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共同富裕作為社會主義的本質，其在區域尺度上的傳統界定更側重于東中西和東北板塊，中國南北方差距擴大化及相對地位前凸的發展現實，使得在區域尺度上實現中國南北方的共同富裕更具必要性和緊迫性。在解析中國南北方共同富裕的衍生邏輯、發展維度和評價尺度，以及闡釋長江經濟帶發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兩大國家戰略（“江”“河”戰略）的理論研究孤立性、現實推進割裂與聯動必要性的基礎上，結合“江”“河”戰略聯動的發展維度與中國南北方共同富裕評價尺度的精準匹配，探討了以“江”“河”戰略聯動促進中國南北方共同富裕的內在機理和發展路徑。建議圍繞“江”“河”地區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生態保護和“江”“河”文化建設的協同推進、現代產業體系協同建設和產城融合協同推進、國際國內開放合作的深度協同、協同打好民生發展系統補丁、科學架構聯動發展的保障體制機制等六個方面，充分發揮“江”“河”戰略聯動在促進中國南北方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
2021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意見》發布，標志著國家開始以打造共同富裕省域樣本，作為展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手段。2021年8月17日，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強調，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增強區域發展的平衡性。共同富裕作為社會主義的本質，在區域尺度上的傳統界定更側重于東中西部之間的均衡和協調發展。然而，目前中國南北方尺度上的區域差距相比東中西差距而言更為明顯，中國區域尺度上的共同富裕在南北方省份之間顯得更具必要性和緊迫性。
長江經濟帶發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京津冀協同發展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作為新時代中國區域發展的重大戰略，在新發展理念、新發展階段和新發展格局背景下對地區發展起著提綱挈領的重要作用。長江經濟帶發展戰略、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作為流域類的重大區域戰略，這兩大戰略的高效聯動（以下簡稱“江”“河”聯動）對于中國南北方省份縮減發展差距實現地區尺度上的共同富裕意義重大。
然而，從理論界對長江經濟帶發展戰略、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戰略的科學研究，以及中國南北方省份在推進兩大戰略的實踐來看，均存在對兩大戰略實施的人為割裂。有鑒于此，從理論上探討“江”“河”戰略聯動的維度，并將之匹配到中國南北方共同富裕的評價尺度上，進而探討以“江”“河”戰略聯動促進中國南北方共同富裕的內在機理及路徑問題，將十分必要。本文的主旨在厘清中國南北方共同富裕的衍生邏輯、發展維度及評價尺度的基礎上，全面解析中國南北方共同富裕的科學內涵；在剖析“江”“河”戰略理論研究孤立性和現實推動人為割裂的基礎上解析“江”“河”國家戰略聯動的必要性；同時，在精準把脈“江”“河”國家戰略聯動的科學維度基礎上，找準以“江”“河”國家戰略聯動推動中國南北方實現共同富裕的內在邏輯機理和科學發展路徑。
一、中國南北方共同富裕的衍生邏輯、發展維度及評價尺度
共同富裕作為一種思潮，源自 《禮記·禮運》 所倡導的“天下為公”，這種古典的、樸素的思潮經過康有為“大同理想”和孫中山“三民主義”等理念的發展和融匯，逐步具備了深刻的時代內涵，成為了國家發展和社會治理的重要思想。“共同富裕”一詞最初出現于《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1953年12月16日），在此前后，“共同富裕”的實踐探索經歷了解放戰爭時期的打土豪分田地、計劃經濟時代的大鍋飯和鐵飯碗、改革開放初期的先富帶動后富、2012年后提出的共享發展成果等發展階段。共同富裕作為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經過中國共產黨及新中國數代領導人的不懈探索而逐步形成的。
一般而言，共同富裕必須建立在正義的秩序、經濟增長與充分就業、科學的收入分配基礎上，這三者分別構成了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礎、經濟基礎和工具基礎。實現共同富裕必須在正義秩序條件下，在經濟增長與充分就業的保障下，實現國民收入在不同區域之間、城鄉之間、行業之間和不同人群之間的科學分配，讓不同區域、城市和農村、不同行業以及不同人群均能實現全面發展和進步，并能共享發展成效。這就意味著共同富裕一般會具有區域之間、城鄉之間、行業之間和人群之間等尺度要求。共同富裕作為馬克思主義價值觀的重要基石，側重于消滅剝削制度，倡導在社會主義發展過程中要做到“做蛋糕”與“切蛋糕”的統一，要做到“終極性價值”和“過程性價值”、“物質利益價值”和“精神需求價值”、“主導性價值”和“共同性價值”的有機統一。由此，在共同富裕的制度設計中，既要看到共同富裕實現的長遠性，也要注意共同富裕實現的現實性和過程性；既要摒棄同等富裕和同步富裕，也要摒棄兩極分化與長期貧困；既要強調通過區域協同發展、城鄉統籌發展、行業協調發展和收入分配調節等手段實現區域、城鄉、行業和人群的共同富裕，也要強調通過精準扶貧攻堅來消除絕對貧困。
將共同富裕限定到中國南北方區域協調發展上，就形成了中國南北方共同富裕問題，這是從中國南方和北方區域板塊的尺度來探討共同富裕問題。從狹義上看，中國南北方共同富裕僅指在中國南北方不同地區不同省份之間實現共同富裕；而從廣義上看，這種共同富裕又包括了中國南方、北方區域板塊內部城鄉之間、不同行業之間、不同人群之間實現共同富裕。限于篇幅，本文擬僅從狹義的視角入手探討。中國南北方共同富裕需要重點解決三個問題，第一，中國南北方要否實現共同富裕？第二，中國南北方中哪些省份之間、哪些地區之間需要實現共同富裕？第三，中國南北方共同富裕需要實現到何種程度？這三個問題，從本質上來說，是要從衍生邏輯、發展維度和評價尺度等方面來解析中國南北方共同富裕的理論問題。
中國南北方共同富裕是在區域板塊尺度上踐行社會主義本質從而促進地區之間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鄧小平在解析“先富”與“共富”相結合的發展階段論時，主要是站在東中西和東北的區域經濟板塊視角來解析東部沿海地區“先富”并帶動其他地區實現“共富”的內在邏輯的。然而，新中國建設和發展的70多年來，區域經濟發展的板塊邏輯發生了較為明顯的變化，南北板塊間差距業已成為比東中西和東北板塊差距更需要重點關注的區域發展問題。新中國前30年，得益于區域平衡發展戰略和區域生產力布局優化，中國南北方經濟發展一度趨于平衡；改革開放以來，在包括所有制結構變遷、市場發育、技術創新等多種因素的系統作用以及四大板塊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作用下，中國南方經濟逐漸超過北方；黨的十八大以來，一系列更細化空間尺度的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推行，使得中國南北方經濟發展差距持續擴大。因此，如何解決中國南北方經濟發展差距問題并緩解其擴大化趨勢問題，將是在區域尺度踐行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
中國南北方共同富裕是在區域尺度上實現中國南方北方之間、中國南北方不同省域之間、中國南北方各級行政區之間的共同富裕。目前，學界對中國南北方的界定標準并不統一，區域經濟學、空間經濟學和經濟地理學等學科，往往基于自然地理特征，以秦嶺——淮河線（北緯 34°~36°之間） 為界將中國大陸省份劃分為南北方省份，其中南方省份包括上海、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廣東、廣西、海南、重慶、四川、貴州、云南、西藏等16個省（區、市），北方省份則涵蓋其余的15個省（區、市）份。從區域尺度上講，中國南北方的共同富裕應該包括三個發展維度：第一個維度體現為中國南方與北方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整體，要實現共同富裕；第二個維度體現為中國南方的 16個省份與北方的 15個省份之間，要實現共同富裕；第三個維度體現為中國南方與北方的不同行政區劃之間，要實現共同富裕。按照中國的行政區劃，中國南方與北方的行政區劃主要涉及省級、市級、縣級與鄉級行政區，這意味著伴隨著發展維度的遞進，在區域尺度上實現中國南北方共同富裕的深度、廣度和難度均逐步加大。
中國南北方共同富裕的評價尺度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這關系到中國南北方實現共同富裕的發展程度和水平的客觀評價問題。目前，學界尚無評價共同富裕的具體、明確標準。從《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意見》中涉及省域共同富裕樣本打造的總體要求來看，共同富裕包括全民富裕、全面富裕和共建富裕等核心要求。這體現在中國南北方區域尺度的共同富裕上，將衍生為全域富裕、全面富裕、共建共享富裕等要求。首先，中國南北方的共同富裕將體現為全域富裕，體現為涵蓋前述三個維度的各級行政區劃之間實現共同富裕。其次，中國南北方的共同富裕將體現為全面富裕，既包括物質、精神等方面的富裕，也涵蓋了宜居的環境、和諧的社會建設，還包括公共服務均等化建設等要求。第三，中國南北方的共同富裕將體現為共建共享的富裕，中國南北方各級行政區劃需要在充分激活要素潛能和充分發揮市場作用基礎上實現充分發展，并在此基礎上讓老少邊窮地區及其他特殊困難地區能夠共享發展的成效。
二、“江”“河”國家戰略的理論孤立、現實割裂與聯動必要性
（一）“江”“河”國家戰略
“江”“河”國家戰略分別指長江經濟帶發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這是高質量發展階段基于流域視角促進發展的重大國家戰略。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 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 的劃分，“江”“河”國家戰略與京津冀協同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共同架構起了未來較長一段時期內的區域重大戰略。只不過，“江”“河”國家戰略屬于流域類區域重大戰略，而后三者則屬于圈層類區域重大戰略。這與東部地區現代化、中部地區高質量發展、東北全面振興和西部大開發等基于四大經濟板塊的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共同形成了區域尺度上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戰略體系（圖1）。
長江經濟帶發展作為一種國家戰略，源于2014年3月長江經濟帶建設正式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并在李克強總理主持召開11省（市）座談會研究依托長江黃金水道促進長江經濟帶發展（2014年4月28日）后，得以正式確認。2014年9月，《國務院關于依托黃金水道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的指導意見》以及 《長江經濟帶綜合立體交通走廊規劃（2014-2020年）》等文件出臺，標示著長江經濟帶建設國家戰略的戰略骨架基本成型；隨后，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2016年1月5日）、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長江經濟帶發展規劃綱要（2016年3月25日），推動長江經濟帶建設進入戰略深入實施階段。
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作為一種國家戰略，比長江經濟帶發展戰略出臺要稍晚一些。2019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鄭州座談會上，將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確定為重大國家戰略；2020年1月，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六次會議對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中需要解決的突出重大問題做出了詳細部署；2020年8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規劃綱要》，強調，“改善黃河流域生態環境……采取有效舉措推動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相比較而言，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戰略仍處于規劃制定和實施的初步階段。
（二）“江”“河”國家戰略的理論關注孤立性與現實推進割裂
“江”“河”戰略作為區域重大戰略，一直以來都受到學界的重點關注。然而，學界對“江”“河”國家戰略的關注卻存在孤立性，學者們多從“長江經濟帶發展”或“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的視角去孤立地看待長江流域或黃河流域沿線的發展戰略問題。目前，關于“長江經濟帶發展”的研究，主要圍繞長江經濟帶發展戰略的溯源與發展階段劃分、發展戰略定位與戰略覆蓋區域界定、沿線中心城市開發、職能結構與城市群發展、區域產業發展、聯動網絡與發展效率、長江經濟帶綠色和生態發展效率測度及影響因素分解等幾個領域而展開；關于“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的研究，主要圍繞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的關系解析、流域發展的政策梳理與經驗借鑒、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的戰略內涵、發展模式與發展路徑、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效率、水平測度及影響因素分解、流域空間網絡關聯及治理等問題展開。從目前相關領域的研究來看，學界尚缺乏將長江經濟帶發展和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納入統一分析框架的融合性研究。
與理論上對“江”“河”戰略關注的孤立性相似，地方政府在推動兩大戰略的實施中也存在割裂。一般而言，長江經濟帶發展戰略涉及上海、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慶、四川、云南和貴州等11個省級行政區，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戰略涉及山東、河南、陜西、山西、內蒙古、甘肅、青海、寧夏、四川等9個省級行政區。年度政府工作報告是對應層級政府及其部門當年推進工作的具體安排，通過檢索年度政府工作報告中有否涉及“長江”“黃河”的關鍵詞，可以確定地方政府對“江”“河”國家戰略的推進和實施情況。
表1顯示了兩大國家戰略正式出臺后相關省級行政區各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有無具體政策推進的情況（未包括兩大國家戰略出臺當年）。從資料整理的結果來看，長江經濟帶沿線省份涉及戰略實施的政策框架主要圍繞融入和服務于長江經濟帶建設、區域通關一體化、生態環境保護與長江文化建設等來設計，但從總體上來講缺乏與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戰略相關的推進政策，也缺乏與黃河流域協同、融合發展的具體政策。同時，黃河沿線省份涉及戰略實施的政策框架主要圍繞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戰略的啟動實施與深入落實、專項規劃編制與重點項目推進、黃河“幾字彎”都市圈協同發展、黃河流域生態屏障與生態廊道建設、黃河流域千里文化走廊建設等來設計。不過，與長江沿線省份不同，在黃河國家戰略出臺前，四川、山東、陜西、青海等部分沿黃省份制定了一些涉及融入長江經濟帶發展戰略的推進政策，但這些政策相對較為宏觀和模糊，部分省份甚至僅停留在融入長江經濟帶的文字上。黃河戰略出臺后，部分沿黃省份則逐步放棄了融入長江經濟帶發展戰略的政策實踐，開始專注于推動黃河國家戰略的實施。
長江流域、黃河流域沿線地級行政區在推進“江”“河”國家戰略時也存在人為割裂情況。表2顯示了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沿線地廳級行政區的2021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推進和實施“江”“河”國家戰略的情況。從黃河流域來看，多數省份的地級行政區均推動和實施了涉及“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戰略”的具體工作，僅有四川、河南、甘肅等少部分省份的部分地級行政區推動和實施了涉及融入“長江經濟帶發展戰略”的具體工作。從長江流域來看，絕大多數省份的多數地級行政區均推動和實施了涉及“長江經濟帶發展戰略”的具體工作，僅有四川省的甘孜、阿壩以及上海市的黃浦區在其政府工作報告中考慮了融入或服務于“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戰略”的具體工作安排。這說明“江”“河”國家戰略的現實推動中，不僅沿線省級行政區存在現實的、人為的戰略推進割裂，這種現實推進割裂在地級行政區表現得更為突出。
（三）“江”“河”國家戰略聯動的必要性解析
第一，“江”“河”國家戰略聯動是推動南北區域經濟板塊協調發展的必然要求。區域協調發展是區域經濟學中最重要的命題，強調通過不同地區的關聯互動和相互促進，來實現區域間或區域內部同向發展，進而縮小發展差距。目前，基于中國南北方區域經濟板塊的協調發展，業已引起了理論界和實踐部門的重點關注，習近平總書記也在推進南水北調后續工程高質量發展座談會上特別強調要“促進南北方協調發展”。推動南北區域經濟板塊協調發展是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現實選擇，也是破解日趨擴大化的南北方差距的重要手段。縱觀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區域經濟發展簡史，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戰略主要經歷了基于立國戰略的區域均衡發展、致力于富國戰略的效率優先或兼顧公平的區域非均衡發展、致力于匹配強國戰略的區域協調發展及其深化等發展階段。在區域協調的深化發展期，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戰略不僅要強調以東中西和東北板塊為骨架的發展戰略，更要強調以中國南北方板塊為骨架的發展戰略，“江”“河”國家戰略正是立足于中國南北方板塊而推出的流域類區域重大發展戰略。長江經濟帶發展戰略主要涵蓋了長江流域的沿線省份，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戰略則主要涵蓋了黃河流域的沿線省份，“江”“河”戰略聯動正是要以長江流域、黃河流域的沿線省份及其下屬各級行政區為平臺和載體來推動區域高質量發展，“江”“河”戰略的高效聯動和協同也必將在促進中國南北方區域板塊協調中發揮重要作用。
第二，“江”“河”國家戰略聯動是促進中國南北方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中國南北方共同富裕是共同富裕在南北區域經濟板塊尺度上的必然要求，是南方 16省份和北方 15省份在發展程度和水平上共富和發展成果上共享的重要目標和發展導向。“江”“河”國家戰略涵蓋了19個省級行政區，占中國大陸省級行政區的比重達到 61.29%；“江”“河”國家戰略的主要經濟社會指標也占全國的較大比重（表 3）。促進“江”“河”國家戰略的高效聯動和協同發展將有利于充分激活占全國地級行政區64.68%和占全國陸域面積 53.33%區域的活力，從而在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均等化等方面重點發力，從而有力地促進這19個省級行政區的高質量發展，為中國南北方共同富裕打造有效的省域樣板。
第三，“江”“河”國家戰略聯動是沿線省份及其下屬各級行政區制定著力長遠、長期可持續的、穩定的地區政策的重要保障。國家發展戰略和區域重大戰略是地方政府制定地區政策的重要依據，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國家財力、人力、物力等資源和要素的分配。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區域發展戰略及其實踐，主要經歷了行政區——地理方位指向的區域單元——類型區、政策區——以自然地理或生態系統單位為主的地理單元等尺度，其中行政區尺度基于行政區劃來確定區域發展戰略，區域單元尺度基于西北區、東北區、華北區等來確定區域發展戰略；類型區尺度基于山地、邊區、貧困地區等來確定區域發展戰略，政策區尺度基于經濟特區、經開區、高新區、自貿區等來確定區域發展戰略，地理單元尺度則基于流域等來確定區域發展戰略。“江”“河”戰略是新時代基于長江經濟帶、黃河流域等地理單元來確定的流域類區域重大戰略，其決定著流域沿線各級地方政府具體政策的制定。正如前述表 1和表 2所示，在長江經濟帶發展戰略下，長江經濟帶省級、地廳級行政單元均以融入、服務于長江經濟帶建設作為本級行政區制定地區政策的重要依據，而黃河流域部分省級、地廳級行政區也以服務于或有效對接長江經濟帶建設作為本級行政區政策制定的依據。此時，相關地區政策的制定必然有利于與長江經濟帶建設相關的重大工程、重點項目的實施。不過，在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戰略出臺后，黃河流域部分省級或地廳級行政區放棄了融入或服務于長江經濟帶建設的政策制定依據，這將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前期推進的與長江經濟帶發展的相關地區政策的中斷，也可能導致相關重點工程、重點項目停滯或終止，一來不能確保流域沿線地方政府政策制定的長期穩定性，二來也會導致已上馬的重點工程、重點項目成為沉沒成本，從而導致資源、要素配置低效率。“江”“河”戰略聯動將在國家層面上確保“江”“河”國家戰略的聯動推進，地方政府在落實和推進這些區域重大戰略實施時，可以依據“江”“河”戰略的需要來制定對接政策，也可以根據地域特色和地理單元特質來制定著力長遠的相對穩定的可持續發展政策。
三、“江”“河”國家戰略聯動促進中國南北方共同富裕的內在機理研究
“江”“河”戰略聯動是“江”“河”戰略覆蓋區協同推進長江經濟帶發展戰略、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戰略等國家戰略的簡稱，是新時代中國南北方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和重要抓手。找準“江”“河”國家戰略聯動促進中國南北方共同富裕的內在機理和機制，必須建立在對“江”“河”國家戰略聯動維度的精準把脈，并將之與中國南北方共同富裕的內涵外延精準匹配的基礎上。
（一）“江”“河”國家戰略的六維聯動
一般地說，規劃綱要在特定區域或地區發展中起著提綱挈領的重要作用，從“江”“河”國家戰略的規劃綱要中可以找到長江經濟帶、黃河流域發展的內在邏輯和基本框架。從中共中央政治局2016年3月25日審議通過的《長江經濟帶發展規劃綱要》來看，長江經濟帶發展主要包括大力保護長江生態環境、加快構建綜合立體交通走廊、創新驅動產業轉型升級、積極推進新型城鎮化、努力構建全方位開放新格局、創新區域協調發展體制機制等六個方面的重要內容。同時，從中共中央政治局2021年8月31日審議通過的《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規劃綱要》來看，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主要包括上游水涵養能力建設、中游水土保持、下游濕地保護和生態治理、全流域水資源節約集約利用、黃河長治久安、環境污染系統治理、特色優勢現代產業體系建設、區域城鄉發展新格局構建、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黃河文化的傳承弘揚、補齊民生短板和弱項、加快改革開放等十二個方面。
將涉及長江經濟帶和黃河流域的規劃綱要基本框架進行整理，可以實現對“江”“河”國家戰略有效聯動維度的精準把脈。如圖2所示，“江”“河”國家戰略將可以通過六個維度實現高效聯動。其中，生態維度主要強調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生態環境的協同保護；基礎設施維度強調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基礎設施尤其是交通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產業維度主要強調現代產業體系的協同打造和產業轉型升級的協同推進；城鄉維度主要強調城鎮建設的協同推進以及城鄉協調發展新格局和新機制的聯動建設；開放與民生維度主要強調協同推進改革開放，尤其是融入“一帶一路”實現東西向雙向開放，且須實現民生短板的補齊與兜底；文化維度強調長江文化、黃河文化的協同傳承和弘揚。這六個維度各有側重，基礎設施維度強調聯動發展的基礎，生態維度和文化維度強調聯動發展的環境，產業維度、城鄉維度和開放與民生維度強調聯動發展的動力模式。
（二）路徑匹配與機理梳理
圖2還顯示了“江”“河”國家戰略聯動的六個維度與中國南北方共同富裕的內涵外延之間的路徑匹配，其中帶序號的直線表示匹配路徑的編號，⊗表示“江”“河”戰略規劃綱要的框架要點形成的聯動維度。從前文的分析可知，中國南北方共同富裕屬于地區尺度上的共同富裕，包括全域富裕、全面富裕及共建共享富裕等三個評價尺度，這三個評價尺度又各自包含了不同的核心內容。
從全域富裕來看，中國南北方共同富裕主要是指中國南方、北方之間及內部各級行政區需要實現區域平衡發展，這主要可以通過“江”“河”戰略在基礎設施、產業、城鄉和開放與民生維度的聯動來實現。從共建共享富裕來看，中國南北方共同富裕主要包括充分激發資本、人才、土地等各種要素潛能，充分發揮市場作用，以及重點加強老少邊窮及特殊困難地區建設和發展等要求，這主要可以通過基礎設施維度、產業維度、城鄉維度、開放與民生維度的高效聯動來實現。
從全面富裕來看，中國南北方共同富裕既包括物質上的共同富裕，也包括精神上的共同富裕；既包括宜居環境建設，也包括和諧社會的營造，包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實現。一般地說，物質方面的共同富裕可以通過基礎設施維度、產業維度、城鄉維度、開放與民生維度等的高效聯動來實現，精神層面的共同富裕可以通過文化維度的協同聯動來實現；宜居的環境建設重點依賴于生態維度的協同聯動來實現，和諧社會的營造則有賴于民生維度的協同建設，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實現則更有賴于城鄉統籌發展的協同推進。
基于“江”“河”戰略聯動維度與中國南北方共同富裕評價尺度的路徑匹配，可知以“江”“河”戰略聯動促進中國南北方共同富裕的內在機理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強化“江”“河”覆蓋地區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打通中國南北方各級行政區共同富裕的任督二脈；第二，聯動推進“江”“河”覆蓋地區的生態保護和文化建設，營造中國南北方共同富裕的生態環境和文化氛圍；第三，系統架構“江”“河”地區的現代產業體系，重點以創新促進“江”“河”地區產業轉型升級，以產業的高質量發展架構中國南北方共同富裕的產業基礎；第四，統籌推進“江”“河”地區的城鎮化建設步伐，重點以都市圈、城市群的協同聯動推動產城融合，架構起中國南北方共同富裕的城市人居環境基礎；第五，深度推進“江”“河”地區的協同開放，重點以深度融入“一帶一路”、東西雙向開放為抓手，夯實中國南北方共同富裕的外部需求和國際助力基礎；第六，共抓共補“江”“河”地區民生短板，重點以革命老區、少數民族地區和鄉村貧困地區的振興和發展，打好中國南北方共同富裕的系統補丁。
四、“江”“河”國家戰略聯動促進中國南北方共同富裕的發展路徑
（一）強化“江”“河”地區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
一是強化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交通運輸大通道建設，包括南北向客貨運大通道、南北向煤炭運輸通道、南北向特高壓輸電通道等建設。二是推動“江”“河”地區各城市群之間、主要地級市之間的軌道交通、通信網絡、環保等基礎設施建設與互聯互通。三是加快推進南水北調東線、中線工程的后續建設，盡快推動南水北調西線工程落實落地，建立水源區與受水區協同發展機制。四是推動四川、甘肅、青海等省份太陽能和風能豐富地區強化能源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形成“江”“河”地區風能、光能等多能互補系統。
（二）聯動推進“江”“河”地區的生態保護和文化建設
一是推動”江”“河”地區生態保護合作，協同推進沿黃生態帶及沿江生態經濟帶建設，實施三江源、秦嶺、若爾蓋濕地等跨流域重點生態功能區協同保護和修復，推動”江”“河”地區跨省國家公園及國家生態旅游示范區協同建設。二是建立長江流域、黃河流域重大水利工程聯合調度機制，綜合利用物聯網、衛星遙感、無人機等先進手段搭建數字化發展平臺，推動“智慧江河”建設，在“江”“河”沿線地區黨政領導干部及班子政績考核中落實節水、集約用水等剛性指標約束。三是大力推動“江”“河”地區農業面源污染、工業污染、城鄉生活污染的協同治理，強化推進排污口人工濕地建設，推動垃圾焚燒發電等無害化處理和清潔技術的有效使用。四是強化儒家文化、關中文化、河洛—三晉文化、荊楚—湖湘文化、巴渝文化、吳越文化等文化遺產走廊的協同建設，創新世界大河文明論壇交流機制，推動“江”“河”地區與伏爾加河、萊茵河、尼羅河、恒河、多瑙河等流域文明實現高效聯動與互惠合作。
（三）架構“江”“河”地區高質量發展的現代產業體系，打造“江”“河”地區產城高效融合的城市群協同發展新格局
一是推動長三角城市群、長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山東半島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關中平原城市群、黃河幾字彎都市圈、蘭州—西寧城市群協同發展，架構東中西—南北協調的城市群發展格局。二是以都市圈、城市群為依據推動“江”“河”地區現代產業合理布局，科學設計都市圈、城市群的主導產業、基礎產業和主體產業；圍繞都市圈、城市群的核心功能產業，逐步推進產業強化、產業轉移與產業承接；推進“江”“河”地區產業鏈協同招商與協同建設，強化推進都市圈、城市群產業鏈的協同延鏈、補鏈和強鏈。三是推進”江”“河”地區自由貿易試驗區、國家級新區、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國家數字經濟創新發展試驗區等國家級功能性平臺的協同發展，搭建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合作發展平臺。四是推進”江”“河”地區國家重點實驗室、產業創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等重點科研平臺開展協同科技攻關，強化科技成果轉化引導資金的協同設立，提升”江”“河”地區現代產業發展的創新支撐能力。
（四）協同推進“江”“河”地區的深度開放和國際國內合作
一是以深度融入共建“一帶一路”為契機，推動西部陸海新通道、長江黃金水道、“渝新歐”等國際貿易通道建設，架構“江”“河”地區東西向、南北向多向開放發展格局。二是充分挖掘“江”“河”地區的特色產品產業的供需能力，打通“江”“河”地區相互供給、相互需求的關鍵障礙，促成“江”“河”地區特定產業的國內流動。三是以“江”“河”地區國際國內擴大開放與深度合作為契機，引領關鍵基礎設施科學建設，引導關鍵生產要素科學流動，充分激發關鍵生產要素影響經濟增長的潛能。四是以“江”“河”戰略為一個有機整體，推動“江”“河”國家戰略與京津冀戰略、粵港澳大灣區戰略實現有效對接，擴大“江”“河”國家戰略的有效輻射半徑。
（五）打好“江”“河”地區民生短板的系統補丁
一是建立政府—市場—非營利組織相結合、財政引導基金—專項獎補資金相結合、補償—賠償—清償相結合的生態補償機制，積極開展碳排放權和排污權的跨省跨地區交易，確保生態脆弱地區實現生態產品價值，共享生態保護與發展的收益。二是依托長征路線、革命老區等，推動”江”“河”地區紅色旅游走廊的建設，提升特定地區發展能力。三是推動人口均衡布局，積極引導江河沿線人口密集和富裕地區的勞動力赴人口相對稀疏的邊疆、高原地區就業、創業和安居。
（六）建立“江”“河”地區聯動發展的保障體制機制
一是設立江河聯動發展領導小組，辦公室設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建立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落實的運行機制。二是推動構建”江”“河”地區省級河長聯席會議制度，完善跨區域跨部門聯合執法機制。三是設立江河聯動發展基金，推動江河聯動發展規劃綱要、專項規劃的編制和落實，確立江河聯動發展的重點項目和重點工程，以重點項目和重點工程的實施作為江河聯動發展的重要紐帶。四是整合水利部長江水利委員會和黃河水利委員會形成新的江河水利委員會，強化其流域管理和服務職能。
（作者：趙前前、范巧，分別系中共甘肅省委黨校（甘肅行政學院）教授、蘭州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