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發達國家興起的新社會運動是推動當代資本主義變革的重要力量，它在價值觀念、行動方式和成員構成等方面與社會主義運動之間有重合或趨同之處，在未來走向上體現出一定的社會主義傾向。作為當代西方發達國家中推動資本主義變革的主要力量，可將其視為當今世界社會主義多元發展的表現形式之一。因此，新社會運動已成為當前西方發達國家中社會主義因素的重要體現。鑒于此，全面認識西方發達國家新社會運動中的社會主義因素，有助于我們深刻把握世界社會主義從低谷中逐步回升的大趨勢。
【關鍵詞】西方發達國家 新社會運動 社會主義因素
【中圖分類號】D05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08.008
引言
20世紀中后期，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結構變化加劇，以階級認同為基礎的傳統工人運動逐漸轉變為以身份認同為基礎的新社會運動。漢克·約翰斯頓認為：“新社會運動主要是指西方20世紀60年代以來發生的和平運動、學生運動、反核抗議運動、少數民族的民族主義運動、同性戀權利維護運動、女權權利、動物權利、原教旨主義宗教運動、生態運動等。”[1]新社會運動從20世紀中期出現在美國和歐洲后，至今已走過了近70年的發展歷程。早期，這一運動在西歐和美國各自發展，形成了符合自己地域和文化特點的發展路徑；到了20世紀中后期，美國和歐洲各國出現了生態運動，隨后反全球化運動在西方發達國家漸成趨勢，社會抗議運動在歐洲和北美逐步合流，進入了運動議題聯動時期；從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出現的抗議氣候變化運動和抗議金融危機運動，推動新社會運動逐步走向了全球化階段。近年來，在歐洲的法國、德國、英國等地爆發的多場抗議延遲退休、抗議本國政治經濟政策的運動以及在美國爆發的“占領華爾街”“黑命貴”等抗議運動，是新社會運動的最新表現。
這些主要出現在西方發達國家的新社會運動，從思想意識、運動形式和成員構成等多元維度對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提出了挑戰。其運動目標基本上是變革資本主義國家的制度、體制和政策，總體上是持中性偏左的政治立場。本質上，新社會運動是出現在西方發達國家的一種反抗和改變資本主義的力量，在未來走向上體現出一定的社會主義傾向。從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視角看，可將新社會運動視為當代西方發達國家中推動資本主義變革的主要力量，其成為當今世界社會主義多元發展的組成部分之一。鑒于此，新社會運動的發展與社會主義的未來之間的關系值得深入分析和研究。
在價值理念上，新社會運動與社會主義運動持相似的批判資本主義立場
新社會運動的價值理念來源于多種理論和學說。其中一些流派的理論主張深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提出了改變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和社會體制的訴求，其價值理念總體上對資本主義制度持批判立場。在以美國和歐洲國家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里，傳統左翼包括老左派，如歐洲各國共產黨、社會黨以及美國共產黨等受馬克思主義影響較大。它們一般是傳統工人運動的引領者和發動者，其運動宗旨主要是對壟斷資本主義開展批判和斗爭。但由于多種因素的影響，實踐效果一直不理想。這些抗議運動遭遇的現實挫折，導致部分人對馬克思主義提出質疑，其中一部分學者開始探索在理論上“改造”馬克思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后馬克思主義”等學術流派由此誕生。他們在理論層面仍然以批判和改造資本主義社會為目標，只是將一些學術觀點嫁接到馬克思主義中，以此實現“改造”馬克思主義的目的；在實踐層面仍然尋找變革資本主義制度的有效路徑和現實力量，新社會運動成為這種探索的重要成果。新社會運動參與者努力以新的理念和視角研究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的新變化，但批判和推動資本主義變革的價值理念堅定延續。
在理論上對當代資本主義的批判更為激進。新社會運動初期，“新左派”作為反抗資本主義制度的關鍵力量成為各種反抗運動的主力。“新左派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席卷西歐和北美核心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場激進的思想文化運動，這場運動的參與主體是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而不是以往歷次激進運動的主角工人階級。這些文化人不滿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帶著一種理想主義的情懷期許社會主義的未來。”[2]20世紀中期，歐美地區社會的思想意識有明顯的向左轉傾向，在知識分子階層中這一傾向表現得更為突出，這一時期成為新左派興盛發展的時代。他們深刻反思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矛盾和現實問題，關注馬克思主義和研究社會主義理論成為學術領域中的潮流。
以青年知識分子為主的新社會運動參與者認為，馬克思主義的經典社會主義理論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了深刻分析和有力批判，但它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狀況認識不到位、預期不準確，尤其是對發達工業社會中資本主義狀況的預測與實際不符。因此，這些青年知識分子在研究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主張的基礎上，接受了賴特·米爾斯的階級理論、赫伯特·馬爾庫塞的單向度理論、現代烏托邦革命理論和埃里奇·弗羅姆的精神分析馬克思主義和心理革命理論等學說，尤其是接受了以阿多諾、馬爾庫塞、哈貝馬斯為代表的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這是一套更為激進的批判發達工業社會的理論主張。
總體來看，新社會主義運動參與者的思想認識集中體現為：“在國內問題上，堅持底層民眾的民主權利，維護社會的公正，主張非暴力性的社會斗爭；在國際問題上，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在兩大陣營對峙的格局中，持守和平主義立場，反對軍備競賽和擴張。為了貫徹這些主張，新左派發起了一系列社會政治活動，影響很大的有英國的核裁軍運動、美國的民權運動和反越戰集會、1968年法國的學生運動、西德學生領袖遭槍殺而引發的全國性騷亂等。”[3]這些反傳統和反現代的思想認識與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中反對資本主義制度的主張相比，表現出了相同的對當代資本主義制度批判立場，只是批判的視角和層次不同。馬克思主義更重視對資本主義制度根本矛盾的揭示和批判，新社會運動參與者更注重對資本主義制度發展現實的批判和分析。他們深刻認識到，西方國家主導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確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但其帶來的消極作用不可忽視。一是科技革命的發展和生產力的迅速提高在推動形成西方發達國家“富裕社會”的同時，卻導致了反傳統和反現代文明的社會思潮。很多社會成員開始反思推動科技革命和促進國家走向發達工業社會的得失利弊。二是一些發達國家的社會成員在享受物質文明帶來豐裕物質生活的同時，社會的價值觀念、道德體系和人的信仰追求卻遭遇潰敗與崩塌。因此，本來是“富裕社會”主體的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卻從人性、人道主義與人類未來的立場出發，猛烈抨擊科技革命和技術創新。這種社會思潮也在反思，為什么人類與自己的發展進程及發展成果產生異化。三是科技革命導致了傳統社會結構坍塌，人們很難在短時期內重新實現階層定位，這種迷茫導致了對社會的更多不滿和批判。“科學技術革命使美國的職業結構和社會階級結構呈現出新的趨勢，這與大學生自身的前途息息相關。對社會現實的不滿和對自身前途的憂慮，使他們不斷趨向激進化，對現實進行批判和反叛。”[4]
形成了分析批判壟斷資本主義的新視角。20世紀中后期以來，西方發達國家形成了以信息技術生產為主的新生產模式，并逐步發展為占主導地位的生產方式。這種“信息革命”前所未有地重塑著當代西方社會的生產、生活和思維方式，其經濟社會影響劇烈地沖擊著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促使新社會運動的參與者以新的視角分析當代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新社會運動的產生與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誕生在時間上基本同步，這一現象絕非偶然。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新社會運動暴露和凸現了當代資本主義新產生的社會矛盾和沖突，從而引發了西方關于‘后工業社會’即晚期資本主義的熱烈討論。”[5]新社會運動的發展促使研究者走出了傳統認識框架，確立了分析批判壟斷資本主義的新視角。
其一，從社會結構變化出發構建社會變革戰略。新的生產方式推動了經濟結構變革，也改變了西方發達國家的社會結構。物質資源和社會組織形式不再是進行社會生產的決定性要素，信息控制能力和技術生產能力成為其關鍵和基礎，這種現實促使勞動的內涵和領域發生變化。在以工業生產為主的時代，從事信息和技術工作的“白領”被確定為非產業勞動者，但在當代社會他們已成為信息技術產業的主要勞動者。在美國，“白領”數量在1975年第一次超過“藍領”數量。依據法國學者安德列·高茲的研究，在1961～1988年期間，英國工人的數量與高峰期相比減少了44%，法國則減少了30%。英法德等歐洲國家三分之一甚至約二分之一的傳統工業工作崗位在1975～1986年期間消失。據此，安德列·高茲特別強調，在當代西方發達國家，勞動的內涵和領域已經改變，勞動者的定義和范圍也發生了變化。因此，人們應該調整研究勞動的理論。這充分說明，傳統勞動的概念、勞動者的范圍在信息技術發展的沖擊下發生了變化，當代勞動者的概念已經從傳統的第一、第二產業擴展到第三產業的從事知識創造的“白領工人”和“新中間階級”等。這種“勞動已經改變了，‘勞動者’也已改變了”[6]的現實，成為分析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新依據。最為明顯的是，在以盧卡奇、科爾施和葛蘭西等為代表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率先提出變革資本主義社會的主張和戰略的基礎上，馬爾庫塞創造性地提出“非暴力的反抗”這一新的革命道路，強調在新階段變革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可以不采取暴力革命的形式，而應該采取改變人的意識、本能，并通過文化革命的方式走向社會主義社會。安德列·高茲強調構建“爭取社會主義的新戰略”，以漸進變革的方式推進無產階級運動和革命，杜絕短期奪取政權的理念，社會成員可以通過合法斗爭和推動政策改良逐步奪取國家政權。而列斐伏爾在《日常生活批判》和《馬克思主義中的現實問題》中，批判西方資本主義存在擴張性、系統性暴力，他借助馬克思的異化理論構建了日常生活批判理論，對當代資本主義現實進行批判性解析，主張通過克服日常生活異化來實現變革資本主義社會的目標。“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正是通過日常生活領域，而不是生產關系來維護自身。現代化的日常生活使無產階級失去革命意識，而與現存的制度同化，為此，必須通過日常生活批判來喚醒民眾。所謂日常生活批判也就是要變革現存的生活方式，變革現有的習俗、禮儀、價值觀念，變革人的思想意識。”[7]
其二，從文化沖突層面確定社會運動主題。西方發達國家的社會結構變遷直接影響了社會文化的變化。在經濟繁榮期，由于教育水平提高和消費水平提升，原有的政治結構和傳統的社會基礎不斷被瓦解，導致社會結構高度分化，個體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多元發展空間。人們可以以信息資源為基礎構筑自己的生活空間、確定自己的社會位置，但同時卻無法擺脫依托信息技術形成的社會控制力量。“這種社會控制遠遠超出了以往公共領域侵犯個體行為的最大限度。傳統上被認為是私人的、主體的和生理的各個方面，現在都受到社會的支配和操縱。技術裝置、信息與交流媒介等在私人領域無所不在地伸張它們的權力。在這種情況下，個人越來越富裕和自主，也越來越孤獨和異化。”[8]這種借助信息技術對個體自主性的侵犯，導致反抗社會侵犯和控制的社會抗議運動不斷出現。新社會運動的主題涵蓋了諸多反對資本主義異化和社會控制、彰顯個體自主和追求個性自由的訴求。各種運動的抗議主題大多數是針對資本主義發達工業社會的消極影響，包括抗議自由被侵犯、勞動被異化、環境被破壞等。雖然新社會運動本質上仍然是資本主義制度內部沖突的現實表現，但新社會運動在范圍上已經突破了社會沖突集中于物質生產領域的傳統，它所涉及的范圍涵蓋社會關系、物質生產、社會文化等領域。新社會運動是從社會文化基礎層面對資本主義進行分析批判，力爭向那些掌握和控制信息生產的主體，即當代資本主義制度和體制的文化控制霸權進行挑戰。“新社會運動本質上反映了一種文化沖突。它以廣泛的、多極的文化對抗代替了傳統的階級沖突，是當代社會動員面最廣、規模最大、反對資本主義力度最強的文化抗議運動。”[9]
在行動方式上，新社會運動與社會主義運動存在聯合的趨勢
新社會運動在把抗議宗旨指向變革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的同時，也對傳統的社會主義運動構成了挑戰，形成了不同于傳統社會主義運動或傳統工人運動的行動方式。新社會運動的“新”是相對于傳統左翼政黨領導的傳統工人運動而言的。雖然新社會運動以在行動上采取了創新的抗爭形式，形成了具有新特點的運動方式，并在實踐中走出了一條社會運動形式變革之路，但它所展現出的推動資本主義制度和體制變革的目標，使其創新的抗爭形式更充分地體現出：新社會運動是資本主義社會中鮮明的社會主義因素。
20世紀中后期，當西方發達國家的公眾對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和西歐的民主社會主義都逐漸失去信心后，這些國家的傳統工人運動就難以避免地走向了衰落。而此時的資本主義正走向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各國的社會基本矛盾日益凸顯且形式多樣，如戰爭危機、霸權政治、恐怖主義、性別平等問題、生態危機等。為了消除制度弊端，針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面臨的多重危機和諸多問題，以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為主的社會力量開始尋求推動社會變革的新路徑。形式多樣的反抗資本主義制度或政策的新社會運動廣泛興起，其中主要包括以法國五月風暴為代表的學生運動、歐美聯動的反核和平運動、不斷升級的生態運動、持續多年的女權運動、反種族主義運動以及動物權利保護運動等。這些運動與傳統社會運動相比在運動形式上有明顯的創新。
運動形式具有諸多新特點。一是組織形式多樣。由于社會運動參與主體的社會背景復雜，對某一訴求的認同程度成為其成員決定是否參與運動的重要影響因素，這些成員來自不同的階級、階層和政黨，各有政治訴求、價值認知等利益要求，形成了不同形式、不同組織方式的運動。這導致各種運動的組織形式比較松散、凝聚力較差，一些運動的政治影響力比較有限。二是一般都沒有明確的斗爭綱領和政治目標。由于新社會運動傾向于從社會文化層面推動資本主義變革，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政治生活進行批判，這種運動主題一般在社會運行遭遇問題時出現，持續性較差，導致難以對其進行深入論證和系統策劃。因此，新社會運動雖以變革資本主義為宗旨，但其政治目標的堅定性有待加強。同時，由于新社會運動的斗爭目標比較具體，單一目標占比很大，致使不同運動團體之間的聯合和結盟存在一定難度，也難以形成系統的變革社會的行動綱領。三是奉行“非暴力”原則。新社會運動一般是因為社會問題凸顯促使抗議群體形成。新社會運動參與者大多數傾向于選擇“非暴力”的文化抗議形式，由于抗爭主題分散，運動方式沖擊力較差，一般以抗議、游行、罷工、示威等方式為主。這些斗爭方式雖然是把斗爭矛頭指向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現實問題，但影響力有待提升。艾倫·伍德明確指出了這些運動方式的弱點：“這些不同的選擇沒有任何一種是以對構成資本主義的社會力量及其關鍵的策略目標的系統的重新評價作為支撐的。這些不同觀點的典型形式就是一廂情愿式的烏托邦或是處于絕望中的空想，或是跟通常一樣，都是處于完成變遷的社會的幻想，而沒有對于變遷進程的真實期盼。”[10]
政治活動更多是參與民主。大多數新社會運動參與者認為，在發達工業社會，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已經不再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否定力量，也不再是變革資本主義社會的主導力量。受米爾斯和馬爾庫塞的影響，青年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被確定為變革資本主義社會的主體力量，是新時期社會運動的領導力量。在早期，以新左派為代表的新社會運動成員并不贊同馬爾庫塞關于暴力革命的主張，而是強調應該用非暴力的、和平的與文化變革的改良手段推動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變革。雖然運動參與者的觀點在后期出現分化，有部分人認為當代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已腐朽不堪，為推動其走向新生，內部實行改良已是無效之舉，用暴力手段實現革命目標是必要選擇，但在美國和西歐一些國家中，以“參與民主制”推動實現變革社會的政治目標成為主流選擇，它也是新社會運動中一種比較普遍的訴求表達方式和運動形式。這種“參與民主制”是一種直接民主制，在實踐中提倡絕對個人民主和自由，以個體參與重大問題決策作為基礎，具有明顯的無政府主義傾向和公社民主制色彩。“新左派主張通過民主的社會主義達到經濟平等，并進而實行激進的社會平等，變革是使人們從一切非人的壓抑下解放出來的方式。”[11]這種政治活動是以參與民主為主要方式的社會運動，是社會運動參與者根據西方發達國家現實情況所作的選擇。它既表達了運動參與者變革資本主義的訴求，也是一種新的變革方式。
推動新社會運動與社會主義運動走向聯合。新社會運動更愿意選擇文化抗議的方式，以非暴力手段去實現訴求和目標。雖然新社會運動與社會主義運動之間存在諸多差異，但當西方發達國家的傳統社會主義運動開始反思并選擇以和平方式追求變革資本主義制度的目標時，新社會運動與傳統社會主義運動之間在運動形式采取和平手段這一點上找到了共同點。
盡管新社會運動一直強調不以直接獲取政治權力為目標，但它的抗議運動同樣可以促使這一政治目標得以實現，甚至產生影響國家政權變動或影響世界格局的力量。例如，20世紀80年代的反核和平運動，對當時的冷戰格局演變產生了一定影響。新社會運動導致權力更迭的結果也曾經出現。本雅明·阿迪提以2001年阿根廷社會動蕩為例進行了分析（阿根廷雖不是西方發達國家，但這是一個由社會抗議導致政權更替的較典型的案例）。2001年9月，阿根廷出現社會動蕩，在初期是由于經濟困境導致了社會矛盾激化，政治危機凸顯，參加示威的主要包括城市失業者、中產階級和貧困人口等。本雅明·阿迪提認為，“這些抗議活動雖然最初并沒有提出推翻政權的目標，但卻是典型的政治行為。人群聚集在大街上、城市重要區域以及占領工廠，他們并沒有進行聯合行動，甚至也沒有提出一種明確的政治規劃，這與傳統暴力斗爭的形式，比如建立具有明確斗爭目標的政治歷史集團具有明顯的不同”。[12]這些人的斗爭雖然最初并沒有以奪取政治權力為目標，但這種現實的抗議活動卻以其行動的巨大影響，導致了阿根廷國內政治動蕩，直至總統下臺、執政黨更迭。也就是說，雖然到目前為止，新社會運動并沒有把推翻資本主義制度或者更迭資本主義國家政治體制作為運動目標，但這種運動形式存在導致出現這一目標的較大可能性，而這個目標與社會主義運動的目標不謀而合。因此，二者因運動形式漸趨一致，目標可能重合，存在實現聯合的可能。
在成員構成上，新社會運動參與者與社會主義運動主體存在部分重合
一些西方左翼學者認為，新社會運動之所以會出現，就是由于傳統社會主義運動在西方發達國家發展低迷，一些社會成員對其改變資本主義制度的表現存在不滿和失望，才選擇了新的運動形式。因此，新社會運動和社會主義之間是不可能聯合的。但近些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提出，兩者在運動主體方面存在相通和重合之處，發達國家的共產黨已經將中產階級和邊緣人群納入自己的社會基礎范圍，而這部分人群正是新社會運動最主要的參與者。社會主義運動與新社會運動在參與主體上的重合度值得關注和研究。
第一，發達國家共產黨推行廣泛聯盟策略。發達國家共產黨深刻認識到，能否科學確定社會主義運動的主體力量，是社會主義運動能否成功的重要影響因素。20世紀中后期，在如何對待中間階級的問題上，發達國家共產黨的認識偏差導致了實踐失誤。由于他們對待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富裕農民、中小資產者的理論和政策有“偏左”傾向，直接導致這一時期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遭遇困境。冷戰結束后，各發達國家共產黨認識到，本國的社會結構已經發生巨大變化，必須汲取蘇東劇變的深刻教訓，放棄傳統的帶有地域和宗派主義色彩的政黨主張和實踐策略，拓展本黨的影響范圍，推行廣泛聯盟的策略，將中間階層、邊緣人群和其他反對壟斷資本主義的社會力量作為自己新的社會基礎。這些認識和策略推動發達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社會基礎不斷拓展。“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對社會主義運動階級力量的基本配置是：工人階級（其中的腦力勞動無產者或知識工人階級所占的比例不斷擴大）是社會主義運動的領導力量；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是社會主義運動的中堅力量、依靠力量；中小資產階級是社會主義運動需要爭取和團結的力量；大壟斷資本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對象。”[13]
第二，新社會運動推行身份認同政治。在新社會運動參與者中，是否認同運動議題是影響其參與與否的重要因素。盡管如此，仍有較多運動的形成受到共同價值理念和相似身份定位的影響，這些運動被認為是身份政治運動。近年來，這種身份認同政治逐漸在新社會運動的發展中展現出獨特的影響，成為引人注目的政治斗爭形式。在美國出現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就充分體現了這種身份認同政治的影響。運動參與者首先在抗議對象上形成身份認同，即抗議的是大資本家、大金融家，也就是在抗議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議題上形成認同；然后，參與者又在大多數人處于社會中下層這一點上形成身份認同。貝斯特和凱爾納認為：“到了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分裂過程在繼續，‘新社會運動’已經轉向‘身份政治’，這是對遠離一般社會、政治、經濟問題而轉向關注文化和個人身份的斗爭的非常恰如其分的命名。”[14]
形成身份認同政治這一現象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后現代意識在政治領域的影響凸顯。后現代主義不僅顛覆了西方社會的理性基礎，也解構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西方發達國家的社會成員逐漸擺脫了傳統政治運動的階級認同視角。因此，凱爾納強調，后現代政治在努力走出傳統階級政治理念后，突出強調主體立場、性別政治和種族政治等問題，為各種邊緣化群體和差異化個人彰顯其特殊立場提供了可能，爭取對各自獨特身份的承認成為其參與政治運動的主要目標之一，身份認同政治由此凸顯。總的來看，“差異政治”和“身份政治”是后現代政治的兩種典型表現形式。“差異政治”凸顯政治運動中不同群體的立場、身份和訴求的多樣性；“身份政治”凸顯這種差異和多樣是實現政治動員和形成政治行動重要力量來源。“差異政治試圖用被以前的現代政治所忽略的那些范疇（如種族、性別、性偏好等）來建立新的政治團體；認同政治則試圖通過政治斗爭和政治信仰來建立政治和文化認同，以此作為政治動員的基礎。”[15]二是由于社會運動從傳統的經濟領域拓展到文化等上層建筑領域。正如葛蘭西所預言的，爭奪文化領導權將成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主要形式，由中間階層構成的市民社會成為這種社會變革的主體力量。身份認同成為他們在新的社會條件下形成自我認同的重要視角，維護特定身份的文化權利是斗爭重要目的。“身份政治是文化政治的從屬部分，它關注‘名稱的權力’并對其進行特定的描述。尤其是，身份的表征是一個‘政治的’問題，因為他們本質上是與權力的問題綁定在一起的，而權力是生產出自我的一種社會控制形式。”[16]
按照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社會主義的歷史使命就是改造和替代資本主義。新社會運動力促資本主義制度和體制發生有利于社會大多數成員的變革。在變革資本主義制度這一點上，二者的目標存在重合之處。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走過凱歌行進的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之后，在20世紀中后期進入相對穩定階段，社會主義運動在長遠目標不變的前提下，其階段性目標也在不斷進行調整。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早期傳統工人運動的抗爭活動衰落后，新社會運動正在扛起新階段社會抗爭的旗幟，成為西方發達國家中變革資本主義體制的重要推動力量。新社會運動的目標亦在不斷演進和提升，它已由早期遠離階級意識、不設政治目標走到現階段促進資本主義制度發生轉變，走過了從非階級化、非意識形態化到一定的政治目標的演進路徑。
蘇東劇變以后，各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本質和社會主義發展多樣性問題的認識不斷深入，對世界其他社會進步力量開展的反對資本主義的運動展現出更為寬容的態度。凡是有利于發展生產力、消除差異和壓迫、實現公平和正義的社會運動，都應該鼓勵、支持和推動。同時，應該尊重不同國家、不同政黨對社會主義現實發展道路的探索。特別重要的是，西方發達國家中的共產黨與社會黨的關系已經發生較大變化，從過去的相互敵對逐步轉變為互容和共存。與此同時，由于西方發達國家中的共產黨與社會黨以及其他政黨關系的不斷調整和改善，推動形成了社會主義運動目標和新社會運動目標的趨同態勢。西方發達國家中的共產黨的奮斗目標是以社會主義替代資本主義，新社會運動的目標則是促進資本主義進行社會改良和變革，但在變革資本主義這一點上，二者目標逐漸趨同。因此，新社會運動成為當前西方發達國家中社會主義因素的重要現實體現。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屬性和基本特征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0ZDA001）
注釋
[1]Hnak, J.and Alberlt, M., New Social Movement,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3.
[2][3][4]趙國新：《新左派》，《外國文學》，2004年第3期。
[5][7][8][9]周穗明：《新社會運動和未來社會主義》，《歐洲》，1997年第5期。
[6]Ander, G.,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Ecology, Translated by Chris, Tumer London Verso, 1994, p. 4.
[10]［加］艾倫·伍德：《新社會主義》，尚慶飛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5頁。
[11]江洋、呂梁山：《美國新左派運動研究綜述》，《理論界》，2006年第3期。
[12]Benjamin, A., "Post-hegemony: Politics outside the Usual Post-Marxist Paradin", Contemporary Politics, 2007, 13(3).
[13]聶運麟：《論當代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重大變化及其轉型》，《馬克思主義研究》，2010年第12期。
[14]［美］斯蒂芬·貝斯特、［美］道格拉斯·科爾納：《后現代轉向》，陳剛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366頁。
[15]［美］道格拉斯·凱爾納、［美］斯蒂文·貝斯特：《后現代理論》，張志斌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第267頁。
[16]Chris, B., The SAGE Dictionary of Cultural Studies, SAUE Publications, 2004, p. 95.
責 編／肖晗題
孟鑫，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西方社會運動、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主要著作有《西方左翼對當代資本主義的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