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色列是世界上發達國家之一。近年來以色列的人口持續保持增長，總人口增長速度已超過大部分阿拉伯國家。以色列人口持續增長的主要原因，除了海外猶太移民因素外，較高的生育率是保持人口增長的重要因素。以色列成為世界發達國家中為數不多的收入與生育率成正比的國家之一,沒有陷入高生育率的“邏輯悖論”。以色列建國以來，采取了一系列提高生育率的社會、經濟和人文關懷措施。以色列人口的持續增長，對于維護其猶太民族國家特性，保持在中東和世界的戰略地位起了重要作用。
【關鍵詞】以色列 人口增長 收入 生育率“邏輯悖論” 【中圖分類號】C924 【文獻標識碼】A
以色列是中東地區一個小國，但近年來以色列的人口持續保持增長，總人口增長速度已超過大部分阿拉伯國家。更引人注目的是，以色列的人均國民收入與生育率基本保持同步增長，沒有陷入人口經濟學家提出的高生育率“邏輯悖論”。分析和探索以色列保持人口增長和高生育率的背后因素，有助于理解以色列獨特的人口增長道路，并借鑒和汲取以色列保持高生育率的有效之舉。
收入與生育率之間的“邏輯悖論”
近年來，在人口經濟學研究領域興起了一種有關生育率的“邏輯悖論”理論，指的是伴隨收入增加而出現的出生率降低的現象，這是由德國經濟學家赫爾維格·比爾格（Herwig Birg）提出的一種觀點，并將這種收入與生育率之間的反比關系稱為“邏輯悖論”。比爾格這篇論文發表在2000年10月聯合國舉行的一次關于人口與收入問題的國際論壇上，題目是《21世紀德國的人口老齡化和人口下降——對社會保險制度的影響》（Demographic ageing and population decline in 21st century Germany –consequences for the systems of social insurance）。論文的主要觀點是，一個國家的發展水平和其總生育率之間確實有一個反向的邏輯悖論。人們越是能夠負擔得起，就越不愿意生孩子，這似乎還是一個矛盾的結果。其用了德國例子來論證：德國每個婦女的生育數量在20世紀60年代（西德）是20世紀末（1999年）的兩倍（總生育率為2.4對1.3），而這段時間內實際收入翻了兩番。顯然，德國的生育率已經遠遠低于國際上所公認的維持人口現狀的2.1的水平。
比爾格的觀點提出后，這種關于收入增加與生育率下降的觀點，正在被越來越多邁向高收入國家的生育率事實證實。日本在邁入高收入國家之后就出現了明顯的生育率下降趨勢。19世紀50-70年代，日本的生育率曾經達到2.5-3的水平，但從1991年到2019年，日本的生育率就基本維持在1.53-1.42的低階段。韓國出生率近年來不斷下降，2019年已經下跌至0.84，2020年更是首次出現了死亡人口大于出生人口的現象。英國牛津大學人口學教授曾對韓國人口問題作出預警，稱韓國或將成為“全球首個消失的國家”。
就我國的狀況來說，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居民的收入進入穩定增長階段，邁入21世紀以后，就出現了明顯的收入增加而生育率下降的反向關系，這也被經濟學家的一系列研究和數據所證實。我國在1998年至2013年的收入進入快速增長階段，但生育率在同期卻由2.237%下降到1.208%，出現了明顯的收入提高反而生育率下降的現象。
然而，在收入和生育率的“邏輯悖論”普遍存在的國際背景下，有一個已邁入高收入的國家卻打破了這種“邏輯悖論”，那就是以色列。經過七十多年的發展，以色列已經成為中東地區一個人均國民收入與生育率基本保持同步增長的國家。這一現象背后的因素是什么？有沒有值得外界借鑒的因素？值得深入探究。
以色列收入與生育率保持同步增長及其原因
以色列是中東地區一個蕞爾小國，長期以來，以色列的地緣政治環境不佳。建國后，以色列的生存與安全環境面臨過嚴峻的考驗。為了維持國家的長治久安，以色列一方面發展強大的國防、軍事和科技力量；另一方面不斷吸引海外猶太人移居以色列本土，同時，鼓勵婦女生育，增加人口總數，使國家的綜合實力在中東地區達到強國行列。
以色列的收入與生育率保持同步增長。在中東國家中，以色列的國家特性和人口發展狀況比較另類。以色列1948年剛建國時，人口總數只有約80萬，而當時整個阿拉伯世界人口是其100倍以上。2019年以色列人口突破900萬，而阿拉伯國家的人口總數近4億，是以色列的約50倍。這組數據表明，雖然阿拉伯國家是當今世界人口增速最快的地區之一，但以色列的人口總數增長仍然超過大部分阿拉伯國家，其中主要的原因，除了以色列持續的海外猶太移民外，較高的生育率是重要因素。
從人均國民收入來看，阿拉伯國家除了卡塔爾、科威特、巴林、阿聯酋等少數產油國以外，以色列的人均國民收入早已超過大部分阿拉伯國家。近30年來，以色列的生育率沒有隨收入的增加而下降，反而還略微提升，大多數年份超過了3。這一數值不僅僅讓以色列在發達國家中一枝獨秀，甚至還超過了像伊朗、土耳其、沙特等中東地區大國。根據以色列中央統計局（Israel 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CBS）的數據，2018年，以色列的生育率是3.09，而同為中東國家的敘利亞和伊朗在2018年的總和生育率分別是2.14和2.81。截至2021年9月，以色列人口已超過939萬人，并且預計到2024年，該國人口有望達到1000萬。在以色列人口中，約74%（694.3萬人）為猶太人，約21%（198.2萬人）為阿拉伯人，約5%（46萬人）為其他民族。目前，以色列男性的預期壽命為80.7歲，女性的預期壽命為84.8歲。
以色列雖然處在中東戰亂和沖突的中心，但在人口持續保持增長的同時，以色列的人均國民收入也穩步增長，早已邁入發達國家行列。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顯示，1970年以色列的人均GDP是2300多美元，2019年更是達到了4.36萬美元。與此同時，以色列的生育率保持在較高水平。從1989年至2019年，以色列的生育率一直保持在2.89%-3.11%較高水平，成為中東地區極少數人均GDP與人口生育率保持同步增長的國家之一。
以色列為保持人口增長和高生育率而采取系列措施。以色列建國后，把增加猶太人口總量和保持人口增速視為猶太民族國家立足中東的根本大計。
一是制定和完善移民法案，鼓勵海外猶太人移居以色列本土。建國后，鼓勵和支持海外猶太人移居以色列本土是以色列的一項基本國策。根據以色列移民法規定，父母一方或雙方是以色列公民，無論本人在以色列或在國外出生，均有資格獲得以色列國籍。1968年，以色列的總理辦公室就成立了專門負責制定人口政策、提高國家生育率的人口中心，并設立了生育鼓勵基金。建國后，以色列經歷了3次海外猶太人回歸的浪潮。第一次是1948-1952年，即建國后的前3年，共有68.7萬猶太人回歸以色列。第二次是1955-1957年，共有16.5萬猶太人回歸。建國后的第一個十年，以色列經歷了“其他任何國家在現代未曾經歷的移民狂潮”。據統計，建國后的第一個十年，以色列的人口翻了二倍多，從1948年的約80萬，增加到1957年的220多萬。第三次是蘇聯解體前后的1989-1992年，大約又有近200萬原來居住在蘇聯和東歐地區的猶太人移居以色列。可以說，建國后的三次移民高潮，是以色列的人口總數迅速增加的關鍵因素，也為此后持續的高生育率奠定了基礎。
二是為居民和多子女家庭提供住房。為了給迅速增加的人口準備居所，以色列建國后不久就制定了目標：盡力為每一個人提供住房、工作、教育和醫療保健。20世紀50年代中期，為了解決急速增長的人口的住房問題，以色列實施了第一項國家工程：建造了20萬座公寓大樓，為數十萬海外猶太移民和新出生人口的家庭提供住房，到1957年，以色列成為世界上擁有自家房產最高的國家之一。為了保障居民的基本住房需求，以色列逐步建立了一套頗具特色的“公共住房”（公房）制度，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做法：首先，由政府直接投資建設或購買房屋，直接提供（低價租賃）給低收入和特定困難群體居住。此類房屋即為“公共住房”。政府相關部門建立了一種“積分”制度，根據申請人的各項人文指標，優先提供給家庭成員多的家庭居住此類“公房”。其次，對一對夫婦有三個以上孩子的家庭（包括單親家庭），以及領取社會保障金的退休人群，或者收入低于社會平均水平的家庭也可提供此類“公房”。最后，由于“公房”的數量畢竟有限，以色列政府還對生育較多孩子的家庭提供貨幣安置（即租金資助）的方式安置住房。以色列政府設有專門的住房和建設部，管理“公房”，并且建立了多家專門的公司來運作和經營“公房”業務。
三是建立完善的學生學校保障制度，延長學生在學校時間，減少父母生育和撫養子女后顧之憂。以色列為3歲以上兒童免費提供幼兒教育，100%的適齡兒童都接受幼兒教育。以色列中小學生在校時間也遠比其他國家要長。據不完全統計，在發達國家中，以色列是唯一每周上學六天的國家。根據1953年制定的以色列《國家教育法》，以色列規定了每周為期六天的學制。有統計數據顯示，發達國家小學生在校年均天數為185天，而以色列為222天。可以說，以色列保持較高的生育率，與以色列獨特的幼兒與中小學教育制度，及保障足夠長的在校時間安排有重要的關系。
四是以色列是一個族群和宗教團體復雜的國家，但政府在鼓勵家庭生育方面并不區分和限制。以色列國內約有20%的阿拉伯人口，這些阿拉伯人口的生育率雖然略高于猶太人口，但政府并沒有明顯的限制措施。同時，以色列國內還有一個特殊的極端猶太正統派人群，大約占人口總數的5%，這一宗教人口的生育率卻遠高于一般普通的猶太人口生育率。在20世紀80年代，極端正統派的總和生育率為6.5，到90年代升為7.6，這一數字在現代社會是極為罕見的。雖然極端猶太正統派群體在以色列總人口中的比例并不大，但政府對他們進行服兵役和鼓勵生育的措施常常引起國內其它人群的不滿，甚至成為近年來以色列大選中的一個“爭議焦點”。由于超高的生育率，極端正統派占以色列人口的比例不斷上升，在增加猶太人口的同時，也帶來了就業和社會負擔不斷加重等社會爭議問題。
五是對適齡生育夫婦進行人文關懷。現代社會中有將近12%-15%的適齡人群屬于不孕不育癥患者，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為45歲以下婦女的生育治療提供公共資金的國家。政府對生育有困難的夫婦大力補貼生育治療——提供昂貴的體外受精（IVF）資助，這項福利優惠刺激了以色列的國民生育率。除了享受產假和工作保障之外，任何難以懷孕的以色列育齡婦女，無論是阿拉伯人還是猶太人，都有資格獲得幾乎全額國家資助，直到她有兩個孩子。這種免費的輔助生殖服務，對提高育齡婦女生育意愿的作用不可忽視。此外，以色列在服兵役、升學、就業等領域，對多子女家庭都有很多照顧措施。
總之，以色列高生育率的經驗是：政府層面高度重視人口的戰略意義，把吸納海外猶太人移居以色列本土，以及鼓勵和獎勵較高生育率作為國家的戰略舉措長期執行。在獎勵多生子女家庭具體措施方面，以色列尤其重視讓學校對子女的教育發揮主導作用，把孩子交給學校，而不是放在家庭，讓政府發揮更多指導作用。這不僅僅促進了很多經濟學家所說的教育公平，同時還減少了家長在看護孩子上的時間成本，從而讓家庭不再覺得生育孩子是一種負擔，大幅度提升了家庭的生育意愿。
以色列人口增長和提高生育率帶來的影響
從總體上來說，以色列增加人口總量和保持較高生育率，有利于提高國家的綜合實力，維持以色列對阿拉伯國家的戰略優勢。但近年來，以色列的人口增長也帶來了一些社會和經濟問題，給國內政治發展和經濟社會發展帶來挑戰。
首先，以色列持續的海外猶太移民以及鼓勵生育率的做法，使得以色列的人口總數不斷提高，對自然和生態環境的壓力會越來越大。2018年7月，以色列議會以微弱優勢通過一項備受爭議的法案——《基本法：以色列是猶太人的民族國家》，稱以色列是“猶太民族的國家”，鼓勵猶太人回歸以色列，擴建猶太人定居點等，這些內容在國際上引起強烈反應。據統計，截至2020年，全世界的猶太人口總數是1516萬，其中居住在以色列的猶太人約687萬，占世界猶太人總數的45%。因此，從純數量上來說，從海外吸引猶太人定居以色列仍然有一定的潛力。但是，以色列國土面積狹小，境內大部分是沙漠和荒漠地區，可耕地面積有限。盡管以色列通過發展高科技農業和畜牧業等高技術手段，基本解決了蔬菜、水果、牛奶等的國產需求，但主糧仍然需要進口，持續大規模的移民面臨較大的糧食進口安全壓力。人口的持續增加，使得以色列每年需要花費大量外匯用于糧食進口和供應，給社會發展帶來了不小的壓力。以色列國內一些左翼政黨和環保人士也對過高的生育率提出一些批評，認為高生育率將使國家面臨有限的土地、水、資源的挑戰，將給以色列未來帶來嚴峻的挑戰，長遠來看難以為繼。此外，由于人口的不斷增加，以色列政府一直在被占巴勒斯坦領土上新建和擴建猶太人定居點，用來安置新來的移民，這一做法也遭到了巴勒斯坦方面強烈的反對和抗議，加深了與巴勒斯坦的矛盾，也引來了國際社會普遍的批評。
其次，以色列國內極端正統派猶太人超高的生育率已成為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長期以來，以色列右翼宗教黨派極力維持對極端正統猶太人群體寬松的就業和生育政策，引起世俗政黨的不滿，成為近年來以色列政局動蕩和大選頻繁的重要因素。在2019年以來的幾次大選中，是否限制極端正統派猶太人過高的生育率和免除服兵役等問題，成為世俗政黨和宗教政黨爭論的一個焦點。目前，極端正統猶太人口只占以色列人口的不到10%，但極端正統猶太教家庭出生率非常高，平均下來是普通以色列人的三到四倍。但在不少學齡兒童學校中，極端正統派猶太家庭子女已占到學生總數的21%，照這個趨勢，預計20年后，這一群體人口將占到以色列全部人口的20%左右，而這一人群的在校生比例將超過40%。此外，極端正統派猶太人還拒絕服兵役，也遭到世俗政黨的強烈指責。
最后，以色列人口的增加，生育率的高啟，對以色列傳統的社會結構帶來了一些沖擊。以色列的城市化水平已達到80%，給傳統的社會組織的維持帶來了不小的挑戰。以色列國內有一種歷史悠久的獨特基層組織——基布茲（Kibbutz），這是一種集體社區組織，類似于人民公社，曾在以色列建國的歷史上起過重要的作用。基布茲的基本原則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基布茲的一切財產和生產資料為全體成員所共有，生活物資按需分配。成員之間完全平等，大家一起勞動、共同生活，社區成員沒有工資，衣食住行和教育醫療都是免費的。傳統的基布茲建有比較完善的托兒所、幼兒園甚至中小學校、診所等服務設施，家庭幾乎不需要負擔養育孩子的費用。近年來，由于以色列經濟自由化的沖擊，傳統的基布茲負擔越來越重，政府層面的補助越來越拮據，基布茲內學校等公共設施的維護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尤其是不少多子女的基布茲成員，開始尋求在大中城市接受教育，使得不少家庭逐漸離開基布茲到城市進行生活，孩子的托養和教育也在城市學校進行，對基布茲的沖擊越來越明顯。不少基布茲不得不對外招商進行私有化改造，生活方式也逐漸發生了改變。因此，近年來，以色列基布茲的數量開始減少，一些基布茲開始出現凋敝的現象。
總之，以色列的人口發展過程比較復雜，國民收入與生育率保持同步增長現象比較特殊，沒有出現類似其他發達國家普遍出現的收入與生育率之間成反比的“邏輯悖論”現象。一方面，我們需要深入研究以色列保持人口增長和收入增長相輔相成的政策措施，認清以色列人口政策背后的政治動機和地緣政治影響。另一方面，應對以色列鼓勵育齡婦女多生子女和福利保障等具體做法加以借鑒，探索出一條保持我國人口增長與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成功之路。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研究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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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徐婷瑤：《應對少子化的以色列樣本》，《21世紀經濟報道》，2021年5月21日。
④余國慶：《以色列對非洲阿拉伯國家外交戰略的演進》，《西亞非洲》，2021年第2期。
責編/李丹妮 美編/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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