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現代性是關于現代社會的哲學表征，資本是現代社會的核心概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何能夠處于現代性之中卻超于現代性之上？唯物史觀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社會主義公有制及其資本形態從生產關系這一中介入手，駕馭傳統的資本邏輯，既激活“資本的文明面”，又克服資本的生產性矛盾，同時避免陷入資本形而上學。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公有資本為基本標識的中國現代化，為人類社會走出現代性困境，實現人的解放，提供了可行性方案。

關鍵詞：資本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公有制 人的解放

作者簡介：周丹，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哲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北京100732）。

對現代社會來說，資本是一個核心概念。如何更好地駕馭資本，是不同社會形態都必須面對的現代性問題。恩格斯認為：“通過各種偶然性來為自己開辟道路的必然性，歸根到底仍然是經濟的必然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通過改變、調整生產關系，用公有制及其資本形態駕馭傳統的資本邏輯，逐步實現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性超越。

一、資本邏輯導致資本主義困境

在種類繁多的現代社會批判理論中，馬克思的資本批判是最深刻的現代性批判。他清楚地認識到：“在資本主義生產已經在我們那里完全確立的地方……不僅苦于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而且苦于資本主義生產的不發展。”與那些“古老的、陳舊的”生產方式相比，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嶄新的、先進的，創造出比過去一切世代都要多、都要大的生產力。在馬克思所處的那個時代，工業較發達的英國是工業較不發達的德國的“未來景象”，資本主義并非發展過頭，而是發展不足。然而，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遵循一些“鐵的必然性和趨勢”，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始終不可克服，導致資本驅動力的衰減，產生周期性的經濟危機。資本邏輯導致資本主義困境，這是由資本的內在否定性決定的。

資本的本性是逐利，資本的邏輯是增殖。那么，資本如何增殖？早期的重商主義認為，資本在流通中實現增殖，“少買多賣”是財富積累的方式。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產業資本逐步取代商業資本，國民經濟學逐漸把注意力從流通領域轉向生產領域。譬如，在英國從威廉·配第到李嘉圖，在法國從布阿吉爾貝爾到西斯蒙第，勞動價值論在國民經濟學中作為第一原理逐漸確立。然而，正如馬克思指出：“沒有私有財產的財富是不存在的，國民經濟學按其本質來說是發財致富的科學。”當國民經濟學把私有財產、資本利潤當作無條件的基礎和前提，那么資本和雇傭勞動的關系是符合勞動價值論的，資本家和工人的關系是符合等價交換的。馬克思為了揭示資本的秘密，找到了剩余價值這一中介。通過剩余價值理論，馬克思揭示了資本主義困境不可避免的內在矛盾，揭示了資本的物化邏輯。

資本在生產中增殖，以商品為物質載體。“生產出來的商品的價值，大于生產該商品所需要的各種商品即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價值總和”，這個價值差額就是剩余價值。按照不變資本（c）和可變資本（v）的關系，以生產資料形式存在的不變資本只是轉移價值而不創造價值，以工人勞動力形式存在的可變資本創造新的價值，因此剩余價值（m）由可變資本（v）產生。同時，按照死勞動和活勞動的關系，工人的勞動能力所創造的價值，大于工人的勞動力價值（即工資），這個價值差額也就是剩余價值。在資本方面表現為剩余價值，在工人方面表現為剩余勞動，工人的剩余勞動創造了資本的剩余價值。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是剩余價值的生產”。剩余價值的生產是資本增殖、資本主義財富積累的內在原理。這為何導致資本主義困境？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指出資本支配下的生產的四個悖論：“（1）必要勞動是活勞動能力的交換價值的界限；（2）剩余價值是剩余勞動和生產力發展的界限；（3）貨幣是生產的界限；（4）使用價值的生產受交換價值的限制。”

一是必要勞動與工人工資的悖論。資本為了實現最大限度的增殖，要求剩余價值和剩余勞動最大化，與之相對，要求必要勞動最小化。正如商品本身不是資本，商品占有者本身也還不是資本家。資本要實現增殖，商品必須賣出去，只有這樣，商品占有者才能轉化為資本家。在商品向資本的轉化過程中，又要求工人購買力最大化。很顯然，工人工資最大化與必要勞動最小化是絕對矛盾的。馬克思說：“每一個資本家自然希望其他資本家的工人成為自己的商品的盡可能大的消費者。但是每一個資本家同自己的工人的關系就是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本身，就是本質關系。”每個資本家都希望，一方面千方百計壓低自己的工人的工資，另一方面又把其余的整個工人階級都當作消費者和交換者，希望在其他的工人那里實現利潤，完成資本增殖。就資本的現實趨勢而言，為了不斷增加剩余價值，就會不斷增加相對剩余時間，與之相對，必要勞動時間就會不斷減少，因此工人的實際交換能力是不斷降低的。這也是最少工資與最多消費之間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導致貧困積累和生產過剩。

二是資本的剩余價值與工人的剩余勞動的悖論。剩余勞動是剩余價值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在生產過程中，工人的剩余勞動凝結在商品當中。只有這些商品能夠流通出去，才能轉化為剩余價值。如果做不到這一點，資本增殖就無法完成，反過來還會把賣不出去的商品（剩余勞動）銷毀，甚至把作為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新機器、新技術等作為過剩產能毀掉或者擱置不用。馬克思說：“從資本的角度來看生產過剩是不是可能的和必然的，這個問題的整個爭論焦點在于：資本在生產中的價值增殖過程是否直接決定資本在流通中的價值實現；資本在生產過程中實現的價值增殖是否就是資本的現實的價值增殖。”對于這個問題，馬克思給出了否定答案，并且反駁了李嘉圖和西斯蒙第這兩種流行的國民經濟學觀點。李嘉圖認為，生產和資本自行增殖是一回事，只要生產出來就能流通出去。生產遇到的限制是偶然的，自身能夠克服。西斯蒙第認為，生產會遇到限制，而且這是資本的固有矛盾，但是可以通過習慣、法律等外部手段去限制生產的條件，以確保生產和流通一致。馬克思指出：“資本按照自己的本性來說，會為勞動和價值的創造確立界限，這種界限是和資本要無限度地擴大勞動和價值創造的趨勢相矛盾的。”剩余勞動轉化為剩余價值所面臨的根本性難題是，資本的無限增殖和無限擴張。

三是貨幣與生產的悖論。按照國民經濟學的邏輯，生產和流通是一致的，那么擴大生產是資本的必然要求。在投入生產的資本（產業資本）有限的情況下，資本家就會向借貸資本求助。當生產的商品在流通中受阻，就無法轉化成貨幣，繼而無力償還貸款，也無法對生產進行新的投資，進而導致產業資本和借貸資本相互間的資金鏈緊張。馬克思認為：“在生產過剩的普遍危機中，矛盾并不是出現在各種生產資本之間，而是出現在產業資本和借貸資本之間，即出現在直接包含在生產過程中的資本和在生產過程以外（相對）獨立地作為貨幣出現的資本之間。”國民經濟學幻想成為“貨幣魔術師”來解決這一矛盾，人為地創造更多的貨幣，但貨幣的任意貶損將犧牲作為社會大多數的無產階級的利益。在金融資本日益成為資本一般形式的現代社會，貨幣對生產的限制越發明顯。

四是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悖論。“以價值為基礎的交換，或以交換為基礎的價值是生產的界限”，這同時又可以這樣說，“無非是使用價值的生產受交換價值的限制”。盡管使用價值是商品的物質承擔者，然而商品生產的出發點和目的卻是交換價值。“在商品的交換關系本身中，商品的交換價值表現為同它們的使用價值完全無關的東西。”對資本和資本家來說，生產什么商品不重要，重要的是實現以交換為基礎的價值，從中賺取最多的剩余價值。因為活勞動的交換價值不足，所以工人的實際生活需要也不一定能夠成為生產的對象。這一悖論的后果是，一方面社會經濟虛假繁榮，另一方面社會兩極分化越發嚴重。

我們可以通過與剩余價值直接相關的兩個公式，直觀感受資本邏輯如何導致對人的剝削和自身的毀滅。第一個公式是剩余價值率（m′）=剩余價值（m）/可變資本（v）。資本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價值，就會不斷壓低工人的勞動力價值（即工資），即是說，剩余價值（m）不斷提高，可變資本（v）不斷降低，剩余價值率（m′）是不斷上升的。剩余價值和可變資本的比率關系，也就是無報酬的剩余勞動與必要勞動的比率關系。剩余價值率直接反映剝削程度，也稱為剝削率，可見剝削率是不斷上升的，剝削程度是不斷加重的。第二個公式是利潤率（p′）=剩余價值（m）/［不變資本（c）+可變資本（v）］。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資本的有機構成——不變資本（c）與可變資本（v）的比率關系不斷提高，也就是說死勞動驅除活勞動，死勞動與活勞動的比值不斷提高。然而，只有活勞動能夠創造剩余價值，只與工人的活勞動相關的剩余價值（m）是不斷降低的。分母越來越大，分子越來越小，所以利潤率（p′）是逐漸下降、趨零的。從資本的固有矛盾看，它的逐利性、增殖邏輯的無節制與利潤率下降趨零，資本積累與貧困積累之間的矛盾，必然導致資本主義困境。

剩余價值是解剖資本增殖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把鑰匙，打開了資本主義根本性困境的秘密，同時也揭示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資本邏輯對人的奴役和剝削。馬克思指出：“剩余價值的生產……表現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決定目的、驅動利益和最終結果，表現為使原有價值轉化為資本的那種東西。”在資本邏輯的支配下，“工人拿自己的勞動力換到生活資料，而資本家拿他的生活資料換到勞動，即工人的生產活動，亦即創造力量。工人通過這種創造力量不僅能補償工人所消費的東西，并且還使積累起來的勞動具有比以前更大的價值。”“積累起來的勞動”相對于“工人所消費的東西”的多余部分，就是工人的剩余勞動，也就是被資本無償占有的剩余價值。馬克思還指出：“利潤只是剩余價值的第二級的、派生的和變形的形式，只是資產階級的形式，在這個形式中，剩余價值起源的痕跡消失了。”利潤在本質上就是剩余價值，剩余價值揭示了資本對雇傭勞動的剝削關系，而利潤試圖掩飾資本對雇傭勞動的剝削關系。在剩余價值的生產過程中，“資本家只是作為人格化的資本執行職能”，“工人只是作為人格化的勞動執行職能”，“資本家對工人的統治，就是物對人的統治，死勞動對活勞動的統治，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對資本來說，無論是資本家還是工人，都只是它榨取剩余價值、實現增殖的手段和工具。這正是資本的物化邏輯。

不過，馬克思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所作的資本批判，并不是完全否定資本，更不是純粹道德化地反對資本，而是客觀分析、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運行的內在規律，從而揚棄和超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馬克思認為，資本具有雙重屬性：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資本一般，也就是資本的自然屬性，“這是每一種資本作為資本所共有的規定，或者說是使每個一定的價值額成為資本的那種規定”。它具有增殖性、競爭性、擴張性等特點，參與生產過程并創造財富。“這種進步，這種社會的進步屬于資本，并為資本所利用。……只有資本才掌握歷史的進步來為財富服務。”資本的增殖過程，客觀上推動了生產的發展，創造出比以往世代都更豐富的生產力和社會財富。“事實上，如果拋掉狹隘的資產階級形式，那么，財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換中產生的個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產力等等的普遍性嗎？財富不就是人對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謂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統治的充分發展嗎？財富不就是人的創造天賦的絕對發揮嗎？” 資本特殊，也就是資本的社會屬性，特指資本背后所隱藏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馬克思著力批判的正是資本的社會屬性。資本是被物的外殼掩蓋著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剝削與被剝削的生產關系，“這種普遍的對象化過程，表現為全面的異化”。資本的社會屬性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關聯，終將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

二、社會主義與資本的關系

關于人類社會發展規律，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兩個必然”，然而作為“政治宣言”它并沒有直接說明共產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曲折性和漫長性。對此，馬克思在1859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又提出“兩個決不會”。“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就實際情況看，在現代社會條件下，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是兩種典型的社會形態，長期共存、相互競爭。其中，關于社會主義與資本的關系問題是繞不開的。

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明確提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一著名論斷簡明扼要地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胡繩認為：“如果說的是社會主義的終極目的，那么它既不是公有制，也不是發展生產力，而是全社會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直到能夠進入共產主義），鄧以通俗的語言稱之為共同富裕。”為了實現共同富裕，就必須堅持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就必須堅持公有制。“如果放棄公有制，即使生產力發展起來，將只是極少數人富裕，形成兩極分化；如果不發展生產力，即使有了公有制，將只是共同貧窮。”社會主義講的是共同富裕，而不是共同貧窮。基于此，鄧小平強調要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認為“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

關于如何堅持社會主義，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有兩條“根本原則”：一是公有制占主體，二是共同富裕。關于如何發展經濟、發展生產？鄧小平指出“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后，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社會主義要與市場經濟有機融合。商品、市場、資本歷史悠久，并非在資本主義社會才產生。盡管它們在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出成熟形態，但這從根本上說是社會化大生產發展的成果。“既然社會主義公有制必須建立在發達的社會化大生產的基礎上，也沒有理由認為它不能容納與社會化大生產相聯系的市場經濟。”“發展生產”與“共同富裕”，既是兩個問題，又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關鍵在于如何正確理解社會主義與資本、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商品經濟）的關系。

在馬克思那里，共產主義與資本是“絕緣”的，現代社會的階級斗爭就是勞動與資本的斗爭，共產主義的目標是“勞動解放”和“自由人聯合體”。不過他也認識到這一過程的復雜性、長期性。馬克思把共產主義社會分為第一階段和高級階段，并且認為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不是在它自身基礎上已經發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舊社會的痕跡”主要是指“這里通行的是調節商品交換（就它是等價的交換而言）的同一原則”，即商品交換原則和按勞分配原則。同時，馬克思還指出，“內容和形式都改變了”，“每一個生產者，在作了各項扣除以后，從社會領回的，正好是他給予社會的。他給予社會的，就是他個人的勞動量”。與“舊社會”不同的是，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實行的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商品交換和按勞分配，它的局限性是相對于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而言的。只有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權利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換言之，是生產資料公有制保證了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的按勞分配，而不是相反；盡管在這一階段勞動還不是“生活的第一需要”，但是人能夠按照商品交換原則做到真正的按勞分配，享有自己的勞動成果。

作為馬克思學說的繼承者，列寧深化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資本的關系的認識。通過對俄國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深入分析，他指出：“社會主義是直接從資本主義生長出來的社會，是新社會的初級形式。共產主義則是更高的社會形式，只有在社會主義完全鞏固的時候才能得到發展。”“我們在剝奪了地主和資本家以后，只獲得了建立社會主義那些最初級形式的可能，但是這里還絲毫沒有共產主義的東西。”共產主義高于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分為初級形式和高級形式。剝奪地主和資本家，也就是實行土地和資本國有化，只是奠定了初級形式的社會主義的基礎。他在《論“左派”幼稚性和小資產階級性》中指出：“在國有化問題和沒收問題上，可以有堅決的或者是不堅決的態度。關鍵卻在于：要從國有化和沒收過渡到社會化，即使有世界上最大的‘堅決性’也是不夠的。”國有化容易社會化難，僅憑“堅決性”是辦不到的。列寧根據俄國國情提出通過國家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主張，“在蘇維埃政權下，國家資本主義就是社會主義的前階，是社會主義取得可靠的勝利的條件”。也就是說，在初級形式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中，生產資料公有制與以商品經濟為特點的資本主義大生產可以融合，并且對俄國社會主義發展很“關鍵”。到新經濟政策時期，這一策略運用得更加明顯，利用作為中間環節的國家資本主義提高生產力的手段、途徑、方法和方式。

1956年，隨著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基本確立起來。社會主義應該如何建設？針對許多人避而不談商品和商業的問題，毛澤東認為，中國的商品生產很不發達，比印度、巴西還要落后，我們要利用商品生產、商品流通、價值法則等具有積極意義的資本主義范疇，作為有用的工具，大力發展商品生產，為社會主義服務。他明確指出：“商品生產不能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商品生產，要看它是同什么經濟制度相聯系，同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同社會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這一論述與后來鄧小平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內在邏輯上是一致的。為了更好地說明商品生產能夠為社會主義服務，而且不會導致資本主義，毛澤東引述斯大林的話：“試問，為什么商品生產就不能在一定時期內同樣地為我國社會主義社會服務而并不引導到資本主義呢？”然后，他自己回答道：“這句話很重要。已經把鬼吃了，還怕鬼？不要怕，不會引導到資本主義，因為已經沒有了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毛澤東的這一論述“很重要”，實際上表明在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和前提下，發展商品經濟是完全不用擔心的，這是對社會主義與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結合問題作出的有力探索和科學回答。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四人幫”把發展生產和按勞分配都說成搞資本主義。1975年，鄧小平正式復出主持中央工作，提出一系列整頓措施，開始撥亂反正。為了反駁“四人幫”的“搞生產就是唯生產力論，就是不革命，就是取消以階級斗爭為綱，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謬論，1975年6月鄧小平與時任上海市委書記馬天水談話指出：“中國這么多人口，國民經濟搞不上去怎么行？我們一定要搞上去。批‘唯生產力論’，誰還敢抓生產？現在把什么都說成是資產階級法權。多勞多得是應該的嘛，也叫資產階級法權嗎？搞生產究竟應當用什么東西作為動力？”粉碎“四人幫”后，1977年10月鄧小平在會見外賓時再次指出：“‘四人幫’否認生產力的重要，認為只要上層建筑的問題、所有制的問題解決了，就能進入共產主義。誰提發展生產力，就被說成是‘唯生產力論’。這是我們同‘四人幫’的重大爭論之一。” 隨后，鄧小平先后主持了三場大討論：關于“唯生產力論”的討論、關于“物質利益”的討論、關于“按勞分配原則”的討論。從根本上說，人類社會發展的動力是生產力，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而不是相反。即便在所有制和上層建筑方面擁有了先進的形態，但并不意味生產力就自然發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要解決先進的生產關系和落后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

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優越性最終要體現在生產力能夠更好地發展上。多年的經驗表明，要發展生產力，靠過去的經濟體制不能解決問題。所以，我們吸收資本主義中一些有用的方法來發展生產力。”敢于吸收資本主義的有用的方法，恰好表明社會主義的強大生命力。從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看，社會主義對于資本主義，不僅是對立的關系，而且是繼承的關系。正如胡繩概括的，兩者“在生產關系以及保護生產關系的國家政權方面，是對立的關系；在生產力方面，是繼承的關系”。社會主義不僅能夠容納資本主義創造的巨大的生產力，而且能夠創造更高的社會生產力和更高的文明。“在發展生產力問題上，鄧不是復述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見解，而是以新的東西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這個“新的東西”的核心內容。

恩格斯說：“我們的理論是發展著的理論，而不是必須背得爛熟并機械地加以重復的教條。”如果把馬克思主義當成書本上的教條，那么這恰恰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反馬克思主義的。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馬克思主義理論不是教條，而是行動指南，必須隨著實踐的變化而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必須與中國實際相結合、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就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相互作用來說，我們要自覺通過調整生產關系激發社會生產力發展活力，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加符合規律地向前發展。在生產力發展水平還不高，社會主義處于并將長期處于初級階段的條件下，我們的所有制形式要主動適應現實的生產力條件。黨的十五大將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確立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指出“國家和集體控股，具有明顯的公有性，有利于擴大公有資本的支配范圍，增強公有制的主體作用。”這是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的重要成果。一方面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根本原則”，為社會主義提供根本保障；另一方面主動適應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律，與各種所有制經濟形式同臺競爭，在發展壯大自身的同時，促進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系統總結了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具有的十三個方面的“顯著優勢”，其中之一就是“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把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有機結合起來，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顯著優勢”。這表明，一種既按照市場經濟規律運行，又克服傳統的資本邏輯的新經濟形式和新資本形態的誕生。由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決定的公有制經濟和公有資本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在市場經濟（商品經濟）條件下，任何物一旦作為生產資料，就具有了資本屬性。在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雙重語境中，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必然結果是產生公有資本。廣義的公有資本主要包括：國有化的土地、公有化的資本一般、非土地類的公有資產。狹義的公有資本從生產要素上作區分，就是指公有化的資本一般。

國有化的土地是一種特殊且有效的公有資本。馬克思在《論土地國有化》開篇指出：“地產，即一切財富的原始源泉，現在成了一個大問題，工人階級的未來將取決于這個問題的解決。”土地是社會財富增長的來源，也是社會財富本身。更重要的是，土地問題的解決與否，決定工人階級的未來。如果不改變土地的資產階級屬性，不解決土地私有制，那么工人階級就仍然擺脫不了“資本（土地）—雇傭勞動”的結構，改變不了被剝削、被奴役的命運。馬克思從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趨勢出發，認為“土地國有化越來越成為一種‘社會必然’”。土地國有化，也就是從物質生產關系上打破以往唯資本馬首是瞻的狀況，斬斷資本的物質生產鏈條。“土地國有化將徹底改變勞動和資本的關系，并最終消滅工業和農業中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國有化的土地，一方面作為生產要素，適應生產力的社會化發展需要，有利于社會化大生產；另一方面作為被駕馭了的“資本”，不僅是公有資本的有效形式，而且是公有資本的“壓艙石”。盡管土地天然不是資本，但是土地國有化和國有化的土地對生產資料公有制來說至關重要。正如馬克思援引威廉·配第的話說：“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國有化的土地是最穩固的、潛在的或實現了的公有資本。

非土地類的公有資產，是指未作為生產資料的國家（政府）所有的非土地類資產。學界目前對“非土地類公有資產”沒有統一的概念界定，對“政府資產”“公有資產”的具體統計內容和口徑也不盡相同。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稅收研究中心“中國政府資產負債表”項目組對“中國政府資產”作了一個概念界定，對筆者具有參考價值。中國政府資產包括三大類：第一類是服務性資產，它分為金融資產、固定資產、存貨及相關資產、無形資產。其中，金融資產分為財政性金融資產、全國社保基金、其他金融資產；固定資產分為基礎設施、其他固定資產。第二類是財力性資產，它分為國有經濟、資源性資產、無形資產。其中，國有經濟分為企業的國有凈資產、金融機構的國有凈資產；資源性資產分為土地資產、礦產資產、森林資產、水資產。第三類是其他政府資產。本文使用的“非土地類公有資產”和“中國政府資產”在概念上有交叉，但不完全相同。譬如，進入投資領域的國家社保基金歸入本文的“公有化的資本一般”，而非“非土地類的公有資產”；資源性資產中的“土地資產”與本文的“非土地類的公有資產”則不兼容。根據《中國會計年鑒（2018）》數據測算，截至2017年末，僅服務性資產的總額就高達49.58萬億元。再如，石油、天然氣、金屬礦產、森林、草原、水流等自然資源是物質生產的基礎性原料，它們的當前價值和未來價值隨時變化，“很難進行合理的總體估算”，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體量巨大。中國擁有極其龐大的非土地類的公有資產，并且這些公有資產具備轉化為公有資本的強大潛能。

馬克思對生產要素有一個劃分：土地、資本和勞動者，分別對應地租、利潤和工資。狹義的公有資本就是指公有化的資本一般，公有資本的邏輯就是指公有化的資本一般的邏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條件下，土地和資本作為最重要的生產資料歸資本家所有，工人只能依靠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來換取勉強維持生計的工資。要打破“資本（土地）—雇傭勞動”和“資本家—工人”的二元非對稱結構，需要從生產要素的所有屬性上作出根本性改變，并且這種改變不能是一部分人取代另一部分人的，而應該是所有人的取代一部分人的，因此這要求土地和資本公有化，從所有制上說就是生產資料公有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是生產關系的核心內容，從經濟基礎上決定和保證社會主義的國家屬性。這也是社會主義國家最根本的制度優勢，或者說是制度優越性的根本前提。公有資本，是指國家或集體對勞動者剩余勞動的占有和支配關系，兼具公有性和增殖性的雙重屬性。按照公有制經濟的內涵劃分，公有資本包括國有資本、集體資本、混合所有制經濟中的國有資本成分和集體資本成分。公有資本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對公有制經濟關系的理論概括和概念創新。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駕馭資本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現代化進程突飛猛進。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全國人民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經濟社會各項事業取得新的偉大成就。2020年，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取得抗擊疫情斗爭重大戰略成果，創造了人類同疾病斗爭史上又一個英勇壯舉。同時，中國成為全球唯一恢復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全年國內生產總值邁上百萬億元新臺階。無論是推動發展還是應對危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都展現出無比強大的先進性、優越性。正如恩格斯在致約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指出，根據唯物史觀，我們自己創造我們的歷史，雖然不能把經濟因素作為唯一決定性的因素，然而“經濟的前提和條件歸根到底是決定性的”。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有機結合，既適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又體現社會主義制度先進性、優越性，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奠定堅實的物質前提和現實基礎。

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把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確定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同時，就所有制形式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關系來說，他也明確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的就在于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進一步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當今時代，資本與全球化相互作用，資本在全球范圍內加速流動，占據世界的主導地位，人們的生產生活與資本、商品、市場經濟息息相關。馬克思認為：“資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這種剩余勞動的方式和條件，同以前的奴隸制、農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有利于社會關系的發展，有利于更高級的新形態的各種要素的創造。”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只是社會生產過程一般的特定歷史形式，在這一過程中，資本邏輯雖然不以發展生產力為目的，但是在客觀上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在現代社會條件下，資本仍然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重要動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公有資本，不僅可以釋放這種動力，而且能夠引導這種動力前進，激活“資本的文明面”。資本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是辯證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通過調整生產關系，引導資本的自然屬性，使資本作為生產要素,與土地、技術、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相互促進，發揮資本增殖、財富生產的作用，進而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資本在無限地追求發財致富時，力求無限地增加生產力。”與之同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變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即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及其所反映的社會關系，進而能夠揚棄資本的社會屬性，從根源上遏制資本的權力化，化解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固有矛盾。

生產力水平的高低主要通過勞動資料，特別是生產工具的水平來衡量。馬克思說：“各種經濟時代的區別，不在于生產什么，而在于怎樣生產，用什么勞動資料生產。”譬如，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義時代，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主義時代。馬克思詳細論述了固定資本和社會生產力的關系問題。所謂固定資本，是指“在生產過程本身中逐漸消費的資本”，也就是“生產資料”，包括勞動資料和勞動材料。就勞動資料而言，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條件下，經歷了各種不同的形態變化，它的最后形態是“機器”，更準確地說，是“自動的機器體系”。馬克思指出，“由于勞動資料轉變為機器體系，由于活勞動轉變為這個機器體系的單純的活的附件，轉變為機器運轉的手段，勞動過程便只是作為資本價值增殖過程的一個環節而被包括進來”。資本通過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具體表現為以自動的機器體系為代表的生產工具的效能提升，排擠活勞動，使工人成為多余。資本的固有矛盾和資本的創造力相互限制，互為“界限”。這正如馬克思概括的：“提高勞動生產力和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勞動，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是資本的必然趨勢。勞動資料轉變為機器體系，就是這一趨勢的實現。”前者表現為“必要勞動是活勞動能力的交換價值的界限”，是資本的固有矛盾；后者表現為勞動資料的改造和升級，是資本的創造力。回到固定資本（以機器體系為核心）和社會生產力的關系，馬克思認為：“社會的生產力是用固定資本來衡量的，它以物的形式存在于固定資本中，另一方面，資本的生產力又隨著被資本無償占有的這種普遍的進步而得到發展。”在一定的閾值區間，資本盡管“主觀”上不在意生產力的發展，但是“客觀”上有利于生產力進步，并且隨著生產力進步，資本的創造力還能不斷提高。

“現代化客觀上是一個資本積累、技術進步的歷史過程”。現代化是資本作用下的現代化，資本通過現代化來增加自身積累。現代化的邏輯在顯在性層面反映為秩序邏輯與資本邏輯或國家與市場的博弈，在內在實質性層面反映為生存邏輯與資本邏輯的博弈。無論是在資本—勞動的二元結構中，還是在生活世界—國家—市場的三元結構中，作為以國家和集體為主體的公有資本，由于兼具公有性與逐利性，必然要求實現“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利益平衡。另外，從生產力進步的代表性成果看，無論蒸汽機之于工業革命、電力技術之于第二次工業革命，還是計算機及信息技術之于第三次工業革命，再到當今的第四次工業革命與人工智能、虛擬現實、量子通信、物聯網等，馬克思定義的“自動的機器體系”遠未完成。中國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經歷了長時間的“跟跑”，到“并跑”，再到現如今在許多領域許多方面“領跑”，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優勢，這其中公有制經濟和公有資本發揮重要作用。譬如，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目前我國擁有39個工業大類、191個中類、525個小類，成為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再如，航空航天、量子通信、人工智能、可控核聚變等現代科技研發呈現投入大、涉及面廣、周期長等特點，同時還面臨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技術封鎖，這必然要求我們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公有資本相互推動，才能更好更快地解決“卡脖子”問題，更好更快地向科技強國邁進。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根本最緊迫的任務還是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不論是生產工具，還是工業體系、科學技術，都是社會生產力的具體表現，在現代社會條件下，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都必須激活“資本的文明面”。大量實踐證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公有資本相結合，是非常有效的方式。

在激活“資本的文明面”方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公有資本能夠克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生產性矛盾。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資本的自我生產必然導致自我毀滅。資本積累導致貧困積累，貧富兩極分化。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中通過系統梳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個人財富演變的不平等歷史，用具體數據證實了這一點。譬如，美國前0.1%人群的收入比重在過去幾十年間從2%增長至10%；法國和日本前0.1%人群的收入比重從20世紀80年代初的1.5%增長至2010年的近2.5%；瑞典前0.1%人群在同一時期也從低于1%增長至高于2%。而各國最窮的50%人群僅擁有社會總財富的5%，幾乎一無所有，每況愈下。造成如此懸殊的貧富分化的原因在于，資本收益率遠遠大于經濟增長率，在金融資本時代表現更加突出。并且，最高收入人群從自身利益出發，影響國家的政策和制度。皮凱蒂此前開出的“藥方”主要是累進稅制，但他也有開出“新藥方”：以企業“勞資共管”為基礎，建立一種社會性的、臨時性的所有制，超越私有制，同時推行“加強版”的累進財產稅制，譬如巨富稅，并推進教育公平。

從皮凱蒂先后開出的兩個“藥方”看，他似乎認識到資本主義貧富分化的原因是生產性矛盾，而不僅僅是分配性矛盾。在談到中國模式時，他對公有資本贊譽有加。“中國是一個極大的特例，因為眼下在中國，公共資本似乎占國民資本的一半左右（據估算約占1/3—1/2）。如果公共資本能夠保證更均等地分配資本所創造的財富及其賦予的經濟權力，這樣高的公共資本比例可以促進中國模式的構想——結構上更加平等、面對私人利益更加注重保護公共福利的模式。”不過需要澄清的是，皮凱蒂提出“必須要超越資本主義”，所謂“超越”只是為了強調替代系統的必要性；關于是否終結私有制，他明確表示“并不是”，所探討的重點是“多種可能的財產所有制度共存”，公有制也是一種必不可少的工具。西方左翼思想看似“激進”，實則“折中主義”“調和主義”。資本導致貧富分化的根本原因是生產性的，而不是分配性的。只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公有資本，從生產這一根本性環節入手，而不是局限于分配環節，才能克服資本的“利己主義”，為大多數人謀利。

同時需要注意的是，消除貧富兩極分化，不是搞平均主義。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分配方式與所有制形式相適應，資本、技術、管理、信息等多種要素參與分配。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鼓勵科技要素參與初次分配，在再分配中提高對科研人員的支持力度。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企業家群體快速崛起。他們具有雙重身份，一是作為“資本的人格化”的“資本家”；二是作為“勞動的管理者和指揮者”。正如馬克思所說：“資本的文明的勝利恰恰在于，資本發現并促使人的勞動代替死的物而成為財富的源泉。”“資本在生產過程中是作為勞動的管理者和指揮者（captain of industry）出現的，在這個意義上說，資本在勞動過程本身中起著能動的作用。……也必須和勞動者本人的勞動一樣給予報酬。”在具體的生產經營活動中，企業家從事的是復雜勞動，比簡單勞動更能創造財富和價值，“應當像勞動者一樣受到尊重”。

作為激活“資本的文明面”的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公有資本能夠克服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物化邏輯，有助于實現人的全面發展。所有制是生產關系的本質內容，以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內核的生產關系決定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社會關系。這不僅表現為經濟支配權力，還表現為超經濟支配權力。資本主義私有制固然是適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然而它的根本作用和“主觀動機”不在于發展經濟或社會生產力，而是資產階級統治和管理社會的“工具”。這同樣也表明，在社會生產力一定的情況下，可以通過改變所有制形式和生產關系性質，克服資本權力化和物化邏輯。

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關系并非線性決定論，在具體的社會形態中生產關系發揮的實際作用非常復雜。從“生產力—生產關系（以所有制為核心）—國家”關系鏈看，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知存在四種模式：一是以普列漢諾夫為代表的第二國際認為的生產力一元決定論。他們把生產力在塑造生產方式和社會形態中具有的歸根結底的作用，等同于生產力在歷史過程中的直接決定作用；生產關系的任何變化和發展，都被看作生產力發展的直接結果。二是以阿爾都塞為代表的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的多元決定論。他們試圖通過多元決定的觀點克服一元決定論，承認其他因素具有與生產力類似的首要性，其結果會有滑向韋伯式理論的危險，即認為所有類型的社會權力在歷史過程中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三是以黑格爾為代表的國家學說。國家是倫理理念的現實化，所謂倫理理念就是絕對精神。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是絕對精神外化的歷史，國家是絕對精神的最終實現，絕對精神是社會進步的根本動力。四是唯物史觀的認知模式。在“生產力—生產關系—國家”關系鏈中，生產關系的中介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從客體性與主體性的相互關系看，生產力強調的客體性邏輯與國家強調的主體性邏輯，都必須通過生產關系的主—客體性邏輯發生作用。

生產關系作為必需的環節，一方面以所有制形式規定經濟基礎，以此限定和規范國家的主體性邏輯運動；另一方面通過經濟關系、社會關系等向生產力進行“力”傳導，以此適應或推動生產力的客體性邏輯運動。既然生產關系是主—客體性邏輯，那么國家是可以直接作用于生產關系的，生產關系也可以把生產力的“力”反向傳導，服務于國家。即是說，在一個生產力水平相對落后的國家，可以產生、采用先進的生產關系，適應和促進生產力的客體性邏輯和國家的主體性邏輯的雙重發展，這也是馬克思“跨越卡夫丁峽谷”的內在邏輯。所謂中介作用，就不限于“生產力←生產關系→國家”，還包括“生產力→生產關系→國家”“生產力←生產關系←國家”等多種方式。孟捷認為：“一種生產方式的演變在何種程度上轉化為有機生產方式的變遷，取決于流行的生產關系的性質及其變化的方向。……一方面，人類社會中各種不同的制度型式都有可能依據其功能擔負起生產關系的角色；另一方面，生產關系的作用不僅在于適應和促進生產力的發展，而且在于增加統治階級獲取的剩余”。從具體的社會形態發展看，可以通過調整、變革生產關系來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在這個意義上，社會主義公有制改變和超越資本主義私有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變和超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通過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中介作用，適應和促進社會主義生產力的客體性邏輯和社會主義國家的主體性邏輯的雙重發展，實質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性超越。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符合生產力發展規律，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要求，因而它是科學的、必然的。這并不意味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包含價值因素，與價值理想無關。恰好相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科學性與價值性的統一，是必然與應然的統一。從根本目標看，駕馭傳統的資本邏輯，發揮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的雙重優勢，是為了更好地為人民群眾服務，為人民群眾謀利益，實現共同富裕。“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實行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國家擺脫了它本來所不勝任的在微觀經濟上安排一切經濟活動的繁重任務，更能按照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按照社會發展的長遠利益，來對經濟實行宏觀調控。當然，國家也更能夠辦好那些必須集中國家力量來辦的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有效的市場”與“有為的政府”有機結合，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是我們黨的一個偉大創舉。我國經濟發展獲得巨大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就是我們既發揮了市場經濟的長處，又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因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真理的力量與道義的力量的統一。

結語

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中國現代化的實踐創造，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創新。它以資本的內在否定性為反思對象，把資本批判作為前提而非目標，按照辯證法的本性，從資本邏輯的內在矛盾入手，提出關于資本批判的批判，即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駕馭資本何以可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公有資本抓住了生產關系這一中介，一方面激活“資本的文明面”，另一方面克服資本的生產性矛盾，避免陷入資本權力化和資本形而上學。公有資本的邏輯，適應和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加速資本的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確保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維護和實現絕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公有資本為基本標識的中國現代化，為人類社會走出現代性困境，實現人的解放，開拓人類文明新形態，提供了可行性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