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著“社牛癥”內容在社交平臺的傳播、評論與行為模仿，其逐漸從部分網紅的嘩眾表演轉化為各大平臺用戶競相模仿的流行性傳播現象，最終演化為彌漫于青年人群的社交心理。從“社恐”到“社牛”的社交價值取向的搖擺與轉變是青年人群現實空間的社交需求被過度抑制之后內心的呼喚。青年人群在享受社交媒體帶來的便利的同時也要與世界產生真實的關聯、優質的連接和健康的外向互動。

【關鍵詞】“社恐癥” “社牛癥” 社會傳染 社會心理

【中圖分類號】C913.5 【文獻標識碼】A

2021年，“社牛癥”作為新出現的網絡熱梗席卷了青年人群聚集的國內各大社交平臺，微博、抖音、快手、B站、豆瓣和小紅書等社交平臺遍布相關內容與話題。作為與“社恐癥”相對立的另一極端表現，“社牛癥”泛指一個人在社交方面沒有任何壓力的自由狀態，這種理想人設擊中了部分青年的心理痛點。近年來，網絡上流行“社恐癥”文化，青年人動輒以“社恐癥”自稱。光明網一項對青年人群的調研結果顯示：40.2%的人表示自己存在不同程度的“社恐”，52.7%的人認為自己缺乏社交技巧，亦有55.6%的人對自身條件不夠自信。①其實，“社恐癥”本是嚴格意義上的醫學疾病術語，卻成為很多青年為自己社會退縮行為打掩護的文化標簽。這一現象在以“千禧一代”與“Z世代”為代表的青年群體中聲量最高。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位網名為“明星雙喜哥”的網紅2021年在社交空間出格的社會展演讓“社牛癥”行為突然爆火，覆蓋了此前幾年由“社恐癥”主導的流行性傳播與意義消費。“社牛癥”取代“社恐癥”成為青年人群聚集的各大社交平臺的熱門話題并被廣泛化用，在青年人群中掀起思想波瀾。如何看待各大社交平臺上“社牛癥”的話題升溫，其背后隱藏著哪些傳播學規律，“社牛癥”行為受到青年人群關注的背后是什么社會心理在起作用，這些問題值得進一步分析與探討。

社交躍遷：從“社恐癥”自我標簽到“社牛癥”全網封神

據各處網絡蹤跡考證，“社牛癥”一詞出自一位網名為“明星雙喜哥”的初代網紅焦雙喜的網絡視頻及其評價。他從2006年開始在網絡上發布在公共場合“制造尷尬”的原創視頻，比如在餐館吃包子的時候旁若無人地大喊“太感動了，是媽媽的味道。”其代表作有《B哥的一天》與《人在江湖》等，內容風格以惡搞為主。隨著互聯網上各代網紅“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明星雙喜哥”也與其他初代網紅一起湮沒于互聯網深處。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明星雙喜哥”于2021年初再次“翻紅”，他在視頻平臺抖音上發布的“社死行為”視頻一度獲得高達900萬的關注量和6077萬的點贊量。有網友考證，“社牛癥”概念首次出現于2021年7月26日B站上出現的對“雙喜哥支持鴻星爾克”視頻的評論；也有網友泛泛指出“社牛癥”是由“明星雙喜哥”開啟的一些化名演繹而來?？傊?，“社牛癥”一詞由“明星雙喜哥”及其模仿者催生并開始在各大社交平臺傳播開來。

由此，以“明星雙喜哥”人設為主要參照，“社牛癥”在網絡上形成了較為一致的內涵。一般來說，“社牛癥”行為由真實社交空間里的出格行為和人群反饋雙因素構成，這也是“社牛癥”行為與其他網紅表演的區別所在。有網友將“社牛癥”概括為無差別聊天、C位存在感、全方位交友與自信感爆棚“四大表現”；也有網友將其總結為無門檻式交友、百科全書式聊天、海王式打招呼、王熙鳳式大駕光臨、打鳴式悄悄話、C位式存在感與獅子座式自信“七大癥狀”；還有網友將“社牛癥”行為概括為當眾拍視頻、當眾表白、自在地和路人嘮嗑和對奶茶店的店員唱歌等。無論經驗層面的差異有多大，“社牛癥”的共識性涵義指在任何場合都可以肆無忌憚地與身邊的陌生人互動乃至做出讓人大跌眼鏡的舉動的行為。

通過對“社牛癥”詞語網絡蹤跡的分析發現，“社牛癥”的傳播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隨著“明星雙喜哥”的視頻在B站瘋傳，各大社交平臺上出現了少量模仿“社牛癥”行為的視頻，及至2021年3月，各大視頻平臺上的“社牛癥”視頻逐漸增多。以B站為例，除了“明星雙喜哥”的混剪視頻占主導之外，原創的“社牛癥”內容也開始噴發，代表性的UP主有櫻萍Apple、小花MEMES、孰可司與在下啵啵君等。其它社交平臺也出現了一些頗具影響力的賬號和內容，如抖音“邢三狗”創作的“尷尬系列”和“宇宙最強心理素質安峰”創作的“社死行為系列”等。

“社牛癥”傳播的第二階段呈現出從各大社交平臺的線上傳播向線下行為及討論轉移的趨勢，形成了更廣圈層的流行性模仿與傳播現象。有人在紅綠燈前手舞足蹈；有人與廣場舞大媽斗舞；有人和服務員進行客氣競賽；有人在商場向保安鞠躬敬禮。“社牛癥”模仿行為演變為“含有炫耀、表現自我、傳達思想情感的意味”的流行性行為傳播現象。②更有不少網友參與了形而上學意義上的討論，有人關注“社牛癥”的職業變量，如出租車司機和理發師的“社牛癥”特征；有人關注“社牛癥”的地域變量，如東北、天津、四川人的社交表現；還有人關注“社牛癥”的代際差異，普遍認為自己的父輩或祖輩擁有更強的社交能力。至此，“社牛癥”從線上傳播遷移到線下現實社會中并引起較為廣泛的討論。

相比前文提到的“社牛癥”線上傳播與線下行為模仿，“社牛癥”傳播第三階段的明顯特征是文化心理的生成。隨著“社牛癥”網絡熱梗不斷擴大聲量，“社牛癥”的討論實現了線上與線下的同頻共振，在微博、抖音、豆瓣、知乎和小紅書等社交平臺上出現了一些嚴肅化的討論。不少青年網友認真提出“人類社交天花板”和“如何才能擁有社牛癥”等問題，“社牛癥”從網絡熱梗演變為一種復雜的社交心態與群體心理。

“社牛癥”的“所指”生成經歷了一個群體闡釋與意義轉化的過程。“明星雙喜哥”的“社牛癥”視頻一開始因其行為“出格”而飽受批評與奚落，但后期模仿者的娛樂化與無害化演繹則逐漸受到了青年網友的接納，爾后在各大社交平臺上發生的“社牛癥”信息內爆與意義沉淀最終形成了一種正向解碼，使其完成了一次接受美學式的“意義旅行”。在這個過程中，網民選擇性地屏蔽了“社牛癥”侵入式社交的粗魯意義，轉而在現實需求框架內賦予“社牛癥”以優秀社交能力的意義。至此，“社牛癥”原有的負面認知與道德判斷經由青年網友的社會實踐進行了新的意義注入與群體闡釋并完成了逆轉性的意義躍升，從諷刺意味轉向了褒義肯定，成為部分青年人群夢寐以求的“社牛癥”。

流行性傳播：群體共鳴、社會傳染與流量生產

社會共鳴：“社牛癥”的行為認同與群體幻想。“社牛癥”流行性傳播的首要因素是切中了青年人群的“社恐”共態與社交困境。社交平臺上關注“社牛癥”議題的青年個體往往傾向于聲明自己具有“社恐癥”，這表明兩類社交取向相反的人群其實在本質上高度趨同，皆是關注社交困境的青年人群。他們對“社牛癥”的傳播、轉發與熱評本質上反映了其渴望擁有正常社交能力的底層心理。

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中長期青年發展規劃（2016-2025年）》對青年的年齡定義為14-35周歲之間，相對應的人群以“千禧一代”和“Z世代”為主。該群體習慣用手機、iPad和電腦進行社交實踐，微信、QQ、微博等“數字化生存方式”一度滿足了其社交需求。然而，“數字化生存”不能代替“現實化生存”。愛爾蘭利默里克學者杰西卡·肯尼迪（Jessica Kennedy）等人分析了愛爾蘭青少年過度使用社交媒體和孤僻行為關系的問題后發現，雖然網絡社交參與可以擴大個體的社會聯系，但面對面的社交關系更有價值。③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說社交媒體“是橋不是墻”，它擴大了社會交往，甚至培養了一種媒介素養意義上的社交能力；但在另一種意義上，社交媒體“是墻不是橋”，它造成青年人群在現實生活中的社會退縮與社交能力赤字，使他們處于孤立狀態并阻礙了個人的正常發展。

緣于上述背景，“社牛癥”內容的出現與傳播叩響了青年人群一直以來發自內心的渴望與呼喚，引起了他們的強烈共鳴。社交媒體上因此形成各種關于“社牛癥”的意義宣示與價值討論的內容，諸如知乎上“社恐的人如何練成社牛癥”和豆瓣上“為什么小時候社牛長大就變社恐”等話題引發大量回帖與留言。社交平臺上關于“社牛癥”的傳播與互動反映了青年人群的真實痛點，生成了該群體渴望擁有和諧人際關系與正常乃至卓越社交能力的共同幻想。正如筆者所寫的詩歌《冥想》中一句所言：想遇見一群陌生的人\男人女人老人小孩\開心的容顏真誠相擁\那都代表著人生的一種溫暖。青年人群對“社牛癥”內容的觀看、轉發與評論等行為擴散了社交壓力議題并使其得到快速傳播。

當前處于青年階段的“千禧一代”或“Z世代”的成長過程伴隨著獨生子的“優越—孤獨”悖論與巨大的學業壓力，這些時代與社會因素抑制了他們正常的社交需求。其實自定義為“社恐癥”的青年人群并非真正的“社恐癥”患者，而是由孤獨和封閉造成的疏離性心理感受。“社牛癥”流行性傳播反映了他們內心對和諧人際關系與正常社交能力的向往。復雜的是，這種價值宣示與社會認同并不是直抒胸臆式的，而是經歷了一個曲折的傳播過程：從數年前“社恐癥”自我標簽化的第一波聲量，到懼怕社交場合的“社會性死亡”第二波聲量，再到當前“社牛癥”熱梗傳播的第三波最強音，青年人群以一種曲線演化的方式承認了自己的社交困境和希望積極解決問題、加強社會情感連接及與社會共情協作的群體心理。

社會傳染：“社牛癥”傳播與模仿的心理機制。青年人群處在積極探索世界、思想活躍和充滿好奇心的特殊時期，其世界觀、人生觀與價值觀處在一個由不穩定向穩定過渡的重要形塑時期，容易因各種社會因素的影響而波動。在“社牛癥”的傳播過程中，社會傳染、同儕效應與社會比較等傳播機制起到了重要的生成作用。

《麥克米倫心理學詞典》將社會傳染定義為通過暗示、八卦或模仿等方式在社會或群體中傳播思想、情感和神經癥的過程。《心理學百科全書詞典》將社會傳染定義為情緒和行為模式迅速傳播并被群體成員無批判地接受的集體興奮的過程和形式。④社會傳染機制在“社牛癥”內容的擴散過程中發揮了強大的助推作用。各大社交平臺“社牛癥”主題的賬號不斷遞增，“社牛癥”網紅的不斷涌現，各種“社牛癥”內容的不斷生成與轉發，“社牛癥”行為的不斷被模仿、演繹與傳播，是部分青年將“社牛癥”作為“社交貨幣”的社會傳染行為促成的。

同儕效應是指個人行為受到包括虛擬的參照群體的周圍人群行為影響的現象，個體行為與參照群體間存在著強烈的正相關關系，康奈爾大學社會學系學者茨維特科娃（Tsvetkova）的研究表明，觀察慷慨行為可以顯著增加個體對陌生人慷慨的可能性。⑤對部分青年而言，目睹同齡人的“社牛癥”行為越來越多地出現在社交平臺上，其“社恐”心理會逐漸被同齡人的大膽與勇敢所驅散。一位從不敢在街頭畫素描的網友就是因為看到一段“社牛癥”視頻最終克服了“羞恥”心理。在同儕效應作用下，一些青年因為受到同齡人“社交勇敢癥”的鼓勵進而形成了正常社交的心理期望與行為模仿。

社會比較理論認為人們是在與相似的人進行比較的基礎上進行自我評價的。社會比較分為向上的社會比較與向下的社會比較兩種方式。向上的社會比較指個體把自己與那些在某些方面地位比他們高的人進行比較。青年人群認識到卓越的社交能力能夠培養適應力、自主性、自我效能感和身份認同。在“社恐癥”文化流行的時期，他們進行的是向下的社會比較；而“社牛癥”模仿則預示著一種向上的社會比較，他們將比自身優秀的“社牛癥”網紅作為模仿對象和潛在的社交偶像，在對“社牛癥”的推崇與學習中不斷推進了相關內容的傳播。

流量制造：“社牛癥”內容傳播的商業驅動邏輯。“社牛癥”內容的傳播不僅反映了青年人群對其社交赤字的心理反彈，還是一種由平臺推動的網紅現象與媒體經濟行為。“社牛癥”視頻及衍生內容既是網紅、博主的流量貨幣，亦是社交平臺及其內容創作者的流量制造機與盈利來源。“社牛癥”內容切中青年人群社交心理，能夠引起青年人群廣泛共鳴、主動傳播、跟風模仿與積極互動；“社牛癥”敘事腳本包含人物、沖突等戲劇性要素，能夠引起青年人群對“天不怕地不怕”的博主或網紅的“感情投資”以及對“打破常規”和“解除社交壓抑狀態”的故事情節的代入和共情。這種內容類型是流量時代下社交平臺不會放棄，也不敢放棄的內容“風口”。

于是，隨著“社牛癥”視頻及其衍生內容的流行，各大社交平臺紛紛打著“社牛癥”的標簽推出相關原創內容、集錦甚至專題以收獲流量進而增加盈收，這進一步促使網紅或博主等內容創作者以“社牛癥”為主題進行創作并引起內容裂變。據2021年10月的截面數據顯示：“社牛癥”相關視頻內容在抖音、快手、B站和小紅書等社交平臺收獲了百萬級關注與數億級播放量；“社牛癥”相關抖音號增加到2291個，抖音話題產生21億+的播放量；“社牛癥”相關話題同時登上微博熱搜和B站熱搜榜首，微博話題達到3億級的閱讀量并霸屏B站熱搜榜。媒介經濟的本質是“注意力經濟”或“眼球經濟”，在流量邏輯的驅動下，各大社交平臺投入資源生產“社牛癥”內容，創造強關注和大流量的“社牛癥”產品進而轉化為經濟收益。

社交平臺的本質決定了其必然是追求社會熱點的，平臺青睞“社牛癥”內容的另一原因是“社恐癥”的輿情風口正在改變方向。經過數年的流行，青年人群對“社恐癥”的文化消費已然出現疲態，轉至新出現的刺激社會神經的“社牛癥”話題是其“喜新厭舊”的邏輯使然。各大平臺的內容團隊也深諳青年人群社交心理，量身打造滿足和刺激其痛點的“社牛癥”敘事可以很好地滿足其心理需求。在此需要指出的是，這種由社交平臺培育的“社牛癥”視頻通常只是一種媒體策劃與社會表演，無論是“社牛癥”還是“社交勇敢癥”多系刻意制造，算法更是錦上添花，完成對目標人群的精準推送。更需要警惕的是，一些極端“社牛癥”行為，如有博主踢了一腳共享單車后等警報響起伴隨著警報聲尬舞，類似低俗內容可能分裂社會，而把周圍人群的尷尬反應錄像制成“作品”賺取流量的做法也面臨觸犯媒體倫理的風險。

從生產到分享：現實渴望、效能想象與文化狂歡

“新興成年人”對社交能力的現實渴望。隨著我國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的深入，現代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把個人高度整合進了一個總體性的社會結構之中，個體日益變得原子化和碎片化。⑥原子化的青年人群離開家庭庇護開始獨當一面，獨立處理工作與生活問題。一方面，他們的社交工具不斷升級進化，另一方面，他們現實的社交能力卻不斷降級。“千禧一代”與“Z世代”曾經是“未成年人”的代名詞，如今皆已成為“新興成年人”。成年人需要承擔更多、更大的家庭與社會責任。在現實生活中，無論是工作問題還是個人問題都需要他們采用現實的社交方式而非虛擬空間的非接觸社交方式解決。

然而問題在于，與高速發展的中國互聯網為伴的青年人群長期疏于現實社交，已經習慣了虛擬世界的“電子對話”及其提供的社會支持和情感撫慰，因而一些人無法在現實生活中進行高質量的交往。一如在電影《本X》中，主人公本在游戲《霸王》中所向披靡，現實中的本卻是一個患有自閉癥的少年，甚至因為社交能力低下而受盡同學欺侮。重度的“網絡社交”習慣讓部分青年成為現實社交生活的“跛行者”甚至“殘疾人”。社交意識退縮，社交能力退化和社交意愿退減是相當一部分青年的真實狀態。

華盛頓州立大學教育領導與咨詢心理學系學者莎拉·烏爾里（Sarah Ullrich）的一項研究表明參與以身體活動為基礎的社會聯系有助于建立個人和社會資本。⑦真實、生動、充滿魅力的社會生活需要青年人群積極主動地發展現實生活中的人際關系，這就需要他們具備現實生活中的社交能力。“社牛癥”內容的傳播與討論作為社交平臺上自發與自覺混合的一種議程設置現象，把優秀、大膽、健康的社交能力作為一個熱點議題矗立在青年人群社會生活舞臺的中央，促使青年人群反思真實社交在建立親密關系與爭取自身利益等方面的價值。無論是B站的彈幕，或是抖音的評論都顯示了青年人群互相鼓勵從“社恐癥”變成“社牛癥”的社會心理，反映了他們從恐懼內向到積極主動的心理轉變。

自我效能想象與當代青年的人格自信。曾經流行的“社恐癥”與當下流行的“社牛癥”是從一個硬幣的正反兩面，反映了青年人群對社交困境的普遍關切。從第一波的“社恐癥”聲量、第二波的“社死”聲量到當下的“社牛癥”聲量的演變讓我們看到了身處社交困境的青年人群社交心理的逆轉。

其一，對“社牛癥”的消費、評論與傳播體現了青年人群關于自我效能信念的加強。自我效能信念并不代表個體的實際能力，而是個體執行某些行為來引導社會互動的信念，包括表達自己的意見、與他人良好合作、分享個人經歷以及能夠有效地處理人際關系等。⑧諸多研究證實，強烈的社會自我效能感與積極的社會結果相關，青年人群對“社牛癥”的積極評價反映的正是這種自我效能的信念。諸如“玩梗的大部分人只是想通過它鼓勵自己更自信”就是自我效能信念的展示。青年人群認識到社會能力極大地影響個人的社會流動性和機會獲取，“社牛癥”內容恰逢其時的出現讓他們“忽然獲得了動力”。

其二，對自我效能感的想象與實踐與部分青年的自信人格有關。大多數將自己定義為“社恐癥”的青年其實并不是醫學定義上的“社恐癥”。“社恐癥”在醫學意義上指一種伴有自主神經癥狀的精神障礙，會直接影響患者的正常活動。自定義“社恐癥”的青年人群并不符合上述情況，通常僅是長期的孤獨與疏離感形成的社交倦怠而已。這種孤獨與疏離感的形成正是缺乏現實社交關系的結果。在此情況下，新的“社牛癥”偶像很容易激活青年人群內在的自信特質，讓他們做出勇敢的改變。

其三，我國社會的發展與變革促成了這一轉變。今天的中國社會包容度增加，文化環境寬松，社會對多元文化的接受度較高，人們對于陌生人所表現的奇特行為很少抵觸或反對，這為“社牛癥”在各種公共空間的展演提供了社會前提。我國國力的不斷提升與文化上的更加開放促使青年人群思想、心態與行為總體呈現出對國家充滿信心與認同，對個體化的個人追求更加開放。在此背景下，青年人群便可以“放飛自我”。可以說，社會與時代因素是“社牛癥”內容傳播和青年人群自我效能信念發育的土壤。

文化狂歡：精神宣泄、社會逆反與心理補償。青年人群是一種復雜的異質性組合，其中既有自我效能信念高漲的“社牛癥”青年，也有為社交問題所困的“社恐癥”青年?！?020獨居青年生活洞察報告》數據顯示：高達38.56%的受訪者表示獨居是因為“享受獨處，喜歡自由”，這種獨居狀態可能直接導致社交技能的弱化。⑨另一項以青年社交生活為主題的調查顯示青年人的社交態度分別為：社交無用論9%，社交環境混亂65%，社交恐懼癥17%，尷尬5%以及其它4%。⑩此般結論并非無根之水，工作壓力與情感缺失讓部分青年封閉疏離，頻繁加班與“趕工”生活讓其無時間和精力進行社會交往。于是，使用社交媒體成為青年群體的便利選擇。然而，社交媒體是一把“雙刃劍”，它在緩解青年人群孤獨感的同時又加強了青年人群現實中的疏離感。

在現實生活中，競爭激烈的工作、科層制文化以及板結、保守的人際關系使部分青年處于社交窒息或休眠狀態。在這種情況下，部分青年人群參與“社牛癥”傳播與文化創造的背后表現出的其實是一種發泄式的狂歡心理。“社牛癥”直白、粗俗、破壞、打破常規的行為和話語為其提供了一種宣泄性的“心理按摩”。在對“社牛癥”的惡搞、整蠱、無厘頭行為的文化消費中，日常生活中板結、保守、窒息的秩序被暫時“懸置”，為部分社交需求被抑制的青年人群提供了精神宣泄的出口。?

考慮到青年人群復雜多棱的心理構成，逆反和無聊心理也是部分青年人群青睞“社牛癥”敘事的心理動因。逆反心理指客觀環境與主體需要不相符時產生的具有強烈抵觸情緒的心理活動。無聊指外部活動或環境與個體價值或標準不匹配時讓個體體驗到的缺乏意義感的現象。部分青年對自身所處的疏離與冷漠的社會關系不滿卻又無法突破，“社牛癥”的調侃與破壞穿透了一些虛偽、板結和僵化的人際關系，產生一種“很解壓”與“看著看著仿佛自己都牛起來了”的心理補償。一個流行的視頻是：一位“社牛”在一輛共享單車旁邊大喊“我買新車了”，這種行為宣示了自身的反主流價值的文化立場，挑戰“神化”和“物化”的“奔馳”或“寶馬”主義的價值秩序，讓他們從屏幕上體會到了打破社交禁忌的快樂，打破了日常的無聊狀態，由此獲得了一種心理慰藉。

余論：社交議題作為青年問題

“人類不能不傳播”，正常的社會交往是人類的基本需求，也是青年人群有所作為的前提條件。從“社恐癥”標簽到“社會性死亡”的傳播，再到網絡熱梗“社牛癥”的突然爆火，反映的絕不僅僅是前臺的膚淺網紅文化秀，而是后臺的青年人群感同身受的現實社交赤字。當代青年在獲得國家發展與社會變革帶來的福利的同時也感受著變革產生的陌生感和作為“新興成年人”不斷加碼的社會責任。與其他時代的青年人群不同，他們的特殊性在于伴隨著中國互聯網一起成長，實踐著尼葛洛龐帝式的“數字化生存方式”。他們曾經在網絡世界偏安一隅，但隨著其不斷加入“新興成年人”行列，新的社會角色需要他們不斷在現實生活中經綸世務。他們可以在特定階段聚集在“社恐癥”大傘下尋求庇護，但隨著社會發展與自身角色的轉變，他們需要變成解決問題、舍我其誰的中堅力量，于是參與、傳播、評論、模仿和反思的文化生成。社交取向的躍遷反映了青年人群在社會交往中“用魔法戰勝魔法”的心理，是其發自內心的對現實社交的呼喚。

無論是“社恐癥”的共鳴還是對“社牛癥”的認同，關鍵的解決之道是回歸現實、回歸社會和回歸責任。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中長期青年發展規劃（2016-2025年）》指出要“引導青年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培養良好心理素質和意志品質。促進青年身心和諧發展，指導青年正確處理個人與他人、個人與集體、個人與社會的關系”。?這為青年人群的社交觀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指南，青年人群一方面要擁抱社交媒體帶來的便利，另一方面更要擁抱沒有濾鏡和柔光的現實生活世界。需要強調的是，“社牛癥”不等于卓越的社交能力，不能將“社牛癥”變成在社交平臺上受到批評的“社交恐怖主義”，變味成破壞社會規范的代名詞和嘩眾取寵的審丑文化。我們應該呼吁青年人群建立真實的自我認同，然后以此為出發點對社會發出建立真實社會關聯、優質人際連接與健康互動的自信邀約。

（作者為陜西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特聘教授、博導，國際非虛構寫作研究中心主任）

【注：本文系陜西省社科基金項目“中國非虛構寫作群體及新聞實踐研究”（項目編號：2021M002）、陜西師范大學研究生創新團隊項目課題“數字出版視域下公有領域的產業實踐與衍生應用研究”（項目編號：TD2020013Y）研究成果】

【注釋】

①⑨《超四成青年稱自己存在社交恐懼癥，“社恐”是病嗎？》，光明網，2020年12月21日。

②楊立川：《流行性傳播現象初探》，《今傳媒》，2006年第2期。

③Jessica Kennedy &Helen Lynch.A shift from offline to online: Adolescence,the internet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Journal of Occupational Science,Volume 23,Issue 2,2016.

④Paul Marsden.“Memetics & Social Contagion: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Journal of Memetics,1998(2).

⑤Milena Tsvetkova & Michael W.Macy.The Social Contagion of Generosity,PLOS ONE,February 13,2014.

⑥[美]丹尼爾·杰·切特羅姆著：《傳播媒介與美國人的思想》，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1年。

⑦⑧Sarah Ullrich-French et al.Social Connection and Psychological Outcomes in a Physical Activity-Based Youth Development Setting,Research Quarterly for Exercise and Sport,Volume 83,Issue 3,2012.

⑩《當代青年社交現狀：在社交里生活 而不是在生活里社交》，搜狐網，2018年9月7日。

?袁文麗：《在對話中傳播 在傳播中對話——巴赫金對話理論的傳播學意義》，《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6期。

?《中長期青年發展規劃(2016-2025)》，《中國青年報》，2017年4月14日。

責編/靳佳（見習） 美編/薛佳瑩

聲明：本文為人民論壇雜志社原創內容，任何單位或個人轉載請回復本微信號獲得授權，轉載時務必標明來源及作者，否則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