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生態文明建設是關系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根本大計。從環境保護理念到生態文明理念的轉換，從對工業文明的科學揚棄到對推動全社會生態文明建設戰略地位的認知發生歷史性變化，并形成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為基礎的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取得了歷史性突破。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是生態價值觀、認識論、實踐論和方法論的總集成，是我國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的根本遵循，是推動生態文明建設成為“國之大者”的科學思想武器。要認真學習領會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推動我國進入生態文明建設的新時代。
【關鍵詞】生態文明理念 生態文明建設 群眾路線 【中圖分類號】D601 【文獻標識碼】A
如何實現環境與經濟的協調發展，是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就展開探索的課題，并經歷了從環境保護理念到生態文明理念升級轉換的發展歷程。在實現上述轉換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不僅始終堅持群眾路線和以人為本的政治價值取向，而且把能否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看作是關系實現國家富強、民族復興和人民幸福的“國之大者”。回顧和反思中國共產黨百年來的生態文明理念歷史演變，對于我們轉換發展方式和堅持生態文明發展道路，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從環境保護理念到生態文明理念的轉換
“環境保護”和“生態文明”是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概念。生態文明是在繼承工業文明技術成就的基礎上超越工業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態，這種超越主要體現在用生態哲學世界觀超越工業文明的主、客二分的機械論哲學世界觀，用生態綠色發展觀超越工業文明的黑色發展觀，用勞動幸福觀超越工業文明的消費主義和物質主義幸福觀。生態文明理念應當包含生態哲學世界觀、生態價值觀、生態發展觀和生態治理觀。也就是說，只有以生態哲學世界觀、自然觀、價值觀和生態發展觀為基礎的環境保護才可以稱為“生態文明”。基于以上區分，中國共產黨百年來的發展理念經歷了從工業文明的環境保護理念到生態文明理念的轉換發展歷程。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始終牢記“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使命這個“國之大者”，重視環境保護來實現發展和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質量。早在新民主主義時期，毛澤東同志等中國共產黨人就提出了應當重視植樹造林、興修水利，防止水土流失的主張。從新中國成立到黨的十六大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更是進一步發展了新民主主義時期的環境保護思想，積極參與1972年世界環境大會上通過的《人類環境宣言》起草工作，在1973年召開的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上通過了《關于保護和改善環境的若干規定（試行草案）》，把環境保護重新寫入修訂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成立各級環境保護機構，制定了諸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等一系列生態法律法規，使“環境保護”成為國家的基本國策。隨后，我們黨提出可持續發展戰略和科學發展觀，提出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主張，強調應當在發展過程中避免走西方國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要考慮人口、資源和經濟發展的平衡關系，超越和揚棄粗放型的發展方式，依靠科學技術進步，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和轉換經濟發展方式，保障和提升人民群眾良好的生活環境與生活質量。
生態文明理念在黨的十六大后逐漸產生和發展起來，傳承中華文明“天人合一”的精髓，吸收中外文明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并不斷升華，形成了系統的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實現了中國共產黨從環境保護理念到生態文明理念的根本轉換。2003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林業發展的決定》中第一次將“生態文明”概念寫入中央正式文件。黨的十八大報告從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個方面，從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出發，從解決資源約束和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角度，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努力建設美麗中國。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以“生命共同體”為概念的生態本體論；以“和”為核心的生態文化價值觀；“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發展理念和“綠水青山既是自然財富，又是經濟財富”的生態財富觀；“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的生態生產力觀；生態法律、生態制度建設和生態價值觀建設并重的“德法兼備”的生態治理觀；“良好生態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產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環境民生論等。這些不僅構成了社會主義生態文明觀的完整內容，而且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真正實現了從環境保護理念到生態文明理念的轉換和飛躍，并進一步具體落實為以技術創新為主導的新發展觀，成為中國走生態文明發展道路，實現高質量發展和提升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科學指南。
發展理念和發展戰略的根本變革
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為了改變當時中國一窮二白的局面，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確立了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農業、輕工業、重工業協調發展等寶貴思想和建設“四個現代化”的奮斗目標。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將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從階級斗爭轉換到經濟建設上來，由此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征程，相繼提出了“發展是硬道理”，“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提出了應當把“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為評判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標準；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將可持續發展戰略作為我國經濟發展的戰略之一，將可持續發展戰略寫入《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必須把社會全面發展放在重要戰略地位，實現經濟與社會相互協調和可持續發展”；以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提出科學發展觀，提出要堅持以人為本、全面發展、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首次提出“建設生態文明”，并將其寫入黨的十七大報告，要求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生態文明觀念在全社會牢固樹立。
面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為了人民而發展，發展才有意義；依靠人民而發展，發展才有動力。”資源約束不僅使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難以為繼，而且這種發展方式所造成的畸形的經濟結構無法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要摒棄傳統的以勞動要素投入為主的粗放型發展方式，代之以科技創新為主導和有質量、有效益的生態文明發展方式，踐行新發展理念，通過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實現綠色發展、循環發展和低碳發展，把追求發展與建設美麗中國有機結合起來，把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看作是中國共產黨人應當追求的“國之大者”。
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交織疊加，世界進入動蕩變革期。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應當“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擴大改革開放，推動科技創新，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發展和安全，在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上取得更大進步”，這不僅實現了發展理念和發展戰略的根本轉換，而且真正踐行了中國共產黨“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宗旨和“為人民謀幸福”的“國之大者”的價值追求。
從注重環境意識培育到兼顧生態制度和生態文化建設的轉換
中國共產黨在如何保護生態環境問題上經歷了從重視對環境保護意識的培育到注重生態制度和生態文化建設的轉換。為了解決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平衡問題，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高度重視環境保護工作，成立了專門的環境保護領導小組，制定了諸如《關于保護和改善環境的若干規定（試行草案）》等一系列環境保護的文件，而且以群眾路線為指導，倡導在開發和利用自然資源的過程中，應當遵循厲行節約、增產增收的原則，并且加強對廢水、廢液和廢氣“三廢”的回收利用，通過變廢為寶增加自然資源的使用效率，實現經濟發展的目的；改革開放以后，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不僅將全黨的工作重點轉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而且突出強調應當重視發展進程中的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的問題，先后制定和頒布了《國務院關于結合技術改造防治工業污染的幾項規定》《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環境保護工作的決定》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等一系列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強調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有機統一、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性；以江澤民同志、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繼承和發展了上述思想，強調強化環境治理和保護好環境是實現我國經濟持續發展和科學發展的前提，并強調通過建立環境保護相關法律法規、加強環境保護宣傳教育，提升環保意識，引領我國環境保護工作進入生態制度建設和生態文化價值觀建設并重的新階段。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既是中國走生態文明發展道路的科學指南，又體現了堅持“德法并重”的社會主義生態治理觀。所謂“德法并重”的社會主義生態治理觀，就是一方面強調應當通過制定嚴格的生態法律法規和健全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主要包括自然資源資產使用制度、管理制度、生態補償制度、生態考核與生態追責制度等，生態文明制度體系的功能在于保證生態文明建設的底線與紅線，切實規范人們的實踐行為；另一方面強調應當通過以“和”為核心的價值觀引領生態文化建設，使生態文明觀念深入人心，保持加強生態文明建設的戰略定力。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里的“和”包括三層含義：一是如何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關系的“生命共同體”概念與以“和”為核心的文化價值觀；二是如何協調國內不同地區、不同人群以生態利益關系為目的的“環境正義”生態補償制度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如何以“共同但有差別”的原則為指導，通過平等協商而不是以贏者通吃的零和博弈方法來解決和協調好民族間、國家間生態利益矛盾的全球生態治理觀；三是通過生態文明教育在全社會樹立以珍愛自然為基礎，勤儉節約、綠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費方式。“德法并重”的社會主義生態治理觀既是中國共產黨人在環境治理和生態文明建設方面的理論總結和理論飛躍，又超越了西方生態文明理論拘泥于單純“德治主義”或拘泥于單純“技術主義”的生態治理觀的缺陷，鮮明地體現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理論特質和當代價值。
始終堅持群眾路線的全民參與和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
堅持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永恒追求。毛澤東同志指出“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而且指出中國共產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鄧小平同志強調“群眾是我們力量的源泉，群眾路線和群眾觀點是我們的傳家寶”；江澤民同志提出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要求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錦濤同志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強調協調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和目的是要堅持“以人為本”，把人民的利益作為黨的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真正做到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反復強調樹立“人民至上”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觀與價值觀對于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性，并明確要求全黨應當“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牢記‘國之大者’，不斷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其核心就是要實現國家富強、民族復興和人民幸福的“國之大者”的價值追求。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始終依靠人民群眾作為環境保護的主體，并將造福人民群眾和保障人民群眾生活質量作為環境保護的重要目標和價值歸宿，倡導激發人民群眾參與保護生態環境的主動性與積極性。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從解答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為了誰和依靠誰”這一問題出發，繼承和發展了群眾路線和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并提出“要健全黨委領導、政府主導、企業主體、社會組織和公眾共同參與的現代環境治理體系”。從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為了誰”這一問題看，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始終是以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與追求的“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思想為理論基礎，這就要求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一方面必須尊重人民群眾歷史主體地位，發揮人民群眾在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中的積極性，把人民群眾是否滿意看作是衡量和判斷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得失成敗的唯一標準；另一方面，必須把人民群眾是否滿意作為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的目標意義和價值歸宿，這就決定了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必須把人民群眾意見大、怨言多的生態環境問題作為生態治理優先和重點考慮的對象，順應人民群眾對良好生態環境的新期待，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讓廣大人民群眾享有更多的綠色福利、生態福祉。這就要求各級政府應當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切實關注人民群眾對清新的空氣、干凈的水、宜居的環境等為內容的美好生活追求和需要，真正實現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目標。這就決定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是不同于那種為了維護西方中產階級的生活質量或者為了維護資本利益的“西方中心主義”的生態文明理論，而是以真正維護人民群眾共同福祉為目的的新型生態文明理論。
正是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指導，黨的十九大以來，我國制定了由政府主導、市場和社會公眾積極參與的生態治理模式。在這一生態治理模式中，政府的功能定位于通過制定生態治理和生態文明建設的總體目標和系統的生態法律、法規和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合理協調中央政府、各級地方政府和承擔生態治理的各級行政部門之間的權利義務，最終形成生態治理合力。這種由政府主導、市場和社會公眾積極參與的生態治理模式，既不同于傳統的以行政管理為主、不利于社會公眾參與的生態治理模式，也不同于以市場為主導、政府和社會組織參與的西方生態治理模式。西方生態治理模式的主要特點是以市場機制和清晰的產權制度、獎懲機制為基礎，它雖然注重了生態資源的利用效率，卻無法有效處理生態利益上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之間的矛盾，也無法維護社會與公眾的整體利益。我國生態治理模式特質在于使政府、市場和社會主體各自發揮其功能，政府在生態治理中以法律法規和生態文明制度來規范各種主體的實踐行為，進而維護社會的整體利益，又強調通過市場機制來實現自然資源的有償使用，提高生態資源的利用效率，同時鼓勵社會公眾積極參與生態治理，發揮其監督作用，堅持群眾路線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生態治理與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有機結合起來。
（作者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哲學院院長，教授、博導，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參考文獻】
①任玲、張云飛：《改革開放40年的中國生態文明建設》，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8年。
②王雨辰：《生態文明與文明的轉型》，北京：崇文書局，2020年。
③周中之：《初心和使命與建黨百年的反思》，《云夢學刊》，2021年第5期。
責編/賈娜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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