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對極其復雜的國內國際經濟社會發展矛盾變化，面對罕見的風險挑戰，202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深化并概括對客觀經濟規律的認識，指出應對風險挑戰，需要做到“四個必須”。這既是基于我國經濟實踐經驗教訓的深刻總結，也是馬克思主義基本方法和原理的具體運用，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重要體現和發展。

【關鍵詞】經濟工作 黨的領導 經濟規律 【中圖分類號】F120 【文獻標識碼】A

黨的十八大以來，尤其是十九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不斷總結經濟實踐經驗，從中探索規律性認識，特別是在每年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不斷深入對經濟規律的闡釋，帶有深刻的實踐性和創新性。

202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面對極其復雜的國內國際經濟社會發展矛盾變化，面對罕見的風險挑戰，總結我國經濟發展實踐，進一步深化并概括對客觀經濟規律的認識，指出應對風險挑戰，需要做到四個方面的“必須”，即“必須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沉著應對重大挑戰，步調一致向前進。必須堅持高質量發展，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黨的基本路線的要求，全黨都要聚精會神貫徹執行，推動經濟實現質的穩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必須堅持穩中求進，調整政策和推動改革要把握好時度效，堅持先立后破、穩扎穩打。必須加強統籌協調，堅持系統觀念。”“四個必須”的凝煉既是基于我國經濟實踐經驗教訓的深刻總結，也是馬克思主義基本方法和原理的具體運用，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重要體現和發展。

必須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沉著應對重大挑戰，步調一致向前進

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是我們必須始終堅持的根本原則，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更加突出強調這一原則，在十八大以來的歷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總結和部署經濟工作時都特別重申這一原則。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越是面對風險挑戰，越是需要強調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越是需要步調一致。

我們黨百年奮斗歷程表明，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我們黨付出巨大犧牲和艱苦卓絕的努力，創造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成就、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成就、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成就、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共產黨就沒有社會主義中國，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在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征程上，只有在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下，才能團結一致克服一切困難和風險。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演進歷程表明，我們黨始終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中國共產黨的偉大歷史實踐是在科學理論指引下的實踐，在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偉大實踐的同時，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創立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形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導黨和人民事業不斷開創新局面。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黨確立習近平同志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反映了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對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對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具有決定性意義。”“兩個確立”體現了我們黨在指導思想上的與時俱進，必將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更為強大的思想指引。

必須明確，在推動經濟發展和開展經濟工作中，特別是面對各種發展風險和挑戰的壓力下，加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是經濟健康運行和均衡發展的內在要求，而不是外在于經濟活動過程的一般前提和假設條件。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增長和發展的強大內在動力和根本制度優勢，是社會發展過程中政治與經濟的有機統一，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相互協調的重要體現。當然，堅持黨的領導，必須不斷改善黨的領導，讓黨的領導更加適應實踐、時代、人民的要求。

必須堅持高質量發展，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黨的基本路線的要求，全黨都要聚精會神貫徹執行，推動經濟實現質的穩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

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因此，我們必須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牢牢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牢牢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發展是第一要務。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根本任務。只有牢牢扭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毫不動搖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應該是科學發展和高質量發展的戰略思想，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才能全面增強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綜合國力，才能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雄厚物質基礎。”科學準確地判斷歷史方位，遵循社會經濟發展不同歷史階段的客觀經濟規律，推動社會經濟發展，是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史觀的基本方法，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觀點，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探索的基本結論。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之所以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首先是基于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史觀的基本方法，從分析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矛盾運動的歷史特點出發，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分析社會經濟運動和發展的客觀規律，闡釋社會主要矛盾的深刻演變，把握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函數和約束函數發生的歷史性系統變化，進而作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這一歷史方位的判斷。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概括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基本綱領，即實現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就社會經濟發展而言，在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綱領之前，在仍然作為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后的發展中國家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仍然是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就共產主義實現歷史進程而言，只要社會主義實踐還未成為普遍或較為普遍的國際現象，甚至還未達到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設想的在世界上經濟社會相對領先的若干或更多國家同時發生社會主義革命的狀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在實現共產主義的歷史進程中便只能是處于初級階段歷史狀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將逐漸走向世界，但也需要長期歷史發展過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事實，要求我們必須長期堅持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而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黨的基本路線的要求，應當聚精會神貫徹執行，這是總結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得出的寶貴經驗和科學結論。因此，要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毫不動搖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一心一意謀發展，咬定青山不放松，把我們自己的事辦好。

實現現代化是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方面協調推進的進程，各方面發展之間存在深刻的內在聯系。社會經濟發展是實現現代化的基礎所在，特別是對經濟發展水平落后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實現現代化最為重要的首先在于推動經濟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要實現的中國式現代化，開創著人類文明新形態，提出“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將創造人類社會現代化的新的歷史。按照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史觀，其內在邏輯仍需以經濟發展為基礎，其實現進程仍需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進入新時代，尤其需要轉變發展方式，堅持高質量發展，從以擴大要素投入量為主拉動經濟高速增長，轉變為以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為主帶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必須牢記發展是第一要務，而發展的基礎和核心在于經濟發展，關鍵在于怎樣發展和為什么發展。如果說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根本要求，進而從根本上回答為什么發展，那么根本轉變發展方式就是回答怎樣發展。

進入新時代，就是要貫徹新發展理念，推動高質量發展。貫徹新發展理念，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作為戰略性、綱領性、引領性的指引，切實有效解決新時代發展面臨的動力問題、不平衡問題、人與自然和諧問題、內外聯動問題、社會公平正義問題。為將新發展理念貫徹于經濟發展實踐，需要構建新發展格局，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是根據我國發展階段、環境、條件變化，特別是基于我國比較優勢變化，審時度勢作出的重大決策。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是堅持黨的基本路線，聚精會神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新時代體現，不能有絲毫懈怠。

必須堅持穩中求進，調整政策和推動改革要把握好時度效，堅持先立后破、穩扎穩打

穩中求進是工作的總基調，尤其是面對前所未有的風險與挑戰，經濟工作尤需強調穩字當頭、穩中求進。宏觀經濟政策要穩健有效，以促進宏觀經濟大盤穩定，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

“穩”首先是經濟增長要穩，防止經濟大起大落，當前尤其要采取逆周期跨周期調控，遏制經濟下行壓力，努力實現“六穩”，切實落實“六保”。

在經濟增長目標上，包括經濟增長、通貨膨脹、失業率等宏觀經濟指標，既要考慮相互間的聯系，又要考慮與長期發展目標的有機銜接。從我國近幾年的經驗看，2018年GDP增長6.6%，2019年6.1%，2020年2.3%，2021年8.1%。近兩年平均數值為5.2%，低于2018年和2019年兩年平均水平，呈現趨勢性放緩。穩增長首先需要遏制放緩趨勢，這需要更加有力和有效的宏觀經濟政策，從而為穩定宏觀經濟創造增長基礎。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近年來政策目標和實際狀態大都在3%以下，如果2022年繼續保持這一水準，顯然會遇到更大困難，特別是供給沖擊對實際產出和名義價格產生的雙重影響。在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國際產業供應鏈瓶頸效應，國內政策性因素等三方面因素疊加沖擊下，上游初級產品成本上揚，有可能引致通脹壓力上升。但政策目標必須瞄準遏制滯脹，努力緩解經濟增長趨勢性下行和價格水平周期性上升的雙重壓力。此外，就業也面臨較大壓力，2022年僅全國高校畢業生人數就將創記錄地超過1000萬人。因此“六穩”“六保”首要的是瞄定就業目標，2022年更應突出這一目標。

在宏觀政策上，要穩健有效，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重在提升效率，在收入政策上，繼續精準實施減稅降費，減輕制造業實體經濟和市場主體的稅賦，提高其市場競爭力；在支出政策上，繼續實施財政赤字政策，并提高財政支出政策的執行力度和效率。穩健的貨幣政策重在靈活適度，在總量上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在結構上引導金融部門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更精準有力地支持小微企業、科技創新、綠色發展。特別需要強調的是，財政政策在收入與支出政策上，貨幣政策在總量和結構政策上，以及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之間必須保持協調，包括政策方向、力度及政策節奏變化等方面的有機結合。

“進”重要的在于深化改革開放，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進而暢通國民經濟循環，打通國民經濟生產和再生產各個環節。

構建新發展格局，需要以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為戰略目標，從而為貫徹新發展理念實現高質量發展創造途徑；需要以創新為戰略支撐，從而為根本轉變發展方式，推動高質量發展提供新動能；需要以擴大內需為戰略基點，從而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奠定立足點；需要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戰略方向，從而明確構建現代經濟體系的戰略主線；需要以培育新的增長極為戰略突破，從而推動實施重大區域發展戰略，增強區域發展平衡性和協調性；需要以高水平制度型開放為戰略前提，從而使開放成為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

穩中求進作為工作總基調，是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穩”字當頭，就需要首先穩定宏觀經濟大盤，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做好“六穩”“六保”，保持社會大局穩定。進而，為“進”，特別是為深化改革構建新發展格局創造必要的宏觀經濟條件，在復雜的經濟矛盾運動中為構建新發展格局提供寶貴的時間“窗口”。而“進”，則通過構建新發展格局，進而貫徹新發展理念，根本轉變發展方式，推動高質量發展，實現長期可持續穩定發展。“穩”也好，“改”也好，是辯證統一、互為條件的。一靜一動，靜要有定力，動要有秩序，關鍵是把握好這兩者之間的度。

必須加強統籌協調，堅持系統觀念

一方面，是各方面的經濟政策要統籌，努力實現七大政策的協調。在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的宏觀經濟政策的同時，在微觀政策上，要持續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完善市場競爭的經濟秩序、法治秩序、道德秩序，保證公平競爭，為各類市場主體發展營造良好市場環境，強化契約精神，治理惡意逃廢債的市場敗德行為。在結構政策上，要著力暢通國民經濟循環，深化供給側改革，打通國民經濟生產和再生產的堵點，有效應對“供給沖擊”，提升企業和產業競爭力及效率，推動產業升級，克服產業結構性瓶頸約束，包括促進房地產業良性循環和健康發展。在科技政策上，要扎實落地，有效推動科技體制改革方案實施，落實基礎研究規劃，強化國家科技戰略力量，突出企業市場創新主體地位。在改革開放政策上，要激活發展動力，深化要素市場改革，推進國有企業尤其是自然壟斷領域國有企業改革，擴大高水平制度型開放，落實外資企業國民待遇，推動“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在區域政策上，要增強發展的平衡性和協調性，使區域重大戰略和區域協調戰略有機銜接、相互促進，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提升城鎮化建設質量。在社會政策上，要兜牢兜住民生底線，統籌推進經濟發展和民生保障，尤其要解決好高校畢業生就業問題，在基本公共服務、養老保險、社會保障政策等各方面協調推進。上述七個方面的政策協調對于現階段經濟發展的系統統籌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另一方面，是各方面的發展要統籌協調。包括：統籌兩個大局，利用國內國際兩種資源兩個市場的同時，協調國際國內兩方面的風險防范和危機化解。統籌發展和安全，及時有效防范和化解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各類風險和不確定性沖擊。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突出位置，取得經濟社會發展的新成就。統籌需求管理與供給側改革，從兩方面的統一上有效遏制需求緊縮、供給沖擊形成的疊加效應。統籌總量增長與結構變革，在經濟短期增長和長期發展的新老動能有序有效穩定轉換過程中，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統籌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尤其是在碳達峰和碳中和目標實現過程中，既要堅定不移推進，又不能畢其功于一役，深入推動能源革命并以此約束和引導經濟結構轉型，等等。

【參考文獻】

①《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人民日報》，2021年12月11日。

②習近平：《論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年。

責編/趙橙涔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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