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共產黨在不同歷史時期形成的兩個《歷史決議》，具有科學的理論邏輯、深厚的歷史邏輯和鮮明的價值邏輯，深刻表明中國共產黨善于總結自身歷史經驗。中國共產黨總結歷史經驗的邏輯理路至少體現了以下三個維度：在理論上，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在歷史進程中，自覺探求對自身歷史發展規律的認識；在實踐上，以做好正在從事的偉大事業即不斷探索、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價值旨歸。研究這三個維度對于當前百年黨史學習，把黨的歷史經驗有機地融入到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實踐中，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  歷史決議  歷史經驗

【中圖分類號】D261 【文獻標識碼】A

中國共產黨自創始之日起，即有著深厚的歷史意識和高度的歷史自覺，注重系統、具體、歷史地分析中國社會運動及其發展規律，從歷史中尋求使自己更加行穩致遠的經驗教訓。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強調：“我們黨一步步走過來，很重要的一條就是不斷總結經驗、提高本領”，“我們必須把黨的歷史學習好、總結好，把黨的成功經驗傳承好、發揚好”。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深刻闡明了我們黨總結歷史經驗的必要性，深刻揭示了開展黨史學習教育的重要性。回顧百年歷史，中國共產黨在總結和評價自身歷史的過程中，獲得了前進的巨大動力，形成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兩個重要決議（以下簡稱“兩個《歷史決議》”），這是集中全黨思想和智慧形成的對自身歷史經驗和教訓的科學判斷。雖然它們產生的歷史背景、致力于解決的核心問題有所不同，但都是在重大歷史時期對黨的歷史經驗作出的科學總結，成為認識黨史、學習黨史，加強黨史教育的基本準則，對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我們要深入研究“中國共產黨如何總結歷史經驗”這一重要問題，必須對兩個《歷史決議》的理論邏輯、歷史邏輯、價值旨歸三者相統一問題作出思考，這對于當前百年黨史學習，對于把黨的歷史經驗有機地融入到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實踐，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理論維度：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歷史觀是我們黨總結歷史經驗的理論要求

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是科學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的根本的觀點和方法，是兩個《歷史決議》之所以能夠經受時間考驗并具有恒久指導意義的關鍵所在。

首先，中國共產黨堅持馬克思主義，重視歷史性批判，勇于推進自我革命。馬克思主義注重“歷史的啟示”，是一門注重歷史批判的科學理論，具有強烈的歷史感召力。1843年，恩格斯在其著作中曾指出：“歷史就是我們的一切，我們比其他任何一個先前的哲學學派，甚至比黑格爾，都更重視歷史”。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對資本主義歷史性批判基礎之上，才科學地說明了共產主義內在的原則性規定。中國共產黨作為一脈相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注重對資本主義的歷史性批判是題中應有之義，而我們黨不僅重視對資本主義的歷史性批判，而且開創性地總結評價自身的歷史經驗并形成重要決議。學習兩個《歷史決議》，可以發現我們黨在推動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的同時，勇于推進自我革命，在這個意義上，兩個《歷史決議》之于唯物史觀的創新和發展具有重大理論意義。中國共產黨人自覺地堅持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指導，并指出，“一切政治路線、軍事路線和組織路線之正確或錯誤，其思想根源都在于它們是否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出發，是否從中國革命的客觀實際和中國人民的客觀需要出發。”并以科學的歷史觀來指導總結歷史經驗，運用的是“實事求是，就是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的科學方法，通過歷史性批判認識經驗問題。

其次，中國共產黨堅持馬克思主義歷史觀，以唯物辯證法總結歷史經驗。馬克思主義不僅具有強烈的歷史感召力，而且具有嚴密的邏輯力量。對待自身歷史問題，采取“要么是、要么否”的態度，這是形而上學的表現，而辯證法的特征和本質是“作為聯系環節、作為發展環節的否定，它保持著肯定的東西，即沒有任何動搖、沒有任何折中”。這一科學態度在中國共產黨身上充分體現，即同時對自身歷史成績和錯誤都分析得充分、透徹。正如列寧所指出的，“公開承認錯誤，揭露犯錯誤的原因，分析產生錯誤的環境，仔細討論改正錯誤的方法——這才是一個鄭重的黨的標志”。由此可見，一個鄭重的馬列主義政黨總結歷史經驗，必須答復好錯誤出現的原因，并給予科學分析，兩個《歷史決議》所體現的正是這種科學態度。回顧百年黨史，我們黨在總結黨史經驗的時候，堅持實事求是，敢于正視問題。具體而言，就是著眼于歷史發展各個階段的聯系，抵制歷史虛無主義，既看到歷史正確經驗的統一性，又看到錯誤經驗的對立性，統籌總結正反兩面經驗，從而正確認識事物發展的方向。正因為我們黨有這樣的理論清醒，才能促進全黨的團結統一和政治堅定，進而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

最后，中國共產黨堅持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善于在現實中運用歷史思維、把握歷史規律。總結歷史經驗不是消極等待，而在于對現實的正確把握和積極改變。馬克思主義歷史觀不僅具有本體論意義的分析職能，而且具有認識歷史能力的導向作用。馬克思主義政黨作為一個具有強烈歷史意識的使命型政黨，其強烈的歷史自覺、使命自覺、深邃的歷史觀照，要求自身在現實中運用歷史思維、把握歷史規律。學習兩個《歷史決議》可以發現，我們黨在總結黨史經驗的時候，著眼事業長遠。兩個《歷史決議》的形成，同時發揮了馬克思主義歷史本體論和認識論的雙重職能，在不同歷史時期，在對歷史發展大勢的把握中開啟了“使中國革命達到徹底勝利”和“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斗”的新征程，在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中走向未來。

盡管我們所處的時代同馬克思所處的時代相比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但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依然處在馬克思主義所指明的歷史時代”。唯物史觀是我們共產黨人認識把握歷史的根本方法，必須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系。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為當下我們從歷史的聯系、變化、發展中考察事物的變化提供了根本方法。面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時代坐標，我們要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態度，以正確的黨史觀武裝自己，以黨的兩個《歷史決議》為依托，堅持實事求是，正確看待黨史上的一些重大問題，既不能因為成就而回避失誤和曲折，也不能因為探索中的失誤和曲折而否定成就。把握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這一基本分析方法，既不能割斷、又不能虛無，把百年黨史真正學習好、總結好。

實踐維度：總結歷史經驗是中國共產黨把握自身歷史發展規律的歷史自覺

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展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特別重視總結歷史經驗。中國共產黨人科學的歷史觀就發軔于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把握歷史規律、總結歷史經驗的行動自覺。兩個《歷史決議》正是中國共產黨自覺探求歷史規律的鮮明體現。

在中國共產黨“缺乏充分經驗和充分自覺”的時期，我們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并不高，尤其對“馬列主義的原理與方法及對于中國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統一把握”是不夠的。可以說，處在“幼年”的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國情和中國革命規律了解不多，缺乏處理復雜問題的經驗，對自身歷史經驗的把握更是不足。尤其是在大革命失敗后，面對一些迫切問題，我們黨還不能都作出正確的分析并找出解決辦法。比如，黨的六屆三中全會并沒有徹底完全清除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的理論錯誤。在抗日戰爭時期，我們黨雖然在軍事、組織、政治路線等方面解決了“左”傾錯誤問題，但在思想路線上卻未給予徹底的清算。比如，1940年王明再版了其著作《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斗爭》，這實際上就是黨內長期存在的教條主義在黨內路線上的反映，是對自身歷史經驗把握不足的體現。

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我們黨經歷了諸多勝利和失敗的教訓，1940年后，我們黨“在克服這些錯誤的斗爭過程中而更加堅強起來”，對中國國情和中國革命的規律有了愈發深刻的把握，同時也積累一批對歷史經驗教訓有著深刻理解的黨員骨干，具備了用正確的理論教育黨員干部的條件。在這一時期，我們黨意識到只有徹底根除這些錯誤思想，才能避免前進道路上更大的挫折。1941年至1943年底，我們黨通過一系列對思想、方法和作風的整頓活動，使得黨內思想取得了一致，并于1943年12月至1944年5月進入了總結歷史經驗的階段，在黨的七大之前關于黨史經驗的討論熱烈開展，并于1945年4月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一《歷史決議》是中國共產黨深刻總結中國革命規律和自身歷史經驗的重要文獻。

《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我們黨首次系統而深刻地總結歷史經驗，總結的是我們黨從成立到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尤其是黨的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期間的這段歷史。總結了這一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的成功經驗和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錯誤路線及其深刻的社會根源。該決議以解決問題為目的，對黨內“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思想上同正確路線相違抗的主要內容”進行了實事求是的評價并具體闡述了錯誤之改正辦法。我們黨通過總結黨史經驗，使得全黨擺脫了教條主義的束縛，對中國革命問題的認識達到一致，為“達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這樣兩個目的”奠定了堅實基礎。為“獲得抗日戰爭的徹底勝利和中國人民的完全解放”創造了政治上、思想上的充分條件，這也是全黨對黨的歷史和理論由感性認識向理性認識發展過程中產生質的飛躍的關鍵一步。從此，毛澤東思想“實事求是”這一體現中國共產黨歷史自覺的“活的靈魂”，成為全黨遵循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徹底勝利得益于我們黨對自身規律和經驗的深刻總結，不注意總結經驗、規律和教訓，就容易犯急于求成的錯誤。在革命時期是這樣，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也是如此，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們黨希望社會主義建設能夠很快成功，在經濟建設等方面也發生了一系列“左”傾錯誤，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扭轉了這個局勢。雖然指導思想已經撥亂反正，但是文革以及文革之前的“左”傾錯誤需要全面清理，認真總結。只有辨清是非曲直，才能將撥亂反正進行到底。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統一全黨認識，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斗的重要決策，是中國共產黨把握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規律行動自覺的深刻體現。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通過在對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四條基本經驗和新中國成立以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教訓的基本總結之上，勇于承認錯誤，揭示出了毛澤東思想的實質，回歸到了其實事求是的思想精髓。《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最后指出：“一九四五年黨的六屆七中全會所一致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曾經統一了全黨的認識，加強了全黨的團結，促進了人民革命事業的迅猛前進和偉大勝利。十一屆六中全會相信，這次全會一致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必將起到同樣的歷史作用。”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原理的恢復和發展，推動了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的快速發展，并逐步確立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正確道路，使得改革開放平穩推進。除此之外，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以后，全黨全軍和各族人民還開展了學習《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活動，經過廣泛的學習和討論，是非得以辨清、功過得以澄明，重大經驗教訓也得以明確。不僅我們黨的威望得到提高，而且全黨團結得到增強，并統一到自覺地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目標上來。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圍繞黨的歷史發表重要論述，這些重要論述是在堅持兩個《歷史決議》的基礎上回顧歷史、總結歷史經驗作出的新闡發。比如，“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應該放在其所處時代和社會的歷史條件下去分析”；“正確認識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等等。從這些論述，尤其是習近平總書記作出“兩個不能否定”的深刻總結論述，可以看出兩個《歷史決議》不是割裂的，深刻地體現了中國共產黨深刻的歷史自覺。因此，新發展階段更需要中國共產黨在時代坐標中形塑自身經驗和規律的歷史自覺，在理論與歷史、實踐的互動中總結經驗、推動創新。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我們回顧歷史，不是為了從成功中尋找慰藉，更不是為了躺在功勞簿上、為回避今天面臨的困難和問題尋找借口，而是為了總結歷史經驗、把握歷史規律，增強開拓前進的勇氣和力量。”

歷史和現實證明：一方面，歷史經驗和教訓是很容易忘記的，提出幾條基本教訓深刻記取非常必要；另一方面，歷史只能答復條件成熟的問題，因此還要不斷學習，不斷地總結經驗。一個鄭重的、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有深刻歷史自覺，善于通過總結黨史經驗來把握自身規律并解決現實問題，并著眼事業的長遠發展。

價值維度：總結歷史經驗以探索、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價值旨歸

對兩個《歷史決議》的理解，如果僅僅停留在邏輯與歷史一致的水平上，并不能完全說明《歷史決議》邏輯本身發展的特殊性。采用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從后思索”的方法可以幫助我們，在歷史和現實的互動中理解兩個《歷史決議》的價值邏輯。正如錢穆先生所說，“只有在當時成為時代意見的，所以到后來，才能成為歷史意見。我們此刻重視這些歷史意見，其意正如我們之重視我們自己的時代意見般。”

馬克思指出，“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這些形式的科學分析，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后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馬克思還指出，“前期歷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觀念’等詞所表示的東西，終究不過是從后期歷史中得出的抽象，不過是從前期歷史對后期歷史發生的積極影響中得出的抽象。”由此觀之，只有從現實出發才能找到正確理解歷史的“鑰匙”。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僅僅是在改革開放40多年的偉大實踐中得來的，還與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偉大社會革命100年的實踐相關聯。因此，只有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邏輯中對兩個《歷史決議》進行歷史和理論的審視，才能深刻認識總結黨史經驗的必要性，科學認知總結黨史經驗這一歷史自覺的價值旨歸。毛澤東同志曾指出：“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把兩個《歷史決議》放到百年黨史中、放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歷程來統一考察，有利于深刻理解其價值旨歸。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同志強調：“如果不把黨的歷史搞清楚，不把黨在歷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辦得更好。”正是在這樣的黨史觀指導之下，我們黨通過整風運動加強思想教育，并對歷史經驗科學總結，在多重歷史坐標中科學認知到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創造性地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革命學說應用于中國條件的工作”，最終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全國性勝利。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就是對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把握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規律這一歷史自覺的理論載體。從宏觀的角度看歷史，如果僅僅是從思想路線、從選擇根本方法和道路等角度，可以說明這也屬于“中國特色”，當然并不能據此說明本意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自覺貫穿這一時期。

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鄧小平同志指出：“歷史上成功的經驗是寶貴財富，錯誤的經驗、失敗的經驗也是寶貴財富。這樣來制定方針政策，就能統一全黨思想，達到新的團結。”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該路線指導之下，正確的黨史觀得以再次樹立。我們黨通過結合改革開放實踐建立了一系列黨內思想教育制度，抓住了歷史變革時機，實現了偉大歷史轉折，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對這一時期全黨認識的科學總結。

可以看出，《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提出的這條道路的要點已經把改革開放前、后兩個階段內在地、辯證地統一起來，這條道路的性質、方向和實質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正是在兩個《歷史決議》所體現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邏輯的指導下：跨入新世紀，我們黨面對內外環境的變化，既強調解放思想，又注重黨內思想教育的創新發展，推動全黨更好地帶領人民群眾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21世紀；站上新起點，我們黨“抓好黨性教育這個核心，學習黨的歷史，深刻認識黨的兩個歷史問題決議總結的經驗教訓，弘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結合改革開放的需要進一步拓展黨內思想教育陣地，同時采取更加多樣化的教育方式，在新的形勢下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們黨強調：“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加需要系統研究中國歷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類發展歷史規律，在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來。”

不管是總結黨史經驗，還是回顧總結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的歷史經驗，都是立志于中華民族千秋偉業，以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總結提煉治國理政的實踐特質，在學習“四史”共生與互動的內在規定中，深刻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規律所在和歷史必然。“總結歷史是為了開辟未來”，在歷史的臨界線上，通過回望來途，把學習黨史同總結經驗、觀照現實、推動工作結合起來，同解決實際問題結合起來，這既是馬克思主義開放性特質的時代表達，也是堅持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修課。

總之，以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為指導明確了我們黨總結歷史經驗的理論要求；自覺探求對自身歷史發展規律的認識明晰了我們黨總結歷史經驗的歷史邏輯；以探索、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指明了我們黨總結歷史經驗的價值旨歸。這三者相統一的歷史活動，也就是我們黨總結歷史經驗的過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只有繼續堅持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指導，才能實事求是地總結歷史經驗，進而用黨的優良傳統、歷史經驗啟迪智慧、凝聚力量，在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中開啟新征程；只有繼續自覺探求并把握歷史規律，才能學習、總結和借鑒好這些彌足珍貴的成功經驗，并轉化為對黨和歷史交匯期的深刻認識；只有以探索、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價值旨歸，才能結合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的進程，深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規律性認識，“努力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展現更加強大、更有說服力的真理力量”。

（作者為山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山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助理研究員韓學亮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本文系山東大學人文社科重大項目：“中共開國一代革命家治國理政思想與實踐研究”（項目編號：11120047102001）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②習近平：《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

③《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十八冊、第二十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

④《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

⑤《列寧全集》（第五十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⑦《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⑧楊耕：《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

⑨宋月紅：《<決議>的核心要義和重大意義》，《光明日報》，2021年3月25日。

⑩ 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

責編/谷漩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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