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國古代收入分配差距極大，在以農耕經濟為主的古代社會，土地分配不均是重要原因。秦漢時期采取抑制土地兼并和重農抑商政策，魏晉南北朝時推行的均田制效果有限，而同時期的佛教傳播促進了財富橫向流通，宋朝不抑兼并，設立常設性慈善機構，社會保障制度不斷完善。我國歷史上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環節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舉措體現了古人對于理想社會的不懈追求。

【關鍵詞】收入差距 土地 貧富分化 社會保障 【中圖分類號】K20 【文獻標識碼】A

“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是《禮記》中描繪的大同世界。要實現這樣一個理想社會，首先要解決的是社會收入分配差距問題。那么在中國古代，政府又是如何調節社會收入分配差距的呢？

調節收入分配差距可分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兩個維度。初次分配主要由生產要素投入與產出所決定。在原始經濟觀念中，土地是一切財富的源泉，因而在以農耕經濟為主的古代社會，人們也將收入差距形成的主要原因歸咎為土地分配的不均。同時，古人也意識到，從靜態視角看，不同行業間利潤率的差異、個人稟賦的差異等也是重要原因；從動態視角看，人類欲望的無限性才是貧富分化無法完全消除的內在驅動因素；從歷史發展來看，古代當政者主張以“抑制兼并”阻止土地分配差異過大，以“重農抑商”穩固農業生產之“本”。再分配也被稱之為轉移支付，主要來源是政府財政稅收和國營禁榷所得，在我國古代主要體現為荒政救濟、福利保障等政策。本文將從這兩個維度對我國古代政府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政策進行簡要梳理。

秦漢時期的抑制兼并和重農抑商思想

秦漢以后，收入分配差距問題較為突出。“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原因主要是，相比于夏、商、周，大一統的秦漢帝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較大變化。

殷商時期，社會主要以農村公社宗族共同體的形式存在。孟子中有“殷人七十而助”的說法，“助”是指把土地分成公田、私田，實行勞役地租。至西周時期，井田制較為成熟。孟子與滕文公探討仁政時就提倡恢復“井田制”，“余夫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孟子所設想的“井田制”將土地收歸國有，農民擁有土地永久經營權，既能達到“有恒產者有恒心”的激勵效果，又能避免小農經濟因土地買賣走向破產。然而這一政策過于理想化，且不說“死徙無出鄉”是否能執行，隨著人口增加，有限的土地資源顯然不能滿足井田制所設想的人均二十五畝田的底線。春秋戰國以后，無以為繼的井田制不得不向土地私有制過渡。同時鐵質農具的出現使得農業生產效率大為提升，生產關系的改變也促進了土地制度的變遷。

土地制度的變遷引致了土地兼并。這一時期，許多權貴群體通過自己的影響力，低價強占田地，甚至勾結官吏、隱瞞稅賦，這都進一步導致收入差距的擴大。西漢時期，晁錯和董仲舒意識到了這一點，提出了貴粟重農和抑制兼并的主張。

晁錯從農業和商業的矛盾出發探討貧富分化問題。他認為農民勞作異常辛苦，到頭來收益卻無幾，而商賈卻通過放貸收息，投機取巧，不勞而獲，兼并農民的土地。長此以往，難以持續，惟有提升農民相對于商賈的地位才能解決這一問題。

董仲舒也意識到了西漢貧富分化的社會問題。他認為貧富分化始于秦朝商鞅變法時期以土地私有制替代了井田制，造成的現象就是“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不過，董仲舒深知井田制在現實中并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上書漢武帝，建議通過“限民名田”解決土地兼并的問題。遺憾的是，這一建議并未得到采納。此外，董仲舒之所以如此重視財富分配差距過大的問題，與他的“調均”財富分配思想是分不開的。他繼承了孔子“不患貧而患不均”的思想，認為人的本性是“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為盜，驕則為暴”，故其理想中的社會財富分配狀態是“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于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于憂”。

中古時期“均田制”與佛教思想的影響

學術界一般將公元3至10世紀的魏晉隋唐時期稱為中國的中古時期，這一時期的中國經歷了長達三個多世紀的社會動蕩。連年戰亂一方面造成了大量土地荒廢，流民眾多；另一方面莊園經濟趁勢崛起，地方豪強割據勢力，不斷吸納流民成為其依附民，與中央政府爭奪人口和稅收來源。

“時民困饑流散，豪右多有占奪”，均田制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提出和推廣的。北魏名臣李安世向孝文帝上疏，建議通過均田解決土地荒廢和勞動力閑置的問題，孝文帝采納了李安世的建議，于太和九年（485年）推行均田制。

均田制有以下特點：第一，授和還相結合，保護國有土地不流失。“諸民年及課則授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第二，還和不還相結合，體現了國有土地和私有土地的統一，且以國有土地為主。對于種植期短，以年計的露田（口分田），成丁而授，入老而退，不許買賣；對于種植期長，需要長期投資的桑田（永業田），則規定皆為世業，身終不還，可在政府規定的范圍內買賣。這樣均田戶的土地中，既有國家的，又有私人的，故較之屯田客及世族的佃客，勞動積極性更高，并使國家取得了對世族絕對的競爭優勢。第三，寬鄉和狹鄉的統一。對土地不足的平民編戶，國家應該補足，包括由“狹鄉”遷徙到“寬鄉”。對擁有很多土地的世族，北朝政府并不強迫其交回多余的土地，而是通過奴婢、耕牛受田等方式“統一于均田制之下”。顯然，這有利于減少世族的反抗。不過也有學者認為設立均田制的本質是與士族豪強爭奪人口，將閑置的國有土地和流民相結合，由于并未從根本上打擊豪強，抑制兼并的作用也極為有限。無論如何，均田制中抑制兼并和調節收入分配的思想的確存在。唐中葉以后，隨著人口的增加，均田制與井田制殊途同歸，最終走向了瓦解，并朝著土地私有制的方向過渡。

與此同時，中古時期佛教思想的熱潮和佛教寺院對緩解當時貧富分化矛盾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戰亂頻仍、民不聊生的五胡十六國南北朝時期，政府和莊園主都喪失了保護民眾的能力，而寺院享有不拜君親、不受世俗法律管轄、免稅免役等諸多特權，（大乘）佛教所提倡的博愛理論和強調以物質施舍為主的外在有為修行方式促進了社會財富的橫向流通，即將富人的財富轉移給窮人。一方面，這種財富再分配的方式滿足了廣大民眾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促進了社會再分配向公平方向傾斜，緩解了廣大小農、小生產者面臨的戰亂沖擊，相當程度上維持了社會穩定。另一方面，由于當時佛教信仰深入人心，寺院從皇室、世族得到大量捐施，以致“凡厥良沃，悉為僧有”，寺院再通過僧眾反饋社會，由此形成正向反饋，通過規模的力量應對危機，對推動中國社會由分裂走向統一作出了重要貢獻。

伊始，佛教對于社會財富橫向流動的促進作用主要源自于佛教向社會的輸出。在進入局部相對安定的南北朝后，統治者開始有意識地利用佛教理念救濟社會。南朝皇室受到佛教通過治病救人的方式踐行慈悲理念的影響，設立醫療救濟機構“六疾館”和“孤獨園”。北朝則在制度建設方面走得更遠，將世族徹底納入到國家管理的軌道。北魏政府對寺院設專門財政撥款“僧祇粟”，將一部分土地稅收交給寺院，為開展社會救濟事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佛教慈悲和敬重生命思想、儒學愛民思想、道教重生思想的影響下，唐政府在南朝“六疾館”和“孤獨園”的基礎上，設立了中國慈善救濟史上有名的“悲田養病坊”，將無家可歸的人收攏在一起，由政府出資，委托寺院管理。此外，唐朝還制定了“州境巡療”的惠民政策，對當時及后世社會保障制度和財富再分配產生了重要影響。

宋朝時期“不抑兼并”與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

北宋初期，經歷多年休養生息，國家再次面臨土地集中和稅收不足的問題。王安石在與神宗皇帝探討改革時曾說，“以臣所見，今稅斂不為重，但兼并侵牟耳”。與此同時，北宋“冗兵”“冗費”現象嚴重，每年財政開支巨大。神宗年間，王安石主導了熙寧變法，主要措施都指向田連阡陌的富家大族。青苗法本意由政府取代民間的高利貸放貸，緩和高利貸盤剝的矛盾，同時充盈國庫，但實際操作中，強行攤派現象嚴重，農民為還款不得不再向私營高利貸者借款，反而加劇了土地兼并；免役法通過按戶等納錢，確實增加了富家大族的稅收負擔，但同時也增加了下戶、單丁、女戶、客戶等原本無役者的負擔，這些人在社會中占比不在少數；市易法本意“通有無，權貴賤，以平物價，所以抑兼并也”，實則加強官營專賣，等于變相提高稅賦，損害了中小工商業者利益。堅持改革的王安石最后不得不承認，這些變法措施并不能真正抑制兼并和解決財富分配不均的問題。

經過并不成功的改革嘗試，宋代延續了初期“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政策，這是對無力抑制兼并現實的一種妥協，但宋朝由收入分配差距造成的社會矛盾卻遠小于秦漢和魏晉時期。社會結構和生產關系的差異仍是一個重要原因。宋朝時期封建租佃關系居主導地位，兼并土地的并非都是地方豪強式的強買強賣，而是基于相對合理的競爭，兼并者不乏庶族地主。更重要的是，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破產的小農不得不依附士族莊園主，成為缺乏人身自由的部曲或農奴。而在宋朝，租佃關系呈現為契約化和人身的相對自由。因此，宋朝進步的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也緩解了土地集中帶來的收入分配差距問題。

此外，生產力的發展也是社會矛盾緩解的重要原因之一。生產力的提高提升了農民的生活水平下限，尤其是工商業的進一步發展。宋朝時期海外貿易業務的擴張使得許多人并不依附土地為生，這就降低了土地多寡與人均收入差距的直接關系。

最后，不可忽視的一點是佛教思想的廣泛傳播及新儒學的建立所推動的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宋朝政府主導的保障機構有福田院、居養院、安濟坊、漏澤院、惠民藥局和慈幼局等。

有學者認為我國古代王朝更迭和財富分配不均遵循一種周期性循環，即在初期實行輕徭薄賦的經濟政策，待經濟逐步發展后，執政者不斷增加稅收，土地兼并和社會財富分配不均的矛盾凸顯，“抑兼并”和稅制改革僅使得形勢暫時好轉，最終不得不面臨財政枯竭和農民起義的結局，循環往復。這種說法存在一定合理性，但過度簡化了歷史進程，忽略了不同時期的特殊性，存在一定局限性。從我國古代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歷程來看，秦漢時期首先出現了大規模土地兼并和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現象，執政者初期的思路是通過抑制兼并和重農抑商調節農民在初次分配上的弱勢，并未取得根本性成功。在中古魏晉南北朝時期，一方面北魏通過均田制繼續嘗試改變流民無力生存的現狀，另一方面得益于佛教思想廣泛傳播，寺院作為民間機構強調財富橫向流通，以規模的力量對抗危機，起到了調節社會收入分配的作用。經過東漢以降長達千年的宗教運動，宋代形成了儒釋道三教一體的意識形態格局，博愛、關心他人、尊重生命的觀念深入人心，形成了相對成熟的社會保障體系，出現常設性慈善機構。宋朝以后商品經濟的發展也是社會保障體系成熟的重要背景。宋朝放棄抑制兼并，采取不立田制，工商稅取代農業稅成為稅收的主要來源，并逐步采取社會再分配的方式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問題。可見，古代對于調節收入分配差距問題的政治應對是存在一定進步的。

（作者為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參考文獻】

①[宋]王安石著，秦克、鞏軍標點：《王安石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②白壽彝總主編：《中國通史》（第三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責編/鄧楚韻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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