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堅持理論創新”是中國共產黨人從百年黨史中總結的一條寶貴歷史經驗。站在新的發展階段，我們要汲取百年來中國共產黨推進理論創新工作的寶貴經驗，聚焦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的關鍵理論問題，運用好馬克思主義關于實現理論創新的正確方法論，科學研判國家治理理論創新節奏，切實把新時代國家治理理論創新之路走好走實。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歷史經驗 堅持理論創新 國家治理理論創新 理論創新方法論
【中圖分類號】D2 【文獻標識碼】A
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中，總結了十條寶貴歷史經驗，“堅持理論創新”是其中的一條。我們總結歷史經驗是為了更好地開拓創新，同樣，總結理論創新歷史經驗，也是為了在新時代理論創新領域開拓新格局。
《決議》指出，習近平同志對關系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進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學判斷，提出一系列原創性的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這說明了國家治理理論創新是新時代一個重要的理論創新領域。有鑒于此，我們要吸收借鑒中國共產黨百年理論創新歷史經驗，深刻思考把握新時代國家治理理論創新這一重大問題。
百年黨史中，理論創新聚焦不同時代主題，新時代國家治理理論創新是黨的理論創新的重要主題
中國共產黨百年歷史，就是一部百年理論創新的歷史。在不同的時代，會根據不同時代的主要任務和主要矛盾，聚焦關鍵理論問題進行探索。每個時代，能夠聚焦到關鍵理論問題，也是需要探索過程的。
《決議》指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面臨的主要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根本社會條件。”這個時期的革命實踐，激發了很多獨創性的理論問題研究。比如，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問題、農村包圍城市理論問題、武裝奪取政權理論問題等。這些問題都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甚至人類發展史上沒有出現過的問題。
《決議》指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黨面臨的主要任務是，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推進社會主義建設，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這個時期的革命與建設實踐，也激發了很多獨創性的理論問題研究。比如社會主義革命理論，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相關問題的理論探討，是人類發展史上一個獨創性的問題。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存在相關理論論述，而對新民主主義社會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沒有直接的理論資源。這些問題，引發了黨內的理論探討，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以上問題進行了理論回答，創新了理論體系。
《決議》指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黨面臨的主要任務是，繼續探索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使人民擺脫貧困、盡快富裕起來，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充滿新的活力的體制保證和快速發展的物質條件。”在這個過程中，理論領域需要直面一個關鍵問題，那就是社會主義和市場的關系問題。此前，在人類理論史上，只存在將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放到一起進行研究的理論，要將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放到一起進行實踐探索，就需要對這背后的關鍵理論問題進行創新。
進入新時代，面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治理領域也面臨許多新的挑戰和問題。在這一大背景下，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基于此，我們黨在實踐領域進行了相關探索，那就是如何將黨的領導融入國家治理體系的相關領域。比如國企治理領域，2016年10月10日至1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國有企業黨的建設工作會議上談到：“堅持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是重大政治原則，必須一以貫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也必須一以貫之。”[1]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國企治理改革創新給出了發展方向指引。人類企業治理史上存在“老三會模式”（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中的黨委會、職工代表大會和工會）和“新三會模式”（公司制企業中的股東會、董事會和監事會）等。但是，沒有關于黨組織成為企業內部治理主體，并且要與董事會等組織兼容到一起，實現企業治理創新的相關理論資源。面對這一系列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專門談到了創新方向，他指出：“中國特色現代國有企業制度，‘特’就特在把黨的領導融入公司治理各環節，把企業黨組織內嵌到公司治理結構之中，明確和落實黨組織在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中的法定地位，做到組織落實、干部到位、職責明確、監督嚴格。”[1]
與國企治理領域相類似，我們在其他相關治理領域也涉及到理論創新問題。因此，在新時代，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研究一定程度上成為理論創新領域最為重要的問題之一。我們應該從黨的百年理論創新歷史中去汲取相關經驗，聚精會神，切實把研究注意力集中到這一關鍵理論問題上。
百年黨史中，理論創新遵循正確方法，新時代國家治理理論創新要遵循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方法
百年黨史中，中國共產黨人發現了科學的理論創新方法。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完成了其世界觀和方法論的變革，形成新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有了新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我們就可以更好地解釋世界和改變世界。按照這個世界觀和方法論，對于一些較為普遍性的問題進行研究，會形成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中國共產黨百年黨史中的理論創新問題，關鍵是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共產黨探索理論創新方法的過程并不是一帆風順的。直到遵義會議時期，正確的理論創新方法才逐漸上升為全黨的意志，那就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關于這一問題，毛澤東有多次專門論述，比如，他在1938年召開的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指出，“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2]。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將其創造性表述為，“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3]。百年黨史中，中國共產黨堅持科學運用這一方法開展系列理論創新工作，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三次理論飛躍，形成了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三大理論成果。
我們的理論創新一定要遵循正確的理論創新方法。為了闡釋清楚這一問題，我們還以國企治理為例來討論。關于企業問題，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主要有一些基本原理層面的判斷，比如認為，資本主義存在“生產的社會化同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從這一角度而言，資本主義體系下，企業的私有化經營和社會大系統之間是有矛盾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更為系統的研究，認為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下，經濟存在內在對抗性問題。若根據一般理論，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在內在對抗性矛盾下必然是危機重重，人類必將進入到揚棄了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階段，在這一歷史階段中人類可以拋棄市場機制下的企業制度以避免其帶來的系列問題。但是，任何原理的運用都不能脫離具體的歷史時空。根據科學的理論創新方法論，關于這一原理，我們要結合中國的具體實際去進行研究。當前我們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仍然需要用好現代企業制度，充分用好市場競爭機制助力企業發展。同時，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需要進一步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去解決企業與社會的矛盾問題，這就需要進行治理理論創新。
同樣，對于如何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金融高質量發展、高校高質量發展等，都需要強大治理體系支撐。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其中談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植根中國大地、具有深厚中華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擁護的制度和治理體系”[4]。因此，系統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要求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去推進治理理論創新。
百年黨史中，理論創新有節奏律動，新時代國家治理理論創新已經到了成果倍出的時刻
百年黨史中，理論創新是有節奏的。我們以第一次和第二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飛躍為例來進行說明。實踐中出現重大問題，會激發理論思考。比如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道路”，是在我們圍繞大城市推動革命遇到挫折時，在實踐中開辟的道路。開辟這一道路后，需要理論上進行回答。在這一過程中，毛澤東等人基于革命根據地實踐經驗深刻論述了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1928年，毛澤東總結了各地建設紅色政權的經驗教訓，撰寫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提出并論述了工農武裝割據思想，為形成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論奠定基礎。1930年，毛澤東撰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闡述了紅色政權對于奪取中國革命勝利的重大作用，標志著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論基本形成。這一理論創新過程，是有節奏且非常緊迫的。若不能迅速對相關問題進行解答，將影響革命的進程。因此，毛澤東對這些重大問題的解答，都是夜以繼日的。在1936年至1939年，毛澤東先后發表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新階段》《戰爭和戰略問題》《〈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等系列理論著作。這些理論創新原創性非常強，創新節奏非常快，及時對關鍵問題進行了回答，實現了理論和實踐的互動。而且，從理論上解答清楚這一問題，也就不會出現關于這一問題認識上的反復，從而能夠更好地推動革命實踐。
對于第二次理論飛躍，我們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創新為例。1979年，鄧小平指出：“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但這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5]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進一步闡明了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的關系：“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6]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其中提出，“大力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等參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7]，“建立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等系列重大舉措，這標志著“我們黨對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的認識進一步深化，把握和運用市場經濟規律的能力進一步提高”[8]。此后，我國進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時期。這個過程中理論上需要盡快推出相關創新，在節奏上具有緊迫感。
當前，黨的理論創新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同時黨的理論創新依然處于快節奏創新的階段。新時代，我們需要國家治理理論創新。習近平總書記圍繞國家治理發表了系列重要講話，相關成果已經先后收錄到《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等著作中。各實踐領域展開對習近平總書記系列講話的系統學習后，就開始轉化為生動實踐。隨著實踐創新展開，很多理論上難點問題亟待解答。比如說，部分管理學流派中談到，管理中要實現絕對的機械制衡。而這種絕對機械制衡的理論在現實中卻帶來諸多治理問題。如果不能將這一理論批判透徹，就不能在實踐中有效推進黨領導下的治理創新。從某種意義上說，現在到了治理理論創新的關鍵時期。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根據時代變化和實踐發展，不斷深化認識，不斷總結經驗，不斷實現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良性互動”[9]。這就要求理論創新工作者要進一步聚焦實踐中的關鍵治理課題，要避免做“黑板”上的研究，充分與實踐領域展開有效互動，真正將理論研究做實做細落到中華大地上。
站在新的發展階段，要汲取百年來中國共產黨理論創新的歷史經驗，通過深刻把握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的關鍵問題，用好馬克思主義關于理論創新的正確方法論，科學把脈和緊密跟蹤國家治理理論創新節奏，在理論和實踐的良性互動中把新時代國家治理理論創新之路走好走實；在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形成新格局的基礎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真正實現各領域高質量發展，更好地邁向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新征程。
【本文作者為北京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授；本文系中宣部宣傳思想文化青年英才項目“黨的領導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研究”階段性研究成果】
注釋
[1]習近平：《堅持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不動搖》，《人民日報》，2016年10月12日，第1版。
[2]《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頁。
[3]《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21年7月2日，第1版。
[4]《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日報》，2019年11月05日，第1版。
[5]《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6頁。
[6]《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頁。
[7]《中國共產黨簡史》編寫組：《中國共產黨簡史》，北京：人民出版社；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21年，第339頁。。
[8]《中國共產黨簡史》編寫組：《中國共產黨簡史》，北京：人民出版社；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21年，第339—340頁。
[9]習近平：《堅持運用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方法論提高解決我國改革發展基本問題本領》，《人民日報》，2015年1月25日，第1版。
責編：于 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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