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實新發展理念需要構建“發展型法治”

我國正在全面推進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國，將新發展理念融入法治建設中，是落實新發展理念的重點。據此，在立法、執法、司法、守法等法治建設的各個環節，都應充分體現新發展理念，由此形成有助于促進全面協調發展的“發展導向型法治”，對其亦可稱為“發展型法治”或“新發展法治”[13]。

新發展理念的落實，需要“發展型法治”的構建，兩者之間存在著相互促進的緊密關聯。在構建“發展型法治”過程中，基于經濟法對于“促進發展”的重要作用，尤其應在經濟法領域落實新發展理念，從而形成“發展導向型”的經濟法制度，充分實現其作為“發展促進法”的重要功能[14]；在此基礎上，還應提煉經濟法學的發展理論，以進一步揭示發展理念與發展理論、“發展導向型”制度之間的關聯。

新發展理念與“發展型法治”的緊密關聯。在新發展階段，需要不斷優化各類主體的發展環境，改善其發展條件，對此不能僅靠市場主體的內生動力，還要有國家的外力推動，尤其需要良法善治的保障和支撐。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應基于新發展理念與法治建設相互促進的緊密關聯，將新發展理念融入法治建設的各個環節，持續構建“發展型法治”。為此，應著重關注如下兩個方面。

一方面，應重視新發展理念對法治建設的重要引領作用。新發展理念所蘊含的重要價值，對法治建設具有重要引領作用。只有全面落實新發展理念，并將其融入相關法治理念、法治思想和法治理論，才能實現法治理論的創新和法律制度的優化。為此，在推動法治發展的過程中，應注意協調政策與法律的關系，以及法律與其他社會治理手段的關系，并在協調和解決各類問題過程中保持法律體系的開放發展，推動“良法”的持續生成；同時，還應推動法治自身的綠色發展，降低各類制度性的交易成本，加強各類法律制度的成本收益分析，增進相關法律的實效，促進法律價值的實現。上述方面體現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等發展理念的落實。在此基礎上，還應確立共享發展的目標，使法治能夠均衡保護各類主體的利益，成為促進發展的重要支撐[15]。

另一方面，還應關注法治建設對落實新發展理念的重要促進和保障功能。通過在法治建設中體現“發展導向”，會更有助于在各領域貫徹新發展理念，并由此推動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例如，體現發展導向的“發展型法治”，既有助于促進各領域的創新發展，也有助于促進區域、產業等方面的協調發展；既有助于推動對外開放，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的相互促進，又有助于保障各類主體的發展權，提升其發展能力，推動公平分配，解決共同富裕、共同發展的問題，從而實現共享發展的目標[16]。因此，我國應全力構建“發展型法治”，從而為新發展理念的落實提供法治保障，并推動相關領域的全面發展。

總之，應重視新發展理念與“發展型法治”相互促進的緊密關聯，既要看到落實新發展理念對構建“發展型法治”的重要推動作用，又要看到“發展型法治”對于落實新發展理念、促進相關領域發展的重要保障作用。只有在法治建設中全面落實新發展理念，才能不斷推進整個法治體系的優化和國家治理的現代化，并在法治框架下保障和促進各個領域的發展。

新發展理念在具體制度中的落實：以經濟法為例。構建“發展型法治”，需要將新發展理念融入各類具體法律制度中，以實現其重要引領作用。考慮到經濟法是典型的“發展促進法”，對于經濟和社會發展具有直接的促進和保障作用，因而有必要以經濟法為例，探討在經濟法制度中全面融入或落實新發展理念的相關問題。

基于前述新發展理念與“發展型法治”的緊密關聯，在經濟法領域落實新發展理念，有助于形成“發展導向型”的經濟法制度[17]；同時，融入新發展理念的經濟法制度，也有助于促進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等發展理念在各個領域的落實。現略作如下說明。

第一，在創新發展方面，經濟法應有助于支持各類創新，特別是技術創新。例如，在財稅法領域，無論是政府采購、財政補貼方面的制度，還是包括稅率優惠在內的廣義稅收優惠制度，都應包含激勵創新的制度安排[18]。同樣，金融法制度也要為技術創新的金融支持提供法律保障。此外，反壟斷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則應通過保障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遏制侵犯商業秘密等不正當競爭行為等，保障和促進技術創新。可見，從鼓勵和促進創新的角度，應不斷優化各類經濟法制度，發揮經濟法的“發展促進法”功能。

第二，在協調發展方面，在經濟法領域普遍存在著重要的協調思想，協調的理念和手段也貫穿于經濟法的諸多制度之中[19]。針對區域或城鄉的發展差距、不同群體或個體的收入分配差距，以及不同級次政府的財政失衡等各類發展失衡問題，尤其需要通過財政法、金融法、計劃法等經濟法制度，展開有效的調整和協調。對此，經濟法的調整應基于區域發展差距的擴大，推動區域的協調發展；基于財政支出責任與事權、財力的不匹配，解決轉移支付制度、地方稅體系建設存在的問題；同時，還應運用多種經濟法手段，解決分配差距過大、分配不公等問題。而在解決上述問題的過程中，會涉及各類經濟法制度之間的協調，以及經濟法與其他部門法的協調、經濟法與經濟政策的協調等，這些都要充分體現協調發展的理念。

第三，在綠色發展方面，隨著工業化、市場化和全球化的發展，尤其需要處理好人與自然，以及與生態環境相關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只有不斷減少負外部性帶來的“公害”，切實將私人成本內部化，才能構建良好的發展環境，保障社會公共利益和基本人權。為了解決上述領域的市場失靈問題，經濟法的各項制度都應有助于促進永續發展。例如，在促進綠色環保產業發展方面，運用財稅法領域的環境保護稅、消費稅、所得稅等制度，會有助于綠色發展理念的落實；運用金融法領域的“綠色金融”制度，通過有效實施貸款、證券發行、保險、排放權交易等金融手段，將社會資金引入環保、清潔能源等綠色產業[20]，以及落實“赤道原則”等[21]，都會有助于推動綠色發展或永續發展。

第四，在開放發展方面，經濟法的各類制度都應發揮重要作用。例如，在改革開放之初，我國在經濟立法中率先制定了《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所得稅法》（1980年）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1981年），對于推動對外開放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時也形成了我國稅法領域內外有別的“二元稅制”。直至我國加入WTO后，普遍存在于商品稅、所得稅和財產稅各領域的“二元稅制”問題才得到有效解決[22]，由此形成的較為統一的稅制更有助于促進公平競爭和對外開放。又如，在金融法領域，我國通過各類金融立法，不斷打破金融禁區，從局部開放走向高層次的全面開放[23]，充分體現了開放發展的理念。此外，在產業法領域，我國在不同時期通過制定多種“產業指導目錄”，如《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或《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等，明確鼓勵外商投資的產業方向和具體領域，有力推動了對外開放，這是落實開放發展理念的重要體現。另外，在對內開放方面，如何構建國內的統一市場，如何打破區域、行業、所有制等各種壁壘，促進國內開放，保障國企與民企等各類主體之間的公平競爭，體現競爭政策的基礎地位，是優化營商環境、落實開放發展理念需要關注的重點問題。

第五，在共享發展方面，經濟法關注對各類主體利益的均衡保護，重視經濟與社會的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由此使共享發展必然成為經濟法調整所追求的重要目標。為了實現上述目標，應運用財政法規范財政收支行為和稅收征納行為，保障共同富裕、共享改革成果等共享目標的實現；同時，還應運用金融法、計劃法等經濟法制度，在法治框架下打破發展壁壘，實施發展規劃，從而凝聚發展共識，激活發展動力，共享發展成果[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