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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立文著《和合學概論—21世紀文化戰略的構想》 圖片由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提供

張立文（左）與著名學者許嘉璐 圖片由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提供

張立文（右）與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劉偉 圖片由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提供

【大家】  

學人小傳：張立文，1935年生，浙江溫州人，中國哲學史專家、哲學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院長。1956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中國革命史專業，1960年畢業留校，分配在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任教。2009年被評為中國人民大學首批一級教授。主要學術著作有《周易思想研究》《朱熹思想研究》《宋明理學研究》《中國哲學范疇發展史》《傳統學引論》《新人學導論》《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李退溪思想研究》《和合學概論》《和合哲學論》《中國哲學思潮發展史》《中國哲學元理》等。已發表學術論文600余篇。  

1984年，經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特批，張立文先生獲評教授，在接受訪問者訪談時，他說道：“人生就在于奮進，生命就在于創造，只要認定了目標，就要不斷地追求，以達真、善、美的境界。”這正是張立文先生的人生寫照。

張立文先生認為，中國哲學要創新，就必須“自己講”“講自己”，走自己的中國哲學之路，建構中國自己的哲學理論體系。從事哲學研究60多年來，他一直踐行著自己的學術主張。

從《周易》到宋明理學

張立文先生的學術經歷其實比較簡單。1956年進入中國人民大學學習，1960年畢業留校任教，一直沒有離開中國人民大學。剛留校時，系里安排他重點做宋元明清理學研究。做中國哲學研究，必須有很好的古文功底。為了強化自己的古文基礎，張立文先生專門到北京大學選修文字、音韻、訓詁課程。只有古代漢語的理論顯然不夠，還須有具體的實踐。為此，張立文先生選擇中國古代哲學典籍中最難理解的《周易》來注譯。經過一年努力，查遍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收藏的相關資料，張先生完成了《周易》全書的注譯。注譯完《周易》后，他意猶未盡，于是開始寫作《周易思想研究》。他對自己提出的要求是：第一，依據《周易》文本的形、音、義，力求貼近《周易》的歷史本來面相，盡量做到再現《周易》文本的原義和作者原意；第二，《周易》的《經》與《傳》是兩個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思想體系的著作，要明確區分《經》《傳》；第三，通過《易經》卦爻辭與甲骨卜辭的比較，搞清《易經》卦爻辭的時代、作者、性質和意義；第四，通過《易經》思想體系的研究，揭示中華民族哲學思維的起始是怎樣同宗教巫術思想相聯系的。《周易思想研究》初稿完成于1963年年年初，本來想沉淀一段時間再出版，不想遇著“文化大革命”，直到1980年，才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它是“文革”以后第一本關于《周易》的著作，因此在學術界引起很大反響。《中國哲學史研究》發表金隆德教授的書評《喜讀〈周易思想研究〉》，認為“這部書的問世，對學術研究的影響和意義值得重視”，作者“努力搜集和掌握了大量的研究資料，以及近世有關著作，比較參驗了從戰國、秦漢以來的爭論異義，還吸取了考古學方面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作者自己的看法”。

1963年《周易思想研究》初稿完成后，張立文先生轉入宋明理學具體人物的研究。他的研究思路是由點到面，由微觀到宏觀，即通過具體人物哲學思想的研究進而把握宋明理學以至整個中國哲學。經過仔細考慮，他確定以朱熹思想作為宋明理學研究的突破點。1981年，《朱熹思想研究》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該書對朱熹哲學、史學、經學、佛學、文學、樂律以及自然科學思想做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張岱年教授為此書寫了推薦信：“張立文同志此書對于朱氏體系的各個方面做了比較全面的說明；對于朱氏學說中的細微曲折之處做了比較深入細致的分析。條理清楚，論證詳明。”

1985年，張立文先生的《宋明理學研究》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宋明理學是中國哲學的一個重點，也是今人研究討論的重點。張先生的《宋明理學研究》是國內第一本研究宋明理學的專著，它不是對某個人的專論，而是宋明時期諸大家的合論，包括周敦頤、張載、二程、朱熹、陸九淵、王守仁、王夫之。作為一部合論，該書不僅深入分析、論述了宋明理學諸大家的思想學說，還深入探討了宋明理學范疇結構的演變、宋明理學的范疇體系、宋明理學對宗法社會的作用和影響等重要理論問題。

由于有《朱熹思想研究》《宋明理學研究》，以及后來《走向心學之路——陸象山思想的足跡》（1992年）、《宋明理學邏輯結構的演化》（1993年）、《朱熹與退溪思想比較研究》（1995年）、《朱熹評傳》（1998年）、《正學與開新——王船山哲學思想》（2001年）等著作的相繼出版，張立文先生成為國內外有名的宋明理學專家，也使中國人民大學成為宋明理學研究的重鎮。

從哲學范疇到邏輯結構

在對中國哲學特別是對宋明理學進行深入研究的同時，張立文先生也在思考一個問題：如何理解和把握中國哲學的思想系統？過去講中國哲學，受蘇聯教科書的影響很大，往往把主要精力放到探尋一個人的思想是唯物還是唯心。諸如孔子是唯物還是唯心，是代表哪個階級利益的，而很少探究孔子的思想系統。在張立文先生看來：“哲學作為一種理論思維，是通過一系列哲學范疇或由諸范疇組成一系列的命題來表現的。一個民族的理論思維、一個時代的哲學思潮或一個哲學家的哲學體系，是由諸哲學范疇構成的。”

由此，張立文先生寫作并出版了《中國哲學范疇發展史》，其中，《天道篇》1988年出版，《人道篇》1995年出版。在這兩部著作中，張立文先生依據范疇的性質、含義及其內在聯系，對其加以整理、排比、綜合，系統地確定各個范疇的地位與作用，并按照范疇的歷史順序和邏輯序次，構成一個完整的中國哲學范疇系統。以此為基礎，不僅對諸范疇作深層的義理解釋，并且對其發展演變的過程作歷史的考察。他指出：“整體的和諧性，傳統的延續性，結構的有序性，構成中國哲學范疇發展的整體特征。”

張立文先生一方面在對中國哲學范疇做深入考察，一方面又開始思考如何把握一種哲學體系的邏輯結構，由此，他提出“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的構想，并于1989年出版《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在張先生看來，“中國哲學邏輯結構不是從現成的原則、原理出發，也不承襲西方的‘分門別類’，更不把中國哲學削足適履地去符合現成的原則、原理，而是從中國哲學的實際出發，試圖梳理和總結出中國哲學固有的原則、原理、規律、方法。”“中國哲學邏輯結構，是指研究中國哲學范疇的邏輯發展及諸范疇間的內在聯系，是中國哲學范疇在一定社會經濟、政治、思維結構背景下所構筑的相對穩定的體系或結合方式。”依照中國理論思維發展的進程，中國哲學范疇的歷史順序和邏輯順序，他把中國固有的范疇分為象性范疇、實性范疇、虛性范疇三大類。

《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出版以后，在學術界產生了廣泛影響，不少哲學史、思想史、美學史方面的著作自覺不自覺地運用范疇邏輯結構的系統分析方法，使其著作在文本的詮釋上、義理的創新上有所突破。在張立文先生的影響下，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哲學學科最大的學術特點就是講哲學，就是強調一個哲學家、一個哲學流派思想的系統性、思想的邏輯結構。中國人民大學最新版中國哲學史教材《中國哲學史教程》，最大的理論特色，就是突出人物思想學說的內在邏輯結構，強調思想的系統性。這一特色就得益于張立文先生的哲學邏輯結構論。

從傳統學到新人學

20世紀80年代，中國大地曾興起一股文化熱，與此同時，人們對中國傳統文化之價值也開展了熱烈的討論。在這個討論中，張立文先生寫出了《傳統學引論——中國傳統文化的多維反思》（1989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他認為，今天的中國是傳統中國的延續，現代中國人是傳統中國人的沿傳，傳統在不斷地凝聚，不斷地消失，又不斷地創造，并主張將傳統學從文化學中分離出來。張先生把傳統定義為：“人類創造的不同形態的特質經由歷史凝聚而沿傳、流變的諸文化因素構成的有機系統。”在他看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價值觀念，心理、氣質結構，思維、行為方式，已然凝聚為傳統，中國的現代化，亦需要中國傳統的現代化。張先生指出：“中國現代化的進程，絕不能靠徹底與中國傳統斷裂而獲取；現代化的自由、民主與法治也不能靠簡單地全盤打倒傳統而獲得，而只能對傳統進行綜合地創造。”他認為，綜合創造才是我們面對傳統應當具有的態度。

文化和傳統是由人創造的，文化、傳統的核心是人，傳統學說到底是人學，這樣，張立文先生就由傳統學進入到人學的探究。1989年，張立文先生出版了《新人學導論——中國傳統人學的省察》。該書分為自我發現論、自我塑造論、自我規范論、自我創造論、自我和合論幾個部分。卡西爾把人定義為“人是符號的動物”，張先生則提出“人是會自我創造的動物”，后改為“人是會自我創造的和合存在”，人需要修身養性，需要人生價值意義的追尋，需要向善向美。

創立和合學

有了對中國哲學史的專門研究，有了對中國哲學自身特點的真切認知，有了對傳統學與新人學的自家體貼，加之不斷加強的對人類命運與前途的憂慮以及對于中國傳統文化再顯輝煌的憧憬，張先生敏銳地意識到了三個關鍵性問題：一是中國哲學的當代創新，二是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相比較最根本性的特點，三是中國哲學為解決人類所面臨的根本性問題所能貢獻的哲學智慧。關于第一個問題，如果中國哲學沒有當代創新，那就沒有生命，就只是博物館里的文物，也就沒有未來。關于第二個問題，如果只是用西方哲學的眼光來審視中國哲學，無視中國哲學自身的問題、特點，那必然會將中國哲學當成一個可有可無的存在，甚至否認有“中國哲學”存在。關于第三個問題，哲學并非純粹的思，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化，每一個時代的哲學都是對它所在時代的思。當前人類面臨很多重大問題和重大挑戰，面對這些問題、挑戰與危機，中國哲學如何應對？中國哲學有無化解之道？

通過對這三個問題的深入思考，張先生構建起了“和合學”的哲學系統。1996年，《和合學概論》一書出版，這是和合學理論體系確立的標志，也是張立文先生從哲學史家成為哲學家的標志。

和合學的創立，是為了回應三大挑戰。世紀之交，中國文化面臨三方面的挑戰：

一是人類共同面臨的五大沖突以及由此帶來的五大危機。這五大沖突及五大危機包括：人與自然沖突（諸如空氣污染、土地沙漠化、資源匱乏等）而帶來生態危機；人與社會沖突（諸如貧富不均、戰爭不斷、恐怖活動等）而出現的社會危機；人與人沖突（諸如自私自利、爾虞我詐、坑蒙拐騙等）而造成的道德危機；人的心靈沖突（諸如苦悶、焦慮、憂愁、自殺等）而產生的精神危機；文明之間的沖突（諸如國與國、民族與民族、宗教與宗教之間不信任、不諒解、以怨報怨、以暴易暴等）而引發的價值危機。這五大沖突和危機都是超宗教、超國家的，每個國家、每個宗教團體，以至每個人都不可逃脫。如何化解此五大沖突與危機？

二是西方文化的挑戰。近代以來，西方文化借助技術優勢，其思想、觀念，以至政治文化、制度文化、經濟文化，大量進入中國，對中國社會以至思想意識造成前所未有的沖擊。在此沖擊面前，有人提出“中體西用”，有人主張“全盤西化”。如何面對、應對西方文化的挑戰？

三是現代化的挑戰。中國正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有人把現代化等同于西化，有人把現代化局限于經濟、技術層面的現代化，有人提出綜合創新。然而，如何綜合？如何創新？卻是語焉不詳。

張先生提出并構建和合學，就是要解決這些問題。面對三大挑戰、五大沖突、五大危機，可以通過和合學合理地、道德地、審美地、創造性地解決中西文化的價值和合與傳統文化的現代轉換，使中國文化以嶄新面貌走向世界。

“和”與“合”，作為中國傳統思想的固有觀念，早就存在。“和”的最初含義是和諧、調和。最早提出“和”觀念的是周太史史伯，他說：“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國語·鄭語》）“合”的最初含義是相合、符合。《尚書·君奭》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和合”一詞最早見于《國語·鄭語》：“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中國傳統文化對和合的追求不僅源遠流長，而且持續不斷。孔子講：“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孟子講：“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孫丑上》）《中庸》講：“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周易·乾卦》彖辭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老子講：“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莊子講：“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天道》）中華民族自古就有“尚和合”的傳統。

張立文先生則賦予“和合”以新的義涵：“所謂和合的‘和’，是指和諧、和平、祥和；‘合’是結合、合作、融合。所謂和合，是指自然、社會、人際、心靈、文明中諸多元素、要素相互沖突、融合，與在沖突、融合的動態過程中各元素、要素和合為新結構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總和。”和合學首先確立的是一種新思維。和合學的和合思維，與西方神創思維異趣。西方文化中有一種被西方社會普遍認同和強化了的上帝“創世”說，以此解釋天地萬物的根由問題。中國沒有上帝造物說。然而，天地萬物從哪里來？中國人從多元共生的觀念出發，提出“和實生物”，天地萬物是由多元共生、和合生發的。這種和合思維，生發出了有別于西方神創思維的獨特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心理態度、審美情趣，以及處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人的心靈以及不同文明間關系的獨特的方式方法。

和合學的體系結構是關于和合生存世界、和合意義世界、和合可能世界的建構。和合生存世界是生命存在的基地，是人所面對的自然生態。生存和合學所要探討的問題是：人能否協調自身的發展及其與自然生態相互作用的形式，使人與自然關系最優化？人應以什么價值理念建構與自然的和諧關系？在融突而和合體內如何容納生存者的生存？和合意義世界與社會緊密相連，意義、價值觀念是人的社會交往活動觀念化的把握方式。和合意義世界依據人規范社會價值的涵養、修治和合特性，差分為性與命。和合意義世界是以價值規矩為規范依據的和合世界。人類在生存世界、意義世界獲得生活后，便尋求超自然的、超靈魂的、精神存在的價值理想，以獲得終極關切的精神家園，這便是和合可能世界。生存世界的問題是如何活，意義世界的問題是活著為什么，可能世界的問題則是怎樣生活更幸福、更自由、更有價值。

對于人類普遍面臨的五大沖突及五大危機，和合學提出了具體的化解之道，這一化解之道也就是和合學的五大原理。

一、和生原理。和生是“天地之大德曰生”的精神，遵照“萬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原則。自然、社會、他人、他心靈、他文明都是有生命、有情感的存在，也都有生存的權利。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不同文明之間需要和生，需要在共生的基礎上提升為和生。和生意識是以“地球村意識”與“太空船意識”為基點和基礎的。各民族、種族、國家、社會、文化之間，都應在融突中和生，和生才能共榮共富。

二、和處原理。和處是“君子和而不同”的精神，遵照“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原則。和處是基于人與自然、社會、人際、人的心靈、不同文明都處于相互依存的關系網絡之中。和處強調一種責任，這種責任意味著我們希望別人怎樣對待我們，我們就有責任怎樣對待別人。和處重視交流與交往，但更強調交往中的中和，沒有中和，和處就變得不可理喻。

三、和立原理。底線原則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普遍原則是“己欲立而立人”，強調不把自己所不想要的東西強加于人。人類曾經陷于二元對立的思維之中，以消滅對方為“立己”的表征，由此而生發出各種矛盾、沖突，以至戰爭。各個國家、各個民族有不同的文化傳統，有不同的價值觀念和風俗習慣，和立原理便是以“己欲立而立人”的精神為原則，以開放、包容的胸懷接納他者，讓他者依照自己的生存方式、發展模式存在與發展。

四、和達原理。“和達”是“己欲達而達人”精神的體現。人類曾蔽于人之不達才使己達的錯誤，而大搞殖民活動，直至當今世界，仍有發達與不發達、發展與不發展國家的分別，有貧與富、先進與落后國家的分別，這是造成國家或國際社會動亂的根源之一。因此，國際社會要共同發展、發達，要共同富裕、繁榮，人類與自然也要共同發達、共同繁榮。

五、和愛原理。“和愛”是“泛愛眾”“兼相愛”精神的體現。和生、和處、和立、和達的基礎是和愛，由和愛而生發為和生、和處、和立、和達。人不僅要愛己，而且要推而廣之，愛人、愛物、愛自然。人不能與自然、社會、他人、心靈、他文明仇恨到底，仇恨使人失去理智，仇恨造成奸淫燒殺，恐怖與戰爭；仇恨湮滅了人性，湮沒了良知。當今社會要重新呼喚和愛，和愛是人類和平、安全、發展、文明的源泉，是和生、和處、和立、和達的活水。

張立文先生把和生、和處、和立、和達、和愛五大原理視作中華民族精神的體現。和合學強調和合共生、和而不同、求同存異等理念。萬物和合則美，陰陽和合則生，心身和合則健，人人和合則善，家庭和合則興，社會和合則安，國家和合則盛，世界和合則寧。

以和合學視野審視中國哲學

和合學理論體系完成之后，張立文先生以和合學的視野重新審視中國哲學，寫出了《中國哲學思潮發展史》（2014年）和《中國哲學元理》（2021年）兩部著作。張立文先生認為，中國哲學的創新有三個分析維度，即核心話題的轉向、人文語境的轉移和詮釋文本的轉換。《中國哲學思潮發展史》，全書192萬字，是張立文先生研究中國哲學50余年心血的結晶。全書討論了中國哲學之所以形成思潮以及潮起潮落的內外因緣，各哲學思潮之間連接傳承的規律性，各哲學思潮核心話題、詮釋文本、人文語境為什么會發生變化以及如何變化，每一時代的哲學思潮如何體現時代精神的精華，中國哲學的未來走向，中國哲學當代理論建設等重要理論問題，對2000余年的中國哲學發展做出了全方位、新角度的闡明與解說，融史思為一體，寄往以思今，是哲學家寫哲學史的一大力作。

《中國哲學元理》是系統論述中國哲學基本原理和根本精神的專著。此書依據天、地、人和合生生道體，將中國哲學歸納為七大原理：元亨利貞論、體用一源論、理一分殊論、能所相資論、不離不雜論、內圣外王論、融突和合論。張立文先生認為，中國哲學的七大原理是對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生價值、人類理想的哲學反思，也是中國哲學特殊性的根本寫照，是中國哲學根本精神的集中體現。

張立文先生今年雖已八十有六，但身體健康，思維敏銳，既關注學界前沿的最新動態，又時刻關注人類的前途與命運。諸如氣候及生態問題、人工智能的發展，都是他深情關注并在深入研究的問題。近年來，他仍然思考不斷，寫作不斷，每年都有10萬字以上作品問世，以實際行動踐行著他“人生就在于奮進，生命就在于創造”的人生格言。

（作者：羅安憲，系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