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著全球環境治理問題日益嚴峻，環境外交在世界各國政治決策中的權重均有所上升。中國作為新興發展中大國和世界生態環境大國，在全球環境治理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為了應對生態環保國際政治合作面臨的困境，中國的環境外交通過多邊談判、大國協調、區域合作和多利益攸關方協調等方式，實現了多重發展。中國通過加強國內行動、參與和推動雙多邊談判以及加強國內行動、全方位參與全球環境治理從而貢獻中國力量，在合作中落實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推進新型國際關系建設、綠色“一帶一路”建設和南南合作。中國要想實現環境外交的進一步發展，應當加強國內生態文明建設并形成國際引領，推動完善全球環境治理體系以及不斷深化國家間環境合作。

【關鍵詞】環境外交  國際合作  全球治理    【中圖分類號】D822.3    【文獻標識碼】A

全球環境治理事關人類文明永續發展，事關各國的經濟社會和人民的安全，事關中國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位置和作用。隨著全球環境治理問題的日益政治化，各國都將環境外交提到重要議事日程之上。環境外交是指各國通過外交手段爭取和推進全球環境治理和維護發展權益，主要包括多邊談判、大國協調、區域合作、多利益攸關方協調等形式。聯合國框架下的多邊國際談判是環境外交的首要平臺，大國環境外交合作則為全球環境治理發展注入動力，主要大國環境外交在實踐中逐步從戰術層面向戰略層面綜合發展。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環境外交始于上世紀70年代，并參與制定了幾乎世界上所有重要的環境制度和規范，積極貢獻和引領了一系列多邊會議、國際公約談判和國際環境立法活動，區域環境合作和綠色“一帶一路”建設也在持續發展。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中國生態文明建設將引領全球環境治理體系改革和發展。

中國環境外交的發展歷程

新中國環境外交伊始于20世紀70年代，在1972年首次聯合國人類可持續發展會議上，周恩來同志派代表參加會議。在1992年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上，李鵬同志提出了解決世界可持續發展問題的主張，并推動達成《里約宣言》《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和《世界荒漠化公約》等。2000年江澤民同志出席聯合國千年首腦峰會，推動達成《聯合國千年宣言》和《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2002年朱镕基同志參加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問題世界首腦會議，并為《約翰內斯堡宣言》和《實施計劃》作出貢獻。中國承辦的2008年亞歐會議為人類可持續發展勾畫了藍圖并發布《可持續發展北京宣言》。2015年習近平主席出席聯合國巴黎氣候大會，并對《巴黎協定》提出了四點建議。2016年G20杭州峰會召開，中國運用主場外交達成《二十國集團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行動計劃》。2017年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舉辦并形成涵蓋綠色“一帶一路”建設的成果文件。2020年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峰會上，習近平主席提到人與自然是命運共同體，同年，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上，習近平主席宣布“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并在2020年氣候雄心峰會予以重申。2021年4月，習近平主席在氣候領導人峰會上再度倡導“共同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2021年9月，習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屆聯合國大會強調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完善全球環境治理，積極應對氣候變化，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2021年10月，習近平主席在中國主辦的《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領導人峰會系統闡述了應該構建什么樣的地球家園，以及如何來構建、中國怎么做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為構建地球生命共同體指明了方向，貢獻了中國智慧與力量，展現出大國責任與擔當。

在全球環境治理體系發展過程中，中國自始至終擔負著社會主義發展中大國的重任，維護發展中國家整體利益，并志在全球生態文明建設。中國對全球治理的公共產品貢獻越來越大。一方面，環境外交與中國國內經濟社會建設目標高度一致。另一方面，環境外交與中國提高國際影響力、發展對外關系密切相關。通過積極參加主導和引領了一系列多邊會議、國際公約談判和國際環境立法活動，我國的環境外交談判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績。截至2020年底，中國已與100多個國家開展了生態環境國際合作與交流，與60多個國家、國際及地區組織簽署了約150項生態環境保護合作文件。中國已簽約或簽署加入的與生態環境有關的國際公約、議定書等50多項。從《蒙特利爾議定書》修正案關于耗損臭氧層物質的削減，到《巴塞爾公約》關于危險廢物的處置，從《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談判，到圍繞生物多樣性問題的生物資源和多樣性保護治理，中國不僅積極參與全球環境治理，同時提供了大量的全球治理產品，與其他國家一起“相互幫助、協力推進，共同呵護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家園”。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同時又是一個生態環境大國，中國政府高度重視環境外交，在聯合國等多邊機構和多邊交往過程中始終將環境保護作為重要活動內容之一，中國積極參加聯合國環境署（UNEP）、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全球環境基金（GEF）、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UNCSD）等機構，并先后加入了14大類50多項多邊環境協議，對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保護臭氧層維也納公約》《防治荒漠化公約》《巴塞爾公約》《長程越界空氣污染公約》等談判作出積極貢獻。

與發展中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進行合作是中國政府國際發展援助和南南合作工作的有機組成部分，也是中國開展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的重要內容。中國與應對氣候變化相關的早期技術援助項目可追溯至20世紀80年代中期。近年來，中國領導人在中非合作論壇、金磚國家領導人峰會、聯合國高級別會議以及氣候變化大會等在內的重要政治外交場合，多次鄭重宣布要廣泛而務實地開展南南合作，幫助南方國家提高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習近平主席在2018年中非合作論壇中強調同非洲加強在應對氣候變化、應用清潔能源、防控荒漠化和水土流失、保護野生動植物等生態環保領域交流合作，讓中國和非洲都成為人與自然和睦相處的美好家園。2020年11月，在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二次會晤上，習近平主席又提出中國將落實好應對氣候變化《巴黎協定》，恪守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為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小島嶼國家提供更多幫助。

周邊國家是中國區域環境合作的重點，中國積極參與圍繞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區域性環境合作、共同推進APEC環境保護中心、東北亞環境合作、東亞海行動計劃、西北太平洋行動計劃、西北太平洋海洋和沿岸地區環境保護管理與開發行動計劃（NOWPAP）等。中國與東盟國家的《瀾滄江—湄公河環境合作戰略（2018—2022）》《中國—東盟環境合作戰略（2016—2020）》和《中國—東盟環境合作行動計劃（2016—2020）》等啟動中國—東盟生態友好城市伙伴關系和中國—東盟環境信息共享平臺等建設，積極推動東南亞區域環境治理。生態環境保護是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務實合作的重要內容之一，也是綠色“一帶一路”建設的亮點，“中國—上海合作組織環境保護合作中心”和《上合組織成員國環保合作構想》等機制平臺不斷推進上合組織地區生態平衡、生物多樣性保護等建設。

中國環境外交的重要貢獻

中國作為秉持“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理念的世界生態環境大國，引領建設全球生態文明已經成為新時代中國環境外交的戰略指向。

第一，在全球環境治理和談判進程中，中國積極參與國際環境法律的制訂并履行相關條約準則，如為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京都議定書》和《巴黎協定》貢獻力量，并先后引導和推動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巴黎協定》《斐濟實施動力》等重要成果文件的達成。如在臭氧層《蒙特利爾議定書》談判過程中，中國為資金機制的建立發揮了重要作用，最終在中國的倡導下成立多邊基金。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在各項環境談判中的引領角色更加凸顯，2015年《巴黎協定》以自下而上模式開啟了氣候治理新時代，中國則對《巴黎協定》“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內涵、“國家自主貢獻”方案等作出了重大貢獻。2021年10月以來中國還分兩個階段主辦第5次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峰會。

第二，以國內行動推動全球環境治理。中國提前完成2020年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目標，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潔能源系統，建立各級各類自然保護地……覆蓋不同生態環境類型，涉及多個珍稀物種。在國內具體行動上，頒布《中國逐步淘汰消耗臭氧層物質國家方案》，建立由20多個政府部門組成的《生物多樣性公約》履約協調機制，并積極參與打擊廢物非法越境轉移的國際合作；頒布并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履行〈關于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的國家實施計劃》。2021年10月發布的《中國的生物多樣性保護》白皮書提出中國已將生物多樣性保護上升為國家戰略，并堅持踐行多邊主義，與國際社會共同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

第三，在合作中落實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中國在促進世界經濟健康增長的同時一直注重保護地球生態環境。自參加1972年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大會以來，中國環境外交取得了重大的進展，這主要體現在全方位參與全球環境治理并貢獻中國力量，在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團結合作中堅持和捍衛“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正式確立于1992年，對它的堅持是中國環境外交的鮮明特點。中國不僅在可持續發展方面而且在加強全球發展伙伴關系方面都提出“應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發展伙伴關系，致力于促進共同繁榮與發展，其核心仍是南北合作，南南合作是南北合作的有益補充”。為應對全球性環境問題，中國除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外，還本著“公平原則”“各自能力原則”，積極參與國際環境公約談判，為凝聚共識、推動達成多邊解決方案發揮積極作用。

第四，通過環境外交推進新型大國關系建設。在大國關系中，中國一直把環境外交作為重要議題。隨著環境議題不斷上升到國際主流議程，環境議題也將是未來新型大國關系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如在奧巴馬時期，氣候變化是中美合作高地。美國拜登政府上臺后，其外交議程呈現氣候先行特征，并邀請習近平主席出席領導人氣候峰會。白宮總統氣候變化特使約翰·克里先后兩次訪華，并達成中美應對氣候危機聯合聲明。中歐合作對于挽救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協定》后的全球氣候治理至關重要，2018年7月，中歐領導人會晤期間發表《中歐領導人氣候變化和清潔能源聯合聲明》，展現中歐雙方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的堅定決心。2019年圣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全會，習近平主席提出中國和俄羅斯加強跨界自然保護區建設開展有效合作。中國通過中法德領導人視頻峰會上推進《〈蒙特利爾議定書〉基加利修正案》，并和美國、歐盟等共同加強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管控。

第五，助推綠色“一帶一路”建設和推進南南合作。“一帶一路”的環境外交有助于科學識別和治理“一帶一路”沿線生態環境問題，發揮環境外交對綠色“一帶一路”建設的推動作用。“中方將生態文明領域合作作為共建‘一帶一路’重點內容，發起了系列綠色行動倡議，采取綠色基建、綠色能源、綠色交通、綠色金融等一系列舉措，持續造福參與共建‘一帶一路’的各國人民。”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共同分享綠色技術創新成果和綠色經濟發展經驗，支持發展中國家加強應對氣候變化能力建設?！缎聲r代的中國國際發展合作》白皮書列舉了生態環保國際南南合作內核：中國秉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文明理念，積極為其他發展中國家實施新能源、環境保護和應對氣候變化項目，分享綠色發展經驗，履行相關國際公約，開展野生動物保護、防治荒漠化等方面國際合作，共同建設美麗地球。中國與多個發展中國家簽署氣候變化南南合作諒解備忘錄，在華舉辦多期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培訓班，培訓發展中國家的氣候變化官員和技術人員等。

中國環境外交展望

隨著百年變局下中國不斷接近世界舞臺的中央，中國作為對外開放的社會主義發展中大國，結合國際生態環保目標，推動全球生態文明建設，在世界外交新形勢下進一步發展中國環境外交。一方面，環境外交與中國國內經濟社會建設目標高度一致。黨的十九大報告把“美麗中國”寫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目標，“十四五”規劃提出深入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在已有生態環保領域治理基礎上，中國各項制度雖然初步形成，但是在執行方面依然有待增強。另一方面，環境外交與中國提高國際影響力、發展對外關系密切相關。在與主要大國開展建設新型大國關系、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密切發展政治經濟合作、以及在多邊舞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方面，生態環保合作都成為其中重要議題。習近平主席2017年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發表演講時強調在生態建設方面“堅持綠色低碳，建設一個清潔美麗的世界”，“十四五”規劃也提出“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積極參與和引領應對氣候變化等生態環保國際合作”的目標。王毅外長在闡釋習近平主席所提出的“全球發展倡議”時指出，“全球發展倡議”是中國為國際社會提供的重要公共產品和合作平臺，國際社會應加快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推動實現更加強勁、綠色、健康的全球發展，構建全球發展命運共同體。這一重大倡議為各國發展和國際發展合作擘畫了藍圖，為推進全球發展事業和國際發展合作指明了方向。倡議還將與共建“一帶一路”、非盟《2063議程》、非洲發展新伙伴計劃等協同增效，通過聯合國、二十國集團、金磚國家等多邊合作機制、各種區域和次區域平臺凝聚共識，形成強大合力。面向未來，在新形勢下進一步發展中國環境外交，需要中國作為對外開放的大國，結合國際生態環保目標，推動實現政治、經濟、法律三位一體協同增效的環境外交建設。在全球治理改革和經濟復蘇進程中，中國環境外交應不斷彰顯生態文明底色，為全球后疫情時代綠色復蘇積極提供“中國方案”。

第一，加強可持續發展建設并形成國際引領。一直以來，中國所強調的推進經濟、社會和環境平衡發展本質是與可持續發展及包容性增長相互關聯的，并且與聯合國以及歐盟所強調的2015年后發展議程應當推進“共創包容且可持續的未來社會”相一致。2021年6月14日，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解決方案網絡（SDSN）發布的《可持續發展報告2021》顯示中國SDG指數排名第57名，中國可持續發展指數排名穩中有進，保持較好發展勢頭，與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以色列等國家差距減小。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引領全球生態文明建設。在全球環境治理的轉型期，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不斷發揮引領全球環境治理的國際與國內條件在于：一是中國國內環境治理與全球治理的互動。從國內來看，隨著人均收入的不斷提升，環境治理呈現日益改善的趨勢。二是中國國際環保責任意識日益提升，隨著中國日益走近全球治理舞臺的中央，日益為國際社會作出更大的貢獻，中國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指引下，致力于全球環境治理理念和方案供給，特別是以生態文明為核心理念的綠色“一帶一路”建設取得了重要進展，中國在全球環境治理的軟實力和實踐感召力持續增強。在疫后經濟復蘇階段，中國提出碳中和愿景，主辦生物多樣性峰會、打造中歐綠色合作伙伴、推進中美氣候合作、建設綠色絲綢之路，中國在國際生態文明合作中的優勢地位會更加顯著。

第二，推動完善全球環境治理體系。當前大國間深陷地緣政治和權力競爭困境，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環境治理能力與利益訴求上存在差異，諸多全球環境合作議程陷入僵局，美國等發達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與全球環境問題上立場消極，不斷推卸其在全球環境治理領域提供公共產品的責任，意圖以“美式規則”來重塑全球環境治理體系等。伴隨著對國際環境規則的掌握、對環境外交實踐的經驗積累、對國際多邊環境機制的不斷參與，中國已成為世界環境外交舞臺上舉足輕重的力量。中國基于“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的環境外交戰略基本成型，外交能力趨于完善，外交經驗與智慧趨于成熟，在堅持“維權”的同時，積極“謀利”并促發展。環境外交應成為推進全球環境治理中的中國話語權的方式之一。在著眼于未來的全球環境治理體系改革方面，中國環境外交應重點關注以下三點：首先，全球環境治理體系和規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發達工業化國家建立的，隨著發展中國家經濟話語權的上升，國際生態環保制度需要容納更多國家意志，需要尊重不同國家經濟及社會發展差異，調和不同的國家利益與國家發展戰略；其次，以軟法為主要特性的當前國際生態環保法律機制在面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性環境危機時存在機能不足、效力缺乏的現象，如何有效促進生態環保領域充分履約、有效實施和集體行動，是生態環保法律制度建設的緊迫要求；最后，碎片化的生態環保法律規范和機構設置導致機制低效和立法資源浪費。如何有效改革既有生態環保國際機構，促進機構間協同，整合國際與國內生態環保法律法規，使之更有效地發揮作用，將成為中國環境外交的著力點。

第三，不斷深化新型國際關系領域的環境外交合作。環境外交一方面加強了國家之間的理解和信任，另一方面塑造國家形象，增強了國際吸引力和感召力。未來，在大國競爭的進程中，中國生態文明理念和方案的向外傳播至關重要。在歐美主導全球環境治理的制度、理念和利益安排下，特別是在歐盟與美國注重發揮傳統西方伙伴關系來強化在全球氣候、環境治理領導力的趨勢下，全球環境治理將繼續停滯于現實主義干擾的困境中。中國加強與主要經濟體綠色發展戰略的合作或對接，特別是加強與歐盟《歐洲綠色新政》和美國綠色新政的合作，深化打造中歐綠色合作伙伴關系，提升與美國在氣候變化、可再生能源等領域合作水平。發展中國家始終是全球環境合作的基礎性力量，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深化了全球可持續發展的理論與實踐，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發展現代化的新思考與道路借鑒。中國環境外交應該繼續致力于推進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社會和環境平衡發展，加強南北環境方面的合作。從南北合作的環境外交戰略的實質內容來看，應主要從環境保護、自然資源、能源三個角度加強部署。首先，環境保護層面應主要關注污染的防治與解決、氣候變化、水氣質量、海洋污染、清潔生產、循環經濟、環保產業發展等內容，著眼于狹義環境之安全。從南北合作環境外交的空間部署來看，應總體協調國家利益、國際合作、國際援助三個層次的部署。其次，應使環境外交有利于中國的國際環境事務，主要是國外的環境資金與技術援助，這對于中國環境外交而言雖然是最有利的，但資源總量有限，可發揮空間不大。再次，與他國或國際組織共同合作，互利雙贏，這是環境外交的常態，也是最為廣闊的空間。最后，中國也應適度承擔有利于世界或者他國的環境事務，比如中國對第三世界國家的資金、技術、人員援助。

第四，加強中國環境領導能力建設。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也是世界生態環境大國。隨著百年變局下中國走向世界舞臺的中央，中國環境外交將著重于環境領導力建設，與傳統上的“霸權”實現路徑相區別。傳統路徑以單邊協議為基礎，拉攏符合自身利益國家集團，在可控范圍內實現領導力。中國環境領導力構建應該建立在包含更多國家的合作機制基礎之上，通過聯合國綠色治理相關組織機構、世界銀行和其他多邊開發銀行、《巴黎協議》為代表的多邊環境公約，在實現綠色治理普惠基礎上增強我國軟實力，共同建設全球生態文明。建設中國環境領導力需要結合國際生態環保治理目標，根據“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和新發展格局”來逐步推進：一是深化應對環境挑戰的務實性、發展型領導力建設。在后疫情時代，中國應該以綠色復蘇和碳中和為契機，凝聚全球環境治理各個利益攸關方的全球力量，合作應對全球環境危機。二是以“全球發展倡議”為抓手，推動全球環境治理和國際合作。隨著大國對全球綠色發展的引領性、示范性作用被廣泛聚焦，中國應注重切實提高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環境治理的代表性和決策權，使全球環境治理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數國家的利益和意愿。在對外環境合作和發展合作進程中，中國環境領導力建設應以“全球發展倡議”為框架聚焦整合既有的環境外交資源，推動現有的雙多邊環境合作框架、機制、倡議協調同向發展。通過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一帶一路”倡議等推進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通過聯合國、二十國集團、金磚國家等多邊合作機制加強國家間協調；通過融入RCEP、CPTPP等區域發展框架彰顯大國責任。

當前人類正處在一個挑戰層出不窮的時代，全球發展、信任和治理赤字依然嚴峻，民粹主義、單邊主義思潮也強化了全球化的倒退風險，而大國競爭也呈現激烈博弈態勢，世界進入變革震蕩期。在傳統的國際關系理論和實踐中，大國權力競爭和權力現實主義占據主導地位和中心地位，隨著以氣候變化為代表的生態環境問題對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影響越來越大，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人類對自然的認識更加深刻，人類安全觀或將超過傳統權力國家的利益中心論。生態環境已經是全球治理的重大政治問題，也成為攸關人類生存與發展的重大社會問題。非洲等發展中國家深受全球氣候環境治理赤字的長期影響，然而西方國家民粹主義持續盛行、逆全球化思潮和單邊主義舉措等給全球治理繼續帶來諸多負面傷害。在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下，西方影響力繼續下降，其制度優勢、發展優勢和價值觀優勢不斷降低。此外，美西方國家在全球氣候環境治理領域的單邊主義和“小圈子外交”也在消極影響全球環境治理可持續發展。

面對上述挑戰，中國肩負新興發展中大國的重任，志在全球生態文明建設。中國對全球治理的公共產品貢獻越來越大，黨的十九大提出的“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促進‘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等一系列國際戰略和倡議，這些都為全球治理貢獻中國智慧和力量。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負責任大國，中國積極參與全球環境治理，中國力量與中國實踐不斷為全球環境治理提供經驗。黨的十八大以來的環境外交實踐已經表明，中國愿意承擔環境治理的國際責任，而且環境治理并不必然以犧牲發展為代價。但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全球治理體系亟待變革，全球環境治理的道路不會一帆風順，中國應當成為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領導者并掌握相應話語權。而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需要打破少數國家對關鍵概念和機制的壟斷，這對我們新時代環境外交提出重要考驗。中國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倡導者、踐行者和推動者”，這一理念也逐漸成為中國倡導的新型國際關系、新型全球治理的核心理念，展現出中國為人類進步事業而奮斗的大國擔當。因此，在全球環境治理中，中國應當高舉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旗幟，主動承擔國際責任，利用中國資金、中國技術和中國經驗幫助其他國家解決環境和發展問題，成為全球環境治理的領導者。攻堅傳統環境外交弱勢與直面新的挑戰將是我國疫情后環境外交的重要方向。如何參與國際環境外交、如何在國際環境交往中提升我國負責任的環保大國地位的同時引領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等問題已擺在我們面前。應對全球環境問題和建設生態文明，中國必須提升外交響應速度，增強環境外交能力，通過戰略協同來維護中國和發展中國家的整體利益，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中推進全球生態文明建設。

（作者為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比較政治和公共政策所所長，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拜登上任以來中美碳外交關系的非線性變化和應對研究”（項目編號：21BGJ054）和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為人民’重要理念”專項課題“基于人民城市理念的全球城市核心競爭力評價和比較研究”（項目編號：2021XRM007）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①于宏源：《多利益攸關方參與全球氣候治理：進程、動因與路徑選擇》，《太平洋學報》，2021年第2期。

②李昕蕾：《清潔能源外交：全球態勢與中國路徑》，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

③習近平：《共同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在“領導人氣候峰會”上的講話》，新華網，2021年4月22日。

④Grossman G M, Krueger A B.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5, 110(2):353-377.

⑤European Commission.EU-US: A New Transatlantic Agenda for Global Change. 2020, December 2.

⑥于宏源：《全球環境治理轉型下的中國環境外交：理念、實踐與領導力》，《當代世界》，2021年第5期。

責編/周小梨    美編/李智

聲明：本文為人民論壇雜志社原創內容，任何單位或個人轉載請回復本微信號獲得授權，轉載時務必標明來源及作者，否則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