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數字技術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與廣度推動現代經濟結構數字化轉型。從經濟演進邏輯來看，數字經濟轉型通過產業數字化與數字產業化兩種模式影響勞動生產率兩極化趨勢，重構經濟運行模式，催生新職業與新業態，加快勞動者轉崗流動。從政治社會邏輯來看，數字經濟轉型加深就業群體分化，變革勞動控制方式與勞資權利配置。要充分重視數字經濟轉型帶來的諸多挑戰，優化政治社會政策設計，保護弱勢就業群體合法權益，實現我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

【關鍵詞】數字經濟 就業群體分化 多維治理

【中圖分類號】D669 【文獻標識碼】A

數字經濟的內涵及其轉型方式

自20世紀下半葉以來，以集成電路、計算機為代表的信息技術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信息經濟浪潮撲面而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順應信息經濟發展潮流，結合自身社會主義制度優勢，開創了人類歷史上經濟長期快速增長的奇跡。特別在進入21世紀的短短二十多年時間里，以互聯網、移動通訊技術、大數據、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數字技術，進一步推動現代經濟數字化轉型，推動信息經濟步入數字經濟發展階段。數據是傳統生產要素土地、資本、勞動、技術之外的新的生產要素，甚至是決定現代經濟發展水平的關鍵性生產要素。從這個意義上說，數字經濟就是以數據為重要生產要素的信息經濟新的發展階段。

數據作為數字經濟核心要素，它既與傳統實體性生產要素相互聯系，具有滲透性，又兼具備獨立性。因此，數字經濟轉型包括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轉型兩種方式，前者體現與實體生產要素的聯系性，后者顯示其作為基本生產要素的相對獨立性。產業數字化轉型以傳統實體性生產要素為基礎，通過產業數字化推進傳統產業在生產、管理、銷售等環節升級，實現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提高勞動生產率，擴大市場競爭優勢，如傳統商業與服務業的數字化轉型，催生了數字平臺商業模式；現代農業、智能制造、智能建筑等均為傳統產業數字化所催生的新產業。數字產業化轉型則以海量數據為基本生產要素，以互聯網為依托，為廣大用戶提供數據與信息產品，如網絡游戲產業等新興的信息化產業。產業數字化與數字產業化相互交融、協同發展，共同推進人類步入數字經濟的新時代。正如歷史上所有新經濟形態一樣，數字經濟在改變經濟發展模式的同時，將對勞動方式、社會分層產生重要影響，并對現有的社會治理模式提出諸多挑戰。

數字經濟轉型推動就業群體分化的經濟社會邏輯

數字經濟上述內涵與轉型方式決定了新時期勞動者群體分化的經濟社會邏輯。這一邏輯可以分為相互關聯的兩個階段：數字經濟轉型下的勞動生產率兩極化與就業群體分化。

第一，數字經濟轉型推動勞動生產率兩極化。從經濟發展的歷史演進看，所有新技術均會引發相應產業轉型，產業轉型的共同特征就是創造性破壞，通過破壞舊的生產方式，進而提高勞動生產率。數字經濟轉型也不例外，產業數字化是把數據通過算法邏輯改變為制造工藝與生產流程，改造傳統產業的是生產過程，實現生產過程的自動化與智能化，以達到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目標。根據產品及其生產過程的經濟特征，經濟領域可劃分出第一、第二、第三產業，經濟學家發現這三大產業化數字轉型的后果有較大差異，引發經濟學界出現了“生產率悖論”的討論。經濟學家發現在信息技術大幅進步的同時，整體生產率卻沒有得到顯著提高。這一現象可以從結構性視角進行解釋，數字經濟確實從整體上推動了產業變革，但產業數字化轉型對不同產業或者對同一產業的不同類型行業的影響是不同的，甚至有著巨大差別。第一產業農業的勞動生產率主要取決于生物的生長過程，數字經濟雖然能夠影響農業銷售與規模，甚至優良品種的培育，但難以通過算法或數據大幅改變生物有機體的生長過程。因此，農業產業數字化對第一產業的生產率影響相當有限。但是數據要素對工業或制造業的影響是相當巨大的。智能制造能夠通過數據算法不斷快速更新產品，優化生產流程與銷售過程，實現持續的技術創新，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第三產業數字化轉型也有不同的演化路徑。高端服務業如金融、證券等行業可以通過產業數字化，運用數據算法優化服務流動，快速降低交易成本，同時產業數字化創新所產生的創造性破壞減少就業崗位，快速提高勞動生產率。但是，對于大量的一般性制造業或低端服務業，如小商品制造、餐飲業、旅游業、家政等行業，數字經濟轉型對這些行業勞動生產率影響較小，甚至高端產業革新所產生的剩余勞動力會涌入低端服務業與制造業，降低該行業勞動生產率。可見，產業的屬性與行業不同，產業數字化對勞動生產率的影響具有較大差異，并且會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深化，進而出現產業兩極化現象，抑制整體勞動生產率提高，并導致數字經濟轉型出現“生產率悖論”現象。

第二，數字經濟轉型驅動勞動力市場就業群體分化。從經濟資本的理論邏輯來看，產業數字化轉型所導致的勞動生產率分化必然帶來勞動力轉崗流動，進而導致收入分化與群體分化。經濟學理論認為，收入最終取決于勞動者的邊際產出，邊際產出持續增加的根本原因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在產業數字化推動產業升級的背景下，創造性破壞使得制造業中的低人力資本崗位減少，高人力資本崗位增加，減少的崗位往往多于增加的崗位，使得勞動生產率提升，高人力資本勞動者的收入水平將會持續增加。與此同時，大量被淘汰的低人力資本勞動者進入低端服務業，邊際產出的增量少于勞動者人數的增量，甚至平均邊際產出相對下降，導致低人力資本勞動者的收入維持不變甚至相對下降。收入分化加劇的社會后果就是社會群體分化，不平等加劇，社會沖突的可能性增加。美國的發展已經印證上述發展邏輯，給我們提供了反面教訓。全球化與產業數字化引發美國民眾收入兩極分化，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基尼系數增加。當經濟上處于兩極，人們的價值觀就會變得對立，社會分化、政治分裂就是必然結果。

我國勞動生產率兩極化及就業分化趨勢

中國制造業比重下降及其數字化轉型，共同促使部分勞動者轉崗就業并發生職業流動。這些被高端制造業淘汰的轉崗者能夠流向哪里呢？答案是大多流入低端服務業。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經濟結構表現出制造業比重下降，服務業比重快速上升。與此同時，數字產業化轉型推動現代通訊技術、移動互聯網與物聯網快速發展，數字產業化與商貿服務業數字化深度融合，平臺數字商業模式應運而生。從網民數量、應用廣度、移動互聯網滲透率等多維度指標衡量，我國數字經濟已經成為全球領頭羊，全球十大平臺經濟中，中國的阿里、百度、騰訊占據三席，數字產業、共享經濟、在線商業平臺模式的創新激發了大批創業公司。在平臺數字商業模式迅猛發展的背景下，出現了外賣騎手、快遞小哥、滴滴車主、阿里巴巴的生態化就業等大量新業態。因此，在我國的數字經濟轉型過程中，制造業的產業數字化與數字化產業、商貿服務業同步發展，制造業轉崗的勞動力主要流向數字平臺商業與服務業的新業態。

我國就業分化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呈現出獨有特征。從基尼系數的變化來看，從1990年到2000年，我國基尼系數由0.3攀升至0.4以上左右，但近10余年來基尼系數基本在0.45左右波動，在較長時期內保持穩定。我國數字經濟轉型并未帶來收入不平等加劇，其原因何在？我們認為就業分化與轉崗流動增加了收入不平等，但數字產業化催生的新業態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收入不平等的上升趨勢。從微觀機制上來看，近10年正是產業數字化與數字化產業的快速發展期，制造業數字化造成收入分化加劇，但平臺經濟模式下的新業態，不但消化了制造業淘汰的轉崗者，還吸引了許多原來低技能、低收入工作者，也為許多低收入勞動者提供兼職與多份工作的可能性，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從而緩解收入分化的趨勢。可見，勞動者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取決于勞動生產率分化與新業態就業機會上升兩種力量的相對大小。我國數字經濟轉型的實踐表明，數字經濟轉型會加大高收入與中等收入之間的差距，但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縮小中等收入與低收入之間的差距，從而將我國收入差距維持在較為穩定的狀態。

數字經濟驅動就業與勞動方式變革

在數字經濟轉型中的產業數字化與數字產業化，不但引發了就業群體的崗位流動與收入分化，也極大地改變了勞動者的就業與勞動方式，對雇主與勞動者之間的權利配置產生了深刻影響。

首先是管理方式數字化。管理方式數字化是產業數字化與數字產業化轉型的重要維度之一。數字經濟轉型不但深入滲透原有產業的生產過程，也融入企業管理過程，推動企業管理方式數字化。管理方式數字化主要包括管理流程數字化與溝通方式網絡化。管理流程數字化就是運用現代信息技術，建設企業運行與員工行為大數據，運用新的算法再造企業管理流程，設計管理過程的系統軟件，降低企業管理成本，進而提高生產效率。溝通方式網絡化就是通過建立各類微信、QQ工作群，導致工作關系網絡化，工作網絡與生活網絡高度重疊，勞動者隨時可以接到雇主的工作指令，造成工作“如影隨形”，工作可以隨時侵入勞動者家庭生活，雇主對勞動者的隱性剝奪程度加深。可見，管理方式數字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但雇主對勞動者控制能力增加，加大勞動者工作壓力，影響勞動者的身心健康。

其次是勞動方式平臺化。基于互聯網的平臺經濟是服務業數字化與數字產業化最典型的商業運營模式。新型商業模式主要涉及三類主體：平臺經營者、平臺企業、平臺勞動者。平臺經營者主要提供信息溝通、財務結算等一般性服務，平臺企業、提供服務的勞動者、消費者均通過平臺互動，通過互聯網完成工作或勞務的預約、實施與結算。平臺勞動者是數字經濟轉型中形成的典型新業態，平臺化的勞動方式呈現三大特點：其一，工作地點的分散性與隨機性，平臺運營者通過互聯網尋找商品與勞務需求者，并與供給者快速匹配，滿足消費者需求。消費者居住地高度分散，平臺勞動者服務對象高度不確定，工作任務具有隨機性。其二，工作流程算法化與工作指令數字化。互聯網平臺通過消費者行為大數據，通過數據挖掘與設計算法，匹配供求雙方，通過數據算法控制、監測勞動者的工作時間，實現對勞動者勞動過程的強控制。其三，勞動者人力資本的非專有性。平臺經濟模式下的勞動者主要從事為消費者提供送貨、維修的等簡單的時間密集型勞務，任務量巨大，工作簡單，人力資本專有性需求低。這一特征決定了平臺經濟勞動者進入門檻較低、對勞動者吸納面廣，對促進人口大國的更充分就業意義重大。

再次是就業方式靈活化。數字平臺商業模式的勞動雇傭方式具有對勞動者勞動過程的強控制與勞動關系弱化的雙重特征。前者基于平臺經濟的數字化本質，后者則由平臺經濟的勞動性質所決定，人力資本專有性低，缺乏累積性，多數企業不愿意簽署正式的勞動合同，大多數屬于非正規就業。對于勞動者而言，進出都很容易，工作流動性強，風險較高，企業社會福利少。就業方式高度靈活化還體現為勞動者既可以專職，也可以兼職，還可兼職做多個工作，可以獲取較高的收入水平。

最后是就業質量兩極化。在產業數字化與數字產業化轉型推動下，勞動生產率有兩極化趨勢，勞動者就業質量呈現兩極化。對于數字化轉型中生成的高人力資本專有性崗位，這部分崗位主要集中在高端制造業與高端服務業，有助于提升企業勞動生產率，工資收入將會持續提高，工作福利、社會保障水平同步升高，工作環境舒適，工作滿意度高，就業質量升高。但在數字經濟轉型中被淘汰以及新進入的低人力資本勞動者，只能進入低端服務業，這部分崗位數量巨大，易進易出，主要集中在平臺經濟商業模式所產生的新業態，對勞動生產率貢獻較小，收入水平相對較低，競爭性強，社會保障水平低，整體就業質量較低，逐漸成為數字經濟時代勞動力的蓄水池。

數字經濟時代就業群體分化的多維治理路徑

數字經濟轉型已成為現代經濟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數字經濟轉型不但帶來持續的經濟發展與經濟結構轉型，導致新業態層出不窮，也會進一步助推就業群體快速分化，深刻影響我國的社會分層結構與社會運行狀態。為此，要充分重視數字經濟轉型帶來的諸多挑戰，優化政治社會政策設計，進行多維治理，維護弱勢就業群體的合法權益，實現我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

一是鼓勵創新創業活動，保證就業穩定與持續擴大就業。現代經濟學認為，就業總量從根本上取決于經濟長期增長水平。總需求包括投資需求、消費需求等，只能影響經濟短期增長，對就業數量的影響也是短期的，對長期穩定與擴大就業的貢獻更是相當有限。就業的長期穩定取決于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經濟長期增長的根本動力是科技創新以及基于科技創新的創業活動。數字經濟轉型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提供了新的契機，以人工智能、6G為代表的新一代數字技術，將產業數字化與數字產業化相互貫通，開拓新的經濟發展潛能，推進我國經濟長期穩定增長。因此，要進一步降低創業政策門檻，優化創業政策，通過創新創業實現就業長期穩定與擴大就業。

二是優化社會保障政策，強化政府兜底思維。數字經濟轉型必然加快職業流動，帶來更多的新業態，非正規就業與靈活就業的比重還會增加，甚至成為未來就業的常態。如現有的勞動法規及社會保障政策不能及時革新和跟進，將會大幅提高創新創業企業成本，打擊小微企業創業的積極性，弱化經濟發展活力。此外，新業態具有高度靈活性與多樣性，工作流動性強，規范勞動關系難度極大，監督成本過高。為此，應優化社會保障政策設計，樹立政府兜底思維，為勞動者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提高勞動者的就業質量。

三是充分發揮工會職能，讓勞動者通過組織化方式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新業態中企業對勞動者的算法控制，可能損害勞動者的合法權益，第三方的監督成本過高。應該積極探索平臺經濟下工會的組織方式，明確勞動者的基本合法權益，在各級黨組織的領導下，地方總工會指導各類新業態建立工人的工會組織，利用組織力量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

四是激活社區的社會管理職能，關心勞動者的合法權益與身心健康。新業態就業方式與工作方式的靈活性與分散性，使得勞動者維護合法權益成本較高。管理數字化、新業態的高強度勞動還會導致勞動者身心疲憊，身心健康受損。新時期應該強化社區的服務功能，以社區為地理邊界，擴大社區公共空間，引進社會服務組織，建立社會工作者機構，強化社區心理服務，為勞動者提供心理咨詢服務，全面提高勞動者的身心健康水平。

五是深化教育改革，提升勞動者學習意識與學習能力。在數字經濟時代，人力資本折舊或貶值速度加快，人們可能難以一輩子只從事一個職業。為應對數字經濟下勞動力市場的快速變化，要優化好教育的人才培養功能。教育具有為社會輸送合格的勞動者的重要功能，教育改革要與數字經濟轉型相匹配，數字經濟時代應強化基礎教育與通識教育，提升人們的數字經濟素養，提高勞動者獲取知識的能力而非知識本身。對于勞動者而言，要樹立終生學習的意識，善于在工作與實踐中學習，更好適應數字經濟對勞動者素質的要求。

（作者為西安交通大學人文學院社會學系教授、實證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

【注：本文系2021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新形勢下我國面臨的主要就業風險及多維治理研究”（項目編號：21&ZD181）成果】

【參考文獻】

①蔡昉：《數字經濟發展必須具有分享性》，《中國中小企業》，2021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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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于萌：《在靈活性與保障性之間：平臺勞動者的社會政策保護》，《南京社會科學》，2021年第8期。

責編/于洪清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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