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智慧城市建設的實踐特征

智慧城市是人類應對城市發展困境而提出的新發展思路，目的是提升和改善城市生活品質。當前，中國智慧城市建設在實踐中快速推進，目前正在進行或規劃的智慧城市建設項目近800個，超過全球智慧城市數量的一半，處于全球領先的地位。

智慧城市建設的關鍵在于數據共享和城市運行交流過程中統一的“數據底板”，而“數據底板”關鍵依賴于智慧城市建設的生態系統。構筑智慧城市建設良好生態系統已成為中國智慧城市建設實踐方面的重要特征和任務。

總體而言，中國智慧城市建設在實踐過程中主要采取的是“自上而下”建設模式。

從政府角度來看，中國智慧城市建設均在中央及各部委制定一系列方針、政策的指導下，由各級地方政府積極響應出臺對應的建設方案并安排專門的預算，為智慧城市的建設提供政策及資金基礎。2014年《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年—2020年）》的出臺和2015年12月跨部門、跨行業全方位協作機制“新型智慧城市建設部級協調工作組”的成立，為中國智慧城市建設提供了強大推動力并發揮了極其重要的引領作用，彰顯了中國集中力量辦大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從企業角度來看，很多企業積極投入開發智慧城市建設先導性技術及商業模式，其中的主力企業包括華為、平安、阿里巴巴、騰訊等。華為主要提供通信基礎設施解決方案，平安和阿里巴巴主要專注于大數據平臺的開發，騰訊則側重于應用軟件的開發。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阿里巴巴公司于2016年在杭州開發了“城市大腦”大數據平臺，更為智慧城市建設提供了全新的模式。各個企業相互協作開發智慧城市建設各類大數據平臺，進而開發出新的商業模式，有利于政府與企業、企業與企業之間共同構筑智慧城市建設的良好生態。

從市民角度來看，作為智慧城市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時空大數據平臺因涉及到個人信息安全而一直備受關注。對此，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文章予以規范和保障。2012年國家層面出臺的《關于開展智慧城市時空信息云平臺建設試點工作的通知》，2015年國家自然資源部出臺《智慧城市時空大數據平臺建設技術大綱》，并于2017年和2019年對這一大綱進行了兩次修改，2020年4月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發布《信息安全技術智慧城市建設信息安全保障指南》，這些文件均為智慧城市建設過程中個人信息安全提供了規制和保障。個人信息保障制度及市民、企業、政府之間的良好信任關系，使得“三融五跨”大數據平臺在智慧城市建設實踐中得以順利構筑。

而對比日本智慧城市建設而言，發展模式的區別在于日本主要采用“自下而上”的建設模式。從智慧城市建設歷程來看，在智慧城市建設中起主導作用的主要是日本總務省、經濟產業省、環境省及國土交通省或者地方政府和民間企業，故2014年內閣府在開始啟動“戰略性創新創造項目”（SIP）之前，基本是“個別領域特化型”智慧城市建設項目。從企業角度來看，日本智慧城市建設大都采取的是地方自治體將建設任務委托給企業，而企業往往采取的是僅自身技術能夠完成建設的領域，日本企業在智慧城市建設中的積極性及推動力不足，企業之間的合作不足。從市民角度來看，雖然日本于2016年公布了《官民數據活用推進基本法》，但正如日本高千穂大學商學部準教授永井竜之介所指出的那樣，日本國民由于具有回避風險的心理，非常拘泥于在智慧城市建設過程中所涉及到的個人信息，故構筑大數據平臺的信息收集難度較大。從基于市民、企業和政府互動的智慧城市建設生態系統來看，日本不僅是智慧城市建設的后進國，同時也是無現金支付后進國。

從對比可以看出，中日兩國智慧城市建設在實踐特征上存在差別也存在共性。近十年來，中國智慧城市高速發展，到2018年，智慧城市建設數量超過500個，已成為名副其實的智慧城市先進國家。這主要得益于集中力量辦大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主力企業積極開發的先導性技術及商業模式，同時也離不開國民的積極配合，共同構筑了中國智慧城市建設的良好生態。

（作者為宜賓學院國際教育學部副教授）

【參考文獻】

①王俊：《從電子政務、智慧城市到智慧社會—智慧宜昌一體化建設實踐探析》，《電子政務》，2018年第5期。

②《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實施網絡強國戰略進行第三十六次集體學習》，中國政府網，2016年10月9日。

③李國慶，《日本智慧城市建設特征及對中國的啟示》，《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2017年第6期。

責編/谷漩 美編/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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