實施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雙輪驅動”，以市場需求為導向，采取多種措施加快提高數字技術與服務業、制造業、農業的交叉跨界融合廣度與深度，打造一批拓展產業邊界、面向不同應用場景的新模式與新業態。深度推進數字技術與制造業融合，全面實施“數字技術+先進制造”“大數據+產業集群”等戰略規劃，支持傳統制造企業向網絡化、數字化、智能化轉型升級，實現數字技術在生產制造環節的融合應用。依托數字產品和數字服務，延伸服務業產業鏈，縱深推進工業設計、金融服務、現代物流、供應鏈管理等生產性服務業數字化轉型；加強物聯網、云計算、區塊鏈、人工智能等與生活性服務業線上線下的深度融合。探索數字農業發展模式，拓展數字經濟在農業中的運用，推廣數字化農業技術，重塑農村傳統生產模式和經營模式。

促進數字經濟區域特色化發展

根據目前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區域、城鄉之間的不平衡，推進數字經濟領先區域的發展經驗與模式向落后區域輻射，強化區域數字經濟產業對接和平臺建設，帶動落后地區共享“數字紅利”。加大對中西部落后地區5G基站、大數據中心等新一代信息通信網絡基礎設施，為數字經濟發展奠定基礎。支持各區域基于優勢產業，立足發展區域特色數字經濟產業，優化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區域布局，延伸區域特色的數字經濟產業鏈，打造具有區域特色的數字經濟產業，形成區域特色明顯的數字經濟產業集群。

加強數字經濟領域復合型人才培養

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圍繞數字經濟領域基礎研究、技術創新等設置新興專業，增加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數字人才培養規模，加強數字經濟領域前沿科學型和專業型人才培養。采取數字經濟專業站等多種形式支持重點企業參與數字經濟領域人才培養，深化政企學跨界整合，提高應用型和實踐型人才培養質量，強化數字經濟領域應用型人才供給。完善創新數字經濟領域人才評價機制與激勵機制，著力打造一批基礎理論功底深厚、研發技術高、應用能力強的數字經濟復合型領軍人才和骨干人才，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智力保障。

建立高質量的數字經濟治理體系

加快數字技術標準建設，制定數字領域新技術與數據格式、互聯網平臺架構等標準，推進數據資源流通標準建設，重點發揮領軍型數字企業在數字技術標準建設中的作用，積極參與數字經濟領域國際技術標準工作。深化數字經濟領域“放管服”改革，完善政府協同，推動跨區域、跨部門、跨層級、跨行業的協同聯動數據治理機制，制定促進數據要素市場化交易制度，探索符合數字經濟發展趨勢的監管制度，實現數字經濟的多方協同創新。盡快出臺大數據安全保障、在線消費者保護等數字經濟相關法律法規，建立權責明確、保護有效的法律體系。

【本文作者為安徽大學經濟學院、創新發展戰略研究院教授；本文為安徽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數字經濟驅動安徽制造業轉型升級的路徑研究”（項目編號：AHSKY2020D52）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1]劉淑春:《中國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靶向路徑與政策供給》，《經濟學家》，2019年第6期。

[2]郭晗：《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促進高質量發展的路徑》，《西安財經學院學報》，2020年第2期。

[3]李曉華：《“十四五”時期數字經濟發展趨勢、問題與政策建議》，《人民論壇》，2021年第1期。

責編：蔡圣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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