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主權的框架將糧食安全由數量安全、質量安全更進一步引向了權利安全，而種子主權正是從這一框架中生發出的核心環節。其將種子權利視為食物體系得以在一個主權國家中自主運行的基礎，同時強調保護自然資源、保障基本的營養權，并確保國家的自主權不受國際糧商的制約；認為包括種子在內的農業資源和產品，都不應該在全球化進程中被當作武器，更不能通過加劇貧困與不公平、種族歧視、剝削農戶及被迫城市化等手段引發國家間的競爭；同時，應當確保食物體系中的參與者，尤其是農戶、消費者以及主權國家能夠參與食物體系的自主決策，尤其是基于種子主權的生產決策權。

在食物主權和種子主權的國際視野中，我們需要認識到，不能只依賴商業化育種。種子是農業與食物體系構建與發展的基礎，與空氣、陽光、水等農業必須的要素一樣，種子不是任何人或任何國家的創造物，而是源于自然的饋贈。因而人類需要以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為基礎，而非基于商業經濟，來實現對種子主權的普惠分配。

種子生產與自然再生產的密切聯系，對跨國糧商和資本集團更普遍直接投資于種子研發并從中獲利的模式構成了天然障礙。第一個障礙是自然環境和生態過程的不確定性。氣候、土地等自然條件是農業生產的基礎，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植物的生長節奏，但不易控制。第二個障礙是勞動時間和生產時間存在差異，這違背了資本為了逐利而快速流通的本質。為此，資本主導的商業化食物體系以改造種子為切入口，通過加快甚至規避農業生產的自然過程，減少自然不可控因素對資本獲益所產生的破壞。資本主導的技術創新體系必然遵循產量、產值最大化的邏輯，強調單一種植與強制推廣。通過專業化育種和常規育種相結合，包括轉基因育種等，商業化食物體系的確能實現對種子自然主權的改造。跨國糧商也將原本屬于農民和主權國家的權益轉移到自己手中，攫取了巨大專利壟斷利潤。

因此，我們應當對資本主導的技術創新話語有清醒的認識。其本質是利用實質性技術壟斷，在不斷簡單化、標準化和單一化的農業發展過程中，收取每個人在日用飲食之路的過路費。試想，如果連“春種一粒粟”的種子獲取，都需要向跨國糧商支付專利費用，何談“秋收萬顆子”之后的加工流通環節的自主權利？筆者曾在2018年對巴西的多家農場進行實地調研，發現在跨國糧商經營、規模擴大、種子技術壟斷的合力作用下，即便是由成規模的農場主組成的上百萬畝大型農業合作社，也無法保障自身在種業國際化進程中的基本種子主權。當地的大農場合作社若不使用轉基因大豆和玉米種子，不追隨這種模式，很快就會被市場淘汰。在美國調研時，筆者發現，農場若被檢測未使用合同規定的轉基因種子，則其銷售收入的80%以上要賠償給跨國糧商所控制的育種公司，否則不能進入國際市場銷售。事實上，就連巴西政府在跨國集團面前也缺少話語權，他們不得不通過改變國內稅制，甚至讓渡國家在某些關鍵資源或基礎設施的發展權益，來迎合跨國糧商的壟斷經營。

可見，種子主權的抗爭對象，是一整套資本控制的過度商業化的育種體系。從更深層次看，種子主權問題的核心在于：并非由任何人所創制的種子，卻催生出形形色色的產權主張和利益伸張。在林林總總的爭辯和主張中，真正擁有絕對主權的自然卻是沉默的。這一方面說明了我們在進行一場漠視主體性、甚至逃避主體性的無主體對話；另一方面也說明了種子主權并不依賴于人類主權的伸張而存在，因為種子主權一直就在那里。

多層次種子主權體系：中國種源安全的可持續發展框架

包含種子保育和普惠使用權利的種子主權，意味著所有人都應享有食物，享有獲取作為食物生產基礎的種質資源的權利。這也意味著，種子研發不能排斥，甚至應當鼓勵傳統育種和農民自留種，且應當避免這一權利被轉基因、雜交育種等專利權所剝奪和侵蝕。實際上，種子生長的過程，一直都是自然主導，任何人或者組織無法完全控制，也無權控制。人類的努力，只是極少部分地參與了種子的收集、維持、改造和更新工作。我們必須回歸這一基本常識，才可能實現在基礎層面上的種子主權。

因此，為確保種源安全，中國可率先構建包含微觀層面的人民主權、宏觀層面的國家主權、基礎層面的自然主權在內的多層次種子主權體系（見下圖）。食物主權來自主體性的承認和權利的伸張。在食物體系中，至少應有國家主權、人民主權和自然主權的表達。在種子主權問題上，也需要對應提出種源安全保護的可持續發展框架。

總體而言，中國農作物自主選育品種面積占比極高，在保障種子主權和種源安全上，中國已有堅實基礎。但客觀而言，中國種業自主創新確實與發達國家有差距。因此，我國必須建立起多層次種子主權體系，才能確保種源安全。國家支持種業龍頭企業建立健全商業化育種體系，雖是一條重要的路徑，卻不能是唯一途徑。中國近10年來強化了中糧、中儲糧、中紡、華糧、中化等一批農業“大樹”，也將在作物、畜禽和海洋漁業生物種質資源庫建設方面做出重要貢獻，這相當于有了保障種源安全的“國家隊”。與此同時，各類種子公司、各級政府和儲運機構等，如同生態系統中的“灌木”，相當于保障種源安全的“地方軍”，但還需要農戶及各類農業生產加工和種子保育等基本單位，像生態系統中的“小草”和“微生物”一樣，組成保障種源安全的“民兵連”，才能形成多層次種子主權體系。通過央地融合、產業融合、利益融合，使得中國多樣化、可持續的種源安全保護和種子庫建設能為21世紀更好養活中國，貢獻種子的力量。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食品安全社會共治與跨界合作機制研究”首席專家；廣西民族大學博士研究生方平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食品安全社會共治與跨界合作機制研究”（項目編號：20&ZD116）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項目“食物體系轉型、一家兩制與雙重嵌入機制研究”（項目編號：71903044）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新華社：《從根本上確保國家糧食安全——中央農辦主任、農業農村部部長唐仁健談2021年“三農”工作熱點話題》，2021年1月3日。

②周立：《極化的發展》，海口：海南出版社， 2010年。

③周立、潘素梅、董小瑜：《從“誰來養活中國”到“怎樣養活中國”——糧食屬性、AB模式與發展主義時代的食物主權》，《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2期。

④周立：《糧食主權、糧食政治與人類可持續發展》，《世界環境》，2008年第4期。

責編/鄧楚韻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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