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振羽（1900—1980），名典愛，字行仁，湖南邵陽人，當代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教育家。1926年湖南大學畢業，后投身北伐戰爭。1928年至北平，創辦學術刊物《新東方》雜志，先后任教于中國大學和朝陽大學，系統地學習馬克思主義，尤精研經濟學和哲學，結合中國實際，探索中外各國政治經濟發展之規律與特點，參加了中國社會性質和社會史問題論戰。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七七事變后，他在從事抗日活動的同時，總結了20世紀30年代以來關于中國社會史問題的論戰，評述了存在于當時中國史研究方面的問題。這些文章后輯集為《中國社會史諸問題》。該文集同時研究了中國社會史上奴隸制時期的若干問題、民族文化遺產的繼承和吸收世界文化進步成果問題。新中國成立后，歷任東北人民政府文教委員會副主任、大連大學和東北人民大學校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并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三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主要著作有《中日問題批判》《最近之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上）《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殷周時代的中國社會》《中國政治思想史》《簡明中國通史》《中國民族簡史》《史學研究論文集》《史論集》《呂振羽史論選集》《中國歷史講稿》等，其中《簡明中國通史》是中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最早的一部中國通史著作。
呂振羽是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開拓者之一。他對中國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探討，從經濟史、社會通史、思想史、民族史等方面構成了一個體系，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建立和發展以及民族史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
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程中，毛澤東、鄧小平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作出了卓越貢獻，形成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同時，廣大哲學工作者也作出了重要學術貢獻，如李達的《新社會學》、艾思奇的《大眾哲學》等著作在中國產生了廣泛影響，至今在學史史上仍占有重要地位。除此之外，一批杰出的歷史學家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研究歷史，回答了中國革命和建設進程中的重要問題，為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出了特殊貢獻，如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1930年）、翦伯贊的《歷史哲學教程》（1938年）等論著，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中國歷史的典范。這些歷史研究為認識近代中國的社會性質，進而為明確中國社會革命的目標和任務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
正因為如此，習近平總書記2016年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指出：“許多進步學者運用馬克思主義進行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在長期實踐探索中，產生了郭沫若、李達、艾思奇、翦伯贊、范文瀾、呂振羽、馬寅初、費孝通、錢鐘書等一大批名家大師，為我國當代哲學社會科學發展進行了開拓性努力。”習近平總書記提到的呂振羽，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他以獨特的研究方式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即從歷史理論層面構建了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方法論、研究中國古代社會歷史，從現實發展層面分析了中國社會性質、經濟發展以及文化建設問題，成為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名家大師”。
多渠道傳播馬克思主義
呂振羽生于1900年，幼時恰逢戰亂年代，親眼目睹了國家的衰敗及人民生活的艱難。成年后的呂振羽積極探索救國道路，在接觸到如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等非馬克思主義思潮后積極投身社會實踐，但均無一成功，由此引發了呂振羽對這些非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懷疑，直至擯棄。在革命戰爭年代，李達常與呂振羽交流關于革命、學術問題。在李達的影響下，呂振羽逐步走進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世界，并且堅定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信仰，以實際行動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他在革命實踐工作中多渠道多層次傳播馬克思主義，不斷擴大了馬克思主義在人民群眾中的影響力和穿透力。
創辦協會宣傳馬克思主義。七七事變前夕，在國難當頭、民族存亡之際，呂振羽接到時任中共地下黨北平臨時市委宣傳部部長周小舟的指示——“回湘開荒”。1937年9月，在中共駐湘代表徐特立的領導下，呂振羽回到長沙籌備組建“湖南文化界抗敵后援會”。這一協會通過組建讀書會、歌詠隊以及傷兵慰問隊、戰時防護隊等組織，深入到長沙各抗日階級隊伍中宣傳抗戰；組織各種座談會，宣傳黨的政策以及抗戰形勢；舉辦大規模的報告會，邀請各學派、階層的人參加報告會；開辦戰時常識訓練班，開設戰時群眾組織和宣傳常識、抗戰歌詠等課程。這些抗日宣傳活動形式多樣、內容豐富，有效地宣傳了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把黨的政治主張傳播到了社會各個角落，有力地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為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打下了堅實的群眾基礎。
利用報刊傳播馬克思主義。呂振羽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革命實際相結合，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研究成果。在“湖南文化界抗敵后援會”工作時，他撰寫了《中蘇關系的過去和未來》這本小冊子，考察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并對中蘇關系的歷史及未來進行了探討。呂振羽認為，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國與蘇聯應該加大合作，向蘇聯爭取更多的援助，以進一步強化合作，鞏固太平洋區域的安全，確保這一片地域的和平。此外，他從抗日戰爭的群眾基礎、中國的地理優勢、日本的國力以及國際政治關系等方面，分析了中國的抗戰形勢，并先后在《中蘇半月刊》等報刊上發表文章《保衛武漢與鞏固湖南》《抗戰后的新動向》《偉大的今年雙十節》《作為民族抗戰的指導理論》等20余篇，切實傳播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以及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動員全國人民積極加入到抗戰事業中來。
通過課堂講授馬克思主義。課堂是呂振羽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陣地。1928年至1935年，呂振羽在大學任教期間先后講授三民主義、社會學概論、農業經濟學、殖民地問題、中國政治思想史等課程。1938年，呂振羽創辦塘田戰時講學院，圍繞愛國教育、階級教育和戰時教育開設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等課程，《共產黨宣言》《論持久戰》等名篇論著被選為教材。1939年9月至1941年初，呂振羽任復旦大學教授，講授中國經濟史、計劃經濟學、先秦諸子思想等課程。1941年9月，呂振羽在華中局黨校任教，主講中國革命史、中國社會史、中國哲學史等課程。劉少奇、陳毅等領導也常去聽課，親切地稱呂振羽為“老夫子”。在課堂教學中，呂振羽靈活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講解中國的歷史、經濟、社會等問題，很好地宣傳了馬克思主義，從而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的具體展開。
共同構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方法論
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形成過程中，方法論的構建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正是因為有正確的方法論作指導，中國的歷史研究才取得了重大突破。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方法論是由一批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共同構建的，呂振羽就是重要的代表人物。作為第一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呂振羽積極探索史學方法，運用歷史唯物主義改造傳統史學方法和近代各種非馬克思主義史學方法，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方法論的構建作出了重要貢獻。
呂振羽認為，唯心史觀是中國傳統史學的主要癥結所在，表現在宣揚英雄史觀、以政治標準評價歷史等方面；而近代非馬克思主義史學流派有胡適的實驗主義史學方法論、“新生命”派主要代表人物陶希圣的半實驗主義唯心史觀方法論、托洛茨基派的機械主義和公式主義史學方法論等。在揚棄中國傳統史學方法論和近代非馬克思主義史學方法論的基礎上，呂振羽構建起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方法論，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方法論基礎。
史學研究應堅持歷史唯物論。呂振羽認為，“歷史唯物論，不啻是我們解剖人類社會的唯一武器，是唯一正確的歷史學方法論”。他強調，歷史學是一門黨性很強的科學，無產階級的歷史學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理論基礎，因此歷史研究必須要堅持黨性，即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為最廣大人民服務，體現鮮明的階級性和人民性；史學研究的目的是厚今薄古，其目的是為“今”服務，要批判繼承優秀的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精華，鑒往知來以把握歷史發展規律以及現實社會的客觀動向，在認識人類歷史發展客觀規律的基礎上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從經濟基礎入手研究歷史，須考察生產力、生產關系的統一矛盾關系，探明因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變化而引起的歷史過程的客觀規律，進而闡明歷史分期問題和中國歷史發展的全部過程；堅持階級分析法，研究階級社會的歷史必須從階級分析出發，掌握其最主要的兩個對立階級，著重研究主要的敵對階級之間的相互關系，同時還要分析各社會階級間的相互關系。
史學研究應堅持歷史辯證法。史學研究的矛盾分析法，把中國歷史融入世界歷史中尋求其一般性，要從中國歷史的特殊情況來把握其特殊性，正確處理好一般與特殊的關系，堅持矛盾統一，盡可能地把歷史的真實面貌展現在人們面前；同時應從歷史內部的全部聯系和具體情況著手，理解和揭發其發展的全過程；堅持揚棄法則，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客觀評價歷史事實，批判其中不合理的部分，吸收、繼承合理因素為我們服務。史學研究必須強調“史論結合”，“論”是指馬克思主義理論，“史”是指史料，要堅持理論與實際的統一，即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和方法對具體歷史進行具體分析，重視史料的搜集和“考證”，合理運用神話傳說這一“副料”并結合出土文物這一“正料”，才能系統探索中國原始社會的歷史，以此揭示歷史發展的規律性。把握史學研究科學性與價值性的統一，要堅持理論創新，綜合各學科知識并運用最新的科技手段對歷史展開研究；要注重主體的實踐活動，既要遵循史學研究一般規律的科學性，又要滿足主體的價值性。
呂振羽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方法論的構建，為其運用這一方法論開展中國歷史研究做好了理論準備，促進了中國歷史文化研究與馬克思主義的融合，擴大了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傳播，當然也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
善用馬克思主義探究中國歷史問題
呂振羽運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方法論研究中國歷史，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方法論的實踐典范。他對當時學術界關于中國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以及“亞細亞生產方式”等熱點歷史問題進行了馬克思主義探索，系統研究了中國古代社會形態問題和民族歷史相關問題，為解決當時革命現實問題奠定了學理基礎。
分析中國古代社會形態。面對革命年代，一些非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馬克思的歷史觀不適用于中國歷史的發展情況，妄圖以此否定馬克思主義適用于中國。呂振羽運用馬克思主義對中國古代社會歷史研究開展了艱辛的理論探索，明確地提出：“中國社會發展的法則或客觀規律，和世界其它各民族、國家一樣，并沒有什么本質的特殊。”他通過研究認為，中國歷史的社會形態應分為原始公社制、奴隸制、封建制，這一結論與馬克思的社會形態學說契合，進而論證了馬克思主義具有普適性而適用于中國。在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的指導下，呂振羽對中國原始社會總體特征、發展過程進行了更加系統的研究，開創性地運用神話傳說、出土文物考察原始社會野蠻時代和開化時代生產方式和生產工具的演進，真實建構了原始社會的歷史樣貌，其著作《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堪稱研究中國原始社會歷史的第一部著作；從生產的直接擔當者、財產形態、國家形態、社會階級等方面考察了殷代社會，切實發現當時的社會在生產等領域使用奴隸，存在著奴役奴隸的自由階級和貴族集團，且上層建筑的政治形態表現為階級支配，完全不存在古代原始社會民主主義的蹤跡，呂振羽由此提出了“殷商奴隸論”，認為殷代是階級支配的奴隸社會；從經濟、商業貿易、政治、意識形態等方面研究了封建社會的基本形態，從而提出“西周封建論”，從某種程度上來講為毛澤東的社會歷史分期論斷提供了理論依據。
考察中國民族歷史基本問題。研究中國各民族的歷史，向前可追溯至中國人種的來源；探討中國人種問題，向后看應考察中國國內各民族的歷史。為了研究中國各民族的歷史，呂振羽主要從工作中實地接觸或調查的資料、國內各民族人士的口述資料、報刊書籍這三類資料展開研究，對夏族和商族的歷史發展進行了系統研究，還從風俗、面貌以及遺存的石器考察了馬來人種的發展歷史。他從人類發展歷史的一般性對中國人種問題予以清楚的回答，認為中國人種的主要來源是“蒙古人種”和“馬來人種”，有力回擊了日本侵略主義的惡意詆毀，駁斥了西方文明優越論。同時，呂振羽根據掌握的資料，系統考察漢族、滿族、蒙古族、回族、藏族以及維吾爾族等民族的起源、形成和發展等具體歷史問題，從歷史發展的根源上強化了人們對各民族的認識，進一步論證了漢族與其他民族的一般性，揭露了法西斯主義者的大民族主義陰謀，宣傳了民族團結的政策，呂振羽也由此成為第一個運用馬克思主義系統研究中國民族歷史相關問題的學者。
呂振羽運用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社會歷史問題展開研究，在史前期中國社會和封建社會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他雖然是繼郭沫若后對原始社會展開研究的中國學者，但在研究成果方面卻超越了郭沫若，由此奠定了呂振羽在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領域的地位。《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的出版，使呂振羽成為僅次于郭沫若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在研究中國古代社會歷史分期問題及民族歷史基本問題的過程中，進一步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
活用馬克思主義回答中國現實問題
近代中國面臨政治、經濟、文化等一系列現實問題，其中包括近代中國社會性質問題、中國經濟發展問題以及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后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問題等。在研究這些問題的過程中，呂振羽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解決中國社會的現實問題，從現實層面推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
研究近代中國社會性質。近代中國的社會性質關系到中國革命的目標、任務等基本問題，因此成為呂振羽研究的重要內容。他系統考察了鴉片戰爭后中國社會的被殖民化歷程，并詳細分析了日本的侵華戰爭，認為日本發動野蠻侵華戰爭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企圖通過戰爭擺脫經濟危機、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與日本的矛盾激化、日本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瓜分中國過程中的矛盾升級、日本資本主義反蘇俄聯合戰線的形成。這些矛盾交織在一起，最終促使日本侵華戰爭爆發，進一步確定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性質。同時呂振羽通過研究認為，中國買辦資本是在帝國主義的扶持下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破壞了封建社會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體系；民族資本的初步發展也對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體系產生了沖擊力，推進了中國半封建社會的形成。自此，近代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被呂振羽完全揭露開來，為近代中國反帝反封建革命任務提供了理論支撐。
探索中國經濟發展問題。呂振羽的學術研究生涯，最先從經濟問題的研究中拉開序幕，表現了學術研究強烈的現實關懷。通過對資本主義的市場、原料、資本、勞力這四大支柱的考察，他發現資本主義的發展完全依附于世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呂振羽從貿易、財政、失業等經濟因素，多維度分析了日本、美國、英國、德國等典型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進而揭露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狀況，否定了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歷史可能性。而且，呂振羽對蘇聯社會主義經濟規律、計劃經濟的研究視野廣闊，注重對比分析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不同經濟法則的優劣。對于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問題，呂振羽借助資本主義的經濟層面分析研究認為“中國資本主義前途無望”，并提出了“兩個時期的同時過渡”論：“一方面使農業經濟迅速的過渡到工商業經濟的高度形態；二方面由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時至今日，這一學術觀點經過時間和實踐的檢驗，證明依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思考中國文化建設問題。文化發展問題是呂振羽始終關注的一個重點領域。基于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他揭示了儒釋道的發展與封建社會經濟基礎、政治結構的密不可分關系，須對這些傳統文化進行改造后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服務。因此，呂振羽在考察文化戰線的不良現象后提出，發展當代中國文化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吸收帝國主義文化中的有用成分為我所用，批判改造中國傳統文化。他指出，要讓文化工作和政治工作密切配合起來共同推進抗戰事業；文化工作的目的是為了喚起廣大勞動人民群眾的民族意識、戰斗意識，從思想上發動人民群眾普遍加入抗戰事業，把他們組織起來學習各種各樣的知識、技術；工作的對象要從知識分子群體擴大到全體勞動人民，從城市工作轉到農村、工廠里去，不斷擴大影響范圍，深入社會的各個角落、領域，進一步促進文化工作的全面展開；工作的任務是在政府的領導下研究各種戰時問題，解答理論上的難點和熱點問題，并在行動上配合政府推行的相關政策。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重視歷史、研究歷史、借鑒歷史是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個優良傳統。當代中國是歷史中國的延續和發展。”自古以來，中國就是一個重視歷史的文明古國。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開拓者和奠基人，呂振羽在學術研究中靈活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研究歷史問題，是第一位運用馬克思主義系統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國通史、中國民族史的著名學者；在革命事業中積極踐行馬克思主義，表現出了一名優秀共產黨員高尚的實踐工作風范。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進程中的重要一員，呂振羽的學術成就，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始終致力于學術性、現實性和政治性高度統一的思想創新與學術智慧。
（本文系湖北省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呂振羽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2019009）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武漢紡織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