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種源安全是國家糧食安全的基石。立足自主的糧食安全體系需要端好中國碗，裝滿中國糧，用上中國種。本文從歷史視野、國際視野和可持續發展視野進行論證，我國不僅不能依賴外國種，也不能依賴單一的商業化育種。而應當在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基礎之上，發展我國完整的多層次種子主權體系，才能從根本上確保種源安全，發展種子主權。

【關鍵詞】種源安全 種子主權 糧食安全 食物主權 國家安全

【中圖分類號】F320 【文獻標識碼】A

食為政首，糧安天下。“誰來養活21世紀的中國？”，筆者的研究團隊近期研究了這一問題，基本結論如下：在2050年之前，中國還將保持糧食生產、消費、進口的三項世界第一，2050年之后，由于中國相繼越過了人口峰值、食物消費峰值，老齡化峰值也將穩定在高位，中國在糧食生產量繼續保持世界第一的同時，糧食消費量和進口量也會高位緩降。中國在21世紀的食物需求總量龐大，還伴隨著長期的結構性緊張，多年糧食供求的“緊平衡”狀態至少會延續到2050年。在此期間，不排除糧食自給率進一步下降的可能。因此，從糧食戰略的制定與執行上看，“端好中國碗、裝滿中國糧”的糧食政策，會一直持續到21世紀中葉，“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的新糧食安全觀，會持續很長一段時期，“以我為主、立足國內、確保產能、適度進口、科技支撐”的國家糧食安全戰略，也應當長期堅持。中國在保障自身糧食的供給的同時，還要清晰認識自身龐大食物需求對世界產生的巨大影響。中國是具有超大規模人口與市場的“巨國”，具有“巨國效應”。盡管每年全球糧食的貿易總量都在增加，但基本這些貿易之和還不及中國糧食消費量的一半。作為人口超大規模國家，手里要端著中國碗，碗里也需主要裝著中國糧，用好中國種。保障國內糧食充分供應，不僅是中國政府對人民的國家責任，也是對全球陷入營養不足困境的發展中國家和10%饑餓人口的國際責任。

2020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到“保障糧食安全，關鍵在于落實藏糧于地、藏糧于技戰略。要加強種質資源保護和利用，加強種子庫建設。要尊重科學、嚴格監管，有序推進生物育種產業化應用。要開展種源‘卡脖子’技術攻關，立志打一場種業翻身仗”。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加強農業種質資源保護開發利用”，這些都表明國家越來越重視農業生物技術的基礎研究以及種質資源的發展，種源安全的建設。本文將回顧中國農業的留種育種傳統，放眼國際食物主權運動中的種子主權，提供為多層次種子主權體系的建立，具有歷史視野、國際視野和可持續發展視野的意見參考。

數千年交流傳承：種源安全的歷史視野

種源安全，主要是在一國主權范圍內保育種質資源，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種質資源又稱為基因資源、遺傳資源，是包含一定遺傳物質，并表現特定性狀、能將性狀遺傳給后代的植物資源總和。種質資源包括野生、半野生和栽培的能夠在育種中利用的全部植物資源。種質是指生物體親代傳遞給子代的遺傳物質，它往往存在于特定品種之中。如古老的地方品種、新培育的推廣品種、重要的遺傳材料以及野生近緣植物，都屬于種質資源的范圍。當我們討論種源安全時，也會將種質資源保護擴展到畜禽等遺傳資源保護。

在人類歷史上，種質資源的流動并無國界。當前中國人食用的大部分食物，都是從世界各地傳入中國的。僅明清時期，傳入中國的美洲原產作物就有玉米、番薯、番瓜、番茄、番石榴、西洋參、煙草等近30種。在傳入作物里面，對中國社會生活影響最大的是玉米、番薯和煙草。實際上，所有引入的種子都改變了中國人的飲食結構，甚至社會生活。可以想見，若沒有大范圍的種質資源交流與傳承，我們的食譜會何等窄狹。

種子引入后，必須與種質資源在國內的保育傳承傳統相結合，才能落地生根。比如，番薯這種高產作物自明朝引入中國后，薯種越冬難題一直難以解決。當山東德州老農用連藤帶薯窖藏留種法解決這一問題后，人稱“地瓜公”的清朝乾隆年間知縣黃可潤學到此法，并如此記載：“燕（河北）浙相距遠，場師或未盡合地宜；德州接界，多聘老圃（老農）治之可耳。”他聘請德州老農到他任職的直隸無極縣教種番薯，使得當地番薯一畝“可獲千斤”，從而突破了番薯在直隸地區留種難這一技術瓶頸。黃可潤大為快慰：“番薯于北地甚宜。麥秋之后，農家休暇，廣為種植，可以免曠土惰農之弊。”

一個番薯引入、留種和保育推廣的例子，能夠折射出中國數千年來農耕文明的選種育種智慧。這使得農耕文明最在乎的食糧問題，因種源的保護與傳承而得以不斷解決，促進了中華文明的生生不息。

種源安全問題的真正提出，與20世紀民族國家的興起，國界日漸清晰有關。當人員入境簽證和貨物入境檢驗檢疫越來越嚴格時，種質資源的自由遷徙變得不再容易。兩次世界大戰和長期的冷戰，以及農業資本化后的專利保護，更帶來了種源問題的國家和產權邊界問題，使得種源安全問題凸顯出來。

中國糧主要用中國種：種源安全基本形勢

中國自1949年以來，在種子選育和種業發展上，經過計劃階段、計劃與市場雙軌制階段和市場化階段后，建立起了完整的種子育繁推體系。但開放的種業市場也面臨著種源安全和種子價格高企的問題。使當下人們繼關切工業芯片之后，擔心起種子作為“農業芯片”的“卡脖子”問題。2021年初，農業農村部部長的唐仁健對此作出解釋：“中國農作物自主選育品種面積占比超過95％，水稻、小麥兩大口糧作物品種100％自給，玉米、大豆、生豬等種源立足國內有保障。目前，外資企業占我國種子市場份額的3％左右，進口種子占全國用種量的0.1％。總體上，我國種子供應有保障、風險可控。”但他也指出：“我國種業自主創新與發達國家有差距，一些品種、領域和環節，如果出現極端斷供情況，雖然不會‘一卡就死’，但確實會影響農業發展速度、質量和效益。”因此，我國要把種業作為“十四五”期間農業科技攻關及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重點任務來抓，加快啟動實施種源“卡脖子”技術攻關，保持品種競爭優勢，縮小玉米、大豆、生豬、奶牛等品種和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

在種質資源如此充裕，種業外資依賴度并不高的情況下，為何我國還要加強種質資源保護和利用，加強種子庫建設？唐仁健在中國農業科學院調研時作出解答：“很多我們耳熟能詳的品種，比如京西稻、天津小站稻等，在這個庫里都會作為戰略資源長期保存。這是搞種業創新的物質基礎。我們還將同步推進畜禽和海洋漁業種質資源庫建設。”為貫徹落實《全國農作物種質資源保護與利用中長期發展規劃（2015—2030年）》，自2015年起，農業部通過全國農作物種質資源普查、畜禽遺傳資源調查與材料采集搶救性地收集了一大批新種質資源，全國長期保存作物資源52萬份，畜禽地方品種560個、遺傳材料90多萬份，農業微生物資源10萬份，均居世界前列。我國新的種質資源庫2021年將建成使用，種質資源數量將位居世界第一。在已經形成的海南、甘肅、四川三大國家級種業基地基礎上，將重點加強海南的國家南繁科研育種基地建設，打造集科研、生產、銷售、科技交流、成果轉化于一體的“南繁硅谷”。

多樣性帶來穩定性：種子主權的國際視野

多樣性是系統穩定性的本源，如果一個國家的育種體系只包括“國家隊”“地方隊”，卻不包括“民兵連”，就如同一個生態系統中只有大樹和灌木，卻沒有小草和微生物一樣，是不完整不穩定的。從歷史傳統和國際視野看，直接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戶，一直是種子選育推廣的主力。而近百年農業現代化的進程，使行政力量和市場力量成為選育種子的主導力量。但由于田間播種收獲還都依靠農民，如果沒有農民使用的種子育繁推體系，沒有農民參與的種源安全體系，種子主權就將失去社會基礎。我們可以從食物主權國際運動中的種子主權拓展國際視野。

食物主權的概念來自拉美的非政府組織“農民之路”（Via Campesina），在1996年墨西哥特拉斯卡拉會議上，該組織提出“我們致力于創造一個以尊重我們自己和地球、食物主權和自由貿易為基礎的鄉村經濟”，該組織在《食物主權：創造沒有饑餓的未來（1996）》的報告中指出，食物主權是實現真正的糧食安全的先決條件，是一項基本人權。食物主權將食物體系的基本功能歸結為食物權利，并同時強調保護自然資源、保障基本的營養權和國家的自主權不受國際糧商的制約，認為糧食不應被當作武器加劇貧困、種族歧視、小農戶歧視及被迫城市化等狀況，應確保小農戶應有的參與決策，尤其是生產決策的權利。這些概念的實踐由農業生產者擴展到消費者、社區和國家，對2002年世界糧食首腦會議和2008年聯合國與世界銀行發表的《國際農業知識與科技促進發展評估（IAASTD）全球報告》中也產生了廣泛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