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是馬克思的“新哲學”與中國傳統文化兩種思維方式的碰撞、融合與重新建構的過程。在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社會發展的內在要求，更具有現實緊迫性。但同時也必須指出，這種“化”的過程將是極為復雜而艱難的。如果不完成這一艱難的工作，就很難談得上現實化或當代化。

當兩種思維方式發生關聯的時候，碰撞和辯駁是必然的。那么，當馬克思“面對”中國傳統文化和當代社會發展的時候，他的思維方式能夠發揮什么樣的功能和作用呢？

第一，理解世界的“新唯物主義”態度。

馬克思是源遠流長的西方文化哺育成長起來的思想家，在歷史唯物主義哲學的理念和體系中無疑體現和貫穿著近代啟蒙主義、科學理性特別是“新唯物主義”精神。研究者對馬克思、恩格斯經過德國古典哲學浸潤特別是觀念論熏陶后毅然走向唯物主義持有多種評論，但筆者認為，如果放在德國哲學及其社會發展自身演變的進程中透視馬克思思想的這種“變革”，其意味和價值更會得到彰顯。暫時撇開馬克思的哲學思考和創建來看德國哲學的發展進程，我們會發現，當黑格爾把理性主義推向極致的時候，聲勢浩大的非理性主義思潮在德國立馬就崛起了，包括在黑格爾去世之后謝林去柏林講授的“天啟哲學”、青年黑格爾派推崇的“自我意識”，特別是在之后叔本華的“唯意志論”和尼采的“超人哲學”等。也就是說，沒有馬克思的“新哲學”，作為思維方式的理性主義與非理性主義之間是缺乏過渡、緩沖和超越的。事實也確實是如此，馬克思后來被迫流亡英倫，非理性主義主宰了德國的社會思潮和哲學發展，并引發深刻的社會運動，最終延伸至20世紀導致巨大的國家災難。而馬克思、恩格斯當年突出強調理解世界的唯物主義原則、社會發展的規律性等，目的就在于校正唯意志論、觀念論等思維方式的弊端。

第二，“批判的和革命的”辯證法。

馬克思的“新理性主義”“新唯物主義”又不是一種僅僅認同現實和現狀的哲學，而是徹底的“批判性思維”。馬克思可以說是世界上最早、最全面、最系統地展開經濟學學說史研究并留下完整著述的思想家，《資本論》及其手稿的長時段寫作既是卓絕的元理論建構過程，也是他思考、清理和超越古典經濟學過程的記錄，二者具有極強的內在關聯。關于“古典經濟學”的階段劃分，在20世紀有幾種影響比較大的界定，但無論是主張從亞當·斯密到凱恩斯經濟學理論演變的“凱恩斯說”，還是涵蓋1790—1879年間經濟學發展的“熊彼特說”，乃至具體指陳“以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出版始，到馬歇爾《經濟學原理》出版止”的當代“西方經濟學”流行的理解，都有一個共同點，即把斯密作為“古典經濟學”的開端。與20世紀的解釋不同，馬克思關注的視野更為寬廣，將古典經濟學的起點追溯到斯密之前100年，認為“在英國是從威廉·配第開始”的。在西方經濟學研究史上，這是獨樹一幟的見解。那么，馬克思是基于什么做出這一判定的？換言之，配第是在什么意義上成為“現代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的？主要原因在于配第創立了“政治算術”的概念，首次嘗試用算術方法探究社會經濟問題，“不是把一連串比較級和最高級詞匯同空論拼湊在一起，而是立志要用termus of number，weight or measure（數字、重量和尺度）來說話，只利用從感觀的經驗中得出的論據，只研究as have visible foundation in nature（在自然界中具有可見根據的原因）”。在馬克思看來，這是“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分離出來的最初形式”，也就是說，是統計學而不是后來發展出來的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學說造就了“政治經濟學”，而配第是“統計學的創始人”。

同時，馬克思的批判更體現在深刻的自我反思中，這突出表現在他對《資本論》結構的反復斟酌和修正。作為《資本論》的研究者，有一個問題是始終繞不開的，即馬克思為什么最終沒有整理出《資本論》第二、三卷？梳理1867—1883年間馬克思的著述，我們發現，從《資本論》第一卷出版到他去世，面對世界范圍內出現的各種新的復雜狀況，馬克思在原來的基礎上，重新思考了資本的性質、運動、邏輯及其后果，在身體狀況很不好的情況下，做了極其繁雜的工作，寫作量大大超過了《資本論》的初稿。換句話說，“沒有按照以往的設計完成第二、三卷的定稿工作”這一狀況成為理解馬克思晚年資本理論的關鍵因素。盡管他并沒有明確表達、概括出這些思考，但其中無疑蘊涵著新的創建，也鋪筑了走向19世紀末20世紀初資本運動及其理論分析的通道。可以說，自我批判最終促成了自我超越。

在社會變革、理論風云和思想激蕩中尋找創造和突破，也正是馬克思給予當代中國最深刻的啟示。

第三，順應歷史發展“鐵的必然性”和“正在實現的趨勢”，從世界總體格局中看待國家和民族的發展。

在19世紀歐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中，德國曾處于落后狀態。也正因為如此，德國工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統治下所處的悲慘境況還沒有像英國那樣充分暴露和展示出來。也就是說，從表面上看，當時德國社會中階級對立的狀況“遠不是那樣壞”。面對這種情形，不在少數的德國觀察家和經濟學家總是囿于狹隘的視界，站在本國的角度暗自慶幸，或“偽善地聳聳肩膀”，或“樂觀地自我安慰”。對此，馬克思援引古羅馬詩人賀拉斯在《諷刺詩集》中的一句話不客氣地送給這些人：“這正是說的閣下的事情！”

資本打破了國家和民族的界域，將世界推進到全球化時代。這既是必然的，也是充滿矛盾的過程，一體化程度加劇的同時始終伴隨著分離和等級。全球化這把“雙刃劍”甩出來，既為世界帶來發展，同時也埋下了“苦果”，而且這“苦果”在危機爆發之際會成長、成熟，使世界性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更加凸顯。這種情況催生、聚集了質疑乃至抵制全球化的聲音，并形成反全球化的浪潮。個別國家更設置多種壁壘，推行國家優先戰略，試圖通過“逆全球化”來擺脫危機。然而，馬克思的分析表明，全球化是世界歷史發展的“鐵的必然性”，是不可逆轉的趨勢。自覺順應、積極融入，在此基礎上構建開放、包容的國家間的關系，不僅有利于世界總體發展，也必然惠及國家和民族的進步。

馬克思當年以落后的德國為例，特別批評了德國歷史學派經濟學的思路，并深刻地指出，從其先驅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到創始人威廉·羅雪爾，再到發展者布魯諾·希爾德布蘭德和卡爾·古斯塔夫·阿道夫·克尼斯等人，他們的學說反映了德國在經濟上面臨著的復雜任務，體現了思想上的矛盾心態和雙重主張。

以筆者閱讀馬克思著述的體會，深切感到，盡管它們寫作于19世紀，即便不論其重大的思想史價值，就對照當代世界變化的情勢和社會發展的狀況而言，也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和啟示。因此，準確理解馬克思的思維方式，是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一項基礎性工作和重要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