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世紀未遇重大疫情的疊加影響，中國必須堅持問題導向，提高創新發展能力適應新發展階段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實現高水平自立自強助力構建新發展格局。進入新發展階段，中國應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厚植“創新土壤”，提升企業創新能力，以改革破除影響創新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從而引領中國從過度依賴投資與出口的“凱恩斯式增長”轉向創新為主的“熊彼特型增長”，驅動產業分工從價值鏈中低端向價值鏈中高端躍升，從倚重比較優勢轉向塑造全方位的競爭優勢，在高質量發展軌道上行穩致遠。

【關鍵詞】創新發展 新發展階段 國家戰略科技力量 體制機制

【中圖分類號】D60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13.008

2021年5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科學院第二十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會、中國科協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指出，“科技創新成為國際戰略博弈的主要戰場，圍繞科技制高點的競爭空前激烈。我們必須保持強烈的憂患意識，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必須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完善國家創新體系，加快建設科技強國，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1]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深刻把握創新發展的重要意蘊，厘清創新發展面臨的挑戰并予以破解，顯得尤為迫切而重要。

新發展階段創新發展的時代意蘊

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認為，創新就是“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即“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把一種從來沒有的關于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進生產體系中去。新發展階段重視創新發展是從世界強國崛起進程中獲得的重要啟示，是中國從大國邁向強國的現實需求，也是來自部分國家的前車之鑒。

從歷史維度看，創新是大國邁向強國的“壓艙石”。縱觀人類發展史，每一次大國崛起都與創新緊密相關，從英國、德國到美國、日本，都遵循著從創新強、科技強到產業強、經濟強、國家強的發展規律。

創新引領英國登上世界霸主地位。作為近代以來首個真正意義上的世界霸主，英國率先實現從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英國之所以能成功，主要得益于以創新開啟了第一次工業革命。1785年，瓦特改良蒸汽機，并在煤炭、紡織、冶金、交通運輸等部門迅速推廣應用，人類進入“蒸汽時代”。機械代替手工勞動帶來生產力的巨大變革和飛躍，拓寬了人類活動的范圍。憑借“自立”“先發”的科技創新優勢，1850年，英國鐵產量超過世界上所有國家鐵產量的總和，煤產量占世界總產量的三分之二，棉布產量占全球的一半以上。[2]

創新助推德國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換道超車”。德國統一后抓住第二次工業革命機遇，大力推動創新，實現科技自立自強，到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就成為了世界科學中心。在這一時期，德國涌現出一大批科學家和發明家，如德國人西門子制成發電機，本茨等制造出內燃機驅動的汽車等。據統計，1864～1869年，世界生理學100項重大發現中，德國貢獻了89項。1855～1870年，德國在光學、電學和熱力學等方面的重大發明多達136項，英國和法國兩個國家合計僅91項。世界第一臺大功率直流發電機、第一臺電動機、第一臺四沖程煤氣內燃機等發明創造都誕生于德國。[3]

創新成就美國世界第一科技強國地位。從某種程度上說，美國的經濟發展歷史就是一部創新創業史。美國通過第一次工業革命成果實現從農業向工業的轉型，通過第二次工業革命確立了世界經濟強國的地位，加上本土未受兩次世界大戰的影響，成為第三次工業革命引領者和最大獲利者，誕生了無線電、半導體、噴氣式飛機、互聯網、基因工程藥物等高科技產品。這些成果，無一例外地體現了美國高水平的創新實力，確保其在科技、經濟、軍事等諸多領域的領先優勢，并長期保持全球領先地位。

從現實維度看，創新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動力源”。新發展格局是對“十四五”和未來更長時期中國經濟發展戰略、路徑作出的重大調整，是中國實現經濟現代化的路徑選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民生改善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科學技術解決方案，都更加需要增強創新這個第一動力。基于創新的高水平自立自強是暢通國內大循環、確保中國在國際大循環優勢地位的“動力源”，是新發展格局最本質的特征。

一方面，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實現高質量發展，關鍵在于打破“技術堵點”，從根本上解決“卡脖子”難題。進入新發展階段后，高質量發展成為主題，其核心要義是轉變發展方式，推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的發展。過去依靠要素、投資驅動的發展方式已然難以為繼，必須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一主線，以創新匹配高質量發展與高品質生活的新要求。作為一個超大規模國家，與美、英、德等國一樣，中國不可能單靠外力實現從大國到強國的跨越，勢必要通過創新將科技自立自強作為發展的基石。

另一方面，參與全球競爭和國際大循環，關鍵在于創新實力的高低。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加速演進，科技創新的廣度在顯著加大，深度在顯著加深，速度在顯著加快，精度在顯著加強。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世界主要國家紛紛瞄向科技創新，希望借此搶占未來國際競爭的制高點，大國之間科技創新競爭愈發激烈。但是，中國科技創新水平與國際競爭及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要求相比，與世界科技先進水平特別是與美國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我們必須堅持創新在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提升體系化科技競爭力量，通過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強實現更多“從0到1”的突破，塑造國際競爭“非對稱性”優勢，從根本上改變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被動局面，增強經濟發展的韌性與自主性，牢牢掌控發展主動權。

從比較維度看，創新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助推器”。近代中國落后挨打，根源之一就在于與科技革命、工業革命失之交臂，導致科技弱、創新弱、國力弱。現代中國在世界上舉足輕重，重要原因就是科技水平和創新能力已得到大幅度提升。實踐表明，國家之爭就是實力之爭，根本是生產力之爭，核心是創新能力之爭。如果說要素驅動為中國過去創造了發展的高速度，那么創新提供的則是中國未來發展的加速度。

從各國發展歷程看，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跨越并不容易。二戰后，國際上公認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和地區僅有13個，但就比較大規模的經濟體而言，只有日本和韓國成功實現了由低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的跨越。日本人均GDP1972年接近3000美元，1976年接近5000美元，到1984年，日本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韓國1980年時人均GDP是1645美元，到1983年時是2074美元，但1995年韓國人均GDP就已達到了11469美元。拉美地區的33個經濟體中，屬于4000美元至12000美元的上中等收入國家階段的有28個。[4]這些國家長期在高收入國家行列外徘徊，至今已60多年了。為什么發展水平和條件十分相近的國家，會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發展命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政治和社會層面，社會階層間流動不暢，土地等要素市場化程度不足，統治階層中利益集團阻礙改革。在經濟層面，突出表現為創新能力不足，難以克服技術創新瓶頸，找不到產業升級突破口，在國際產業鏈分工中長期得不到提升。許多國家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低成本優勢逐步喪失，在低端市場難以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在中高端市場則由于研發能力和人力資本條件制約，又無法與高收入國家抗衡，在這種“上壓下擠”的環境中，很容易失去增長動力而導致經濟增長停滯。綜合來看，中國經濟增長的“追趕窗口”正在收斂，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通過創新來提升國家競爭力，從而擺脫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重構國家競爭新優勢。

強化新發展階段的國家戰略科技力量

科技立則民族立，科技強則國家強。國家戰略科技力量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領域，對國家安全、國家發展、國計民生和國際競爭起決定性作用，是國家創新體系的中堅力量，代表國家科技創新的“國家隊”水平。

充分發揮國家作為重大科技創新組織者的作用。順應世界創新大勢與大國競爭動向，兼顧國家急迫需要和長遠發展需求，凝練科技問題，配置創新資源，構建能力強大、功能完備、軍民融合、資源高效配置的國家創新體系，確保在激烈的大國博弈中把握主動權。“十四五”時期應建立“頂層目標牽引、重大任務帶動、基礎能力支撐”的國家科技組織模式，推動科技創新要素配置、人才隊伍體系化、協同化、建制化，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以重大科技任務建設為依托，強化項目、人才、基地、資金等創新要素的一體化配置。注重發揮企業在創新中的主體作用，支持科技領軍型企業組建體系化、任務型的創新聯合體，帶動中小企業增強關鍵共性技術供給能力。

穩步加強高水平創新主體建設。“十四五”時期應堅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國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推進高水平創新主體建設。在明確國家目標和緊迫戰略需求的重大領域，在有望引領未來發展的戰略制高點，整合全國創新資源，克服實驗室體系建設分散、低效、趨同的弊端，兼顧多元化與梯隊化，形成搶占國際科技制高點的重要戰略創新力量。

緊盯世界科技創新前沿科學問題，加快國家實驗室體系建設，組建一批勇于挑戰最前沿的科學問題，在原創理論、原創方法上取得重大突破的引領型國家實驗室。同時，對全國現有的500多家國家實驗室重組優化整合，力爭在戰略性、關鍵性重大科技成果上有所突破，形成布局合理、治理高效、創新力強的專業化分工格局，形成有中國特色的能夠搶占國際科技制高點的世界一流國家實驗室體系。

圍繞解決影響制約國家發展全局和長遠利益的重大科技問題，加快推進國家科研機構建設，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高水平研究型大學作為基礎研究的主力軍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生力軍，應推動發展科技第一生產力、培養人才第一資源、增強創新第一動力的更好結合。此外，還應建設一批國家技術創新中心、國家制造業創新中心、國家工程研究中心等，推進產學研深度合作。

統籌謀劃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與開放創新并不矛盾，并不意味著關門搞創新，兩者是辯證統一的關系。中國應深度參與全球創新治理，實施更加開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國際科技合作戰略，加強與世界主要創新國家的多層次、廣領域科技交流合作，提升科技創新合作的層次和水平。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更不意味著對市場主體的排斥。要實現創新鏈與產業鏈有效對接，鍛長板補短板，形成各類創新主體功能互補、良性互動的協同創新格局。對亟需解決的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問題，實行“揭榜掛帥”“軍令狀”等管理方式；對支撐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任務，探索完善“賽馬制”“懸賞制”等任務管理方式；對科技創新前沿探索的任務，在競爭擇優的基礎上鼓勵自由探索。

厚植新發展階段的“創新土壤”

基礎研究是創新發展的源頭活水，事關中國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根基。我們面臨的很多“卡脖子”技術問題，根源是原始創新能力不強，基礎理論研究跟不上，源頭和底層的東西沒有搞清楚，必須下好基礎研究“先手棋”。

瞄準世界科技前沿。基礎研究要勇于探索、突出原創，把握世界科技前沿發展態勢，穩步加大對數學、物理、化學等基礎研究的支持力度。推動基礎學科與應用學科均衡協調發展，強化不同學科的深度交叉融合，積極開辟新的學科發展方向。增強創新自信，跳出“跟隨型研究”窠臼，創造出更多“引領型研究”成果。推進科研院所、高校和企業科研力量優化配置和資源共享，完善共性技術供給體系。緊緊圍繞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大需求，從經濟社會發展和國家安全面臨的實際問題中發現、凝練重大科學問題。從科學原理、問題、方法上協同攻關，探索開辟新的技術路線，弄通“卡脖子”技術的基礎理論和技術原理，為解決“卡脖子”問題提供更多源頭支撐。

建立基礎研究持續投入的穩定增長機制。經過多年持續追趕，中國研發經費總量已穩居世界第二，但基礎研究經費占比長期偏低，2019年達到6.03%，2020年進一步提升到6.16%，但與發達國家15%以上的占比差距較大。[5]從先發國家經驗看，基礎研究投入不足是制約原創性突破的重要因素。“十四五”期間應穩步增加基礎研究投入，大力支持研究型大學和研究機構開展基礎研究。注重調動社會各方面重視和發展基礎研究的積極性，引導地方政府、企業和金融機構以適當形式加大支持，鼓勵社會以捐贈和建立基金等方式多渠道投入，形成持續穩定的資金投入支持機制。可借鑒美國的做法，以美國生命科學研究為例，政府首先支持國家衛生研究院進行基礎性研究，同時對高校的基礎研究項目給予大量的資金支持。當這些研究取得進展時，企業才逐步介入，將研究成果轉化為經濟成果。

基礎研究經費應主要用于發揮特色，穩定研究方向、研究隊伍及技術力量，以及基礎性設施的維護、運行。支持研究機構自主布局科研項目，擴大高等學校、科研院所學術自主權和個人科研選題選擇權。加大對冷門學科、基礎學科和交叉學科的長期穩定支持。完善顛覆性和非共識性研究的遴選和支持機制。對開展基礎研究有成效的科研單位和企業，在財政、金融、稅收等方面給予必要政策支持。

讓人才創新源泉充分涌流。人力資本的積累是推動創新、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源泉。經濟發展依靠科技創新，科技創新依靠一流創新型人才。世界科技強國必須能夠在全球范圍內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中國要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歸根結底要靠高水平創新人才，面向世界匯聚一流人才，構建國際化人才制度和科研環境。大力培養和引進國際一流人才和科研團隊，為海外科學家在華工作提供具有國際競爭力和吸引力的環境條件，構筑集聚國內外優秀人才的科研創新高地。

激發人才創新活力必須把教育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激勵高校加強基礎研究，發展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培養學生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營造寬容包容的氛圍，為天才、偏才、怪才的涌現創造良好條件。增強高校學科設置的針對性，加強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等基礎學科建設，鼓勵具備條件的高校設置基礎研究、交叉學科相關學科專業，探索基礎學科本碩博連讀培養模式，吸引最優秀的學生投身基礎研究。在全社會營造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的環境，形成崇尚科學的風尚。

提升新發展階段的企業創新能力

企業是科技與經濟的重要力量，進入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企業創新能力的充分釋放至關重要。

激勵企業增強創新內生動力。通過市場機制引導，正向激勵企業創新，變“要我創新”為“我要創新”，充分發揮其在技術研發、科研組織、成果轉化等方面的潛力，使企業真正成為自主創新的決策和投資主體、產品研發和科技成果轉化主體、承擔風險和獲得利益的主體。以增強企業的創新能力為目標，通過平臺搭建、服務保障等政策措施，把解決科技問題與經濟問題結合起來，調動企業開展創新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使創新成為企業的自覺行為。技術創新方面，企業開發先進適用的技術、工藝和設備，研制適銷對路的新產品，提高產品質量和競爭力。模式創新方面，企業應善于利用互聯網技術進行商業模式創新，降低成本。政府支持鼓勵企業進行創新的政策要落實到位，加強對中小企業的創新支持力度，完善創新收益的分享機制。管理創新方面，創新激勵模式，注重加強研發能力和品牌建設，建立健全技術儲備制度，提高企業持續創新能力和核心競爭力。

優化政府支持企業創新方式。“十四五”時期應引導企業圍繞市場需求和長遠發展，建立研發機構，健全組織技術研發、產品創新、科技成果轉化的機制，健全以企業為主體、以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加強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建設，鼓勵創新資源向創新主體流動。引導各種創新要素向企業集聚，支持企業承擔重大項目研發任務，完善技術轉移機制，促進企業的技術集成與應用。原則上，凡是市場導向明確的產業技術創新項目都應以企業為主來牽頭推進。可以在明確定位和標準的基礎上，引導企業建設國家重點實驗室，圍繞產業戰略需求開展基礎研究。進一步支持企業直接參與國家科技計劃和重大工程項目。大幅度提高大中型工業企業建立研發機構的比例，設立專項科研啟動資金，鼓勵企業加大研發投入，提高研發支出占銷售收入的比重。科技領軍企業應善于整合集聚創新資源，形成跨領域、大協作、高強度的創新基地，開展產業共性關鍵技術研發、科技成果轉化及產業化、科技資源共享服務，發展高效強大的共性技術供給體系，提高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成效，提升中國產業基礎能力和產業鏈現代化水平。

打造服務企業創新的有效支撐。當前企業在國家創新體系中的話語權偏小，發揮企業的創新主體作用務必要增強企業在國家創新發展中的話語權。通過建立高層次、常態化的企業技術創新咨詢制度，發揮企業和企業家在創新決策中的重要作用。吸收更多企業參與研究制定技術創新規劃、計劃、政策和標準，提高企業家在相關專家咨詢組中的比例。發揮企業“出題者”功能，加快構建龍頭企業牽頭、高校院所支撐、各創新主體相互協同的創新聯合體。

逐步提升企業家的科技素養、創新意識，開拓創新視野。引導具備條件的企業設立創新主管，對全球創新、科技發展態勢與市場動態，企業的戰略方向進行綜合把控。完善產權保護制度，進一步穩定預期優化環境，激發企業家創業熱情，讓創新人才“富”起來；清除創業壁壘，提升創業參與率，加大扶持力度，提高創業成功率，探索創業成果利益分配機制；大力弘揚新時期工匠精神，培養高水平大國工匠隊伍。

優化支持新發展階段創新發展的體制機制

創新匹配新發展階段要求亟需用好改革這“關鍵一招”，充分發揮改革的突破和先導作用，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形成推進科技創新的強大合力，早日實現高水平自立自強。

完善黨對科技工作領導的體制機制。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科技工作是黨治國理政的重要工作之一，黨必須實行全面領導。完善黨對科技工作的領導，既要解決好認識問題，更要解決好體制機制問題。完善黨領導科技工作的體制機制必須貫徹好“兩個維護”的要求，做到聞令而動、令行禁止，切實把“兩個維護”落實到科技工作各方面各環節。從體制機制上保證黨在科技工作中把方向、謀大局、定政策、促改革，堅持完善黨中央關于科技工作重大決策部署貫徹落實的制度，注重激發地方和各方面各部門推動科技工作發展的創造創新精神，形成頂層設計與地方及部門探索良性互動的格局。構建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機構政令統一、運行順暢、充滿活力的工作體系，確保黨對科技工作的領導落到實處，沿著正確方向發展。

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型舉國體制優勢。新型舉國體制是面向國家重大需求，凝聚和集成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協同發力，社會各方力量共同參與攻克重大科技難題的組織模式和運行機制。在尊重科學規律、經濟規律與市場規律的基礎上，充分發揮各方面積極性、主動性，左右協同、上下聯動，加快攻克重要領域“卡脖子”技術，有效突破產業瓶頸。

一是緊扣國家需求，建立戰略性任務決策機制。科技攻關要堅持問題導向，奔著最緊急、最緊迫的問題去。堅持國家意志主導、戰略需求牽引，鎖定關鍵核心技術和“卡脖子”領域，加大攻關力度，形成國家戰略布局。在獨創獨有上下功夫，重要新興技術領域搞出更多獨門絕技，重點領域、關鍵環節實現自主可控，提升對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的科技支撐力。

二是強化責任落實機制，加大跨部門、跨學科、跨軍民、跨央地整合力度。健全主管部門向國家、牽頭單位向國家主管部門、參與單位向牽頭單位逐級負責的責任體系。落實好攻關任務“揭榜掛帥”機制，賦予牽頭單位技術路線制定權、攻關任務分解權、承擔單位決定權、國家資金分解權，做到權責一致。對于探索性較強的攻關項目，可由國家實驗室牽頭，選擇多主體平行攻關，逐級壓實責任，分階段淘汰，滾動實施。

三是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利用好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市場是稀缺的戰略性資源，中國市場規模大、韌性強、潛力足，回旋余地大。應將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和完備產業體系的優勢發揮出來，完善支持攻關成果與應用和產業化的政策體系，優化政府采購及招投標政策，創造出有利于新技術快速大規模應用和迭代升級的獨特優勢，加速推動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實現關鍵領域自主可控，維護產業鏈供應鏈安全。

破除影響和制約科技核心競爭力提升的體制機制障礙。實現高水平自立自強是一項系統工程，涉及方方面面的工作。當務之急是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破除束縛科技核心競爭力提升的體制機制障礙。

一是破除產學研用有機結合的體制機制障礙。突出市場在創新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推動人財物各種創新要素向企業集聚，形成產學研結合、上中下游銜接、大中小企業協同的良好創新格局。按照高標準市場體系建設要求，健全科技創新服務支撐體系，加強知識產權運用和保護，維護好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加強科技創新統籌協調，努力克服各領域、各部門、各方面科技創新活動中存在的分散封閉、交叉重復等碎片化現象，避免創新中的“孤島現象”。

二是破除制約科技成果轉移擴散的體制機制障礙。長期以來，中國科研成果自我循環較嚴重，創新和轉化各環節銜接不緊密，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不順暢，其深層原因在于科技創新鏈條上存在諸多體制機制關卡。必須通過改革破除一切制約科技創新成果轉移轉化的體制機制障礙，有力打通科技和經濟轉移轉化的通道，推動科技和經濟社會發展深度融合，圍繞產業鏈部署創新鏈，圍繞創新鏈完善資金鏈，打通從科技強到產業強、經濟強、國家強的通道。

三是破除科技人才評價、激勵不足的體制機制障礙。實現高水平自立自強，人才是關鍵。沒有強大的人才隊伍作后盾，自立自強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優化科技人才激勵機制和科技評價機制，穩定并強化從事基礎性、前沿性、公益性研究的科研人員隊伍，引導科研人員專心致志、扎實進取。充分激發人才創新活力加大科研單位改革力度，賦予高校、科研機構、創新領軍人才更大自主權，賦予科學家更大技術路線決定權和經費使用權。建立以科技創新質量、貢獻、績效為核心的評價導向，堅決破除“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落實代表作制度。引導科研人員遵循科學發現自身規律，以探索世界奧秘的好奇心來驅動科學前沿探索。加強科研誠信和監管機制建設，弘揚科學精神，規范科技倫理，樹立良好學風和作風，使更多具有國際水平的創新人才脫穎而出、競相成長。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編號：21ZDA001）

注釋

[1]習近平：《在中國科學院第二十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會、中國科協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21年5月29日，第2版。

[2]何禮果、何琴英、魏樹民：《強國之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30頁。

[3]王昌林、姜江、盛朝訊、韓祺：《大國崛起于科技創新——英國、德國、美國和日本的經驗與啟示》，《全球化》，2015年第5期。

[4]宋圭友：《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國對策》，《領導之友》，2011年第4期。

[5]國務院研究室：《政府工作報告（輔導讀本）2021》，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50頁。

責 編／肖晗題

樊繼達，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公共經濟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導，公共經濟研究會秘書長。研究方向為公共經濟學、發展經濟學。主要著作有《創新驅動與強國征程》、《“央+企+地”創新驅動模式能否持續？》（論文）、《以新型舉國體制優勢提升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創新能力》（論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