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現代信息與通信技術（ICT）對城市空間的影響具有分散和集聚兩重性。一方面ICT使信息傳播突破時空限制而產生了分散效應，另一方面因高度意會知識仍需要面對面交流、線上與線下交流具有互補效應以及ICT對高度意會知識活動的促進而產生集聚力量。從凈效應來看，不排除ICT會導致集聚成本較高的城市在一定時期內發生分散；但從長遠來看，在知識經濟和服務經濟占主導的未來社會里，ICT的集聚效應將抵消分散效應，甚至會促使城市更加集聚。ICT對城市中不同的產業會產生異質性影響，在促進知識密集型服務業集聚的同時，也使成熟制造業趨于分散。科學預判信息化對城市空間形態的影響，對于制定長遠的空間規劃政策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信息化 信息與通信技術 城市空間 集聚 分散

【中圖分類號】 K902; F129.9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09.009

【作者簡介】孫斌棟，民政部政策理論研究基地—華東師范大學中國行政區劃研究中心主任，華東師范大學城市與區域科學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城市地理、經濟地理、城市規劃。主要著作有《制度變遷與區域經濟增長》、《中國城市區域的多中心空間結構與發展戰略》（合著）、《中國城市經濟空間》（合著）、《我國特大城市交通發展的空間戰略研究——以上海為例》（合著）等。

引言

現代信息與通信技術（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簡稱ICT）是城市大腦建設中的關鍵技術，它正在深刻地改變著人類社會，重塑著城市的空間形態。事實上，歷史上幾次科學技術突破都對城市空間產生了顛覆性影響。農業種植技術使人類祖先從游牧轉變為定居，構成了集聚，即城市形成的前提。蒸汽機、火車等現代工業技術使城市獲得發展的動力，加快了人口向城市集聚的進程。建筑技術的提高使高層建筑發展成為可能，使城市集聚達到巔峰。小汽車的普及則引發了城市的蔓延，高鐵進一步擴大了人們的活動半徑。ICT也不例外，由于其極大地降低了信息交流成本，被認為會導致城市空間趨于分散，不少學者因此提出了“距離已死”（Cairncross, 2001）、“城市消亡”（Toffler, 1981）的預想。在實踐中也確實觀察到很多活動分散的趨勢。但與此同時，集聚景觀并沒有發生明顯改變，甚至有些活動更加集中了。例如，硅谷作為全球科技創新中心，對信息通信技術人才仍然顯示出巨大的磁吸力；全球金融功能向全球城市集聚；城市內商務活動向CBD集中；發達國家的城市中心地區正迎來新一輪復興；在中國和不少發展中國家，人口對大城市趨之若鶩，超大城市不堪重負。聯合國預測，到2050年全球將有68%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區。全世界超過1000萬人口的超大城市數量從1960年的3個上升到2010年的23個，超大城市迅速擴張可能導致的失序引起了廣泛的擔憂（聯合國，2018）?，F實與理論預測的相悖要求我們重新審視信息化對城市空間形態的影響，這對于判斷城市的未來和制定城市空間政策具有重要意義。城市空間是否會分散甚至消亡是包括地理、規劃、經濟學等所有關心空間的學科所致力于回答的重要問題。

城市的空間形態取決于集聚經濟和集聚成本之間的權衡。近距離交流產生的集聚經濟是城市的重要集聚力量，但過度集聚又會導致交通擁堵、地租上升、環境污染、傳染病和犯罪幾率上升等集聚成本，從而產生分散的力量。ICT正是通過影響集聚經濟和集聚成本來沖擊現有城市空間形態。ICT在幫助人們減少面對面交流的情況下同樣可以實現信息溝通，而且還降低了集聚成本，助長了空間分散的趨勢。然而，信息化不能解決所有信息溝通問題，非編碼的高度意會知識仍需要面對面交流，借助ICT的在線交流會衍生出更多新的線下交流需求，而且ICT還會促進非編碼知識的發展，進而強化集聚趨勢。信息技術所產生的集聚力與分散力的權衡決定了其對城市空間形態影響的凈效應（孫斌棟等，2018）。

信息技術產生的分散力和集聚力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因而其凈效應也是動態的。首先，兩者會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和城市的發展而此消彼長。已有實證研究所發現的ICT的分散化或集中化影響可能僅僅捕捉到了ICT在某個階段的凈效應。其次，ICT的分散力和集聚力會因城市的產業結構和功能不同而呈現出差異性，對以服務業為主的城市產生的集聚力要遠遠高于以成熟制造業為主的城市。最后，兩股力量孰大孰小也與城市所處的發展階段有關。城市主體會傾向于借助新技術的引入改進其現有狀態，向潛在最優空間的均衡狀態調整。城市原本處于過度集聚還是有待集聚的狀態，會影響ICT更多地釋放分散力量還是集聚力量。在這種意義上，ICT只是加速了城市空間在原有路徑上的演變。

本文將在分別分析ICT的分散化與集聚化影響的基礎上，重點從發展的視角預判ICT對城市空間形態的動態凈效應，并結合城市產業結構和發展階段討論這種影響的異質性特征。

信息化對城市空間的分散化影響

人們之所以在空間上尋求接近是因為具有彼此交流的需要。一個最基本的解釋是，人類具有社會性，而社會的本質在于人們之間的相互聯系。企業間互動的本質是為了獲取集聚交流的經濟正外部性。由于這些正外部性往往由物理上的鄰近性所觸發，且隨距離的增加而衰減，而跨越空間會產生距離和時間成本，為了獲得集聚交流的正外部性，經濟主體選擇在空間上集聚以消除時間和地點障礙。但過度集聚又會導致城市成本上升而產生分散的推力。ICT的發展實現了信息的遠距離、瞬時傳輸，幫助人們擺脫交通擁堵以及其他時空限制，使經濟主體在分散狀態下也能借助ICT獲得集聚交流的正外部性，從而導致城市空間的分散化（Cairncross, 1997）。在這種意義上，使用ICT可以部分替代空間集聚成為節省運輸成本的重要途徑之一。按照馬歇爾的說法，運輸成本分為三類：人員、貨物和思想的轉移。在沒有互聯網技術的時代，思想的傳遞需要借助人的實際移動或書信等實物媒介進行，而隨著互聯網技術的快速迭代和廣泛應用，其對可編碼知識的傳輸能力持續提升，家庭和企業能更多地借助互聯網媒介進行交流互動（比如發郵件、視頻會議等），也就實現了思想和人的分離，在某種程度上減少了人的移動需求。這種“替代效應”的長期存在改變了物理空間和虛擬空間的可達性，進而為經濟活動在空間上的分散創造了條件。

可以預見，隨著ICT的廣泛普及以及使用資費的降低，人們將可以在任意區位使用ICT，而不需要集聚在城市中心。同時，ICT對意會知識的創造和轉移能力近年來也得到大幅提升，足以有效地促進中低程度意會知識的共享（Tranos, 2020）。例如，“在線化”功能促進了信息共享，“搜索”和“推薦”功能提升了匹配效率，而在線社交網站和社交應用更是有效支持了知識的即時、動態交互。ICT通過在城市內部共享信息，提升了個人和企業所享有的集聚正外部性。總之，ICT的量變和質變都將削弱空間接近的優勢和需求（Cairncross, 1997），使得經濟主體不再對距離成本敏感，而是更能感知到由集聚所導致的擁擠成本，如房價的細微差異，進而增強ICT對城市空間的分散化影響。

ICT的分散化影響有大量事實支撐?？鐕驹谌虻臉I務擴展是ICT助力產業擴散的典型證據。新冠肺炎疫情導致遠程辦公、遠程教學和在線購物迅猛發展則是當前ICT助力分散的典型案例。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第47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國遠程辦公用戶規模達3.46億，較2020年6月增長1.47億，占網民總數的34.9%。不少行業因此而發生的業態改變可能是長期的，而不是臨時的。實證研究也為ICT的分散化影響提供了很多證據?？鐕芯堪l現，人均電話線數量的增加和互聯網的使用會導致城市規模分布更加均衡，即經濟活動在城市間的分布更加分散（Ioannides et al., 2007）。對2003～2016年我國地級市的研究顯示，互聯網導致了企業區位選擇的分散化（安同良、楊晨，2020）。在城市內部，對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研究發現，遠程辦公增加了人們在郊區居住而長途通勤于市中心的比例（Nilles, 1991）?；谠谟《饶嵛鱽喅鞘衁ogyakarta深度訪談收集的案例數據所做的研究發現，ICT的使用推動了經濟服務和居民區從城市中心轉移到城市蔓延地區（Rachmawati et al., 2015）。

信息化對城市空間的集聚化影響

隨著ICT的深入滲透及其對傳統社會經濟組織模式的重塑，即使未來城市中每個區位的ICT資源可得性相同，信息、資金和技術可以更輕易地跨空間流動，經濟主體選址的靈活性大幅提升，但也不意味著地理距離等不再重要或城市空間的絕對分散。相反，ICT在導致分散化的同時，也會產生新的集聚力量，而且ICT傳遞可編碼知識的過程仍然會受到距離的影響。關于ICT集聚化影響的主要觀點可以歸納為以下三種。

第一種觀點認為，“數字鴻溝”現象廣泛存在。信息基礎設施、ICT的迭代升級及應用在空間上的分布是不均勻的，擁有更高能級信息基礎設施、更前沿的ICT創新和更廣泛的ICT應用的區位對經濟主體具有更強吸引力。對2010～2012年印尼的研究證實了這一點，地區間的互聯網鴻溝并沒有融合，而是在不斷擴大（Sujarwoto and Tampubolon, 2016）。原因首先在于，經濟主體為了追逐優質的ICT資源會集聚在發達城市，這對于中小企業尤為重要。中小企業缺乏信息化建設和維護能力，具有先進通信設施的現代辦公園區往往成為中小企業共享先進信息設施的“信息港”。其次，雖然ICT普及率的地區差異會持續減小，但是ICT的迭代升級總是最先出現在發達城市，從而使其城市內部的相關企業最早受益。具體而言，由于發達城市為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提供了更優質的人才、資金和技術支持，更廣泛的實驗場景，這持續激勵著發達城市內部ICT及其衍生產品的迭代升級與創新。例如，杭州市互聯網法院首創了“5G+區塊鏈”的涉網執行新模式，開啟了系統化運用前沿信息技術賦能執行的新紀元。再次，由于新技術的使用還存在技能偏向（Acemoglu and Restrepo, 2018），不斷創新的ICT在集聚程度更高的發達地區的應用水平也更高，并且更可能被應用于具有高附加值的經濟活動，而非簡單的日常交流。例如，2019年3月，杭州“第九大道”率先布點5G商用網絡，推廣智慧應用，建設多功能復合街道；北京王府井步行街通過引入大數據、人工智能、5G等新技術讓購物體驗更加智能化；廣州、北京等城市應用區塊鏈技術提升司法、執法能力。最后，以互聯網為代表的ICT具有網絡效應，即互聯網普及率越高，相互交流呈現放大效應，其對經濟的促進作用越大（郭家堂、駱品亮，2016），這將提升具有高互聯網普及率的發達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和集聚吸引力。

第二種觀點認為，鑒于不可編碼的高度意會知識的傳輸離不開面對面交流，ICT在促進線上交流（分散）的同時也會強化面對面交流（集聚），產生所謂線上交流和線下交流的互補效應；同時，ICT還會通過促進技術創新和生產性服務業等包含高度意會知識的活動的增加而強化集聚的需求。交流互動中所獲得的無形知識可以分為可編碼知識和意會知識，其中可編碼知識是標準化的，可以借助互聯網技術進行傳輸，而高度意會知識往往固化于地區的創新環境、人際網絡與社會文化中，難以借助網絡媒介傳輸（Panahi et al., 2013）。這是因為：（1）經濟主體往往沒有意識到自身持有高度意會知識，因此也不會有意去表達和傳播；（2）對高度意會知識的定價和產權界定存在困難。在無法以準確的價格向他人供給自身持有的高度意會知識，并面臨產權被侵犯的風險時，經濟主體會因擔心失去寶貴的知識并最終失去競爭優勢，而不愿意主動分享和傳播知識；（3）基于數字技術的線上交流仍無法達到面對面交流的豐富度，包括偶然產生的身體語言、知識流動和協作創造力，應對重大危機事件的深入溝通，為了建立和維持重要關系所需要表達的信任等。高度意會知識的獲取類似于一種認知過程，無法被標準化程序編碼（Panahi et al., 2013）。因此，雖然ICT降低了信息交流的成本，但如果經濟活動的實施涉及不可編碼知識，線上交流則需要面對面交流進行補充，這種交流上的互補效應會引發更多的網絡互動和面對面交流（Gaspar and Glaeser, 1998）。在現實中，金融、法律、會計、咨詢等高端生產性服務業在大城市CBD集聚是高度意會知識需要集聚交流的典型體現。尤其是在全球城市的CBD，金融服務業核心控制功能高度集聚，有助于管理理念、合作和競爭策略、危機應對策略等隱性知識的面對面傳播與交流，對跨國家的大區域乃至全球范圍的經濟運行產生巨大的影響力甚至支配作用；同時也有助于企業面對危機與競爭時迅速做出反應并采取合理的應對策略，保證ICT導致的分散化經濟活動可控和有序進行，體現了越是分散越是需要集聚來平衡的互補效應。這一點還體現在即時生產方面。信息化加快了信息交流速度，使得時間競爭愈發重要，催生了即時需求的滿足和即時生產，這要求不同零部件廠商不得不相互靠近來加快供應速度（宋周鶯、劉衛東，2013），也不得不靠近方便交通運輸的樞紐來縮短供應時間。除了分散與集聚的互補效應外，ICT還通過促進知識和信息的交流推動創新服務型、知識密集型活動加速發展，提升了經濟行為中高度意會知識的比重，從而增加了經濟主體對集聚交流的需求（Glaeser, 2020），并進一步增強線上交流與面對面交流的互補效應。

第三種觀點認為，可編碼知識借助ICT的傳播仍然受到地理距離和區位的約束。首先，人們更傾向于與地理、文化相近的個體進行聯系，而距離越近，地理、文化等特征越相似，相互聯系的可能性也越大（劉瑜，2016）。其次，網絡虛擬空間與實體空間并非完全割裂，當線下交流仍受距離限制時，線上交流也隨之產生本地傾向。一些實證研究結果支持了這種觀點。例如，雖然Twitter等網絡社區的使用不涉及任何與距離有關的成本，但這種媒體中的交互和聯系具有距離衰減效應（Stephens and Poorthuis, 2015）。新浪微博用戶被發現在網絡社區中與本地用戶交流更為頻繁（王波、甄峰，2016）?；陔娨晩蕵饭澞烤W絡關注度的研究發現，距離節目播出電視臺越遠的地區，節目關注度越低，表明地理距離和現實生活中的社會關系對虛擬空間的信息交流有著重要影響（黃鑫楠等，2020）。

信息化對城市空間影響的凈效應及動態變化

相較于單純強調分散化或集聚化的觀點，越來越多的學者傾向于認為ICT同時存在分散和集聚兩種影響力，兩種力量的博弈決定了ICT對城市空間影響的凈效應。實際上，ICT的分散力和集聚力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只有洞悉發展的主導因素才能預測ICT凈效應的變化趨勢。

在未來的知識經濟社會中，信息與通信技術產生的集聚力量將抵消甚至超過分散力量。隨著信息化、數字化程度的不斷提升，更多的知識可被編碼傳輸，ICT對城市空間形態的分散化影響得以增強；但與此同時，信息化也加速推動了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和區域創新效率的提升，集聚交流的重要性不斷增強。ICT的集聚力量將與分散力量相抗衡，甚至在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占主導的城市中超過分散力量形成主導效應。

伴隨著后工業化時代的來臨，世界經濟發展方式將從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和以市場拓展為動力，轉變為主要依靠知識要素投入和以創新為動力。產業結構尤其是城市中的產業將越來越多地以服務業尤其是以生產性服務業為主導。當前，發達國家服務業占總就業的比重接近80%，其中生產性服務業占服務業總就業的70%。在中國，知識密集型的生產性服務業在宏觀經濟和城市就業中也占據著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中國生產性服務業增加值近五年的平均增長率高達14.3%。

由于生產性服務業和創新活動的開展依賴高度意會知識的投入，因而其比重的上升將使經濟主體更加依賴集聚交流，ICT的集聚力量隨之增強。一方面，ICT的線上交流與面對面交流的互補效應會增強，并且向后者傾斜，即相同的線上交流將引發更多的面對面交流；另一方面，ICT自身也會通過對高度意會知識活動的貢獻而強化互補效應和集聚需求。因而，ICT的集聚力量將與分散力量相抗衡，甚至不排除在發達城市中促進空間更加集聚。發達城市作為各類創新要素和資源的集聚地，分布著更多產出知識的主體，如更高比重的知識密集型行業、更大規模的高技能工人和企業家，也承載著更頻繁的依賴知識投入的創新活動，因而也更強烈地依賴面對面交流，增強了ICT的集聚力量或者說ICT的分散力量在發達城市受限。不乏實證研究支持這一判斷，ICT的滲透在城市化水平相對成熟的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國家沒有顯著的分散作用（Tranos and Ioannides, 2015）；甚至互聯網的互補效應克服了潛在的替代效應，并最終產生集聚力量（Sinai and Waldfogel, 2004），擴大了城市規模（Panayides and Kern, 2005）；針對中國地級市的研究也發現，互聯網促進了城市內部的就業集聚（吳思栩、孫斌棟，2021）。越來越多的事實證明，從凈效應來看，ICT是城市優勢的補充而非替代。

信息與通信技術的影響因城市的產業類型和發展階段而異。對于不同的產業和功能，ICT一方面推動商業服務業向少數幾個主要的全球城市集聚，另一方面又導致基于常規信息的傳統經濟活動分散到中心城市的外圍（Moss, 1998）。

需要面對面聯系的知識密集型行業主要集中于生產性服務業中，由于具有高知識溢出和低消費替代彈性的特征，生產性服務業更適合集聚在發達城市以獲得知識溢出與生產優勢；但是作為從制造業內部生產服務環節分離出來的中間投入品，為了節省交易成本，生產性服務業又傾向于分散在制造業和其他服務業附近。然而，ICT的發展不僅降低了服務產品的交付成本，還增加了發達城市內部的生產優勢，為生產性服務業脫離制造業市場所在地并向具有生產優勢的城市地區集聚創造了條件，這必然會加速生產性服務業在空間上的集聚。一些實證研究的結果表明，高科技公司往往在技術中心附近聚集（Maeng and Nedovic-Budic, 2010）?；趯χ袊?22個城市的研究顯示，信息技術水平對知識密集型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具有顯著影響（陳建軍等，2009）。

主要依靠土地和廉價勞動力投入的農業和傳統制造業，對集聚交流中知識溢出的需求和對集聚成本的承受能力均較弱。在城市地租和勞動力工資日益攀升的趨勢下，ICT對制造業的分散力量可能成為主導。一項關于中國2005～2016年30個省份的21個制造業細分行業的研究發現，互聯網的普及推動了制造業的空間分布趨于擴散，且互聯網對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擴散效應強于技術密集型制造業（鄭潔，2020）。對中國200多個地級市就業的計量分析發現，包括移動電話、固定電話、互聯網等通信技術的普及推動了工業就業崗位在城市內部空間中的分散化（Zhang et al., 2020）。

當前，城市內部的經濟資源從農業、制造業向服務業轉移既是客觀經濟規律也是未來的長期發展趨勢。城市內部尤其是發達城市內部經濟活動中的知識密集度將持續提升。在此背景下，ICT將可能持續推動知識密集型行業向區域中心城市集聚，而低端制造業則向中心城市的近郊或者周圍中小城市轉移，并借助ICT在更大空間范圍內形成協同關聯。

但是，不能排除ICT在發達城市會產生短暫的分散化力量。因為ICT對城市空間形態的重塑，主要基于其對城市現存集聚經濟和城市成本之間權衡的沖擊，而在城市的發展過程中，城市的集聚經濟與集聚成本不斷發生變化，這將導致ICT的凈效應因城市發展水平和發展階段而異。對于處于過度集聚狀態的城市，經濟主體傾向于使用現有技術來克服時間和空間障礙，以緩解由空間集聚帶來的城市成本上升。發達城市不僅具有較高的集聚經濟，也承受著更高的城市成本，面臨相對嚴重的通勤擁堵、空氣污染等“城市病”問題，不排除ICT的沖擊會釋放其集聚不經濟，并基于替代效應形成短暫的分散化力量。有研究證實，互聯網放大了以房價為表征的城市成本的分散力，并促使企業由高房價城市流向低房價城市（安同良、楊晨，2020）。但長期來看，高度意會知識的提升是大趨勢，進而使ICT產生更強的集聚力量來抗衡這種分散的力量。

結論及啟示

ICT對城市空間形態的影響具有分散和集聚兩重性。對于集聚成本較高的城市，不排除ICT會導致城市的分散；但是長期來看，在知識經濟和服務經濟占主導的未來社會里，ICT的集聚效應將抵消其分散效應甚至占據優勢地位。ICT的影響也會因產業類型不同而呈現異質性，在促進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向大城市集聚的同時，驅使基于常規信息的傳統經濟活動向城市外圍或中小城市分散。鑒于ICT對城市空間形態的深遠影響，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為優化城市的空間規劃和戰略部署提供參考。

第一，要科學地預測信息化對城市空間形態的影響，未雨綢繆地做好土地、功能和基礎設施安排，尤其是要為城市地區可能迎來的長期集聚趨勢做好準備，不能盲目地僅以城市區域的蔓延擴張為基礎來考慮。

第二，對于集聚程度較高的中心城市，產業和人口的持續集中仍是信息化時代的長期趨勢，應合理規劃交通基礎設施、學校、醫院等公共服務的數量和空間布局，并提升公共服務、社會治理的數字化、智能化水平，以提升城市集聚承載力，為可能到來的擁擠、污染等城市病做準備。同時，借助城市自身產業和信息基礎設施優勢，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進一步提升城市的集聚質量與經濟效益。

第三，對于欠發達城市，應統籌謀劃建設一批區域性和跨區域重大基礎設施工程，促進跨城經濟融合對接，在發展具有本地比較優勢的產業基礎上，積極承接發達城市遷出的一般制造業，同時應致力于推動新一代信息技術與農業、制造業生產經營深度融合，并完善區內公共服務和產業配套設施，為其城市內部企業集聚發展的良性循環提供支撐。

第四，積極應對生態和地方文化面臨的沖擊。ICT會帶來部分產業和功能的分散，尤其是技術發展成熟、可以標準化的產業和部門將在城市外圍地區分散式分布，可能造成低密度蔓延的生態壓力。國土空間規劃要及早規劃多中心式的緊湊發展結構，為未來發展留下彈性框架，處理好生產、生活、生態空間之間的關系。ICT增加了社會經濟活動的流動性，在固定場所停留時間減少，場所感會消逝，原有的地方特色和文化面臨淡化的危機。未來在維護地方場所意義和特色方面應給予更大的關注。

在“城市大腦”“網絡強國”“數字中國”加速推進的背景下，只有更科學地預判ICT對城市空間的影響，才能準確制定信息化時代的城市空間政策，助力我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城市生產、生活、生態空間優化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7ZDA068；吳思栩對本文有重要貢獻）

參考文獻

安同良、楊晨，2020，《互聯網重塑中國經濟地理格局：微觀機制與宏觀效應》，《經濟研究》，第2期。

陳建軍、陳國亮、黃潔，2009，《新經濟地理學視角下的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及其影響因素研究——來自中國222個城市的經驗證據》，《管理世界》，第4期。

郭家堂、駱品亮，2016，《互聯網對中國全要素生產率有促進作用嗎？》，《管理世界》，第10期。

黃鑫楠、孫斌棟、張婷麟，2020，《地理距離對互聯網社會中網絡信息傳播的影響》，《地理學報》，第4期。

聯合國，2018，《世界人口展望（2018修訂版）》。

劉瑜，2016，《社會感知視角下的若干人文地理學基本問題再思考》，《地理學報》，第4期。

宋周鶯、劉衛東，2013，《信息技術對產業集群空間組織的影響研究》，《世界地理研究》，第1期。

孫斌棟、陸大道、張婷麟、黃鑫楠，2018，《社會經濟的空間集聚與擴散》，《信息時代社會經濟空間組織的變革》，北京：科學出版社。

王波、甄峰，2016，《網絡社區交流中距離的作用：以新浪微博為例》，《地理科學進展》，第8期。

吳思栩、孫斌棟，2021，《分散還是集聚：互聯網對中國城市內部就業分布的動態影響研究》，華東師范大學中國行政區劃研究中心工作論文。

鄭潔，2020，《互聯網時代中國制造業的空間分布》，《現代營銷》，第9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2015～2020，《中國統計年鑒（2015）》～《中國統計年鑒（2020）》，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Acemoglu, D. and Restrepo, P., 2018, "The Race between Man and Machine: Implications of Technology for Growth, Factor Shares, and Employment",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8:6, pp. 1488-1542.

Cairncross, F., 1997, The Death of Distance: How the Communications Revolution is Changing Our Lives, Boston, MA: Harvard Business Press.

Gaspar, J. and Glaeser, E.L., 1998,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Future of Citie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43, pp. 136-156.

Glaeser, E.L., 2020, "Urban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Eastern Economic Journal, 46:2, pp. 191-218.

Ioannides, Y.M.; Overman, H.G.; Rossi-Hansberg, E. and Schmidheiny, K., 2007, "The Effec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on Urban Structure", Economic Policy, 23, pp. 201-242.

Maeng, D.M. and Nedovic-Budic, Z., 2010, "Relationship between ICT and urban form in knowledge-based development: Empirical analysis of Washington, DC metro reg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nowledge-Based Development, 1, pp. 97-117.

Moss, M.L., 1998, "Technology and Cities", Cityscape, 3:3, pp. 107-127.

Nilles, J., 1991, "Telecommuting and Urban Sprawl: Mitigator or Inciter?", Transportation, 18, pp. 411-432.

Panahi, S.; Watson, J. and Partridge, H., 2013, "Towards Tacit Knowledge Sharing Over Social Web Tools", 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17:3, pp. 379-397.

Panayides, A. and Kern, C.R., 2005,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future of cities: An alternative analysis", Urban Studies, 42:1, pp. 163-167.

Rachmawati, R.; Rijanta, R. and Djunaedi, A., 2015, "Location Decentralization Due to the Us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Yogyakarta, Indonesia. Human Geographies", Journal of Studies and Research in Human Geography, 9:1, pp. 5-15.

Sinai, T. and Waldfogel, J., 2004, "Geography and the Internet: Is the Internet a Substitute or a Complement for Citie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56:1, pp. 1-24.

Stephens, M. and Poorthuis, A., 2015, "Follow Thy Neighbor: Connecting the Social and the Spatial Networks on Twitter. Computers", Environment and Urban Systems, 53, pp. 87–95.

Sujarwoto, S. and Tampubolon, G., 2016, "Spatial inequality and the Internet divide in Indonesia 2010–2012",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40:7, pp. 602-616.

Toffler, A., 1981, The Third Wave. New York: Bantam books.

Tranos, E., 2020, "Social Network Sites and Knowledge Transfer: An Urba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Planning Literature, 35:4, pp. 408-422.

Tranos, E. and Ioannides, Y., 2015, "Ubiquitous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Spatial Structure: A Preliminary Analysis", 55th Congress of the European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 "World Renaissance: Changing roles for people and places", 25-28 August, Lisbon, Portugal.

Zhang, T.L.; Sun. B.D.; Li, W. and Zhou H.M., 2020,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manufacturing decentralization in China", Working Paper of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a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 Scientific Prediction of the Impact of Informatization on the Urban Spatial Form

Sun Bindong

Abstract: ICT has both dispersion and concentrating effects on the city space. On the one hand, it makes the information spread break through the time and space constraints and produce the dispersion effect;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produces the concentrating force because of the face-to-face communication of highly tacit knowledge, the complementary effect of online and offline communication, and the facilitation of ICT to the highly tacit knowledge activ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t effect, it cannot be ruled out that ICT will lead to the dispersion of cities with higher concentrating cost in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but in the long run, in the future society dominated by knowledge economy and service economy, the concentrating effect of ICT will offset the dispersion effect, and even cause higher concentration of cities. ICT will have a heterogeneous impact on different industries in the city. It can promote the agglomeration of knowledge intensive services in big cities, but also make the matur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end to disperse. A scientific prediction of the impact of informatization on urban spatial form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formulation of long-term spatial planning policies.

Keywords: Informatizatio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ity, Concentration, Disper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