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鄉村振興的本質是通過城鄉融合發展邁向共同富裕。要實現這一目標，關鍵在于促進城鄉之間的要素流動，逐步實現人口、技術、資本、信息等要素的雙向無障礙流動。為此，我們需要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充分發揮市場與政府“兩只手”的作用，綜合運用規劃引導、體制創新、市場配置資源、政策扶持等手段促進鄉村的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鄉村振興 城鄉融合 要素流動 共同富裕 【中圖分類號】F323

【文獻標識碼】A

2022年2月22日，《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的意見》發布。文件指出，要牢牢守住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不發生規模性返貧兩條底線，扎實有序做好鄉村發展、鄉村建設、鄉村治理重點工作，推動鄉村振興取得新進展、農業農村現代化邁出新步伐。鄉村振興作為國家戰略，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以往人們主要從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角度來解讀鄉村振興的意義，即旨在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習近平總書記在“七一”重要講話中指出：“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為我們理解和詮釋鄉村振興打開了新視野。

鄉村振興的基本特征：超大規模社會的共同富裕

“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是對中國現代化道路的嶄新定義。中國現代化的成功既體現了世界各國現代化的共性，譬如市場化改革、重視教育投入和基礎設施建設；也有鮮明的中國特色，譬如漸進式改革、政策試點、注重中長期規劃、兼顧效率與公平，其中最為顯著的特點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正因為這一現代化道路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習近平總書記才稱之為“中國式現代化”。

“中國式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維度是，在一個超大規模社會實現共同富裕。這無疑是一個世界級難題，絕大多數發達國家僅僅實現了總量和均值意義上的富裕，北歐福利國家也只是實現了中小規模社會的全體富裕。鄧小平同志曾指出：“社會主義的特點不是窮，而是富，但這種富是人民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其他人，進而逐步達到共同富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實現了“國富”和“先富”；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致力于實現“共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目標。”從精準扶貧到鄉村振興，都在努力縮小地區之間、城鄉之間和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前者基本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后者正在逐步緩解相對貧困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講，鄉村振興正在完成一個前無古人的偉大創舉，即實現一個超大規模社會的共同富裕。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人民所追求的共同富裕，是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的協調發展。只有實現這一目標，才是對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全面超越，才是人類文明新形態。

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而要實現共同富裕，鄉村振興是必經之路。中國社會的一個顯著特點就在于其巨大的規模：首先，從地域上看，中國幅員遼闊，沿海地區、中西部的自然稟賦差異巨大。從黑龍江黑河到云南騰沖的這條直線被稱為胡煥庸線，該線東南半部4成多的國土面積支撐著全國超過94%的人口，而西北半部近6成的土地只承載了不到6%的人口，中西部經濟發展水平存在明顯差距。其次，從人口上看，中國歷來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從收入差距很小的“扁平社會”轉向“精細分層社會”。一方面，中國擁有全球最龐大的中等收入群體；另一方面，中國社會90%的人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

在一個規模巨大的社會實現共同富裕，幾乎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需要特別注意的是，中國的城鄉差距是歷史形成的。在收入層面，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不斷增長，但差距較大。得益于精準扶貧等“益貧式公共政策”，近10年來我國農村居民收入增速連續快于城鎮，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縮小，但是2017年收入倍差仍高達2.7。在公共服務層面，城鄉差距同樣巨大。城鄉不平衡的最突出表現是基本公共服務不均衡，這種不均衡表現在資源布局、能力提供和服務質量上，涉及教育、醫療、養老、公共文化服務和社會保障制度等各個方面。可以說，公共服務短板已經成為制約鄉村發展的主要障礙。

近年來，我們看到一個可喜的變化，就是城鄉的收入差距和公共服務差距在迅速縮小。2020年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快于城鎮居民，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31元，比上年名義增長6.9%，比城鎮居民快3.4個百分點。2020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指出，要切實改善農村公共服務。在提高農村教育質量、加強農村基層醫療衛生服務、加強農村社會保障、改善鄉村公共文化服務等方面作出了明確要求，并逐步取得實效。

鄉村振興的核心因素：城鄉融合與要素流動

當前我國鄉村的大部分問題都與城市化的模式有關。癥狀在村莊，根源在城市。長期以來，我國實行的是“經濟吸納，社會排斥”的半城市化模式。在這種模式下，農民進入城市，從事非農職業，但仍然擺脫不了農民身份，被稱為農民工。半城市化實際上是一種行政主導的城市化。在這種模式下，一個人是不是城市需要的人才，不是由市場決定的，而是由政府部門來認定的。符合政府設定的標準的，給予戶籍或居住證，可以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不符合標準的，則被定義為流動人口，被排斥在公共服務體系之外。這種模式產生了一系列問題，主要包括對農民工的制度性歧視問題、勞動力市場的二元分割、流動兒童的教育問題、留守兒童的問題、老年農民工的養老和醫療問題等。

人口流動是人們在“用腳投票”，是市場選擇的結果。政府試圖用“拆違”“治理群租”“教育控人”等方式進行人為干預，不僅有違市場規律和社會正義，而且也發揮不了預期的作用。不可否認，在城市化時代，鄉村有著不可替代的價值，但要真正解決鄉村問題，需要重建城鄉關系，需要基于人口自由遷徙的城市化。需要在農村自主發展的條件下，加大政府的轉移支付力度和再分配職能，逐步實現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使農民在權利和福利層面與市民等值。只有打破地區間和城鄉間的市場分割，促使生產要素（特別是勞動力）跨地區自由流動，縮小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我國的城市化進程才能更加健康，城鄉關系才能更加和諧，農民的生活質量才能不斷改善。

鄉村振興與新型城鎮化都是以人為中心的，而不是以資本為中心的，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要優先于資本的增殖。具體而言，這里的“人”既包括村民，也包括專業人才。一方面，要促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另一方面，要鼓勵專業人才投身農業農村發展，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鄉村振興要優先保障村民的利益，通過土地入股分紅、租金、工資等多元化收入使村民富起來，不斷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實現共同富裕；要吸納鄉村振興所需要的專業人才，通過人力資本的集聚帶動農村的產業聚集與產業升級。

上海市遠郊的奉賢區青村鎮吳房村是全市首批九個鄉村振興示范村之一。吳房村意識到，要想實現鄉村振興必須要有人才，不僅包括返鄉創業的本村人才，也包括全國各地有志于在鄉村創新創業的人才。吳房村有一個將近30人的運營團隊，平均年齡不超過30歲，其中不乏知名院校畢業或留學回國的專業人才。吳房村緊緊抓住青年創業的需求，營造有利于創業的環境：幫助年輕人降低創業的成本，給予年輕人施展拳腳的空間，為青年產業社區“公園空間”做好公共設施配套。截至2020年5月，吳房村通過統籌運營、整體管理，已注冊企業55家，引進“新村民”117人，園區內企業工作人員平均年齡27歲。人才向鄉村回流和聚集，技術下鄉也就水到渠成了。而青年人才帶來的新的發展理念、市場信息、經營思路和先進技術，對于農村和農業的發展都至關重要。

資本下鄉是鄉村振興的重要推動力。城鄉融合發展就是要打破人為設置的城鄉邊界，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長期以來，資本都是向城市特別是大城市聚集。資本不足成為制約鄉村經濟社會發展的短板。2018年8月，上海市的大型國資運營平臺綜合體國盛集團在吳房村開展試點，深入探索國有資本參與鄉村振興的新模式，組建以長三角鄉村振興為主題的股權投資基金，引領和帶動長三角城鄉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由國盛集團旗下的盛石資本、浙江思畫公司等社會資本，以及鎮屬集體資金，注冊2000萬元共同成立上海思爾騰科技服務有限公司，負責吳房村一期園區的日常招商、運營工作。思爾騰在吳房村先行先試土地流轉、業態導入及日常運營工作。通過平臺公司的搭建，使鄉村的資源和資本合作，形成資產，獲得資金，并立足青村全鎮，統籌城鄉一體化建設，走出了一條“基金+運營”雙舉措并行助力鄉村振興發展的道路。

土地的資源化、資本化是鄉村振興的加速器。土地是鄉村的核心資源，鄉村振興需要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使土地制度適應新發展格局下城鄉融合發展的需求。農村土地制度與戶籍制度實際上是聯動的，因此應讓農村的土地資源化、資本化，助力農村進城務工人員定居城市。2018年末，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59.58%，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為43.37%，二者的差距高達16個百分點，這似乎表明“經濟吸納、社會排斥”的“半城市化”模式仍在延續。但是，筆者在中西部地區的進一步觀察則發現，“半城市化”正在轉變為“職住分離”的城市化模式，這種模式的核心特征是“就業都市化”與“住房城鎮化”。在早期的“半城市化”模式下，農民工在城市務工，用農村的宅基地建房；而在“職住分離”的城市化模式下，農民工在大城市務工，在小城鎮置業。前者是在城鄉二元空間中完成勞動力的再生產，后者是在城鎮二元空間中完成勞動力的再生產。從大城市的戶籍制度來看，兩種模式下的農民工似乎并無區別；但從生活方式和生活質量的角度來看，后一種模式下的農民工福利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他們通過在小城鎮置業使自己的家庭能夠獲得更好的教育、醫療資源。

鄉村振興的重要抓手：縣城正在成為中國城市化的一個重要引擎

從筆者的調研來看，縣城以相對低的房價、相對好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體系，吸引了大量的農民工置業。但縣域經濟的規模又無法為這些農民工提供充分的就業機會，因此無法實現“就地城市化”，農民工的流向仍以大城市為主。“職住分離”的城市化給縣城帶來了房地產市場的繁榮，同時也帶來了巨大的公共服務壓力。以中部地區H縣為例，近年來縣城的義務教育階段學生急劇膨脹，而鄉村學校的生源急劇萎縮，縣城的學生數多達34000人，其中最大規模的學校人數多達5400人；其他24個鄉鎮的中小學生加起來不過71000人，多數學校的學生總數在50人到300人之間。一方面是教育資源的需求日益旺盛；另一方面是優質生源和師資向省會和地級市集聚，H縣城優質教育資源逐步流失。“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同樣突出，隨著交通便利化，縣級醫院的聲譽處于下降趨勢，同時醫療保險覆蓋面不廣，保障水平較低。

由于大城市落戶仍有一定門檻，高昂的房價和生活成本也會制約農民工在大城市的定居意愿，“職住分離”的城市化或許會持續較長一段時間。縣城是農民工進城置業的主要目的地，但縣城恰恰也是我國城市公共服務體系中較為薄弱的環節。因此，在促進城鄉融合發展的進程中，中西部地區要以縣城為突破口，東部發達地區則要以鎮為突破口，讓縣城、鎮的公共服務體系更好地輻射農村；同時，應充分運用市場機制盤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深化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深入推進建設用地改革，完善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政策，為鄉村振興和城鄉融合發展提供土地要素保障。

以上海奉賢區為例，全區近31萬畝耕地產值約40億元，占全區總產值僅不到2%，農業經營性收入僅占農民收入的11%；集體建設用地畝均稅收僅1.7萬元；宅基地出租、空置或僅居住60歲以上老人的，占總比例的75%，村莊的空心化、老齡化、人口倒掛現象突出。為了盤活鄉村資源，奉賢區開始進行“三塊地”改革。針對宅基地空置問題，奉賢主要通過宅基地流轉、置換、歸并、騰挪等方式，把農村碎片化資源整合起來，探索發展“一庭院一總部”。為了增加招商吸引力，南橋鎮六墩村以租賃形式將宅基地使用權流轉到村后，由第三方市場化平臺改造運營維護，同時對周邊綠化、河道進行景觀升級。通過宅基地流轉，農民也可獲得承包地和宅院出租收益，村集體可留存區鎮兩級稅收，預計戶均宅基地流轉租金每年可達9萬元左右，增加村級可支配收入18萬元。

針對集體建設用地畝均產出低效問題，奉賢區試驗以“一公園一總部”“一莊園一總部”的農藝公園模式化解。該模式通過回購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按照“田成塊、林成網、水成系、宅成景”的要求完善生態系統，進一步吸引企業總部入駐，通過導入優勢產業實現升級，提高土地效益、壯大村級集體資產。針對農用地閑置或低效利用問題，奉賢區著重探索農村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以創新和激活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機制為手段，推進土地承包管理的法制化、制度化和規范化，促進農民增收。一是村級入股外租和自營模式，以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入股，由村經濟合作社牽頭并以村為單位組建村級土地股份合作社，或統一對外租賃或發包，取得的收益按農戶土地入股份額進行分配；二是由村級土地股份合作社將土地承包經營權作價折股后參與村級農民專業合作社經營，實行保底分紅、二次分配。

鄉村振興的多方聯動：頂層設計、地方創新與農民主體性

鄉村振興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頂層設計與地方創新相結合。從頂層設計看，首先要促進城鄉之間的要素流動，逐步實現人口、技術、資本、信息等要素的雙向無障礙流動，從而改變長期以來的城鄉二元格局，變城鄉“剪刀差”模式為城鄉融合發展模式；其次要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通過市場機制，引導生產要素流向鄉村和農業，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切實提高農民的收入；通過再分配機制，進一步完善稅收制度，合理調節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公共服務支出比重，逐步將戶籍與社會保障脫鉤，實現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尤其是加大農村地區的人力資本投資；通過公益機制，鼓勵企業和個人進行慈善捐贈，縮小各階層的收入差距。

從地方創新看，鄉村振興需要因地制宜，充分發揮地方政府和農民的積極性。規模和異質性決定了我國的鄉村振興不可能有一個統一模式，需要處理好“一”和“多”的關系，所謂“一”就是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和頂層設計；所謂“多”就是充分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和村莊發展模式的多樣性。譬如，上海市奉賢區在農民“離房不失房、離地不失地”“建設用地只減不增、基本農田只增不減”的前提下，引進國有資本和社會資本，盤活閑置農戶宅基地、低效集體建設用地和承包地，將閑散農村資產資源股權化、證券化。又如，云南勐臘縣貧困瑤族村河邊村的“瑤族媽媽客房”項目，把房屋改造成保留瑤族文化特色的桿欄式民居，同時在每戶民居內建設一間嵌入式客房，用來接待游客；充分利用河邊村的氣候、雨林和瑤族文化資源，把河邊村打造成集小型會議、休閑、康養和自然教育為特色的新業態產業。

（作者為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院長、教授）

【注：本文系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委托課題“國際化大都市背景下鄉村振興戰略的路徑與模式研究”（項目編號：2021WFX001）階段性成果】

責編/馬寧遠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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