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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反貧困斗爭勝利的思想密鑰

【摘要】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也是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的一年,黨團結帶領人民在反貧困的道路上創造了歷史性奇跡。在反貧困斗爭的百年歷程中,中國共產黨基于具體實踐不斷積累、不斷總結歷史經驗,形成了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孕育了偉大的脫貧攻堅精神,為全人類的減貧事業提供了減貧治理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 反貧困斗爭 黨的領導 共同富裕 【中圖分類號】D239 【文獻標識碼】A

“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中華民族同貧困作斗爭的歷史。”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以來,一直把扶貧濟困作為民族復興的重要組成部分。回望中國共產黨波瀾壯闊的百年反貧困史,那段接續奮斗的浩大史詩、氣吞山河的偉大征程,那些刻骨銘心的非凡壯舉,開拓創新的時代精神,在人類反貧困史上絕無僅有。究其根源,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為反貧困斗爭提供了根本的政治保障,是深刻的社會變革掃除了貧困的制度根源,是改革開放新的偉大革命創造了堅實的物質基礎,是新時代脫貧攻堅消除了絕對貧困。

中國共產黨反貧困斗爭的百年歷程

中國共產黨的反貧困斗爭在歷經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中逐漸形成演變。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反貧困事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績,并于2021年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之際取得脫貧攻堅戰的全面勝利。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為擺脫貧困創造了根本政治條件。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戰亂頻繁、政局動蕩、經濟蕭條,廣大民眾處于水深火熱之中。一方面,帝國主義牢牢控制著中國的政治、經濟命脈;另一方面,土地兼并不斷激化,封建軍閥不斷橫征暴斂,致使廣大民眾極端貧困。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中國人民的貧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見的。”擺脫貧困,過上幸福安康的生活是當時中國民眾最大的夙愿,也是中國共產黨實現民族復興的重要歷史使命。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堅持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初心使命,團結帶領中國人民為創造自己的美好生活進行了長期艱辛奮斗”。馬克思主義認為,私有制是造成一切貧困的癥結所在。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繼承馬克思主義相關理論的基礎上,深刻認識到造成中國廣大民眾貧困的根源在于國家不統一、民族不獨立,唯有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制度,才能讓廣大民眾擺脫貧困,過上幸福生活。毛澤東同志指出,“為了擺脫貧困,改善生活,為了抵御災荒,只有聯合起來,向社會主義大道前進,才能達到目的”。在革命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把擺脫貧困作為黨的一項重要任務,在進行政治革命的同時,開展社會革命,在團結帶領廣大民眾推翻“三座大山”的同時,致力于開展土地革命,不斷解放與發展農村生產力,獲得廣大民眾的信任與支持,進一步推動中國民主革命的實踐進程。

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問題,只有消滅不合理的土地制度,才能真正解放農民,使其擺脫貧困。中國共產黨在這一歷史時期,積極探索開展土地斗爭的具體形式。土地革命時期,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蘇區相繼頒布井岡山《土地法》、興國縣《土地法》《關于土地問題決議案》等等,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在實踐中不斷調整黨的土地綱領、路線,動員廣大蘇區人民“打土豪、分田地”,實行“耕者有其田”,廣大農民分到了土地,成為土地的主人,積極踴躍參軍參戰。同時,面對當時蘇區的經濟困境,中國共產黨領導蘇區人民進行經濟建設,廣大民眾的生活質量得到提升。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為了抗日救亡的民族大計,在各根據地減租減息、精兵簡政,減輕農民負擔。面對當時日寇的“掃蕩”與國民黨反動派的封鎖,毛澤東同志提出“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在黨中央領導下,根據地軍民自力更生,開展“大生產運動”。在當時資源極其短缺、土地貧瘠的條件下,中國共產黨帶領根據地軍民克服了困難,完成了任務,使根據地民眾的貧困狀況得到一定緩解。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進行革命戰爭的同時,在解放區積極進行土地改革,1947年召開全國土地會議,頒布《中國土地法大綱》,明確指出“廢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毛澤東同志進一步指出:“土地平分后要號召農民勤勞生產,改良農業技術,發展互助合作運動,求得農民自己生活上的改善。”廣大解放區掀起了土地改革的熱潮,廣大農民翻身得解放,農村生產力得到解放與發展,農民的生活得到一定改善,貧困問題得以緩解,飽受磨難的中華兒女看到了新的光明與希望。可以說,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正是基于對農村貧困問題的重視,為了民眾的美好生活進行不懈探索,積極帶領廣大民眾進行土地斗爭,開展經濟建設,得到廣大民眾的擁護與信任,不斷取得革命勝利,實現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為擺脫貧困創造了根本政治條件。

社會主義革命及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為脫貧打下堅實基礎。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大眾進行三大改造,1950年黨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要求“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辟道路。”土地改革的完成為解決農民吃飯問題、有效減貧夯實了根基。在完成土地改革的基礎之上,我們黨領導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引導農民、手工業者、工商業者走集體經營的道路。進行三大改造是當時中國共產黨對解決貧困問題的初步探索,在完成三大改造,確立社會主義制度之際,中國共產黨開始進行工業化建設,以求早日擺脫貧困狀態。貧困問題的解決是一個過程,需要在發展中解決,毛澤東同志指出:“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須是漸進的,支票不可開得過多。”隨著我國工業化建設的進行,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將解決貧困問題與發展生產力問題有機結合,“所謂窮就是生活水平低。為什么生活水平低呢?因為生產力水平低”。1957年3月中國共產黨提出“建設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農民占中國人口數量的大多數,有效解決農民的溫飽問題無疑是解決中國貧困痼疾的癥結所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對這一問題有著清醒認識,多次強調要重視減輕農民負擔,強調農業發展、糧食生產,實現農業機械化。1962年召開的七千人大會的重要議題就是“專門解決糧食緊缺難題”。中國共產黨在重視農業糧食生產的同時,開始從社會建設角度探索解決貧困問題的有效途徑,制定一系列綱領文件,包括《1956-195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關于救濟失業工人的指示》 等等。在全國范圍內興修水利,鋪建道路,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掃除文盲,發展基礎教育與高等教育;發展農村合作醫療,在農村落實五保政策,對農村困難人群進行重點救助等等,廣大民眾的生活水平、健康狀況有了一定提升。總之,在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時期,廣大民眾的貧困狀況得到改變,盡管在這一歷史進程中,出現一定失誤,但是主要領導人抓住貧困問題的癥結所在,為解決貧困問題進行了有效探索,積累了一定經驗,初步建立起獨立的工業體系與國民經濟體系,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為脫貧攻堅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

改革開放以后——反貧困事業取得偉大成就。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消除了剝削的制度根基,這并不等于真正消除貧困,中國社會發展仍受制于貧困。鄧小平同志高瞻遠矚,闡明:“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更是消除普遍性貧困的必經之路。鄧小平同志立足國情,進一步強調:“社會主義的特點不是窮,而是富,但這種富是人民共同富裕。”實現人民的共同富裕,成為了鄧小平同志推動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基本動因。

改革開放以來,中央改革農村集體生產經營體制,構建扶貧開發專項機構,反貧困事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偉大成就。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全面糾正“左”傾錯誤,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1978年之前,我國一直實行的是政社合一和集體統一經營為特征的人民公社制度,這種“大鍋飯”式的平均主義弊端日益暴露,低效率的農業生產打擊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為了將農民從人民公社和土地上解放出來,開始了大規模的中國農村改革——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踐證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給中國農村帶來了天翻地覆的改變,解放了農村生產力,同時鄉鎮企業的出現吸引農民投身到工業生產,這不僅使中國鄉鎮企業得到迅猛發展,而且農民自身也擴大了收入來源,提高了收入水平,貧困人口也相應地減少。經過幾年的農村改革,相對集中的生產活動減少了,生產力得以解放,農村經濟得到發展,農民生活質量得到改善,解決了普遍性貧困。但是又出現新的問題,貧富兩極分化日益明顯。鄧小平同志認為,允許一部分地區或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只能作為實現共同富裕的一個手段,最終目的是要達到共同富裕。1992年,鄧小平同志在南方講話中明確指出,“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在不斷發展變革的過程中,農民的共同愿望是發展經濟,實現共同富裕。因此,中國共產黨不斷完善扶貧開發工作系統,帶領廣大農民群眾實行大規模的、有計劃的、有組織的扶貧開發,開展以農業生產開發為重點的扶貧工作,力爭早日消除貧困、改善民生、脫貧致富。《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 (2001-2010年)》頒布后,為達到標準,扶貧開發機制進一步下沉,由瞄準貧困縣的扶貧策略轉變為整村推進的扶貧策略,注重對勞動力轉移培訓和農村產業化扶貧,堅持與專項扶貧政策相結合,從而使扶貧開發效能最大化,縮小了貧富差距。黨在這一時期的精準化扶貧,有效緩解了國民貧困的局面,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黨帶領人民實現了由“站起來”到“富起來”的歷史性飛躍,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夯實了基礎。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脫貧攻堅取得歷史性成就。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始終把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作為奮斗目標,把脫貧攻堅擺到治國理政突出位置,把貧困人口脫貧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第一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關鍵指標。為了兌現“讓貧困人口和貧困地區同全國一道進入全面小康社會”的承諾,黨中央安排部署一系列扶貧開發工作,拉開了新時代脫貧攻堅的序幕,書寫了人類反貧困歷史的新篇章。2013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到湖南湘西考察時,首次提出“精準扶貧”思想,即“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分類指導、精準扶貧”的創新思路,“四個切實”的全面闡釋,開創了新時代反貧困的新理念。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貴州代表團審議時提出脫貧攻堅要“看真貧”“扶真貧”“真扶貧”,強調要面對面同群眾聊家常、算細賬,以實際行動踐行脫貧攻堅的歷史承諾。2015年,中央正式作出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明確了打贏脫貧攻堅戰的總體要求,健全了“六個精準”“四個一批”的扶貧機制。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中對精準扶貧作出全面部署,“堅持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的工作機制,強化黨政一把手負總責的責任制,堅持大扶貧格局,注重扶貧同扶志、扶智相結合,深入實施東西部扶貧協作,重點攻克深度貧困地區脫貧任務”,吹響了脫貧攻堅的沖鋒號。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對“精準脫貧攻堅戰”作出重要部署,指示我國脫貧攻堅戰圍繞“扶持誰”“誰來扶”“怎么扶”“如何退”四個問題展開,要求“精準”必須貫徹其中,不斷推進精準扶貧到精準脫貧。2020年,面對脫貧攻堅“收官之年又遭遇疫情影響”的關鍵時刻,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決戰決勝脫貧攻堅座談會進行再部署再動員,鼓舞大家“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堅定信心、頑強奮斗,奪取脫貧攻堅戰全面勝利”!2021年,在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周年的重要時刻,中國的脫貧攻堅工作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取得了全面勝利,中國人民“在解決困擾中華民族幾千年的絕對貧困問題上取得了偉大歷史性成就,創造了人類減貧史上的奇跡”,同時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奠定了堅實基礎。

中國共產黨反貧困斗爭勝利的時代意義

中國脫貧攻堅戰的全面勝利對于國家、民族、人民,乃至世界而言,具有非凡意義。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減貧之路,在成功實踐的基礎上,消除了絕對貧困這個巨大挑戰,中國人民迎來了幸福生活,中國贏得了其他國家的廣泛贊譽,為世界減貧事業提供了中國樣本。

孕育新的時代精神:脫貧攻堅精神。人無精神則不立,國無精神則不強。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精神,時代精神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代代相傳的精神寶藏,激勵中華兒女前仆后繼,將社會價值和個人價值統一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中,為國家發展貢獻力量。在這場脫貧攻堅的偉大斗爭中,黨和人民團結一心,共同行動,攻克了一個又一個的貧中之貧、堅中之堅,實現了中華民族孜孜以求的夢想,極大增強了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凝聚力和向心力。“脫貧攻堅偉大斗爭,鍛造形成了‘上下同心、盡銳出戰、精準務實、開拓創新、攻堅克難、不負人民’的脫貧攻堅精神”。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在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對脫貧攻堅精神的精辟概括,深刻總結了脫貧攻堅的艱辛歷程,深刻描寫了奮斗在脫貧攻堅一線的人們的感人事跡,深刻揭示了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的力量源泉。在脫貧攻堅精神背后記錄著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承載著堅不可摧的決心毅力,體現著勇往直前的傾力奉獻。有幾十年致力于大山教育扶貧的張桂梅,有選擇回家鄉奉獻青春的黃文秀,有扎根于脫貧一線的黃詩燕……無數勞動人民傾力奮斗用實際行動詮釋了偉大的脫貧攻堅精神,他們懷著對偉大事業的責任感,對人民群眾的真情實感,用淚水和汗水灑遍貧苦地區,澆灌幸福的種子,正是因為他們在平凡崗位上不懈奮斗、奮力前行,才得以形成不平凡的時代風貌,豐富了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的內涵。“脫貧攻堅精神,是中國共產黨性質宗旨、中國人民意志品質、中華民族精神的生動寫照,是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思想的集中體現,是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的充分彰顯,賡續傳承了偉大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我們要賡續弘揚脫貧攻堅精神,以奮發昂揚的精神狀態開啟下一個“一百年”的偉大征程,在實現民族復興的路上高歌奮進,披堅執銳、一往無前。

形成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在認清我國國情的基礎上,我國“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減貧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這是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是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與中國反貧困事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并不斷發展的理論,凝聚著黨和人民的集體智慧,體現了黨和人民的集體奮斗,閃爍著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脫貧攻堅領域的璀璨光芒。在革命和建設年代,毛澤東同志秉持馬克思、恩格斯反貧困思想理論,一方面,通過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方式來反貧困;另一方面,通過滿足人民利益的方式來反貧困。改革開放以后,鄧小平同志提出中國貧困現象的產生源自于生產力水平的落后和對馬克思主義生產關系理論的僵化認識,主張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提倡先富幫后富,實現共同富裕。江澤民同志沿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反貧困思想,認為要將中國的貧困問題提升到人的權利的高度,充分認識解決中國貧困問題的重要性。胡錦濤同志進一步認為,當下中國貧困現象主要源自中國社會發展方式的片面性,主張用科學發展觀來應對中國社會的貧困問題。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農村貧困人口脫貧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本標志。習近平總書記結合新時代中國貧困問題的現狀和特點,提出了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把精準扶貧、精準脫貧作為行動的基本方略,實現了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了區域性整體貧困。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為我國的反貧困事業提供了科學理論和行動指南。這一科學理論指導反貧困斗爭順利推進,推動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在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新階段,仍需要以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為指導,堅定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繼續砥礪前行,為奪取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勝利而奮斗。

為全人類反貧困事業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2021年,中國消除了絕對貧困,這不僅是中國反貧困史上的歷史性勝利,也是全球減貧事業的歷史性進步。這一勝利向世界表明中國共產黨是信守承諾、為人民做實事的偉大政黨,中國人民是不怕苦、不怕難的英雄人民。這一偉業創造了減貧治理的中國樣本,吸引國際社會的關注和目光。一方面,為全球貧困治理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減貧做出了巨大貢獻。中國是全球減貧事業的積極倡導者、有力推動者和突出貢獻者。中國積極開展國際交流與合作,為發展中國家援建了形式多樣的減貧合作項目,培訓了各類減貧人才,增強了發展中國家的自身發展能力。同時,中國通過貧困治理,中國的絕對貧困人口快速減少,向國際社會提供了自己的減貧方案和減貧經驗,為減少全球貧困人口作出了巨大貢獻。另一方面,為推動構建全球貧困治理體系注入變革力量。當人類歷史轉向世界歷史,世界各個民族和國家成為從“相互隔離”走向“普遍交往”的有機整體,一切個體行為都有可能產生社會效應。消除貧困是人類的共同使命。然而,全球貧困治理總體上仍處于“碎片化”狀態,“共同治理”的貧困治理理念仍未在全世界范圍內達成共識。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在外交場合強調,“各國和各國人民應該共同享受發展成果。每個國家在謀求自身發展的同時,要積極促進其他各國共同發展”。在中國反貧困的偉大實踐中,其最終目的就是讓貧困地區人口與全國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一起實現共同發展、共同富裕。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以全球性思維破解人類貧困難題,為人類反貧困事業提供建構性方案。

“功不唐捐,玉汝于成。”“脫貧攻堅戰的全面勝利,標志著我們黨在團結帶領人民創造美好生活、實現共同富裕的道路上邁出了堅實的一大步。同時,脫貧摘帽不是終點,而是新生活、新奮斗的起點。”回望過往的奮斗路,眺望前方的奮進路。面臨相對貧困的新挑戰,決定了我們要基于實踐不斷總結發展反貧困經驗,決定了我們要切實維護黨的領導,脫貧是新奮斗的起點,黨要不斷推進反貧困事業向縱深發展,堅持不懈、努力奮斗,不斷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向著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奮勇前進。

(作者為吉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導)

【注:本文系吉林大學—新疆醫科大學聯合課題“一帶一路民心相通國際智庫”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習近平:《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21年2月26日。

②《毛澤東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③《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④《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⑤胡繩:《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

⑥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人民日報》,2017年10月28日。

⑦習近平:《擺脫貧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

⑧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

責編/孫垚 美編/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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