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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來鄉村發展的演進進程、理論邏輯與實踐價值(2)

二、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來鄉村發展的理論邏輯

鄉村發展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馬克思主義認為,鄉村是人們獲取生存所需的衣食的來源地,但小農經濟具有局限性,不利于物質財富的積累和生產力水平的發展,必須通過農業、農村的現代化以及農民的合作化道路,用大生產代替一家一戶的小生產,才能實現鄉村的發展和繁榮。馬克思指出,“資產階級使鄉村屈服于城市的統治”,“使鄉村從屬于城市”[8],城鄉的分離和對立是造成鄉村衰落的根源,因此,“把農業和工業結合起來,促使城鄉之間的對立逐步消滅”[8],是鄉村發展的關鍵。

中國共產黨的鄉村發展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鄉村發展理論與中國國情相結合的重要成果。中國是農業大國,重農固本是得民之心、安民之基、治國之要,建設好鄉村、解決好“三農”問題,始終是中國共產黨的工作重心,也是中國共產黨建國、執政、興國的重要經驗。鄉村發展得好不好,農業強不強、農村美不美、農民富不富,不僅關乎著億萬農民切實的獲得感和幸福感,而且決定著中國共產黨執政能力、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成色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質量。

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來的鄉村發展,沿著“鄉村改造—鄉村建設—鄉村改革—鄉村振興”的演進路徑,聚焦“鄉村現代化”這一“大歷史”“大敘事”,構建了一個宏大的內在理論邏輯和理論譜系,即“革命—建設—發展—轉型”,最終實現農民、農業和農村的現代化。

(一)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的“改造型”鄉村革命

近代以來,在西方現代化沖擊下,中國鄉村社會結構全面震蕩,陷入了政治失序、經濟破產、文化失調、人心失范的整體性頹敗。一些開明士紳和知識分子,為中國鄉村問診號脈,認為中國鄉村患上了“愚貧弱私”四大病癥,“拯救鄉村”必須進行以改造“人心”為原點、“人”的建設為核心的鄉村建設運動,于是便涌現出晏陽初將“平民教育”嵌入鄉村建設實驗,力圖再造具有“知識力、生產力、強健力和團結力的新民”的探索;梁漱溟以文化“化人”,試圖通過中華文化“老衰性”的創造性轉化實現鄉村自救和社會結構再造的嘗試;以及費孝通提出的以自下而上的鄉村工業化道路逐步復原中國鄉土社會完整性,進而實現鄉村現代化轉型的主張。然而,這些改良式鄉村建設的嘗試,均未能實現從理論到實踐的成功轉換,最終歸于失敗。

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突破了開明士紳和知識分子改良式鄉村建設的局限性,從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任務和目標的高度來認識鄉村發展的重要性,認為“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9],沒有農民參加并擁護的國民革命不會取得成功,而只有農民問題能夠在其中得以妥善解決的革命運動,才會得到農民的擁護。同時,毛澤東同志深刻洞察到農村與城市的關系,指出“城市太小,鄉村太大,鄉村多數產品可以自給自足,城市雖帶有領導性質,但無法統治農村”[10]。在反動勢力力量強大的城市,革命武裝暫時無法立住腳,只有開創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才能奪取革命的勝利。農村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武裝的生存根基,農民成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主力軍。對農民、農村和農業有著深刻認識的中國共產黨,認為中國鄉村的根本問題在于土地,而土地的完全解決“有待于中國現代廣大的農工階級,依革命的力量以為之完成”,中國鄉村的現代化發展道路不能完全效法西方國家,改良主義的鄉村建設運動根本無法改變鄉村中的財產所有制關系,唯有通過激進的革命和改造才能達成目標。于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鄉村實行減租減息;解放戰爭時期進行土地革命,沒收地主土地,廢除封建剝削制度,實現“耕者有其田”,擺脫幾千年來鄉村舊的生產方式束縛,獲得“足以戰勝一切敵人的最基本的條件”,達到重啟鄉村現代性建設的大門,實現奪取革命勝利的目標。

(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實踐型”鄉村建設

新中國成立后,黨的工作重心從“革命”轉變到領導“建設”上,鄉村建設的任務也隨之由“革命”和“改造”轉變到“建設”的軌道上來。中國共產黨根據鄉村發展的需要,不失時機地完成了土地改革,廢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實現了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的直接結合,極大地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創造性,促進了農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但是,這種一家一戶、自給自足的個體生產、小農經濟,勞動生產效率低下,農民難以增收,無法持續擴大再生產,改善這種狀況的途徑就是經過合作社,走集體化道路[11]。于是,中國共產黨立足中國的實際,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了列寧的合作化理論,將馬克思主義合作制理論中國化,先集體化,后機械化,循序漸進地以農業生產互助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人民公社的形式,引導農民“組織起來”,走合作化道路,同時強調在鄉村開展互助合作運動不能挫傷農民個體經營的積極性。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農村建立起了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興建了大量的農田水利設施,農業機械化得到了較大的發展,改變了靠天吃飯的局面。盡管在“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下,農村土地產權虛置,一定程度上挫傷了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但鄉村建設仍然取得了較大的成績,為農業、農村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三)改革開放時期的“發展型”新農村建設

在鄉村建設取得巨大進展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開始推動鄉村“發展”戰略。鄧小平同志認為,農村的穩定發展是國家穩定發展的基礎,農業現代化是四個現代化的關鍵,是工業發展的內在要求。而農業現代化的實現,要靠政策、科學和改革,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壯大集體經濟。針對長期以來非等價交換和工農產品“剪刀差”向農村截取高額城市建設資金的狀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以“發展”為主旋律的改革開放,將鄉村建設的重心由“建設”轉變到“三農”的“發展”上來,堅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2006年國家徹底廢除農業稅,與之相適應又實施了以“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這一農村發展工程,回答了“鄉村如何加快發展”的問題,推動了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促進了農村勞動力轉移,加快了農村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步伐,實現了土地所有權、承包權和使用權的分離,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農村生產力。再加上推廣科學種田,科學使用化肥、農藥,實施作物種子革命,糧食產量自1984年突破4億噸以后,1996年突破5億噸,連續上了新臺階,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糧食生產國,以不足世界7%的耕地面積,解決了世界22%人口的吃飯問題,實現了中國人的飯碗里裝上中國人的糧食的目標。中國的農村改革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實踐,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鄉村建設理論,創造了世界鄉村建設和發展史上的奇跡。

(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轉型型”鄉村發展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三農”發展取得了驕人的成績,農業勞動生產率顯著提升,糧食年產量連續保持在6500億公斤以上,農民人均收入較2010年翻一番多;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消除了絕對貧困和區域性整體貧困;農村人居環境明顯改善,社會保持和諧穩定;農業科技貢獻率超過57%,農業機械化率超過66%,農村基礎設施日益完善,公共服務水平大幅提升,農民收入增加,生活品質不斷提升。

但是,在城鄉二元結構仍然存在的背景下,快速發展的城鎮化通過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不斷吸附鄉村社會中的資源、資金和勞動力,致使鄉村社會“空心化”現象嚴重。因此,新時代的鄉村建設必須在物質基礎、設施條件、政治保證、精神文明、目標實現等層面提質升級,從“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過渡到“鄉村振興戰略”,大力構建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鄉村圖景,使農村群眾的生產生活水平達到更高水平。

習近平總書記更是將鄉村振興提升到民族復興的高度,指出“鄉村振興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項重大任務”,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持續縮小城鄉區域差距,讓低收入人口和欠發達地區共享發展成果,在現代化進程中不掉隊、趕上來”,“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步伐,促進農業高質高效、鄉村宜居宜業、農民富裕富足”[7]。總之,“民族要復興,鄉村必振興”,鄉村振興意味著鄉村產業發展、組織建設、人才培養、生態文明的全面振興,是鄉村建設由“發展”進入現代化“轉型”的新階段。

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來的鄉村發展,是馬克思主義鄉村建設理論中國化的成功實踐。這一歷程打上了時代的烙印,按照“革命—建設—發展—轉型”理論譜系走向現代化。中國共產黨為了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吸取近代以來開明知識分子和士紳發起的鄉村改良運動的失敗教訓,開始了以現代化為目標的“鄉村發展”理論救贖,歷經“鄉村革命”“鄉村建設”“鄉村改革”“鄉村振興”,中國共產黨百年的“鄉村發展”美好夢想終于在百年的艱難探索、篳路藍縷下得到了真正的價值實現。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來的鄉村發展歷程,是中國鄉村從貧窮落后到繁榮富強的變遷史。它以活生生的事實映射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國家政權統一和綜合國力增強、鄉村“發展”從無到有、從量到質的轉化,是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鄉村發展理論的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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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趙光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