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到2035年我國要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使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勞動關系是現代社會的基本經濟關系。扎實推動共同富裕，必須促進勞動、資本等生產要素共享企業發展，完善政府、工會、企業共同參與的協商協調機制，更好發揮政府的調節作用，構建和諧勞動關系。

推動共同富裕要求構建和諧勞動關系

世界經濟發展史表明，勞動關系是否和諧穩定是影響經濟增長、財富積累和分配平等的重要因素。在當代中國，扎實推動共同富裕必須圍繞勞動關系這一軸心，直面影響勞動關系和諧穩定的各種問題與挑戰，著力構建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

進入新時代，伴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我國勞動關系進一步完善，為實現共享發展和共同富裕提供了有利條件。但也應看到，新的歷史條件下構建和諧勞動關系依然面臨諸多挑戰。總體而言，當前的勞動關系依然存在“資本強勢、勞動弱勢”的狀況，勞動者權益保護有待加強；勞動參與率呈現持續下降態勢，勞動力流動性大幅提高，企業用工需求不能得到穩定保障；新技術引領的新經濟、新業態引發生產組織方式深刻調整，大量靈活的、非全時的、即時性的新型勞動關系代替了穩定的、全時的、固定性的傳統勞動關系，靈活就業人員的勞動保障問題日益受到關注。

“做大蛋糕”與“分好蛋糕”皆需以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作為基礎。因為，財富的生產過程亦是一個各類生產要素之間的合作過程，各類要素尤其是勞動與資本之間能否構建和諧穩定的合作關系，必然影響到各行為主體之間的合作效率。我國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始終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只有構建起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才能充分釋放勞動、資本等各類要素的發展潛力和合作潛能，促進共同建設、共同創造、共同奮斗，為扎實推動共同富裕奠定堅實物質基礎。同時，財富的分配過程也是各經濟主體之間的談判過程，能否建立平等和諧的談判關系必然影響各主體之間的協商效率和分配結果。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公平正義是財富分配的價值導向。只有構建起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才能真正實現勞動、資本等各類要素之間的平等協商、合理分配，為扎實推動共同富裕建立可靠的制度基礎。

構建和諧勞動關系需促進各類要素共享企業發展

企業的生產過程也是各類生產要素合作獲取經濟剩余的過程。勞動關系不僅涉及勞動與資本雙方，也涉及企業其他生產要素和利益相關方。因此，構建和諧勞動關系不僅需要實現“勞資兩利”，也需健全各類生產要素共享企業發展的體制機制。

首先，應確認、保護勞動力、數據等各類要素的產權，明確各類要素參與企業發展的行為邊界。產權制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石，確認、保護各類要素的產權是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必然要求，也是促進各類要素共享企業發展、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前提條件。只有堅持平等保護、全面保護、依法保護各類要素產權，才能真正構建起各類要素平等合作、和諧穩定的經濟關系。勞動產權是人類社會一切其他產權的基礎。馬克思認為，勞動是生產的真正靈魂。因此，勞動產權理應得到現代社會的高度確認與保護。

其次，應促進勞動者、資本方等各類要素所有者共享企業發展過程，打破資本方對企業經營管理權的壟斷。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者等各類要素所有者參與企業經營管理不僅是保障和提升其地位和利益的需要，而且是現代公司治理的客觀要求。西方傳統企業理論認為，資本雇傭勞動、控制企業經營是最有效率的制度安排。然而，現代公司理論與實踐則表明，既然企業的生產過程和財富創造是各類要素共同參與的合作過程，而且勞動等各類要素也向企業投入了“專用性人力資本”等“風險投資”，那么企業經營管理權就理應由各類要素所有者分享，這更有利于激發各類要素的合作動力，提高合作效率。服從于構建和諧勞動關系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價值追求，我們更應積極推動企業制度和公司治理變革，通過合理共享使各類要素積極參與企業發展。尤其是必須健全完善以職工代表大會為基本形式的企業民主管理制度，積極探索企業職工參與企業管理的有效方式，真正使企業做到“發展依靠職工”。

再次，應促進勞動者、資本方等各類要素所有者共享企業發展成果，打破資本所有者對企業剩余索取權的壟斷。企業生產經營活動所獲的經濟剩余是各類要素合作的結果，勞動者等各類要素所有者除了應獲得與其生產貢獻相對應的勞動報酬等收益之外，理應共享企業剩余、分享企業利潤。尤其是應著重保護勞動所得，努力實現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勞動報酬在企業收入分配中的份額，穩定提高勞動者收入水平，真正做到企業發展成果由企業職工共享。當然，各類要素共享企業發展既要落實“以勞動者為中心”的理念，又要兼顧其他要素所有者的權益，合理確定各類要素所有者的分享比例，實現各類要素權益分享的相對平衡。同時，各類要素共享企業發展也不應脫離企業發展水平和經濟社會發展階段，應本著“合作共贏、各得其利”的原則漸進提高，構建促進勞動關系和諧穩定的長效機制。

構建和諧勞動關系需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市場經濟條件下，片面強調市場調節和勞資雙方的自主協商，必然會因勞方力量過于單薄而難以完全實現勞動關系的和諧穩定。構建和諧勞動關系，必須完善政府、工會、企業共同參與的協商協調機制，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立足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和新發展階段來調節勞動關系。生產與分配具有內在統一性。勞動關系既突出表現為分配問題，更與生產過程息息相關。我國勞動關系趨于總體改善的成功經驗表明，發展中國家協調好勞動關系的根本在于發展。因此，調節勞動關系不能脫離和超越經濟社會的發展階段，必須做到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同步協調。只有持續推進經濟增長、不斷培育新的增長點，實現國民經濟各部門協調發展，才能有效保障就業，持續優化勞動力市場的供求結構，實現工資水平、勞動報酬份額的穩步提升與勞動關系的長久和諧。同時，只有持續推進產業升級，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才能保障勞動者報酬持續上漲，保證勞動者工資水平穩步提升，從而不斷擴大內需，加速新發展格局的形成。

加強反壟斷規制，防止資本無序擴張，維持公平有序的市場環境。處于壟斷地位而沒有適當約束的資本，不僅會壓低其雇傭的勞動者的工資，也會對與其合作的小商戶制定較為苛刻的合作條件，還會排斥其他資本的合理競爭，破壞市場秩序以及構建和諧勞動關系所需的社會環境。因此，構建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還應限制壟斷，防止資本無序擴張，維持公平有序的市場競爭。具體而言，構建公開透明的市場準入機制，鼓勵平等競爭，在易于形成壟斷的行業部門建立健全防范治理壟斷和不正當競爭的監管體制。強化企業社會責任意識，規范和引導行業協會和雇主組織建設，充分發揮行業協會和雇主組織在協調勞動關系方面的積極作用。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完善市場供求機制、競爭機制和價格機制，防止因企業壟斷行為和資本無序擴張導致分配秩序的混亂與勞動關系的扭曲。

適應新經濟、新業態，拓展調節范圍、創新調節手段。隨著人工智能與現代產業的不斷融合，處于生產一線的傳統藍領工人數量逐漸減少，服務于個性化設計、產品定制和營銷推廣等采用靈活就業模式的新增就業崗位的從業者持續增加。適應這一勞動關系的新變化，勞動關系的調節范圍不應僅局限于存在勞動雇傭關系的資本與勞動者之間，“自我雇傭者”、個體勞動者與資本和企業之間的合作競爭關系也應納入勞動關系的調節范圍。同時，相關勞動權益保護的法律法規也需作出調整。適時出臺新的勞動關系認定標準和方法，完善適應新就業形態的勞動合同、勞務管理和社會保障等制度。尤其應制定專門保護平臺勞動者的法律，實現對平臺勞動者的兜底保障，制定針對靈活就業人員的社會保險政策，設計與勞動關系脫鉤的社會保險項目，加強對平臺勞動者工傷、養老和醫療保險權益的保護；推進平臺勞動者組建工會，通過工會服務及集體協商提高平臺勞動者的勞動保護水平和勞動條件。

完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推進農民工市民化。一般而言，跨區域就業的農民工往往始終處于不穩定的流動就業狀態，這使得農民工難以與企業形成長期、可靠的雇傭關系，自身也缺乏長期、穩定的職業規劃，不利于勞動者的人力資本投資和素質提升，也降低了企業展開教育和培訓等人力資源投資的積極性，不利于企業發展和產業升級。因此，必須使基本公共服務供給適應農村遷移勞動力的流動需要，完善面向農民工的教育、醫療、社會保障體系，增強農民工抵御失業、轉崗就業的能力，化解農民工對特定企業的完全依賴。持續推進農民工市民化，使農民工的家庭生活支出從農村切實轉向城市。

（作者：胡樂明，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20ZDA014〕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