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國家安全觀，是中國共產黨在國家安全工作實踐中形成的觀念和理論，是中國共產黨對待國家安全及處理國家安全領域問題所持有的基本觀點、價值取向和政策主張。國家安全觀在我國革命、建設、改革的歷程中不斷積淀底蘊、拓展外延，形成了始終堅持黨的絕對領導、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始終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始終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的成功經驗。面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歷史交匯，我們必須把國家安全觀貫穿到黨和國家工作各領域全過程，以防范和化解影響我國現代化進程的各種風險，筑牢國家安全屏障。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 國家安全觀 建黨百年 【中圖分類號】D261 【文獻標識碼】A

國家安全觀，是中國共產黨在國家安全工作實踐中形成的觀念和理論，是中國共產黨對待國家安全及處理國家安全領域問題所持有的基本觀點、價值取向和政策主張。在新的歷史方位上，系統回溯和梳理國家安全觀的百年演進歷程，有助于進一步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推動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

國家安全觀的百年演進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主權安全為中心的國家安全觀。第一，凝聚武裝斗爭共識，爭取國家主權獨立。以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等為代表的黨的早期創建者和領導者，均主張武裝斗爭，謀求國家主權獨立。1922年，黨的二大明確提出要“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后，中華民族面臨存亡續絕的危難，毛澤東同志強調全國一切抗日力量要團結起來，與民族敵人戰斗到底。解放戰爭期間，毛澤東同志向全國人民發出號召，要徹底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建立人民民主專政政權。

第二，成立安全保衛組織，保障紅色政權穩定。1927年11月，中央特科在上海正式成立。1928年6月，黨的六大通過的黨章規定，各級委員會得成立特別委員會以預先審查關于違犯黨紀的問題。根據這一規定，1931年6月成立了中共中央特別工作委員會。1931年11月，國家政治保衛局成立，為鞏固新生的蘇維埃共和國、鞏固紅軍部隊、捍衛工農利益發揮了巨大作用?？谷諔馉幈l后，我們黨普遍建立了多種形式的公安保衛機關。1949年7月，中央決定組建中央軍委公安部，統轄各地公安機關工作，保障了這一過渡時期國家的穩定和安全。

第三，重視安全制度建設，保衛革命勝利果實。1927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修正章程決案》，明確規定黨組織的“指導原則為民主集中制”，這是黨的章程上第一次明確提出民主集中制的概念，同時主張增設“中央監察委員會”。此外，我們黨還頒布“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建立巡視員制度、廉政安全制度等，使黨組織的安全和純潔得到維護。1949年3月，西柏坡會議成功召開，提出了“兩個務必”和“六條規定”，重新頒布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讓全黨保持住了清醒的頭腦，做到了居安思危、不忘憂患。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以軍事安全為根本的國家安全觀。第一，開展軍事安全實踐，捍衛國家領土完整。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采取軍事手段以維護國家安全?？姑涝瘧馉?、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中蘇珍寶島戰役等多場衛國戰爭，充分表明了我國捍衛國家安全的信心、決心以及能力。

第二，構建國防安全格局，筑牢國家安全屏障。我國大力支持核武器研制、原子能事業發展。1956年4月，毛澤東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論十大關系》的講話，明確提出：“我們現在已經比過去強，以后還要比現在強，不但要有更多的飛機和大炮，而且還要有原子彈。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隨后，開展了以戰備為指導思想的大規模國防、科技、工業和交通基本設施建設，即“三線”建設，有力地鞏固和加強了國防安全。

第三，推進統一戰線建設，謀求國家安全伙伴。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制定了“一邊倒”的外交方針，倒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陣營。1954年4月29日，中印兩國簽署《關于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協定中首次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1973年，毛澤東同志提出聯美抗蘇的“一條線”戰略；1974年1月，毛澤東同志提出了“一大片”的外交戰略構想：也就是“一條線”周邊其他國家，最終目的是團結“一條線”和“一大片”的所有國家，共同對付蘇聯霸權主義。1974年2月，毛澤東同志從戰略意義上提出了“三個世界”這一概念，指出中國屬于第三世界，應加強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合作。從“一邊倒”到“兩條線”再到“一條線”“一大片”的外交戰略思想調整，有力地維護了新中國的獨立，拓展了我國安全和發展的戰略空間，營造了良好的國際國內環境。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新時期：以綜合安全為基礎的國家安全觀。第一，重視新型安全挑戰，強化綜合安全觀念。鄧小平同志創造性地提出了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的重要論斷，適時調整了外交戰略，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外交理念。江澤民同志針對復雜多變的地區環境，提出“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胡錦濤同志強調用更廣闊視野審視國家安全問題，提出和平發展理念，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

第二，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夯實國家安全根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為了適應新的現代化建設偉大任務的需要，鄧小平同志確立了中國外交包括民間外交要為國家經濟建設服務的重大使命；江澤民同志提出了“抓住機遇、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促進發展、保持穩定”的基本方針；胡錦濤同志明確指出，“要切實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完善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法律法規，構建有效的國家經濟安全體制機制，增強國家經濟安全監測和預警、危機反映和應對的能力，依法保護我國海外資產和人員安全”。

第三，加強國家安全協作，培育國家安全環境。鄧小平同志提出按照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展同所有國家的友好合作關系。江澤民同志強調要承認和尊重世界的多樣性，主張各種文明和社會制度應長期共存，在競爭比較中取長補短。胡錦濤同志提出了構建“和諧世界”的新理念，指出應通過統籌考量國家安全，對內持續深化自身發展、構建和諧社會，對外積極尋求國際合作，實現國際社會的共同安全。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總體國家安全觀。第一，堅持國家安全總體部署，搭建國家安全實踐框架。通過成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印發《黨委（黨組）國家安全責任制規定》等措施，推動建立集中統一、高效權威的國家安全領導體制。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為根本遵循，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反間諜法》等系列法規為實踐指南，推動形成中國特色國家安全法律體系，為維護國家安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第二，構建國家安全聯動機制，完善國家安全保障體系。在處理涉內和涉外方面國家安全事務時，由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進行統一指導和部署，國防部、安全部、公安部等進行協調配合。通過各司其職、專兼結合、齊抓共管的方式，把維護國家安全的戰略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提供安全保障。

第三，高舉公平正義旗幟，推進全球安全治理。中國始終高舉多邊主義旗幟，深化全球和地區性安全協作。如習近平主席在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第四次峰會上講話提出，應積極倡導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亞洲安全觀，創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區安全和合作新架構，努力走出一條共建、共享、共贏的亞洲安全之路。這也是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的“中國方案”。

國家安全觀百年發展的基本經驗

始終堅持黨的絕對領導。百年歷史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面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歷史交匯，必須堅持黨對國家安全工作的絕對領導，始終以黨的旗幟為旗幟、以黨的方向為方向、以黨的意志為意志，走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不斷增強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能力和水平。只有這樣，才能有效應對國內外的各種挑戰，實現安全穩定發展。

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習近平總書記曾明確指出，“要堅持國家安全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動員全黨全社會共同努力，匯聚起維護國家安全的強大力量，夯實國家安全的社會基礎，防范化解各類安全風險，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安全感、幸福感”。在不同歷史時期，我們黨始終堅持以人民安全為宗旨，把人民安全作為一切國家安全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最終落腳點，不斷推動各領域安全工作邁出堅實步伐?？梢哉f，人民安全是國家安全的核心內容，人民是維護國家安全的力量支撐，只有人人參與、人人負責，國家安全才能具備厚實基礎和堅強保障。

始終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不是權宜之計，更不是外交辭令，而是從歷史、現實、未來的客觀判斷中得出的結論，是思想自信和實踐自覺的有機統一。和平發展道路對中國有利、對世界有利，我們想不出有任何理由不堅持這條被實踐證明是走得通的道路。”只有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只有同世界各國一道維護世界和平，中國才能實現自己的目標，才能為世界作出更大貢獻。百年來，中國共產黨矢志不渝地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始終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

始終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安全是發展的前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進一步闡明了兩者的辯證統一關系。發展是我們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關鍵。沒有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就不可能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社會的安定有序、人民的安居樂業。國家安全是國家生存發展的基本前提，是定國安邦的重要基石。沒有國家安全，就不可能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梢哉f，發展和安全，猶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任何一方面存在短板，都會影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因此，只有努力形成在發展中保安全、在安全中促發展的格局，才能實現兩者的良性互動和動態平衡，進而牢牢掌握國家安全工作主動權。

（作者為南昌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碩導，江西省高校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中心研究員；江西省高校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黃星對此文亦有貢獻）

【注：本文系2021年江西省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中央蘇區文藝作品在新時代愛國主義教育中的價值和應用研究”（項目編號：21KS03）和2021年度江西省高校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中心一般項目“中國共產黨國家安全觀研究”（項目編號：JXZLZXYB002）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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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李慎明：《對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戰爭與和平思想及實踐的幾點辨析、概述和思考》，《當代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2期。

③《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中卷），北京：軍事科學書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

④《江澤民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⑤楊潔勉：《習近平外交思想理論體系探析》，《國際問題研究》，2021年第2期。

⑥《習近平關于總體國家安全觀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

⑦《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責編/孫渴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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