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根據我國發展階段、環境、條件變化作出的戰略決策，是事關全局的系統性深層次變革。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建立建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城鄉發展進入了新的階段。但從現實情況看，土地、人才、技術、資金等要素仍然呈現向城市的單向流動，城鄉發展不均衡，農村內在潛力難以充分發揮，需要進一步完善城鄉間的循環體系。

關鍵詞:城鄉融合 雙循環 中國經濟

【中圖分類號】F323 【文獻標識碼】A

國內外形勢催生中國經濟發展的“雙循環”新格局

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根據我國發展階段、環境、條件變化作出的戰略決策，是事關全局的系統性深層次變革。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利用低成本的勞動力優勢，積極參與國際經濟大循環，40多年來我國經濟呈現出持續快速增長態勢，經濟總量逐步提升至世界第二的位置。伴隨著經濟總量基數的不斷提升，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呈現出放緩態勢。與此同時，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逐漸步入新常態，經濟結構性問題日益凸顯。對此，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的一系列政策開始推行，以期解決供需失衡等問題，并推動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從外部環境來看，隨著經濟實力和科技創新能力的不斷提升，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置不斷提高，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形成了競爭關系；同時，一些國家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思潮迭起，全球經濟遭遇逆流。在當前及未來一段時期內，我國將在不穩定不確定的環境中謀求發展。

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已經演變為全球性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疫情長尾效應特征更趨明顯，主要經濟體衰退程度超出預期，外部需求大幅萎縮。從國內環境看，在黨中央堅強領導和各方面大力協作下，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復產復工有序推進，統籌疫情防控與經濟社會發展取得重大成果。在此背景下推進“雙循環”發展新格局對于實現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從短期來看，這是適應內外部環境變化的戰略選擇。國外疫情加重導致國際貿易與投資受限，全球要素流通受阻；反觀國內，在疫情防控取得成效的基礎上，數字經濟得到快速發展，產業數字化、智能化水平顯著提高，不斷增強的科技創新能力凸顯我國堅實產業基礎與完整產業鏈條的優勢，必將在滿足消費結構升級中增強產業競爭力，提升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從長期來看，外部環境的復雜變化并沒有改變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我國仍然要堅定不移擴大對外開放，優化和穩定產業鏈供應鏈，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但在國際保護主義思潮抬頭的大背景下，隨著我國科技創新能力提升不斷對當前全球科技版圖帶來沖擊，我國相關產業的發展受到一些國家的圍堵和打壓。

在當前國內外的復雜形勢下，經濟高質量發展轉型、新冠肺炎疫情反復、外部經濟環境深刻變化都將對我國經濟增長產生影響。首先受到影響的是消費。在疫情期間，出于防控目的，人員流動基本停滯，人群密集場所基本關閉，與之相關的交通運輸、旅游、酒店、餐飲、零售等行業的消費需求急劇下降。居民消費普遍收縮，雖然目前國內疫情防控基本穩定，但是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仍然沒有恢復到去年同期水平。與此同時，疫情防控要求阻礙了區域間勞動力流動，勞動密集型企業不得不面對人力成本的抬升。除了能夠將線下業務轉向線上渠道的數字化產業，絕大多數產業都將受到成本提高與市場收縮的雙重壓力，企業相應調整經營規模，縮減投資規模。隨著國內外疫情防控和經濟形勢的變化，企業面臨的壓力由原材料進口難、產品出口難變為外部需求疲軟。消費、投資、出口“三駕馬車”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都受到了影響。但從長期來看，疫情并沒有改變我國經濟發展的內在邏輯與基本趨勢，消費需求在疫情態勢好轉后開始反彈，企業生產逐步恢復，經濟社會秩序復原，持續為經濟增長提供動力。然而，也要意識到，中國經濟在疫情陣痛中經歷了轉型升級。疫情推進產業數字化變革，大大提高了產業智能化水平，許多線下環節被電子化，用于替代要素流動不足引致的成本抬升。就勞動密集型產業來看，這無疑將減少企業對普通人力資源的依賴，我國就業崗位創造能力將受到制約。

因此，當前形勢下應該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的優勢，以滿足國內需求為出發點，以擴大內需為經濟增長的落腳點，在深化要素市場與科技體制改革的過程中補齊相關短板，提升產業基礎能力和產業鏈現代化水平，暢通國內國際雙循環，優化產業結構，實現經濟穩定增長。

中國經濟發展新格局需要進一步打通城鄉間的循環

2020年我國GDP首次突破100萬億元，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我國經濟總量不斷擴大的同時，經濟發展質量也在穩步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持續改善。但對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來說，我國仍然處于關鍵階段，4億中等收入群體和6億中低收入群體并存，并且中低收入群體主要分布在農村。我國長期存在的城鄉二元結構體制約了生產力的發展，抑制了農村地區的消費潛力，導致城鄉差距拉大。且農村勞動力在市場上的競爭力也相對較弱，在我國就業崗位創造能力受限的情況下，農村勞動力更容易在企業數字化轉型過程中被淘汰。這些因素將會影響我國城鄉一體化進程的推進。如何促進城鄉融合發展、緩解區域發展不均衡不充分，是“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我國經濟發展亟待解決的問題。

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關鍵是“打通循環”。打通循環，微觀層面上是要實現要素間的循環；中觀層面上是要實現區域間的循環；宏觀層面上是要實現社會再生產過程的循環。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城市和農村經濟社會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城鄉關系不斷調整，由統籌發展轉為一體化發展。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城鄉發展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但從現實中來看，土地、人才、技術、資金等要素仍然呈現向城市的單向流動，城鄉發展不均衡，農村內在潛力難以充分發揮。

從收入端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有待改善，亟需提升農村地區收入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從而在立足國內大循環的主基調上發揮農村地區內需能量，促進經濟增長。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于2019年達到60%的水平，提前實現《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提出2020年達到60%的目標，但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仍有較大差距，主要原因在于我國的城鎮化是通過農村居民保留農村戶籍而進入城鎮務工實現的。進入城市或城鎮的農村居民往往依靠打工獲得收入，其主要家庭成員仍然滯留在農村地區，保留農民身份特征，因而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依然存在，城鄉收入差距仍然較大，農村地區的消費需求潛力難以有效釋放。

從就業端看，城鄉居民就業差距仍然存在，復雜的內外部環境阻礙農村勞動力流動，城鄉發展不均衡問題將通過短板效應影響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面對經濟結構調整、外部經貿摩擦、疫情常態化防控，企業短期內將面臨經營周轉受阻，長期則面臨轉型升級困難。尤其在疫情防控期間我國數字化、智能化進程加快推進，以往需要在線下開展業務的企業將部分業務或環節轉向線上操作，減少了勞動要素的投入，使勞動力市場需求進一步縮減。隨著生產方式的改變，勞動力市場的需求結構也將發生變化，具有創新潛力的人力資源將越來越受歡迎。而大多數農村勞動力水平不高，在傳統就業崗位的競爭中不具優勢，更容易面臨失業風險，農村居民家庭收入增長進一步被抑制。

從市場化水平來看，農村地區仍然保持半自給自足的模式，相當數量的消費資料由家庭內部提供，市場化水平相對較低。從我國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成果來看，農村地區與農村人口具備充分的生產潛力與務工能力，能夠立足本地資源稟賦對外輸出供應。目前對于農產品等商品的政策幫扶力度較大，其在市場上容易得到特殊待遇，但可能存在供應的商品不能精準符合市場需求，產品質量不滿足市場標準等問題，需要建立和完善城鎮與農村間的雙向流通機制，推動城鄉融合發展。

加快城鄉融合發展激發農村發展潛力

深化戶籍制度與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同步進行

我國戶籍制度與土地、房產等密切相關，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員尤其是人才的流動。一方面，非農化流動遭遇落戶困難，農村居民即使獲得高水平收入，仍然難以將其轉化為消費需求，拉動經濟增長效果有限；另一方面，房地產泡沫促使農村居民固守宅基地，城鎮化“人地分離”現象普遍，要素配置效率不佳。因此，要同步深化戶籍制度與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放松農村向城市以及城市與城市之間的落戶政策，促進人才要素流動；要減少地方政府對土地出讓收入的依賴，盤活農村經營性建設用地與宅基地，增加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同時為大力發展農業奠定基礎。

推進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戰略有效銜接

在政策激勵下，部分人才回流農村，因地制宜，為貧困地區提供發展新思路、制定發展新道路，我國脫貧攻堅工作取得巨大成效，如期全面完成脫貧任務。脫貧成果來之不易，更加需要建立健全完善機制以保障脫貧成果長效性，防止脫貧人口返貧。要加強對農村地區的政策引導，不僅要立足當地資源稟賦，而且要針對市場需求，生產適銷對路、質量上乘的商品；要建立農村地區產業鏈或完善農村地區產業鏈環節，擴大農村產業規模，提高農村產業生產能力，進一步提高農村居民收入水平；要加強三農人才培養，補齊農村地區發展短板，通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促進城市與農村地區間要素流動暢通。

支持小微企業發展與“三農”創業創新并舉

不同于大體量的大中型企業，小微企業數量眾多，能夠提供相對更多的就業崗位，助力實現“六穩”“六保”。立足于國內大循環的需要，應為小微企業提供便利，支持其在復雜的國內外經濟環境中生存，以吸納更多勞動力，進而推動經濟長久穩定發展。同時，要加強農村地區創業創新能力，一方面可以通過增加新的崗位來保就業、穩就業，另一方面可以適應當前數字化改革的生產方式，推動農村地區產業轉型升級，促進城市與農村之間資源要素的雙向流通。因此，要穩定小微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降低小微企業經營負擔；要在風險可控的基礎上加大信貸供給，疏解小微企業經營周轉困難，更好發揮普惠金融服務作用。

【本文作者為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浙江大學經濟學院碩士研究生陳一對本文亦有貢獻】

責編：蔡圣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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