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物文化多樣性是世界多樣性研究中的一個跨學科領域，集中描述各層面的生物多樣性和包含所有文化多樣性表現形態的世界差異性，以及生物和文化多樣性之間的相互作用。它是生物多樣性研究社會文化轉向的結果，有機融合了生物學、生態學等自然科學和民族學、人類學、語言學等社會科學的理論與方法，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邏輯。由于深受環境保護導向的研究傳統和二元思維的影響，生物文化多樣性將人與自然、現代文明與多樣性的關系處理為一種緊張甚至對立狀態，并導致過分強調“原生”和“地方”，限制了其普遍性意義。要想適應并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基礎上的人類可持續發展，生物文化多樣性亟需在其核心概念、視野、方法等方面尋找新突破，而它與環境史的互鑒融合是可供選擇的路徑之一。
【關鍵詞】生物文化多樣性 自然 人類 環境史 跨學科研究
【中圖分類號】G11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04.006
【作者簡介】王華，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導，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太平洋歷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為太平洋史、世界近代史、國際關系史。主要著作有《夏威夷近代社會轉型研究》、《薩摩亞爭端與大國外交》、《生命的價值：生物多樣性與人類社會》（譯著）等。
生物文化多樣性（biocultural diversity）是人與自然互動關系研究中的一個跨學科領域，現有研究大多將之歸入生物多樣性（biological diversity, biodiversity）范疇。值得關注的是，經過20多年的研究發展，生物文化多樣性研究在學科范式、研究內容、研究方法和學術群體建設等方面都漸露端倪，它與生物多樣性、文化多樣性、經濟多樣性等共同構成了世界多樣性研究的學術圖譜。生物文化多樣性在學科屬性上，屬于生態學、生物學、海洋學、地理學等自然科學與民族學、人類學、語言學、社會學、歷史學等社會科學的交叉領域。作為一個學術概念，它被用于描述各層面的生物多樣性和包含所有文化多樣性表現形態的世界差異性，以及生物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之間的相互作用。作為一個模型，它將相依相融的社會系統與生態系統置于一個框架內，更多地強調自然環境的宗教和精神價值，及親近自然的傳統文化人群與自然生態系統和本土物種之間的積極互動關系，因而被廣泛應用于生態文化的保護實踐。[1]
從生物多樣性到生物文化多樣性
20世紀80年代，為引起公眾對業已危及大自然生命多樣性的“大規模人為滅絕危機”的關注，推動生物和環境保護，科學家們創造了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一詞[2]。后在美國生物學家愛德華·威爾遜（Edward O. Wilson）等人的努力下，生物多樣性發展成一個流行科學概念。[3]1992年6月，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150多個國家簽署了《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保護生物多樣性由此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4]生物多樣性通常被界定為“在基因、物種和生態系統層面的種類多樣性”[5]，是“構成任何地區或整個地球生命的野生和馴化物種、種群、群落和生態系統的總和”[6]。科學家們將生態系統的健康看作地球和人類可持續發展的標志，而保持生態系統健康的關鍵便是對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它就像一個具有強大吸收能力的屏障，能夠保護環境，使其免于遭受沖擊和壓力。
生物多樣性的提出和普及促進了世界范圍的物種多樣性和生態環境保護，熱帶雨林保護計劃等一系列自然保護項目取得了顯著的推廣成效。但與此同時，這一概念也暴露出兩個明顯的學理問題：首先，生物多樣性的部分倡導者們幾乎完全不考慮人類和人類的活動，脫離人類社會思考和開展對生物多樣性的闡釋與保護。他們甚至很大程度上是在人類中心主義的觀念基礎上使用這個術語，生物、環境、生態系統都是圍繞著人類這一中心而存在，以為人類提供源源不斷的商品和服務為意義。其次，生物多樣性更集中關注沒有或很少遭受人類干擾的原生態自然，更多將視野投諸“荒野”，對當下仍相對保存完好的局部邊緣生態多樣性系統進行保護和研究，導致了有限的空間適用性，成為世界多樣性研究向過度強調“原生”（indigenous）和“地方”（local）偏離的肇端。
生物多樣性的研究者們及時發現了因排除人類社會所導致的概念局限。自20世紀90年代初起，學者們開始將語言等人類文化形態引入對生物多樣性的思考，90年代中期出現了對生物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cultural diversity）的結合研究。[7]所謂文化多樣性，是指“多樣化的人類生活方式，它們所扮演的社會和生態角色，以及它們所包含的知識”[8]。其中的文化被界定為“某個社會的成員用來應對其所處的世界和他們彼此的一套體系，由共享的符號、行為、信仰、價值觀、規范、制度等組成，通過學習代代相傳”；它同時還是一套復雜的固有體系，一種“文化信息、社會環境、自然環境之間的共同進化形式”，便于人們通過它與周圍環境的關系識別個體身份。[9]伯納德·尼茨曼（Bernard Nietschmann）在1992年就斷言生物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之間存在相互依賴，[10]戴維·哈蒙（David Harmon）也在同年的一次會議演講中明確聲稱文化多樣性與保護區的保護具有相關性。[11]參與20世紀90年代跨國環境保護項目的研究者通過實地觀察和民族學考察，進一步確定了二者之間存在強關聯。1994年，戴維·海因德曼（David Hyndman）提出了“推動文化多樣性和生物多樣性的相互依存”議題。[12]1996年，戴維·哈蒙再次發文，指出世界范圍內生物多樣性的損失與語言和文化多樣性的危機并行出現，并存在一定的相互關聯。[13]到21世紀初時，生物多樣性的研究者們已經普遍認可生物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密不可分。[14]
生物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的結合發展走的是一條雙軌并行的道路，自生物多樣性觀念時期便出現的“原生”和“地方”傾向也被進一步強化，對語言多樣性和土著文化的過度重視導致文化多樣性保護走向“邊緣的”非工業化地區和少數族裔地區，其空間適用的有限性未獲改觀。盡管如此，二者在這一時期的結合發展還是最終促成了另一個積極的結果：催生出“生物文化多樣性”概念。人種生物學家最初發明這一概念，是為了消除環境保護話語和實踐中普遍存在的“自然—文化”二分法。它意圖將生物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有機融合，更準確地說，是要將生物物種的滅絕與語言和土著生活方式的消失聯系起來。2001年，路易莎·馬菲（Luisa Maffi）率先在專著中使用生物文化多樣性術語，開展語言、知識和環境結合研究的新路徑探索。[15]而最終使這一新概念發展成為一個研究框架的，是兩支研究團隊。戴維·哈蒙在2002年意識到多樣性的統一問題，與喬納森·羅（Jonathan Loh）合作開展了一項制作全球“生物文化多樣性指數”（Index of Biocultural Diversity）的研究。他們以語言作為核心文化指標，在亞馬遜河流域、中非、印度尼西亞群島和美拉尼西亞三個地區收集文化多樣性數據，將這些數據與同地區以鳥類、哺乳動物等脊椎動物物種和植物物種密度作為生物多樣性的指標所收集的數據進行匯總比較，借以衡量各國生物文化多樣性的狀況和趨勢。[16]約翰·R.斯特普（John R. Stepp）的研究團隊則利用最新地理信息系統工具，以中美洲、安第斯山區、西非、喜馬拉雅山麓、南亞及太平洋為主要數據采集區，對全球生物文化多樣性現實圖景進行繪制。[17]兩個團隊的研究結果顯示，在原生文化高密度存在的地區，生物種群數量也對應呈現多樣化，生物多樣性與人類語言（及民族、宗教）密度高的地點之間存在強相關性。這一發現構成了此后十余年“生物文化多樣性政治”的本體論基礎。[18]
伴隨著知識的傳播，生物文化多樣性概念及框架得到學術界的積極回應，不僅生物學家和生態學家開始頻繁使用這一概念進行拓展研究，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歷史學等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者也相繼加入，促成一股跨學科熱潮，最終推動生物文化多樣性成為一個受認可的獨立研究領域。2010年后，當研究者論及生物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相關問題時，生物文化多樣性及其議題已幾乎無可回避，其研究框架也頻繁被引用、改善抑或挑戰。生物文化多樣性概念不僅被解釋為對自然與文化、環境與人的相關性的承認，而且同時構成了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重要組成部分。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在其2007年發布的《全球環境展望》報告中重新界定了生物多樣性的概念：它“也包含人類文化多樣性，這種多樣性可能受到與生物多樣性相同的驅動因素的影響，并對基因、其他物種和生態系統的多樣性產生作用”[19]。
生物文化多樣性的學術邏輯及其發展
生物文化多樣性不是生物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的簡單疊加，而是二者的有機融合。生物文化多樣性在生物多樣性的自然科學維度基礎上，增加了社會科學的社會和文化維度。[20]因此也可以說，生物文化多樣性的研究路徑是生物多樣性研究的一次社會文化轉向，是跨學科研究普遍化的產物。
生物多樣性研究最初由生物學家和生態學家發起和關注，受自然科學研究范式的規范，依循“自然的”尺度，人和人類社會被基本排除在分析框架之外。在自然科學家們注意到某些“非工業化”地區的生物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存在變化的相對同步性之后，文化多樣性才被作為關聯領域引入生物多樣性研究，二者間的關系開始受到關注，生物文化多樣性概念及跨學科融合研究方法進而初步形成。但此時對生物文化多樣性的認識仍是生物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的簡單集合，它“或可被認為是世界多樣性的總集合，無論這些差異因何而來。它既包括從基因到數量到種群到生態系統各種層次的生物多樣性，也包括文化多樣性的所有表現形態，從個體觀念到文化整體，以及很重要的生物和文化相互間的互動”[21]。
當民族學家、人類學家、語言學家等社會科學家也積極加入，基于“人類中心”的社會研究和文化研究視野被充實進來。社會科學家從“人類的”尺度出發，探究民族、文化、語言、經濟等人類社會多樣性與生物多樣性之間的有機聯系，與自然科學家形成跨學科互動，試圖協力打通人與生物、文化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推進更全面、更具融合意義的世界多樣性研究。自然與社會本就是“彼此相互構成、相互生產、相互建構”[22]的共存關系，對二者交叉領域的研究自然不該固守所謂“人類力量”和“非人類力量”的機械劃分。生物文化多樣性研究發展至此，才相對平等地代入自然和人類兩個核心尺度，發掘出二者間的密切關聯和互動特性，從而走向更具實質性的跨學科融合。諸如社會生態系統（social-ecological systems）、生態經濟（ecological economics）[23]、生態政治（ecological politics）以及人類生態學（human ecology）、環境人類學／生態人類學（environmental/ecological anthropology）等跨學科概念和領域的發展，都在一定程度上構成其表現。[24]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生物文化多樣性初步顯露其跨學科有機融合的學術邏輯。
生物文化多樣性在學術邏輯上的另一個成就是促進了從遺存保護到可持續發展、從危機和直接原因認知到深層動因和制度探究、從特殊性關注到普遍性關懷的研究發展。現代世界中生物和文化多樣性的損失是一種現實結果，對其進行保護和恢復本應是目的，卻首先表現為一種“止損”式的保護策略——對目前仍遺存或部分遺存的生物和文化多樣性予以搶救性發掘和保護，在此意義上開展的學術研究和政策行動難免變成一種試圖讓局部結果不至于更糟糕的權宜之計，其特殊性和狹隘性顯而易見。當可持續性和整體性考慮被置于學術討論的中心，研究者就必須深入探究多樣性為何會損失，其究竟是局部現象還是整體性的存在，決定這一進程結果的深層動力機制是什么，有無可能及如何更持久而全面地改變乃至解決問題。當研究者開始系統性思考，便日漸深刻地發現，生物多樣性乃至世界多樣性問題的產生歸根結底是人類文明發展的結果。[25]生物多樣性問題幾乎伴隨了人類文明發展的全過程，近代以來的工業化、全球化和現代性的世界擴張，更導致生物多樣性危機的加劇，并且引發文化等其他類型多樣性問題的嚴重化。因此，人與自然、人類社會與環境生態的互動關系，才是理解并進而解決生物多樣性以及世界多樣性問題的關鍵。
進而，世界多樣性本身盡管是對于某些客觀事實的描述呈現，但同時也是人類價值和觀念的構建產物。“生物多樣性看似固有的價值特性，其實是商品拜物教的感性翻版，一種假定生命形式具有某種可交換性的道德抽象。”[26]長期以來，對地球生物多樣性的維持主要依據的是種群動力學理論（theories of population dynamics）。[27]根據該理論，全世界的過剩動物物種通常會在不危及其種群健康的限度下被部分捕殺和絕育，以此來減輕身處困境物種的生存壓力。[28]但問題在于，如果人類是作為系統中“身處困境物種”的角色出現，那么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其他生物物種的“過剩”壓力？人類是否是在種群動力學所假設的理性實踐思維模式下通過人為手段控制其他生物種群數量，又在多大規模和程度上跨越了需要守護的底線？如果人類不是系統中的“身處困境物種”，那么它是作為一個超越系統的存在，還是作為一個對其他物種構成生存壓力的過剩物種存在？如果是前者，這個系統就是不完整的；如果是后者，人類是否也自我適用人為方式控制種群數量？因此，拋開人類歷史、社會和文化的維度，只尋求從“物種的”“自然的”維度來討論生物多樣性問題，是不現實且危險的。它不僅對我們系統理解生物多樣性危機并提供具有可持續性的解決方案形成阻礙，而且會進一步強化人類中心主義傾向。
生物文化多樣性研究正是在這樣的學術邏輯探尋中不斷發展完善。早在概念誕生之初，路易莎·馬菲便樂觀地展望，“學術環境下對生物文化多樣性主題的日益關注，有望為這一領域帶來科學嚴謹性和批判性分析的裨益。……生物文化多樣性作為一個研究領域被接受，將促進學術界的跨學科轉向，……對語言、文化和生物之間的聯系作出新的綜合闡釋”。[29]盡管早期倡導者們已經認識并承認文化多樣性和生物多樣性之間存在強關聯，并試圖在人與生物多樣化環境間建立直接聯系，但人作為自然生態和世界多樣性最重要的影響和改造者的身份始終未被明確，西方文化固有的自然／文化二元思維難以被突破，二者在學術邏輯上的融合更是舉步維艱。同時，生物文化多樣性通常只被應用于多樣性保護之類的危機敘事，在“有利于保護稀有物種，保護瀕臨消亡的文化知識、傳統技能、地區生態，保護它們從滾滾的全球化浪潮、無孔不入的商業主義和不斷擴張的單一文化經濟中保存下來”的邏輯中進行研究和闡釋。[30]
2009年，朱爾斯·普雷蒂（Jules Pretty）等人發表文章，探討推動生物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的實質融合。作者承認，文化與自然具有密不可分性：“人類文化為自然系統注入了意義，規范著人類的行為，并由此形塑了自然和景觀。”“自然環境為文化進程、活動和信仰體系的發展提供了背景，景觀也隨之成為人類活動的多樣文化檔案。因為二者間的這些相互聯系，一個反饋系統形成，其中一個系統的變化往往導致另一個系統的變化。”[31]與普雷蒂立足于生物和文化的多樣性保護思考文化與自然的融合策略不同，德國蕾切爾·卡森環境與社會中心（RCC）在2011年舉辦“我們為何重視多樣性：全球背景下的生物文化多樣性”跨學科研討會，邀請多位跨學科專家，就生物文化多樣性的政治、文化、生態、概念研究局限和前景進行集中反思。這次研討最值得關注的成果，是在人類社會對自然生態變化和多樣性保護創新的核心作用、平衡世界多樣性的全球圖景以及應對全球多樣性問題的綜合機制與策略等方面達成了相對共識。會議首先承認，“生物文化多樣性已在界定社會生態系統的健康方面占據中心地位”，但仍存在明顯的問題和潛在的弱點。[32]“生物文化多樣性圍繞著人類介入和自然反應的交織拼合而構建：‘自然’環境打上了人的烙印，人類管理、看護環境，以維持其在一個承載著大自然印記的世界中的價值。”[33]因此，生物文化多樣性本身及其保護受制于人類在各領域的活動。在全球背景下，生物文化多樣性是一個綜合系統圖景，不僅原生社會及其環境是多樣性的代表，受到工業化和現代性影響和改造的單一性社會及其環境也是多樣性的天然組成部分，不僅文化、語言、民族、生物是多樣性的重要體現，經濟生活、政治生態、倫理情感同樣也是多樣性的構成要素。學者們還嘗試通過社會生態系統、生態政治、生態經濟、知識政治、地緣政治學等多元路徑，尋找生物文化多樣性的全球解決方案，為系統理解世界多樣性并指導創新性的保護實踐提供可能的分析框架。[34]這次研討會在批判性總結的基礎上，為生物文化多樣性的綜合闡釋發展勾勒出一些模糊的框架，至于如何對框架進行實質性的學術填充，卻是直至今日也未完成的任務。
后續研究發展中比較值得一提的是，科克斯（Michelle Linda Cocks）和威爾薩姆（Freerk Wiersum）在完善生物文化多樣性分類法上所作的努力。鑒于文化多樣性缺乏統一而清晰的分類標準，兩位研究者提出“生物文化多樣性概念應將與景觀、物種和遺傳等各層面生物多樣性相關的一切人類價值觀和實踐包含在內”。他們將文化價值觀分成四類：人與自然的關系（或有關自然的世界觀）、與人的精神和群體幸福有關的自然價值、給人提供身份感和歸屬感的自然價值、提供文化產品和生活必需品的自然價值。以此為基礎，可以根據文化價值觀對生物多樣性的三個主要影響（保護神圣的和具有特定文化意義的生物多樣性、創造農業生物多樣性、創造文化景觀）再作進一步細分。[35]兩位作者嘗試構建經驗分析模型的努力固然值得肯定和敬佩，但其后續影響和應用成效遠沒有預想的樂觀。眾多研究者的學術實踐都表明，以多樣性保存和保護作為問題研究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依然是當下生物文化多樣性研究的主導邏輯。
“原生”和“地方”的困境
應用動機驅動下產生的生物文化多樣性研究，延續并發展了對“原生”和“地方”的特殊關注，同時在大多數情況下忽略（實際也是無力應對）甚至否定了現代性社會、文化、生物條件下的多樣性。盡管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者和研究方法不斷介入和融合，但是其作用和影響更多表現在對文化多樣性的發掘補充，而人類學、民族學等社會學科對地方、原生態和文化多元的重視，更進一步助推了“原生”和“地方”特征的鞏固，對該領域的研究發展造成了長期困擾。
“原生”被認為與生物和文化的多樣性存在“天然聯盟”關系。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生物多樣性便與“原始荒野”（pristine wildness）、“未受干擾”（untouched, undisturbed）、“原生”、“土著”（aboriginal）、“偏遠”（outlying）等詞語捆綁在了一起，“原生”和“原始”被認為是多樣性保存的必要條件。20世紀90年代，當人們發現“所謂的‘荒野地區’實際往往是從業經人化的陸地與海洋文化景觀中創造出來的，土著人是且近來一直是其中主要的生態組成部分”[36]，而且土著和傳統民族與自然平衡相處的知識、技能以及長期的歷史實踐對于生物多樣性的保護至關重要，[37]這類“自然狀態的”人群及其文化于是被文化多樣性研究提取出來，與“荒野”一起構成多樣性的代表符號，成為多樣性研究“原生”取向的發端。此后數十年中，認為“原生態地區對維持世界生物多樣性和農業生物多樣性……至關重要”[38]和“強調……傳統土著人與自然生態系統保護和原生物種之間的積極互動關系”[39]儼然成了生物多樣性、文化多樣性以及生物文化多樣性研究者的思維定式。[40]在“工業化、現代化和全球化導致生物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損失和景觀單一化”觀念影響下，現代文明成了多樣性的對立面，現代性和原生性（傳統性）的二元對立被建構起來。生物文化多樣性研究因循了這一二元思維模式，并構建起相應的框架模型：基于經驗主義的分析，以親近自然為特征的傳統生態知識及實踐對保護生物多樣性具有關鍵性作用，因此，在土著社會生態系統中建構并維持生物和文化多樣性，能夠對抗因為社會經濟現代化而導致的多樣性損失。[41]根據這一模型，土著文化價值及其實踐創造出時間、地域和景觀的特有性，從而產生生物文化多樣化景觀。對這種土著原生價值觀和實踐的保護，就是阻止生物文化多樣性損失的有效途徑。[42]
對“原生”的偏好使得生物文化多樣性研究停留在了“地方”，因為就像戴維·哈蒙和喬納森·羅通過全球“生物文化多樣性指數”所展示的，豐富的多樣性只可能存在于遠離現代文明的邊緣局部地區。生物文化多樣性研究聚焦“僅與那些其文化形態更深地相融于野生動物和自然保護的‘真正’原生土著居民有關的環境”[43]，在不斷尋找遺存原生多樣性并付諸研究和保護的過程中放大并逐漸固化了特殊性——每一處值得保存和保護的多樣性樣本區都具有唯一性。既然“人類與自然的互動導致獨特的文化知識和實踐的發展，以確保當地受尊敬的生物多樣性元素的持續存在和表達”，那么這種多樣性必然也只能是“地方的”。[44]迄今為止，生物文化多樣性研究在研究對象和區域的選擇上大致遵循如下規律：在自然生態類型上，假定人為干擾和創造破壞了生物和文化多樣性并導致單一化，致使其喪失了多樣性研究的價值，因此將“人造生態”排除在研究對象之外；在文化生態類型上，假定長期受到現代工業、農業、商業、文化等影響的地區，其在民族、語言、文化、生活方式、知識體系等方面已被現代性同化，喪失了文化生態多樣性的研究價值，因此被排除在研究對象之外；在地域類型分布上，假定現代文明發展的中心區已經喪失生物和文化多樣性，是多樣性的荒漠，因此將其排除在研究對象之外。這種預設性的選擇和排除，直接導致生物文化多樣性研究在對象區域選擇上遠離現代文明的中心地帶，并將現代經濟、現代政治等與現代性和單一性有關的社會活動領域從議題范疇里去除，成為一個邊緣和地方色彩濃重的領域。
生物文化多樣性研究對原生態和邊緣局部的重視，根本上源自自然和文化、傳統和現代、多樣和單一的二元思維模式。在相關研究者看來，人類文化代表著對原生態自然的干擾和馴化，受人類文化介入越少的自然，其物種就保存得越多樣越完整。傳統與多樣、現代與單一的對應邏輯亦是如此。這其實也正是長期以來生物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保護實踐所遵循的基本價值邏輯。在強調多樣性保存和保護甚于推動協調可持續發展的條件下，只要不徹底打破現代文明與多樣性的對立邏輯，重置關系，以多樣性保護為導向的生物文化多樣性研究便只會被長時間束縛于挖掘、保存、保護的視野，在原生和邊緣的局部空間徘徊。烏爾蘇拉·明斯特（Ursula Münster）通過他對印度南部生物文化多樣性保護的考察研究發現：將生物文化多樣性概念局限于“野蠻地帶”，有可能造成當地社區的本質化、同質化和傳統化，從而導致“生態監禁”。這些社群被嚴格限定于一種森林環境下的“可持續生態生活方式”，它們以外的其他社會部分卻能正常消費和發展。作者對此表達出強烈的“綠色新殖民化”（green neocolonization）或“生態帝國主義”（eco-imperialism）憂慮。[45]明斯特所揭示的只是部分問題，生物文化多樣性研究者不得不面對更多困擾和質疑：在現代世界的發展條件下，人與荒野、原生與人為、傳統與現代的界限劃分是否合理？物種、人群之間的價值等級（hierarchy of values）觀念是否依然在主導著生物文化多樣性研究及保護？以原生性和地方性為顯著特征的生物文化多樣性究竟具有多大的普遍價值？排除了現代文明中心區和“人造生態”的生物文化多樣性還是否具有可持續性意義？面對現代文明發展所造成的多樣性危機，給出的應對策略卻是對現代文明的回避，這讓生物文化多樣性研究多了些悖論的意味。實際上，多樣性研究中對原生性和地方性的突出重視是一種簡單異質化思維的表現：對現代文明的自我反思需要一面差異性和多樣性的鏡子，它既不能是受到現代工業文明深刻影響的地區，也不能過于疏離，以至于失卻基于直接關聯的異質可比性。所以，生物文化多樣性研究不只是有意忽略了被貼以“單一性”標簽的現代文明中心區，它同時也將同處文明邊緣地帶的海洋生物文化多樣性排除在研究視野之外。[46]
究竟該如何認識和應對現代性不斷擴張條件下的生物文化多樣性？現有的批判性研究提供了一些參考。科克斯等建議，應將生物文化多樣性發展成一個在人類領域中以文化價值框定生物多樣性的概念，無論人們是想將其應用于生物多樣性保護，還是文化景觀的發展與保護，都有必要認識并承認：是人類賦予了自然環境以概念化和理解，并直接作用于它；現代化進程不只是造成生物和文化多樣性的損失，它還創造出雜交的新生態，如農業生物多樣性（agrobiodiversity）和多樣化的文化景觀。[47]因此，生物文化多樣性概念應該包含與生物多樣性有關的價值觀和實踐，無論它們是傳統的／鄉野的，還是現代的／都市的；用于描述生物文化多樣性關系的分析框架不能只立足于保存導向，而應涵蓋在文化與生物多樣性互動的所有表現形態之中。[48]凱文·圣馬丁（Kevin St. Martin）對生物文化多樣性“抹平了人與自然互動中產生的復雜互動關系和知識”的現狀予以尖銳批評，認為它是在強調文化或生態多樣性的現狀保存而非創新。在他看來，現有的生物文化多樣性研究回避了現代經濟、全球化和中心區，只著眼于對邊緣的、他者的、文化的、語言的多樣性發掘保存，研究者們有意把對生物文化多樣性的呈現降格為邊緣的和地方的，借此實質性回避資本主義和現代性的前沿，以避免危及資本主義經濟和單一性文化。他進而指出，多樣性的本體論需要進行調整，生物文化多樣性是生物、文化、經濟多樣性相結合的形態，它必須將經濟多樣性納入其中，并走進中心區，接納單一化的經濟和文化類型，在現代化進程和全球化進程中發現地方，在單一化性中發現、保存和發展多樣性。[49]佐冢實和（Shiho Satsuka）以“里山倡議”（The Satoyama Initiative）[50]的社會生態生產景觀理念為借鑒，關注生物文化多樣性中的地方化與普遍性的矛盾，認為可以從溝通現代科學與傳統生態知識、融合人與自然的關系上尋找出路。在他看來，生物文化多樣性主流路線的問題是受制于文化的靜態化和地理位置的特定性，以及在現代科學和傳統知識之間建立的不對稱權力關系。主流觀點將世界多樣性的日趨減少歸因于來自中心區的工業化壓力，過度強調特定地方環境中的傳統知識對多樣性保存的重要性。實際上，人類現代文明和現代科技也創造出了新的生物多樣性，如農業生物多樣性。通過知識的標準化，傳統生態知識與現代科技可以融合，人與自然也可以實現和諧發展。[51]羅安清（Anna Tsing）則以承認“人類干擾下的生態系統”（human-disturbed ecosystems）和“被污染的多樣性”（contaminated diversity）[52]為前提，探討了在現代文明浪潮中保持和創造生物文化多樣性的問題。她認為，在人類世（anthropocene）時代所造就的“人類生態系統”（anthropogenic ecosystem）中，“被污染的多樣性”已經是不可改變的事實，多樣性應該談論人類如何“減緩干擾”（slow disturbance）其他物種以確保其生存的問題。為此，她將對多樣性的關注轉向現代文明所造就的生態現實及其未來，提出“文化與生物的協調效應”（cultural and biological synergies）觀點：通過減緩干擾，即便在城市的廢墟中，多樣性也將持續涌現。[53]
無論這些建議能否徹底解決生物文化多樣性所面臨的困擾和質疑，至少它們在接受現代文明的全球化是生物文化多樣性問題的邏輯前提，應在全球尺度和普遍可持續性的框架追求中開展問題研究這個核心點上，要更具合理性和說服力，同時也讓我們看到了生物文化多樣性研究進一步深入拓展的可能。
生物文化多樣性與環境史研究
生物文化多樣性問題多年來主要是在生物學和生態學等自然科學學科與民族學、人類學、語言學等社會科學學科的交叉領域被思考和研究，歷史學鮮有研究直接涉及。即便是在將人與自然的互動關系作為核心論題的環境史研究領域，生物文化多樣性概念的出現頻率也很低。當然，概念直接使用的低頻率并不代表具體問題研究的匱乏，更不意味著二者之間缺少足夠的內在關聯。環境史研究有條件為生物文化多樣性研究提供有益的補充和借鑒，生物文化多樣性則有發展成環境史研究一個新學術增長點的可能，二者在跨學科交流和知識生產方面存在較大的合作空間。
環境史研究與生物文化多樣性研究有一定的學科親緣關系，因而在多方面表現出相似相通性。首先，與生物文化多樣性一樣，環境史是具有強烈現實關照的學科，其最初興起也是基于環境保護的現實需求。即便發展到今天，環境史研究仍保持著歷史與現實之間的深度溝通和互動，其議題選擇和問題思考始終體現出強烈的現實導向，研究熱點的形成和轉換與現實世界的環境、生態關切息息相關。生物文化多樣性危機作為一個結果，是特定空間的社會現實，當它作為一個時間脈絡上的發展過程，就成為了打通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歷史問題。其次，生物文化多樣性打開了自然物種與人類社會之間的邊界，將生物和文化多樣性問題的產生、發展和解決歸于人，本質上指向人與自然的緊張關系，以及人類社會在緩解這一緊張狀態、重歸和諧上的主導性和能動性。這也正與環境史研究內在契合。盡管不斷經歷理論范式的發展演替，環境史研究以人和人類社會為中心探討人類歷史發展與自然環境演變的互動關系這一核心從未發生改變，系統思考和研究人與自然的關系一直都是環境史的理論內核和分析框架。再次，生物文化多樣性和環境史都對歷史和現實中因人類活動而導致的物種損失和景觀改造的事實和案例給予集中關注和研究，盡管存在以現狀與對策研究為重點和以歷史與成因、規律分析為重點的差異，二者在問題意識的邏輯終點上趨向一致，在從具體案例著手、向普遍性歸納著眼的研究追求上也殊途同歸，這也為二者之間的互補融合提供了有利條件。最后，正如生物文化多樣性被視為一個具有代表性的跨學科新興領域，環境史也是歷史學研究中最具典型性的跨學科代表。跨學科思維和方法是二者共同的身份標簽，也是兩個研究領域保持活力、不斷取得創新突破的關鍵因素。不僅如此，二者的學科理論基礎均部分源自生態學，生物文化多樣性從以生物學和生態學為核心的自然科學研究向社會科學領域拓展（生物多樣性研究的社會科學轉向），環境史則是從以歷史學為核心的基礎社會科學研究向自然科學領域拓展（歷史學研究的自然科學轉向），實現跨學科融合發展是二者的共同目標。
跨學科融合對當下研究者最具吸引力的一個方面就是，它可以有效彌補單一學科的既定視野、理論和方法局限，啟發新的問題視角，產生新的問題領域，充實新的思路方法，提供新的解決方案。生物文化多樣性和環境史的跨學科對話和結合，也具有這樣的積極意義。作為一個歷史學分支學科，環境史立足于對人類社會發展進程的研究，尤其擅長于對時間和空間宏觀尺度的把握，這一特點對于推動解決生物文化多樣性研究的核心性困擾無疑具有積極作用。第一，在人與自然關系維度上，環境史以世界歷史發展的完整性、協調性為依據，承認自然環境的變化是人類社會綜合活動的結果。人類是自文明史以來世界發展變化的最重要的能動性力量，人類活動，尤其是工業化以來的人類活動，在對自然環境造成破壞的同時也創造了新的生態和多樣性。環境史對人類作用的系統性認知和辯證、批判的反思，有助于生物文化多樣性研究調整其倫理基礎和分析框架，平衡自然與人、生態與社會、荒野與文明之間的關系，發展更具包容性的生物文化多樣性內涵和多元的生物文化多樣性發展路徑。第二，在歷史時間維度上，環境史可以為生物文化多樣性提供動態化研究借鑒。自然科學的生物多樣性研究和社會科學的文化研究都在時間的縱深視野上有所欠缺，因此導致在生物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研究中較為普遍的靜態處理問題。而對時間性（歷時性）的重視是歷史研究的核心特質，在環境史學家眼中，歷史是持續動態地發展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構成一條完整的時間線，并在任意的歷史時間點上以完整的形態呈現。環境史對業已遠去的歷史的追索分析，很大程度上是為了給今天的問題尋找答案，并從長時段的歷史脈絡中找尋規律、總結經驗，著眼于未來的發展。持續的動態發展就意味著恒久的變化，環境史研究對這種變化的復雜性深有體認，它源于人和人類社會自身的復雜性。生物文化多樣性研究習慣了自然語言的簡潔，卻對社會文化的復雜缺乏適應，科學家們用自然科學的邏輯搭建的分析模型不斷遭遇對其靜態化的批評和不具可持續性的挑戰。為生物文化多樣性添加更具動態復雜性和時間完整性的社會語言，這也是環境史能夠做到的。第三，在歷史空間維度上，環境史能夠為生物文化多樣性克服“原生”和“地方”限制，提升普遍性意義帶來幫助。環境史最初是從環境對人的宜居性考慮發展起來的，因此，它從不拒絕將文明中心地帶作為研究的對象區域，并且會深入探討現代文明與自然環境的互動作用，被生物文化多樣性基本排除的城市環境也不例外。當然，它也研究“荒野”和更少受到現代文明影響的原生態環境。受到近些年全球史和海洋史發展的影響，為生物文化多樣性所忽視的海洋景觀也被納入當下環境史研究的視野，形成海洋環境史研究。全球史還進一步影響到環境史研究中全球生態系統觀念的加強，使得后者更重視整體視野和局部研究的結合，以及共時性的聯系和比較，在普遍性關懷中發展局部多元化。這些無疑正是目前生物文化多樣性研究所需要的。
延至當下，大多數環境史研究者并未將生物文化多樣性作為自己的核心研究對象，但它的確具有成為環境史的研究論題乃至問題領域的條件。生物文化多樣性及其研究已經為環境史提供了明確的對象、豐富的議題和多樣化的視角，研究者們在近幾十年開展的生物和文化多樣性研究，探討的生物文化多樣性問題，大多可以在歷史維度上展開，成為環境史的研究題目，并提供資料共享和學術對話的便利。歷史學家威廉·貝納特就注意到了生物多樣性和生物文化多樣性與環境史研究中的生態入侵（bio-invasions）議題的關聯。他建議環境史研究吸納生物文化多樣性，采用一條兼容社會和自然變化復雜性的整體式研究路線。同時，他也認為歷史學家可以為生物文化多樣性研究帶來更深入的問題思考，比如幫助它發展出一個能夠容納環境變化、文化變化和雜交性的更具流動性的文化概念和生物多樣性概念，探索一條承認生物交換和人類文化影響的更具彈性的研究路徑。[54]此外，景觀（landscapes）也是二者間一個可以深度交流的話題，生物文化多樣性的景觀研究主要集中在具備足夠生物多樣性的自然景觀和以原生性為特征的文化景觀；環境史則在人文景觀研究方面具備良好的積淀，可以有效地填補前者在城市景觀、農業景觀、海洋景觀等社會生態生產景觀研究方面的不足。
生物文化多樣性與環境史的對話和融合，能夠為兩個領域的研究發展注入新的活力，但二者的學術結合也注定會充滿挑戰。畢竟，跨學科知識生產不是僅靠不同領域知識生產主體的協同合作便可實現，更需要研究者個體進行跨域思維流動與對話，需要知識生產過程中理論、概念和方法的跨學科借鑒融合和跨學科理論與應用的交互作用發生機制的創設。[55]對于生物文化多樣性和環境史這兩個跨學科領域來說，敢于接受并應對這類挑戰正是它們保持生命力的關鍵。
結語
人類的知識生產本質上無法跳脫對于人類自身的認識和關懷。自然科學對有機自然界的事物和規律的孜孜探求，社會科學對人類社會的現象和規律的深入分析，思維科學對人類思維活動的形式和規律的系統研究，其目的都是為人類的生存、發展和福祉提供更客觀的認識，尋求更可行的方案，創設更合理的機制。人們從不同的學科角度思考人與自然的關系，其深層關懷亦出自于此。自然環境是人類社會發展最基礎的物質條件，是其精神文化的基礎來源，也是對它的約束力量。人和自然不是對立的關系，現代文明發展也不是多樣性的必然對立面，其中的關鍵取決于在這組關系中居于主動地位并具有能動性力量的人的選擇。
生物文化多樣性議程設置的出發點不是為了倡導差異化，而是基于對人類自我命運的憂慮，呼吁對人類社會活動消極性的抑制，阻止現代人類文明在無節制干擾、改造自然的同時走向自我傷害乃至毀滅。生物文化多樣性要追求和體現的是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的協調，是全球生態生產系統的平衡、穩定、健康、可持續，是世界各國攜起手來共建地球生命共同體。
習近平主席在2021年10月《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領導人峰會上發表的主旨講話中指出，“人與自然應和諧共生”，我們要“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構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地球家園”。[56]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保護生物和文化多樣性，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維護地球家園，促進人類可持續發展，這是我們進行生物文化多樣性研究和保護的現實意義所在。
（本文系2021年國家社科基金中國歷史研究院重大歷史問題研究專項“中國與現代太平洋世界關系研究〈1500—1900〉”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LSYZD21015）
注釋
[1][35][39][42][48]Cocks, M. L. and Wiersum, F., "Reappraising the Concept of Biocultural Diversity: A Perspective from South Africa", Human Ecology, 2014, 42(5), pp. 727; 733; 727; 729; 730-734.
[2][26]Lousley, C., "E. O. Wilson's Biodiversity, Commodity Culture, and Sentimental Globalism", RCC Perspectives, 2012, No.9, pp. 11; 14.
[3]Wilson, E. O. (ed.), Biodiversity,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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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Davis, M., "Indigenous Rights in Traditional Knowledge and Biological Diversity: Approaches to Protection", Australian Indigenous Law Reporter, 1999, 4(4), p. 2.
[6]Oldfield, M. and Alcorn, J. (eds.), Biodiversity: Culture, Nature and Ecodevelopment, Westview: Boulder, Co., 1991, p. 8.
[7][29]Maffi, L., "Linguistic, Cultural, and Biological Diversit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005, 34(1), pp. 602; 612-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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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Pretty, J. et al., "The Intersections of Biological Diversity and Cultural Diversity: Towards Integration", Conservation & Society, 2009, 7(2), pp. 101; 104, 102.
[11]Harmon, D., "Indicators of the World's Cultural Diversity", Presented at World Congr. Natl. Parks and Protected Areas, 4th, Caracas, Venezue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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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Harmon, D., "Losing Species, Losing Languages: Connections between Biological and Linguistic Diversity", Southwest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996, 15(1&2), pp. 105-106.
[14]Pretty, J., The Earth Only Endures: On Reconnecting with Nature and Our Place in It, London: Earthscan, 2007.
[15]Maffi, L., On Biocultural Diversity: Linking Language, Knowledge and the Environment, Washington: Smithsonian, 2001.
[16]Harmon, D. and Loh, J., "The IBCD: A Measure of the World's Biocultural Diversity", Policy Matters, 2004, No.13, pp. 271-280.
[17]Stepp, J. R. et al., "Development of a GIS for Global Biocultural Diversity", Policy Matters, 2004, No.13, pp. 267-270.
[18][49]Martin, K. St., "Mapping Biocultural and Economic Diversity…Everywhere", RCC Perspectives, 2012, No.9, pp. 83; 83-87.
[19]UNEP, "Global Environment Outlook 4 (GEO 4)", Nairobi: UNEP, 2007, Chapter 05,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rofile/Asghar-Fazel/publication/260554162_GLOBAL_ENVIRONMENT_OUTLOOK_4_GEO4_chapter05_Biodiversity/links/00b495318e27ad6c29000000/GLOBAL-ENVIRONMENT-OUTLOOK-4-GEO4-chapter05-Biodiversity.pdf，2022年1月15日訪問。
[20][54]Beinart, W., "Bio-invasions, Biodiversity, and Biocultural Diversity: Some Problems with These Concepts for Historians", RCC Perspectives, 2014, No.1, pp. 78; 75-80.
[21]Loh, J. and Harmon, D., "A Global Index of Biocultural Diversity", Ecological Indicators, 2005, 5(3), pp. 231-232.
[22]Hird, M. J., "Volatile Bodies, Volatile Earth: Towards an Ethic of Vulnerability", RCC Perspectives, 2012, No.9, p. 67.
[23]20世紀90年代，經濟與生物多樣性之間的關系也曾受到一些從生態系統角度觀察生物多樣性的學者的重視和討論，《生物多樣性公約》（CBD）的起草也包含了基于具有生態可持續性的經濟發展模式的考慮，只是生物文化多樣性自身的學術邏輯發展導致了之后經濟發展議題一度從此類討論中淡出。參見Folke, C. et al., "Biological Diversity, Ecosystems, and the Human Scale", Ecological Applications, 1996, 6(4), pp. 1018-1024; Gowby, John M., "The Value of Biodiversity: Markets, Society, and Ecosystems", Land Economics, 1997, 73(1), pp. 25-41。
[24]Levin, S. et al.,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as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Modeling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3, 18(2), pp. 111-132; Schutkowski, H., Human Ecology: Biocultural Adaptations in Human Communities, Berlin and London: Springer, 2006; Dove, M. R. and Carpenter, C., Environmental Anthropology: A Historical Reader, Malden, MA: Blackwell Pub., 2008; Rapport, D. J., "Sustainability Science: An Ecohealth Perspective", Sustainability Science, 2006, 2(1), pp. 77-84.
[27]Williams, B. K. et al.,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of Animal Populations: Modeling, Estimation, and Decision Making,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2002.
[28]Schaffner, S., "Biocultural Diversity and the Problem of the Superabundant Individual", RCC Perspectives, 2012, No.9, p. 41.
[30]Hathaway, M., "The Politics of Making Biocultural Diversity", RCC Perspective, 2012, No.9, p. 37; Mincyte, D., "The Geopolitics of Difference: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and Biocultural Otherness in the New Europe", RCC Perspective, 2012, No.9, p. 47.
[32]Martin, G. et al., "Introduction", RCC Perspectives, 2012, No.9, p. 5.
[33]Amanor, K., "Seeing the Trees from the Biocultural Diversity: Forestry Management, Smallholder Agriculture, and Environmental Politics in Ghana", RCC Perspectives, 2012, No.9, p. 75.
[34]Martin, G.; Mincyte, D. and Münster, U. (eds.), "Why Do We Value Diversity? Biocultural Diversity in a Global Context", RCC Perspectives, 2012, No.9.
[36]Clarke, W. C., "Traditional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Pacific", The Contemporary Pacific, 1990, 2(1), pp. 233-253.
[37]Posey, D. A. (ed.), Cultural and Spiritual Values of Biodiversity: A Complementary Contribution to the Global Biodiveristy Assessment, London: UN Environmental Program, 1999.
[38]Swiderska, K. et al., "Building a Global Biocultural Brand to Support Indigenous Landscapes",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2019, https://www.jstor.org/stable/resrep29047，2022年1月18日訪問。
[40]Coombe, R. J., "Intellectual Property, Human Rights & Sovereignty: New Dilemmas in International Law Posed by the Recognition of Indigenous Knowledge and the Conservation of Biodiversity", Indiana Journal of Global Legal Studies, 1998, 6(1), pp. 59-115; Maffi, L. and Woodley, E., Biocultural Diversity Conservation: A Global Sourcebook, London: Earthscan, 2010; Kassam, K. S., Biocultural Diversity and Indigenous Ways of Knowing: Human Ecology in the Arctic, Calgary, Alberta: University of Calgary Press, 2009.
[41]Brosius, J. P. and Hitchner, S. L., "Cultural 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2010, 61(199), pp. 141-168.
[43][45]Münster, U., "Contentious Diversities and Dangerous Species: Biocultural Diversity in the Context of Human-Animal Conflicts", RCC Perspectives, 2012, No.9, pp. 31; 31, 34.
[44]Persica, A. and Martin, G. (eds.), "Links between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Diversity: Report of an International Workshop", UNESCO, May 21, 2008,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5/001592/159255E.pdf，2022年1月16日訪問。
[46]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初，海洋多樣性等研究偶有成果發表，主要集中于兩類：一類是以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護或特定海洋生物保護為目的的科學論文，另一類是UNESCO或UNEP等機構的研究報告或發展報告。但海洋生物文化及其研究方面至今仍基本處于空白狀態。可參見Ray, G. C. and Grassle, J. F., "Marine Biodiversity: A Scientific Program to Help Conserve Marine Biological Diversity is Urgently Required", BioScience, 1991, 41(7), pp. 453-457; Brailovskaya, T., "Obstacles to Protecting Marine Biodiversity through Marine Wilderness Preservation: Examples from the New England Region", Conservation Biology, 1998, 12(6), pp. 1236-1238; Jackson, J. B. C. et al., "Historical Overfishing and the Recent Collapse of Coastal Ecosystems", Science, 2001, 293(5530), pp. 629-638; Jones, G. P. et al., "Coral Decline Threatens Fish Biodiversity in Marine Reserve", PNAS, 2004, 101(21), pp. 8251-8253; Craig, R. K., "Protecting International Marine Biodiversity: International Treaties and National Systems of Marine Protected Areas", Journal of Land Use & Environmental Law, 2005, 20(2), pp. 333-369。
[47]米歇爾·平伯特也從農業生態的角度強調了將農業生產與生態和生物多樣性聯系起來的重要性。更有學者直接走進東南歐的鄉村，以人類植物學的視角研究探討現代農村經濟發展中的生物文化多樣性。Pimbert, M. P., Food Sovereignty, Agroecology and Biocultural Diversity: Constructing and Contesting Know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p. 16; Pieroni, A. and Quave, C. L. (eds.), Ethnobotany and Biocultural Diversities in the Balkans: Perspectives on Sustainable Rural Development and Reconciliation, New York: Springer, 2014。
[50]The Satoyama Initiative, https://satoyama-initiative.org/concept/satoyama-initiative/, 2022年1月16日訪問。
[51]Satsuka, S., "Biodiversity in Satoyama Conservation: Aesthetics, Science, an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RCC Perspectives, 2012, No.9, pp. 79-81.
[52]兩個概念意指所有植物和動物都是人類干擾體制的一部分，都有一部被污染的歷史。
[53]Tsing, A., "Contaminated Diversity in 'Slow Disturbance': Potential Collaborators for a Liveable Earth", RCC Perspectives, 2012, No.9, pp. 95-97.
[55]李立國、趙闊：《跨學科知識生產的類型與經驗——以21世紀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為例》，《大學教育科學》，2021年第5期。
[56]《習近平在〈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領導人峰會上的主旨講話（全文）》，中國政府網，2021年10月12日，http://www.gov.cn/xinwen/2021-10/12/content_5642048.htm，2022年1月16日訪問。
Research on Biocultural Diversity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Wang Hua
Abstract: Biocultural diversity is an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in the study of world diversity. It focuses on describing biodiversity at all levels, world differences including all manifestations of cultural diversity,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diversity. It is the result of the social-cultural turn of biodiversity research. It organically integrates the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natural sciences such as biology and ecology and social sciences such as ethnology, anthropology and linguistics, forming its own research logic.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research tradition oriented towar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of the binary thinking mode, biocultural diversity deals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modern civilization and diversity as a tense or even antagonistic state, which leads to excessive emphasis on "originality" and "localities" and limits its universal significance. In order to adapt to and promote hum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biocultural diversity urgently needs to find new breakthroughs in terms of its core concepts, vision and methods, and one of the alternative paths is to learn from and integrate with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Keywords: biocultural diversity, nature, hum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