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數字經濟在我國疫情防控及復工復產過程中發揮了關鍵性作用，為我國經濟社會復蘇提供了有力支撐。在后疫情時代，應牢牢把握我國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的重要戰略機遇，從加大新基建力度、統籌數字經濟建設資源、實現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完善數字經濟治理體系等四方面進行重點突破，持續推動我國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

關鍵詞:后疫情時代 數字經濟 數字經濟治理

【中圖分類號】F49 【文獻標識碼】A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我國社會發展、經濟態勢、對外關系等都經歷了嚴峻的考驗，而線上交易、電子商務、遠程醫療、在線娛樂等數字經濟新模式和新業態卻蓬勃發展，并在疫情防控及后疫情時期的復工復產過程中發揮了重大作用，有力推動了我國社會經濟率先復蘇。宏觀數據顯示，2020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已達到39.2萬億元，占據GDP比重38.6%，數字經濟增速為GDP增速的3倍以上，成為穩定我國經濟增長的關鍵動力和新引擎。但必須看到，我國數字經濟發展仍存在一系列問題，如新基建供給水平較低、數字化發展面臨資源約束、數字資源分布不均衡、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程度較低、數字經濟治理體系不健全等等。如何對數字經濟發展進行有效治理，保障數字經濟穩步增長，促進數字化轉型，成為目前我國亟待解決的問題。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還在全球范圍內擴散，在全球疫情危機的倒逼下，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將面臨更大的機遇及挑戰。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要“發展數字經濟，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在疫情防控常態化背景下，探索數字經濟治理的“中國方案”，對實現我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數字經濟發展及其治理面臨新挑戰

數字經濟已經成為帶動我國經濟發展的新引擎，但在當前的發展態勢下，數字經濟發展及其治理仍然面臨諸多問題和挑戰。

支撐數字經濟發展的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供給不足

新型基礎設施是數字經濟發展的“先行官”。隨著數字時代的到來，傳統產業、行業的數字化轉型步伐不斷加快，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也應運而生。正如傳統產業及行業的發展離不開鐵路、公路、橋梁、機場等傳統基礎設施建設的支撐，數字經濟也無法脫離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獨立發展。但是，當前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卻存在如下問題：一是新基建規劃尚未成熟，其投資布局、相關規劃等仍處于初步研究階段，且大多已經規劃在建的項目規模體量較小，未形成規模效應。二是新基建涵蓋領域較廣，而當前的體制機制建設相對落后，政府、企業、投資主體等的職責劃分和相應的配套政策尚不清晰。三是新基建在要素、成本結構、質量控制、功能、運維等方面與傳統基建差異較大，但目前尚未形成可供參考的建設模式，與傳統基建之間的銜接也尚未形成。

數字化發展面臨多方資源約束問題，呈現發展不均衡局面

由于相關資源的約束，目前數字經濟發展存在一些不對稱問題。一是地區間數字經濟發展不對稱。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程度高的地區能夠充分利用大數據、數字化平臺等助力疫情防控并實現精準復工；而數字化水平較低的地區則只能依靠傳統的手動記錄、廣播宣傳等方式進行疫情追蹤及防控，難以保障疫情防控工作的高效開展。二是行業間數字經濟發展不對稱。由于數字技術、數字資源在行業間的分配不均衡，傳統產業與新興產業之間的數字化發展水平呈現較大差異。在線購物、在線醫療等數字化水平較高的行業受到疫情的沖擊相對較小，甚至在“無接觸”服務時代擁有得天獨厚的發展優勢。而傳統制造業、服務業等智能化、數字化程度較低的行業則受到較大沖擊，出現了上下游供應鏈受阻、銷售停滯、勞動力缺失等問題。三是數字經濟領域人才結構性短缺。數字經濟的快速更迭發展帶來了相關領域人才需求量的高速增長，與此同時，相關人才需求門檻也逐步提升，人才供給出現較大缺口，特別是科研類、經營管理類等方面的人才相對較為短缺。此外，數字經濟領域人才主要集中在數字資源、城市資源等相對豐富的一線城市以及新興行業，呈現出地區間、行業間分布不均衡等問題。

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在融合過程中內外部問題凸顯

數字經濟的發展給實體經濟造成了較大影響，這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表現得尤為明顯。比如，在線購物、社區團購等新業態的快速發展給傳統零售業、線下商超等帶來沖擊；基于數字平臺的互聯網約租車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擠壓了傳統巡游車的顧客份額。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要“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當前，為加快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應著眼解決以下三方面問題：

一是產業數字化建設缺乏明確導向。數字資源在不同產業、行業、地區分布不均衡，加上針對各類型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成功案例以及標桿企業較為稀缺，很多傳統產業在數字化轉型的道路上缺少參考。

二是傳統實體經濟缺乏核心技術、資金、專業人才。雖然工業互聯網、大數據等新一代信息技術能夠賦能實體經濟的數字化轉型，但相關技術賦能后的企業如何進行價值創造的問題仍在探索中，尤其是企業在核心技術掌握，自主創新能力提升，產品功能實現，產品穩定性和成熟度保證等方面與國際水平仍有較大差距。此外，數字建設高端領域的人才結構性短缺也成為制約實體經濟數字化轉型的關鍵因素。突出體現在深入掌握工業大數據分析、數字化戰略轉型管理、制造業企業全周期數據挖掘等關鍵技術和管理經驗的人才總量較少，限制了實體經濟數字化轉型進程。

三是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融合程度較低。新興數字化企業平臺與傳統企業存在較多觀念上的差異，導致二者未能實現深度融合。比如，傳統制造業企業存在重硬件、重制造、重規模，輕軟件、輕服務、輕質量等觀念；而新興技術企業則又在一定程度上對于傳統制造業企業的業務流程、工藝流程、運營需求等實踐問題缺乏全局性認識。

數字經濟治理面臨數據安全治理、競爭治理、生態和責任治理等問題

目前，數字經濟在發展中面臨一系列治理挑戰，需要高度重視監管和治理問題。一是數據安全治理的系統化建設尚不健全。數據信息安全存在隱患，數據過度采集、數據信息泄露等問題頻發，數據安全保障能力不足。同時，針對不同類型的數據安全事件缺乏分類處理體系，未能對多樣性的風險采取針對性措施。相關數據安全保護政策缺位，尚未對數據安全威脅等進行有效震懾，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數字化進程的推進。

二是存在頭部平臺壟斷等現象，反壟斷等競爭治理體系亟待完善。由于網絡外部性的作用，數字經濟領域可能會存在“贏者通吃”的現象。互聯網頭部平臺由于資金、技術等優勢快速崛起，占據了數字經濟市場規模的主要份額，極大提升了社會經濟效益。崛起的頭部平臺雖然能對中小平臺起到一定的引領作用，但它帶來的市場結構壟斷也會損害市場競爭機制，成為當前數字經濟發展中的一大問題。

三是數字平臺生態和責任治理缺失。與傳統經濟相比，數字經濟具有智能化、生態化、平臺化等特征，強化數字經濟平臺主體責任、關注平臺生態協同治理是數字經濟治理的焦點之一。后疫情時代，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ESG，即Environment、Social Responsibility、Corporate Governance）開始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此外，也應當關注數字經濟發展中的員工權益、環保、可持續等問題，不斷改善治理模式。

后疫情時代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及治理新機遇

數字經濟作為新一代技術革命的產物，將成為未來的發展趨勢。后疫情時代，恰逢我國“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必須充分把握這一戰略機遇，加快完善數字經濟治理體系。建議優先從以下四個方面進行重點突破，持續推動我國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

加快新型基礎設施、戰略性網絡設施等重大項目的投資建設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在線娛樂、在線購物、在線訂餐催生出了一系列新的就業方式和就業崗位。后疫情時代，社會經濟恢復、企業復工復產等對我國數字經濟的發展提出了更高要求，應聚焦以下三方面推動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夯實數字經濟發展基礎。一是增加專項債規模、赤字規模等，重點投入5G建設和新基建等，優化我國數字經濟生態環境，擴大智能化、數字化項目建設布局，形成新基建規模效應。二是各級政府、城市分工協作，健全相關體制機制建設。具體而言，中央、省級政府或大中型城市應著力推進大型新基建項目；市、縣級政府則應在保障完善傳統基建項目之余，再去規劃新基建項目；大中城市等應率先加大對智慧城市、物聯網等的投入力度，側重投入產業互聯網、制造業大數據等設施建設，起到“先行先試”的作用。三是統籌發展新基建與傳統基建。傳統基建在較長時間內仍將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在資源有限情況下，應當統籌傳統基建與新基建項目之間的資源配置、建設時序、重要性等，合理安排新基建與傳統基建項目投入和建設。

統籌數字經濟建設資源，緩解資源分布不均問題

針對數字經濟發展中面臨的一定程度上的資源分布不均衡問題，建議從以下三方面進行突破。一是推動地區間、行業間數字資源合理分配及共享，彌合數字鴻溝。目前，我國地區之間的數字資源鴻溝突出表現在城市與農村、中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之間，行業之間的數字鴻溝則突出表現在新興行業以及傳統制造業、資源性行業之間。對此，應從數字化相對落后地區的硬件設施部署建設、軟件服務優化、數字化人才教育培養等方面進行突破。二是深化數據要素的市場化配置。應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推進政府數據開放共享，同時積極培育數字經濟發展新模式，挖掘和提升社會數據資源價值。三是破解數字經濟領域人才結構化缺失難題。在強化高等學校、科研院所等研究機構對于前沿科學領域、數字經濟專業領域人才培養的基礎上，應建立健全數字化人才社會培訓體系，鼓勵開展專業性人才培養項目，積極探索人才激勵、人才保障機制。

進一步推進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實現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發展

針對當前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程度不高的問題，建議從以下三方面發力。一是挖掘樹立數字化轉型成功的典型標桿。目前很多企業在數字化轉型方向上缺乏參考依據，應注重挖掘行業內的相關成功經驗，并以此為典型標桿，聚焦同類企業的共性問題，對通用型路徑等進行有效梳理，提出系統性的數字化轉型方案。此外，應通過行業協會等相關組織加大宣傳，強化同類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意識，為企業提供有效參考。二是鼓勵企業積極探索適合自身的數字化轉型路徑。在借鑒同類企業數字化轉型成功經驗、聚焦共性問題的同時，也要重視差異性的存在，鼓勵企業結合自身發展需求，準確把握數字化轉型階段的關鍵環節，進行特色化的路徑設計。包括企業定位、商業模式、核心能力等在內的戰略設計路徑；企業文化與品牌提升路徑；適應數字化戰略和業務的管理機制、人力資源規劃、企業績效管理體系等在內的組織結構設計；企業架構及運營規則設計等。三是加強政策支持引導，扶持各類企業實現數字化轉型升級。針對企業面臨的能力、資源、人才及技術限制等，政府可以通過提升公共服務水平、加大補貼力度、稅收優惠等多種方式對企業進行針對性扶持。其中，對于大型企業，應重點扶持其在工業互聯網、工業大數據分析、人工智能、物聯網等領域的應用突破；對于中小企業，則應通過5G等相關應用部署，推廣適合中小企業的工業軟件。同時，引導企業建立互助合作機制，共同解決轉型升級中的難題。

提升數字經濟治理能力，完善治理體系建設

隨著數字經濟成為經濟發展的新引擎，數字經濟治理也成為國家治理體系建設的關鍵內容之一。為充分保障數字經濟發展的活力和秩序，應從如下兩方面完善數字經濟治理體系建設。一是加強頂層設計，完善數據安全治理、反壟斷治理等體系建設。保障數據安全，構建安全、高效的防護體系，已成為實現數字經濟健康發展的首要問題。為此，應健全相關法律體系和制度體系，推動個人隱私安全、數據共享及使用安全、網絡安全、市場壟斷等相關法律法規和標準規范建設，謹慎識別和有效防范各類潛在風險，并針對不同類型的風險建立相應的應對體系，實現從事后處置到事前預防的轉變，為數字經濟發展保駕護航。二是強化平臺主體責任，完善數字經濟平臺企業生態協作治理機制。首先，數字經濟平臺企業應利用平臺數據積極與外部監管主體進行對接，推進數字化監管。其次，數字經濟涉及眾多參與主體，因此，要完善政府、行業協會、平臺企業、網絡輿情等多元主體參與的平臺企業生態內部協同治理體系，打造利用技術、經濟、法律等多種手段的綜合治理格局。

【本文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信息學院教授、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參考文獻

[1]胡繼曄：《“十四五”時期數字經濟發展的挑戰和機遇》，《國家治理》，2021年第13期。

[2]歐陽日輝：《新一輪科技革命下的數字經濟治理》，《國家治理》，2020年第22期。

[3]歐陽日輝、劉健：《數字經濟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重要內容》，《國家治理》，2017年第46期。

[4]邵春堡：《數字經濟發展與數字中國建設》，《黨政干部論壇》，2021年第3期。

責編：羅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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