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完美無缺的老師和家長，要做到網絡自律并垂身示范

老師往往是學生眼中最可敬、最權威的人，其一言一行對學生的影響非常巨大。如果教師在教學和班級管理中，采用懲罰的邏輯，對學生的不當言行，采取公然責備或言語嘲諷的方式，會對學生的心靈會產生更深的傷害，其強勢話語和行為也很容易被學生模仿。教師對網絡欺凌的態度也影響到學生對網絡欺凌的認知。在“升學率”的指揮棒下，教師的注意力多放在學習上，對網絡欺凌重視不足。這樣的態度，往往會縱容網絡欺凌事件的發生。教師對網絡欺凌的簡單粗暴的處理方式也可能引發反彈。比如，簡單的斷網或限制使用手機，并不能化解網絡欺凌的誘因，只是把網暴引向隱蔽化，更難以監管。也有教師采用“角色互換”的方式處理網絡欺凌，讓受害者反向利用網絡對施害者進行網絡攻擊，試圖讓施害者體驗被網絡欺凌的痛苦，培養其同理心。但這樣的懲戒思維和“負向對待”的方式，沒有細心疏導、解決網絡欺凌的根本原因，短期內可能達成某種成效，但長期來看，負面的影響和隱患依然存在，可能成為下次網絡欺凌的起點。

教師不可能都是“完人”，特別是當下許多年輕教師也是在互聯網時代成長起來的，已習慣于網絡生存，其網絡言行稍有不當，就會直接影響到學生的網絡言行。曾有教師因學生對其喜歡的明星有不同看法，而讓學生“滾出去”，并把這段經歷發到了微博上，不但把現實中的欺凌延伸到網絡上進行二次傷害，更大的問題是起到了惡劣影響更廣的示范作用。

父母等監護人是保護未成年人的第一責任人，也是子女的第一位老師。但欺凌事件發生時，父母往往不在身邊。特別是對于網絡欺凌，父母往往是后知后覺者。當下，部分中國年輕的父母，一方面迫于生計，無暇顧及子女的心理變化，寄希望于老師，或者干脆一切都交給了老師。另一方面，他們本身就是獨身子女，自身在心理上還不成熟。不當家庭教養容易教出受欺凌或欺凌他人的孩子：高壓恐嚇型家長可能會教出畏懼退縮型孩子，習慣于唯命是從，被人看不起，認為好欺負；冷漠忽視型家長可能會教出社交渴求型孩子，渴望被注意被關愛，愛插嘴，裝可愛，扮萌，裝熟；文化不利型家長可能會教出社交低能型孩子，不擅言辭，不識相，不合作，不合群；過度溺愛型家長可能會教出唯我獨尊型孩子，自以為是，以自我為中心，受不得氣或挫折；等等。

不論是老師還是家長，都不是萬能的，也不可能把全部時間都投在學生或孩子身上。教師除了教學，往往還有其他事務。家長也是如此。但以身作責，做好自律，特別是網絡言行的自律，并垂身示范，則是老師和家長必須盡到的職責。

不應有“破窗”的網絡平臺，要打造“共情社群”

網絡平臺是網絡欺凌的“第一現場”，網絡產品和服務提供者理應擔當起保護未成年人的第一責任。當前，網絡上充斥著不少不利于未成年人成長的不良信息。不少網絡平臺為了提升流量，縱容網絡攻擊和反攻，或者自身就提供很多打擦邊球的內容。在網絡的攻擊和反攻中，在獵奇和圍觀中，網民的注意力和時間會提高數倍，這有助于增加網絡平臺的營收，但這只會造成一種破窗的環境。而環境具有非常強的暗示和誘導作用。如果建筑上窗戶被打破但沒有及時修復，就會給潛在的犯罪者某種暗示和縱容去打碎更多的玻璃，作為一種惡性循環的后果，會有更多的人做出破壞環境的舉動，這就是破窗理論。網絡上如果盛行暴力、情色、反社會的負面信息，就會潛移默化地給人以暗示，導致了更加混亂的網絡環境，使脫離網絡文明的行為更加肆無忌憚，并會影響到現實生活。中國傳統俗語也有“破罐子破摔”一說。如果整個網絡環境是恃強凌弱，身處其中的個體，會形成自暴自棄的心理。特別是未成年人，由于其生理上易沖動，心理上未成熟，極易受環境的影響，而網絡環境的破窗效應，會令其放任自流。在“破窗”心理的外部環境及“破罐”心理的內部心理暗示下，不少未成年網絡欺凌者陷入了雙重的失序狀態。對此，網絡平臺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網絡平臺不但有責任干預網絡欺凌，也有能力進行有效干預。然而，不少網絡平臺不愿意積極參與干預網絡欺凌。一是擔心平臺干預會影響用戶的活躍度。二是認為干預會增加平臺人力、物力和財力成本。這些擔心在人工智能技術下，其實只是網絡平臺的借口。因為通過人工智能和優化算法，加強對有欺凌嫌疑的文字、圖片、音頻和視頻的智能識別和自動過濾，建立完善對不良網絡言行的舉報機制和攔截機制，在保護用戶隱私的同時，通過虛擬機器人擔當起“指定干預人”角色，對施害者實施“信譽降級”阻撓，為受害者提供“欺凌保護”支持，就可以打造“共情社群”。

針對網絡平臺沒有內在動力積極干預網絡欺凌的現象，要加強立法規范，強制要求其積極擔當起網絡欺凌干預的主體責任，否則就要進行相應處罰。當然，也應該變懲戒邏輯為幫扶模式，幫助網絡平臺認識到，通過制造或放任網絡沖突形成流量，不是長久之計，只能是曇花一現和飲鳩止渴。一個破窗的網絡平臺，看似熱鬧非凡，實則流量越多，負面影響越大，對平臺和在平臺上投放廣告的品牌都會造成不好的影響。

總的來說，網絡改變了現代人的生活方式，也影響著我們的價值觀和道德感，網絡欺凌改變了參與各方的力量結構，也強化了傷害的廣度和深度。從現實的傷害到虛擬空間的中傷，網絡欺凌給未成年受害者帶來更隱蔽、更持久的折磨，施害者還渾然不覺或自鳴得意，而眾多無動于衷的旁觀者更讓人寒心。當前干預網絡欺凌時多采取懲戒邏輯，不利于參與各方生發正向動機，亟待轉換范式，采用幫扶模式，激發各方的潛在善意，厚植同理心，才能從根本上、長久地治理網絡欺凌。

（作者為湖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社交網絡欺凌對未成年人的影響及其治理研究”(項目編號：20BXW124)成果】

【參考文獻】

①陳琦：《“受害者原罪論”：性侵案網評中的符號暴力與輿論失范》，《當代傳播》，2018年第6期。

②周書環：《媒介接觸風險和網絡素養對青少年網絡欺凌狀況的影響研究》，《新聞記者》，2020年第3期。

責編/于洪清 美編/陳琳

聲明：本文為人民論壇雜志社原創內容，任何單位或個人轉載請回復本微信號獲得授權，轉載時務必標明來源及作者，否則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