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現代戰爭加速向信息化戰爭演變，智能化戰爭初現端倪。智能化作戰體系成為智能化戰爭的主要力量形態，催生出自適應作戰、集群消耗作戰、同步并行作戰等新型作戰樣式，“制智權”成為戰爭制權新的制高點。未來，智能化戰爭將呈現分階段加速演進之勢，智能科技發展將決定智能化戰爭走向，戰爭的矛盾法則將發生深刻變革，戰爭倫理和法律規制將不斷加強。迎接智能化戰爭挑戰，要主動設計智能化戰爭，加快發展智能化裝備，塑造智能化組織形態，加強智能化戰略管理。

【關鍵詞】智能化戰爭 信息化戰爭 形態演變 戰略舉措

【中圖分類號】E0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10.002

郭明，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戰爭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博導。研究方向為軍隊指揮。主要著作有《戰法》（主編）、《特種作戰學教程》（主編）等。

近年來，在新一輪科技革命、產業革命和軍事革命的共同推動下，戰爭形態加速向信息化戰爭演變，智能化戰爭呼之欲出。作為未來戰爭的新形態，智能化戰爭不僅正在顛覆人們對戰爭和軍事的認知，而且日益引起世界各國的關注。探索掌握智能化戰爭特點規律、加快推進軍事智能化發展，是維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的時代課題。

深刻認識智能化戰爭的演變動因

戰爭形態是以主戰兵器技術屬性為主要標志的戰爭歷史階段性的表現形式和狀態，是人類社會生產方式和運動在軍事領域的表現。[1]從歷史上看，戰爭形態先后經歷了從冷兵器戰爭、熱兵器戰爭、機械化戰爭到信息化戰爭的若干次演變，目前正在向智能化戰爭演進。這是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文化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新一輪科技革命是推動智能化戰爭演變的根本動因?？萍际堑谝簧a力，也是現代戰爭的核心戰斗力。軍事科技的重大突破和主導性武器裝備的標志性發展，引起軍隊編成、作戰方法和作戰理論等全新變革，導致戰爭的整體性改變，產生了新的戰爭形態。進入21世紀以來，以“智能、泛在、綠色”為主要特征的新科技集中崛起，特別是人工智能在移動互聯網、大數據、超級計算、腦科學等新技術新理論的驅動下，呈現深度學習、跨界融合、人機協同、群智開發、自主操控等新特征，引發軍事領域鏈式突破，使人、武器，以及人與武器、武器與武器的結合方式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多用途無人戰術運輸”地面車輛、“忠誠僚機”無人機、“黃貂魚”艦載無人加油機、“海上獵手”反潛無人艇、衛星機器人、“網絡空間飛行器”、“自適應雷達對抗”、“阿爾法”超視距空戰系統等各種智能裝備項目紛紛涌現，人機混合編成、無人蜂群作戰、基于系統的認知欺騙等將成為可能，作戰方式、指揮控制、體制編制、后勤保障、軍事訓練等各領域出現體系性重大創新，“以智馭能”的智能化戰爭嶄露頭角。

大國戰略競爭是推動智能化戰爭演變的內驅動力。軍事服從政治，戰略服從政略。毛澤東同志指出，戰爭是“用以解決階級和階級、民族和民族、國家和國家、政治集團和政治集團之間、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矛盾的一種最高的斗爭形式”。[2]大國戰略競爭以及由此產生的軍事需求，是推動戰爭形態演變的關鍵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雖然英、法、德、美、蘇等國的軍隊都擁有坦克、飛機、無線電通信設備等，但是只有德國率先成功實踐了“閃擊戰”。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德國試圖以此破解兩線作戰的戰略困境。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國際力量對比正在發生近代以來最具革命性的變化，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發生深刻調整。美國出于維護世界霸權的戰略考慮，提出“第三次抵消戰略”，明確把人工智能和自主化作為優先發展的技術支柱，從戰爭設計、作戰概念開發、技術研發、軍費投入等方面加快推進軍事智能化發展，積極搶占軍事智能革命先機，謀求以新的技術代差優勢掌握戰略主動權。俄羅斯堅持把有限的科技資源投入到戰略價值高、技術前沿、極具實用性的領域，將智能化作為武器裝備現代化的關鍵，明確提出到2025年把無人作戰系統的比例提高至30%。[3]英、法、印、日等其他大國也不甘落后，紛紛加大軍事智能化投入和布局力度。激烈的國際戰略競爭，不僅影響著各國軍事智能化發展的戰略重點，也推動著智能化戰爭的演變和發展。

軍事理論創新是推動智能化戰爭演變的思想先導。軍事理論創新對軍事科技發展、戰爭形態演變具有重大的思想先導作用。人類戰爭史表明，前沿科技及其物化的武器裝備要想真正形成實戰能力，必須有先進的軍事理論作指導，而固守原有軍事理論，錯失新質戰斗力建設和運用之機的案例也屢見不鮮。美軍歷來注重從科技角度設計戰爭，以新型作戰概念開發來牽引國防科技、武器裝備、作戰能力的創新與躍升。美軍近年來密集提出的新質作戰概念，均圍繞頂層作戰概念“跨域協同”展開。如美空軍提出的“分布式作戰”，通過“分布”將能力解耦，再通過“協同”將能力聚合，從而構建完整的作戰體系。反映到力量配比和運用上，就是少量有人飛機協同大量功能分解的智能化無人機構成作戰體系。2020年8月，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組織進行第三次人機空戰概念驗證，在最終的虛擬對決中，人工智能團隊大勝人類飛行員團隊。俄羅斯明確將軍用機器人作為軍事智能化發展的重點方向。今年4月，俄羅斯媒體披露，其空天軍“閃電”多功能無人駕駛系統已完成群體投放測試，能夠實現俄軍“蜂群”作戰概念攻擊任務。[4]這些已具有一定智能化特征的作戰概念，其核心是探索智能化戰爭如何通過“智”的提升來統籌運用各軍事力量，以跨域的非對稱優勢擊敗對手、謀取全勝。智能化戰爭的形成，有賴于深刻理解智能科技，敏銳洞察其軍事應用潛力，高度融合戰爭藝術與智能科技創新發展的智能化軍事理論。

戰爭實踐探索是推動智能化戰爭演變的主要途徑。戰爭形態演變是一個動態的實踐過程，每一種戰爭形態的發展變化，都有一個從量變到質變、從漸變到突變的實現過程。與信息化戰爭的興起相比，智能化戰爭迄今為止還缺少像海灣戰爭那樣完整、典型的戰爭實踐樣本。但是，智能化作戰的實驗和實踐正在推動智能化戰爭從孕育向萌芽、從低級向高級發展。2015年，俄羅斯在敘利亞戰爭中第一次成建制使用4臺履帶式“平臺-M”戰斗機器人和2臺輪式“阿爾戈”戰斗機器人，以及無人偵察機和“仙女座-D”自動化指揮系統，開創了以戰斗機器人為主力的地面作戰行動。2018年1月，俄軍在敘利亞戰場首次運用反智能化裝備擊毀、干擾、俘獲13架來襲無人機。2019年9月，十幾架無人機襲擊了沙特的兩處石油設施，致使其石油產量減半。2020年納卡沖突，阿塞拜疆軍隊對亞美尼亞軍隊的攻擊行動中，無人作戰平臺第一次超過有人平臺，達75%以上，無人機的使用數量、頻率和強度均創人類戰爭史之最。[5]這些智能化作戰的實踐探索，不僅將推動智能裝備在戰場上的運用范圍越來越廣、投入數量越來越多、作戰場景越來越復雜，而且將推動智能化作戰手段和反智能化作戰手段在對抗中逐漸升級，從而加速智能化戰爭的深刻演變。

準確把握智能化戰爭的本質特征

以蒸汽機、內燃機等為代表的機械化時代，實現了人類體能的極大拓展；以互聯網、精確制導等為代表的信息化時代，實現了人類感知能力的空前飛躍；以深度學習、自主決策等為代表的智能科技迅猛發展，正為“以智馭能”的智能化時代積蓄物質和能力基礎。從軍事視角看，智能化載荷、智能化平臺、智能化系統等構成的新型作戰力量，將催生無人蜂群戰、認知控制戰、智能算法戰等新型作戰樣式，奪取“制智權”將成為戰爭制權新的制高點。

智能化作戰體系成為主要力量形態。智能化作戰體系的核心要義在于“人類指揮、機器自主、網絡支撐”，這是有別于機械化、信息化時代的關鍵所在。智能化不是無人化，智能化作戰系統是“平臺無人、系統有人”，武器在前臺、人員在后臺；智能化也不是武器變成人，而是人的智能移植到了武器上，人與武器已經實現高度一體化。當前人工智能技術雖然發展很快，但都是以人為主導、以人為中介的，實質上反映的是人類對智能認識的進步。無論智能科技取得什么樣的突破，人仍將是戰爭的發起者、設計者和最終決策者，人的作戰思想以規則、算法、軟件和數據的形式被物化到智能武器中，戰爭中由智能武器來貫徹人的作戰意圖、達成預定的作戰目的，智能武器自主作戰的背后依然是人的作戰方法、指揮方式與意志品質的較量。自主特性是軍事智能的核心屬性，也是智能化作戰力量的本質特征。也就是說，武器裝備具備了人的部分智力屬性，能夠在人的決策和控制下，實現戰場作戰行動層面的自適應戰場環境、自協調復雜行動、自組織力量編成。因此，智能化作戰力量的所有優勢都是由自主化這一特性衍化而來的。智能化作戰力量還具有迅捷性，由于作戰行動更多地由機器自主，“觀察—判斷—決策—打擊”的循環時間將縮短到近乎即時響應，從而實現行動速度和作戰節奏的跨代躍升。網絡科技催生互聯網、物聯網、智聯網迭代發展，是提升機械化、實現信息化、支撐智能化的基礎。萬物互聯、人機交互等新型網絡科技快速發展，正引領作戰編成向“有人／無人”混合編組演變，通過高效協同網絡支撐智能化作戰力量，實現任務定制、自主編組、靈活協同。一旦智能化作戰體系高度依賴的網絡環境被破壞、鏈路被打斷，其作戰功能就會遭到巨大損害甚至是癱瘓性失能，這促使世界各國開始高度重視智能化作戰體系抗干擾、抗打擊的韌性問題。

自主作戰成為主要作戰方式。隨著智能化作戰系統廣泛應用于裝備部隊，并逐漸成為戰場的主要作戰力量，自主作戰上升為主要作戰方式，從自主、規模、彈性、認知等方面深刻改變著作戰樣式。根據目前軍事智能化的發展趨勢，可以預判以下幾種作戰樣式將在未來陸續登場。一是自適應作戰。即依靠智能武器所具有的自主學習能力，對復雜戰場環境作出敏捷反應，實現作戰行動的自主判斷、自主決策、自主執行，發揮最佳作戰效能，具體運用樣式包括“極速點穴戰”“智能癱網戰”“仿生特種戰”等。這一作戰樣式的主要優勢是可極大突破人類的心理限制、作戰時間限制、作戰機動限制等固有弱點，尤其適合深入敵占地域、核輻射區域等高風險地區執行作戰任務；同時，憑借智能武器的敏捷性特征，通過迅捷的打擊節奏，使對方無法組織有效的應對，從而將以快制慢提升到全新高度。二是集群消耗作戰。即以智能無人集群編組為主、輔之以少量有人戰斗系統，模仿自然界中動物群體展現出的“群體智能”，以群體自主協同模式執行作戰任務的作戰樣式，具體運用樣式包括“蜂群”作戰、“魚群”作戰、“狼群”作戰等。這一作戰樣式的主要優勢是運用低成本的小型智能武器，以飽和式攻擊或自殺式攻擊摧毀對方高價值作戰目標，將數量優勢轉化為對傳統大型主戰平臺的非對稱體系優勢。三是同步并行作戰。即將作戰功能分解到全域部署的多種異構的小型有人、無人作戰平臺，通過在多個平臺間組建分布式通信網絡實現在作戰時間、空間、層級上保持同步，以體系化形式共同完成作戰任務。這一作戰樣式的主要優勢是利用智能網絡延伸到廣域分布的智能傳感器、作戰平臺和單兵系統，實施同步并行打擊，奪取作戰優勢。

“制智權”成為戰爭核心制權。戰爭制權的發展與戰爭形態演變脈絡相一致，火力和機動力是機械化戰爭制勝的主導要素，制陸權、制海權、制空權成為戰爭制權爭奪的核心；信息力是信息化戰爭制勝的主導要素，制天權、制信息權成為戰爭制權爭奪的核心；智能優勢是智能化戰爭制勝的主導要素，“制智權”成為戰爭制權爭奪的核心，智能主導、自主馭能、以智謀勝將成為智能化戰爭的基本法則。“制智權”的爭奪，集中體現為“算法＋數據＋認知”的綜合較量。算法是智能科技的核心所在，“算法即戰法、軟件定義戰爭”成為智能化戰爭的鮮明特征。構建算法的核心是創建基于問題的抽象模型，并根據目標問題選擇不同的方法完成算法的設計。算法優勢的一方可精確模擬作戰場景、精準估算作戰結果、最大化推演優選作戰方案，為實現未戰先勝提供有力手段，“誰的算法先進，誰就能占據制勝先機”成為新的戰爭制勝規律。數據是智能化時代眾多顛覆性技術群的核心資源，掌握數據、分析數據、爭奪數據，并將數據運用于戰爭之中，成為智能化戰爭的制勝關鍵。智能武器具有部分人的智力特征，這使得認知域成為戰爭的對抗焦點，以認知環路為目標，依托智能科技限敵獲取有效信息、迫敵使用錯誤信息、延遲認知速度、誘導認知模式、阻斷認知輸出，能夠打亂敵指揮決策、瓦解其民心士氣，實現對“攻心為上”古老戰爭規則的可定制、可操控。在信息化戰爭中，失去制信息權的一方，雖然作戰人員和平臺未被消滅，但失去了相互之間的通暢聯絡，無法形成有機的整體。智能化戰爭中，失去了智能優勢，即使具有信息優勢和能量優勢，也會因為人機協同失調、自主決策失靈，而導致整體作戰效能的大幅降低。

智能化并未改變戰爭的本質屬性。葉劍英元帥指出，“戰爭打兩門：第一打政治，第二打技術。政治決定戰爭的性質，加上技術決定戰爭的樣式”[6]。智能化戰爭并沒有顛覆馬克思主義戰爭觀的基本原理，但在基本范疇上將出現許多新的發展變化。一方面，智能化戰爭的政治決定性沒有改變，仍然是政治的工具。政治決定戰爭的動因、目的和性質，離開由政治所決定的戰爭目的，戰爭就變成了盲目的殺戮，戰爭就沒有了靈魂。當今時代，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仍然是主要戰爭根源，民族宗教矛盾、能源資源爭奪、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爭端等仍將是誘發戰爭的直接動因。無人自主系統的廣泛運用，模糊了戰爭與非戰爭的界限，戰略和軍事風險的降低可能導致未來戰爭門檻的降低。特別是智能科技的軍民兩用性以及以“眾包”“眾籌”“創客”等為代表的“開源共享”模式的普及，使越來越多裝備技術的獲取渠道更加商業化，這將對智能時代的戰爭主體帶來深刻變革，以非國家行為體為代表的戰爭主體將更加多元化。另一方面，智能化戰爭制勝的政治因素沒有改變，仍然由戰爭的性質所決定。推動歷史進步和體現社會大多數人利益的政治目的的戰爭，是正義性質的戰爭，反之則是非正義性質的戰爭，正義戰爭必勝、兵民為勝利之本仍將是智能化戰爭時代的制勝鐵律。但是隨著智能科技孕育產生智能化社會，將重新定位民眾在智能化戰爭中的地位作用，顯著拓展民眾參與戰爭的廣度和深度，民眾將日益成為智能化戰爭的直接攻擊目標、防御主體和堅強后盾。因此，必須辯證、全面地考察智能化戰爭，避免“單純軍事觀點”和“單純技術觀點”，認清智能化戰爭的“變”與“不變”，以此探尋智能化戰爭的制勝之道。

科學預測智能化戰爭的發展趨勢

當前，智能化戰爭尚處于孕育階段。預測智能化戰爭的發展趨勢十分必要，且具有挑戰性。有學者提出，雖然目前大致可以判斷出機器學習、工業機器人、材料科學等技術的未來發展趨勢，但是這些技術如何結合起來，對未來戰爭將造成什么樣的具體影響，尚無法準確預測。[7]這就需要跳出從單項技術出發的思維模式，注重從整體上認識智能化戰爭可能的發展趨勢。

智能化戰爭將呈現分階段加速演進之勢。隨著現代科技領域的指數進步、組合進步、數據進步，以及在軍事領域的加快轉化運用，武器裝備變革的過程不斷縮短，加之當今世界正處于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地區動蕩、局部戰亂將成為常態，智能化作戰實踐探索將更加頻繁，這些都將推動智能化戰爭加速發展。同時，受到智能科技發展、智能化力量融入作戰體系、軍事觀點更新等主客觀條件的限制，智能化戰爭演進將呈現明顯的階段性。有學者提出，真正進入智能化戰爭，人工智能技術需要邁上四個臺階，即計算智能、感知智能、認知智能和人機融合式增強型智能。當人工智能技術走上第二級臺階，智能化戰爭才開始走來，當踏上第四級臺階時，智能化戰爭的時代將全面開啟。[8]據此可初步研判，在未來15年左右將會出現比較典型的智能化戰爭，未來30年內智能化戰爭或將成為基本的戰爭形態。實踐表明，軍事領域的每一次變革、戰爭形態的每一次演變，都發軔于新質作戰力量的興起。新質作戰力量因其軍事技術的獨特性和先進性而具有“撒手锏”性質，常常會打破戰場上的力量均衡，成為克敵制勝的關鍵力量。一旦新質作戰力量融入作戰體系并大規模投入戰爭實踐，就標志著戰爭形態發生根本性質變。智能化戰爭的真正出現，必將是智能無人作戰平臺、智能無人作戰集群等新型作戰力量發展壯大并融入現有作戰體系的結果。這是一個逐步推進、不斷深入的長期過程，從初步融入到深度融入，也決非一日之功。

智能科技發展將決定智能化戰爭走向。智能科技是一門綜合發展運用腦與認知、生物交叉、先進計算、大數據、微納米等前沿科技，研究智能行為機理及其實現的科學與技術。智能科技作為推動智能化戰爭演變的根本動因和物質基礎，其發展趨勢、產業基礎、技術成熟度以及在軍事領域的運用深度和廣度，直接決定著智能化戰爭的未來走向。人工智能技術在60多年的發展歷程中，先后經歷了“三起兩落”。當前，人工智能的發展仍處于統計學習的初級階段，并可能長期處于弱人工智能階段，脫離人而自我演化進化的強人工智能在短期內難以實現。智能科技的發展和突破，直接決定著智能化是信息化的高級階段，還是比信息化更高級的階段。當前，智能科技的發展趨勢對智能化戰爭的驅動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智能科技賦能現有武器裝備。盡管目前發展的主要是針對特定應用場景的專用智能系統，但已經使航母、飛機等傳統主戰平臺的作戰效能不斷提升，從由人直接操控，逐步發展到能夠自主完成特定的作戰任務。二是智能科技變革未來作戰指揮模式。智能科技融入并改造指揮控制體系，將推動指揮主體混合化、指揮體制柔性化、指揮模式靈活化，在作戰行動層面圍繞自適應、自組織、自協調指揮優勢的爭奪將更加激烈。三是智能科技更新未來作戰流程。智能科技將把陸、海、空、天等作戰域的多個殺傷鏈匯聚整合成為跨域殺傷網，從根本上改變傳統的“從傳感器到射手”的單一作戰流程。

智能化戰爭的矛盾法則將發生深刻變革。運用戰爭的矛盾法則是把握戰爭規律的主要途徑，敵對雙方之間的對抗是戰爭中的基本矛盾。對于智能化戰爭而言，戰爭的基本矛盾將集中體現為隱蔽與發現、認知與迷惑、網絡彈性與網絡失能、攻擊與攔截、行動速度與決策速度、爭取民心與動搖士氣、消耗與效果、投送與拒止等競爭性關系。隨著智能科技的加速發展，這些核心作戰對抗將日趨激烈、優勢互換將更加頻繁，從而推動智能化戰爭不斷走向成熟。未來戰場隱蔽與發現間的對抗，將向智能化更強、響應更快、體積更小、價格更低的方向發展。智能科技作為駕馭信息爆炸“雙刃劍”的戰略制高點技術，將使增強己方戰場態勢認知、誤導欺騙迷惑敵方的對抗更加激烈。智能化網絡信息體系設計、動態目標防御等技術為未來戰爭的網絡構建提供了新的思路，認知電磁操控與電磁頻譜戰、網絡空間智能對抗等技術為攻擊敵方網絡提供了新的方式。自主無人系統、智能彈藥等發展有望優化未來戰爭的攻擊手段、提升攻擊威力，自主尋的武器、超近程攔截主動防護等性能的發展將顯著提升應對新威脅的攔防能力。無人系統自主化、群體協同等技術將顯著提升行動速度，智能輔助決策、群體智能操作系統等技術可大大提高決策速度。無處不在的網絡、社交媒體和智能終端深度融入人類生活，信息傳播的速度、波及的范圍、推送的精準度空前提升。隨著低成本蜂群式無人機、導彈等技術的出現，未來戰爭很可能以低成本的作戰平臺使敵防線不堪重負，迫使敵人進入一場防不住、防不起的戰爭。

智能化戰爭的倫理法律規制將不斷加強。智能科技是一把雙刃劍，在推動戰爭形態向智能化戰爭演變的同時，也帶來一系列全新的戰爭倫理問題和戰爭法困境。比如，將決定人類的生死權力交給機器是否道德？當機器擁有主宰人類生死的權力時，迎接人類的可能不是更加光明的未來，而是暗無天日的無底深淵。又比如，由智能武器引發的戰爭罪行向誰追責？這可能涉及武器本身、使用者、設計者、生產者等，以及由此帶來的一系列責權困境。近年來，國際社會越來越重視對智能化武器進行法律規制，通過國際會議的形式開展國際對話，成立相關機構研究法律規制原則，頒布人工智能倫理準則，等等。2017年7月，中國政府發布《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從國家戰略層面提出要“初步建立人工智能法律法規、倫理規范和政策體系”，“確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發展”。2019年4月，歐盟委員會發布人工智能道德準則，提出包括透明性、公平性、安全性和人類監督在內的七大條件。2019年10月，美國國防創新委員會提出軍事人工智能運用的負責、公平、可追蹤、可靠、可控五大原則。面向未來，迫切需要國際社會將安全可靠作為智能科技的重要發展方向，圍繞軍事智能的可解釋化和透明化、防范自主武器系統“瞬間崩潰”安全隱患、新的交戰規則設計等領域開展戰略對話，推動建立人工智能軍事應用國際規則，共同應對智能化戰爭可能帶來的全球性挑戰。

迎接智能化戰爭挑戰的戰略舉措

智能化戰爭的到來，將可能造成新的軍事代差，從軍事上影響國家間的力量對比，甚至引發新一輪大國興衰。智能化戰爭既給國家安全帶來了新的時代性挑戰，也為我軍實現彎道超車提供了難得的戰略機遇。面對機遇和挑戰，迫切需要超前謀劃、前瞻布局、綜合施策，努力搶占未來軍事競爭的戰略制高點，牢牢掌握維護國家安全、打贏智能化戰爭的戰略主動權。

主動設計智能化戰爭。一流軍隊設計戰爭，二流軍隊應對戰爭，三流軍隊尾隨戰爭。面對即將來臨的智能化戰爭，必須盡早預見戰爭、主動設計戰爭，著眼實現從跟跑、并跑到領跑的轉變，努力成為未來戰爭的洞見者和游戲規則的制定者。一是注重從科技角度設計智能化戰爭，增強前沿科技認知力，敏銳把握科技發展新趨勢，洞察能夠引發戰爭形態演變的關鍵領域、關鍵方向、關鍵技術，以科技先進性設計戰爭主動性，以科技組合性設計戰爭靈活性，以科技顛覆性設計戰爭非對稱性。二是注重加強智能化新型作戰概念開發，著眼未來我國面臨的安全威脅和我軍擔負的使命任務，基于軍事智能化的發展、應用和影響，聚焦如何借助智能化作戰來破解我國面臨的戰爭威脅和戰略困境，圍繞各戰略方向以及新型安全領域，對未來可能面臨的智能化作戰場景進行系統構想，大力推動智能化作戰理論創新，加快構建具有我軍特色的智能化作戰理論體系。三是注重強化智能化作戰需求牽引，聚焦智能化全新作戰樣式，系統描述所需能力、體系、裝備，以作戰需求牽引軍事智能化發展，確保將作戰需求貫徹到軍事智能化發展各方面全過程，全面提高軍事智能化發展的實戰水平。

發展智能化武器裝備。智能化武器裝備是智能化戰爭的物質基礎，是智能化軍隊的重要標志。一是堅持體系建設。信息化戰爭拼的是體系，智能化戰爭拼的更是體系。當前，以智能指揮控制系統、智能無人機、智能坦克、智能導彈、智能地雷等為代表的智能化武器裝備尚處于分散發展階段，遠未形成體系化發展。如何構建智能化武器裝備體系，特別是打造智能網絡信息體系，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大戰略問題。二是堅持攻防兼備。有矛必然會有盾，有智能化武器裝備必然會有反智能化的武器裝備，必須統籌推進進攻型智能化武器裝備和防御型智能化武器裝備發展。對于智能化武器裝備來說，一旦被敵人獲取源代碼，就相當于獲得武器使用權。這對攻防兼備的智能化武器裝備建設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三是統籌推進機械化信息化智能化的融合發展。堅持以機械化信息化支撐智能化、以智能化牽引機械化信息化，通過機械化信息化智能化的要素耦合、比例優化和體系集成，加快智能化武器裝備建設轉型升級、提質增效。

塑造智能化組織形態。沒有軍隊組織形態現代化，就沒有國防和軍隊現代化。軍隊組織體制的基本功能，是保證軍隊人員和裝備的有效結合，使軍隊整體作戰能力得以形成并不斷提高。打贏智能化戰爭、建設智能化軍隊，必須建立智能化組織體制，構建智能化軍事力量體系。智能化軍事力量體系是以智能化武器平臺為骨干，按照人機協同、機器自組織協同等方式組織，在人的授權控制或者監督下開展作戰行動的作戰力量，以及為之提供偵察情報、通信、算法設計等活動的作戰支援力量和后勤、裝備保障力量構成的有機整體。應按照“注重協同發展、著眼競爭優勢、促進體系融合”的思路要求，圍繞擴充數量規模、優化部隊編成、創新組織方式，在繼承傳統樹狀結構和軍兵種結構組織模式的基礎上，兼顧穩定與創新的雙重組織體制，努力構建重心虛擬化的指揮體制，探索創新跨域混合部隊、有人/無人混合編隊等新型編制方式，努力實現智能化軍事力量體系的靈活、有機、高效運行。

加強智能化戰略管理。智能化戰爭形態演變始于科技、成于管理。應對智能化戰爭挑戰、加快軍事智能化發展，必須堅持把戰略管理擺上重要位置，圍繞提高軍事智能化發展質量效益和智能化軍事體系運行效率，站在全局高度加強統籌規劃、系統設計、集中統管和分類指導，走出一條集約高效的智能化發展之路。適應智能化戰爭快速反應能力要求，著力優化管理體制機制，采用網絡化、自主化管理模式，提高對前沿智能技術研發、科技成果轉化運用的規劃計劃水平，加大研發投資和支持力度，確?？萍紕撔伦咴跁r代前列。加強人工智能軍用標準體系建設，抓緊出臺涉及智能化設施、智能化系統、智能化武器裝備、智能化人才和智能化作戰的相關法律、法規、規章，不斷完善支持軍事智能化發展的重點政策制度。圍繞人工智能科技泛在易擴散的特征，以及國家戰略能力、社會生產力與軍隊戰斗力高度耦合的要求，進一步優化智能化建設開放融合布局，暢通組織領導體制機制，構建良好的發展環境，推動實現富國與強軍的有機統一。

注釋

[1]《中國軍事百科全書·戰略》（第二版），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4年，第506頁。

[2]《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1頁。

[3]趙林：《從空中、地面到水下無人作戰系統——無人作戰，俄軍走了多遠》，《解放軍報》，2019年1月31日第11版。

[4]陳梓毅、饒雨峰、馬建光：《“閃電”無人機或成俄空天軍未來作戰新秀》，2020年4月16日，人民網，http://military.people.com.cn/n1/2021/0416/c1011-32079848.html。

[5]蘭順正：《納卡沖突中的現代武器及戰術比拼》，《世界知識》，2020年第24期。

[6]《葉劍英軍事文選》，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第250頁。

[7]傅瑩：《看世界2》，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年，第292頁。

[8]李始江、楊子明、陳分有：《以新理念迎接智能化戰爭挑戰》，《解放軍報》，2018年7月26日，第7版。

責 編／張 貝

Basic Understandings of the Intelligent Wars

Guo Ming

Abstract: The modern wars are quickly transitioning to information-based wars so that the intelligent wars are emerging. The intelligent combat system has become the main force form of intelligent wars, giving birth to new combat styles, such as self-adaptive combat, cluster attrition combat, synchronous parallel combat. The "intelligent dominance" has become a new high ground for war supremacy. In the future, the intelligent wars will present the trend of accelerated evolution by stages,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ll determine the direction of intelligent wars, the contradiction law of war will undergo profound changes, and the war ethics and legal regulation will continue to strengthen. To meet the challenge of intelligent wars, this article proposes to actively design intelligent wars,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equipment, shape the intelligent organizational form, and strengthen intelligent strategic management.

Keywords: intelligent war, information-based war, form evolution, strategic measu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