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教授  任劍濤

【摘要】美國近期的政治極化現象引人矚目。有人認為，這是美國衰落、衰頹的標志。極而言之，更有美國強勢國運即將終了的看法。由此甚至引出了美國衰落、中國崛起的相形而在的結論。稍加分析可知，這些結論是建立在誤判基礎上的。誤判既有事實上的，也有理論上的。從兩者關聯的角度講，美國今天的政治極化，是現代國家運行的政治周期性表現，而不是美國政治的終結性標志。至于由此引導出來的中美政治結論，就更是有因果疏離之嫌。如同所有現代國家一樣，美國尚未走入窮途末路，但它確實遭遇了政治周期的低潮期、轉型期，這是政治常態與極化從前一端點向后一端點的變化。走向可能有二：如能克服困難，那就會從極化重回常態，這是現代國家政治運轉開放型周期的呈現；如果處置不當，就會呈現給世人一個漫長的衰頹曲線，但這不構成別國可取而代之的自證理由。

【關鍵詞】政治極化 周期性 常態化 終極性

【中圖分類號】D73/77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06.002

美國的政治極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是近期引起人們廣泛關注的政治現象。尤其是處在中美爭端加劇狀態中的兩國學者，就更是償付心力，認真求解。對這一現象的判斷，大致可分為兩種觀點：一是將之視為美國政治的周期性現象，故在美國的長程歷史中加以解釋；二是將之視為美國政治衰落的標志，因此在中西競爭局面的結構性變化中，認讀為美國沒落的終結性現象。兩種解讀，各有其理。從總體上講，當前美國政治的極化現象，恐怕還不能被認讀為美國沒落的標志。一個比較貼近事實的判斷是，美國政治極化仍然只是一種政治周期性現象，而不是美國政治的終結性標志。

政治極化的美國

美國近期政治極化的現象隨處可見，俯拾即是：政黨政治的尖銳對立、身份政治的社會對峙、總統選舉的久決不下、社運暴力的廣泛流行、知識分子的普遍左傾……所謂美國政治極化，指的是政治生活中本來應當在立憲機制中激發活性力量，使高度多元化的社會趨近于中間妥協立場，而成就一種溫和與穩定的體制，但因為偏離穩健和妥協的中點，及偏離選舉型政黨討好中間人群（中間選民）的協調點，各自朝極端化的兩個端點發展，以至于表現出難以協調的極端化傾向。[1]循此可知，理解政治極化，存在一個基本坐標，那就是旨在協調多元利益，俾使立憲合作機制得以穩健運作的制度安排。由此呈現出兩種政治狀態：一是避免政治極端化，促使各政治組織、社會公眾趨近合作的狀態，這是一種政治常態；二是各種政治集團與社會組織、尤其是兩大基本政黨組織劍走偏鋒，不僅只關心自己組織的利益，而且敵視其他組織爭取自己利益的行動，不僅雙方或多方難以合作，而且走向尖銳對立，以至于令人觸目驚心的政治對立成為社會基本態勢。后者，便是政治極化的表現。就此觀察，近期美國政治確實有偏離溫和與穩定的立憲民主機制，走向政治極化的趨勢。

美國政黨政治的對立傾向，是黨爭政治的一個定勢。僅就新世紀來看，美國政黨政治的極化態勢一直呈現在世人面前。布什訴戈爾案，是此前讓人印象深刻的黨爭個案。而希拉里與特朗普的白熱化競爭，則是近年來的一個典型事例。最近的標志性案例，當屬特朗普與拜登久決不下的選戰勝負之判。美國政治不僅在兩黨競爭的傳統政治框架中，出現兩個政黨相持不下的極化現象；而且在政黨內部，不同偏好的政治派系之間，也出現了互不相讓、拒絕妥協的激化情形。在民主黨內部，溫和左翼的傳統政黨定位，似有不敵激進左翼的趨向——桑德斯公開倡導一種社會主義取向的政策，并且贏得了青年一代的熱情歡迎。這讓民主黨不得不在兩次黨內總統候選人競爭過程中，慎重選擇更代表民主黨溫和左翼傾向的政黨候選人。但即便如此，民主黨的左轉，不僅從2020年的副總統候選人卡瑪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的提名上得到印證，也從當選總統喬·拜登（Joe Biden）隨時隨地向黑人下跪的舉動上辨認出來。同樣地，在共和黨內，以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為代表的激進主張，對黨內的溫和保守主張構成強大的壓迫，造成共和黨的明顯右轉。由于兩黨內部、兩黨之間的政治角力都走向了左右兩個極端，因此，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上，兩黨的合作氣氛似乎稀薄化，而對立情緒顯著增強。[2]

與政黨政治的尖銳對峙相形而在的是，美國社會近期被身份政治所撕裂，社會運動的暴力化特點展露在公眾面前。身份政治是公民政治頹變的產物。當公民身份無以整合社會秩序的時候，各種身份便成為凝聚社會小團體的驅動力。從當下表現來看，已經活躍較長時間的社會非主流集群，試圖僭越為社會主流的嘗試，如LGBTQ（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 Questioning），對當下美國社會的理性整合造成了巨大的沖擊；“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抗議運動、安提法（Antifa）的極左暴力活動，都是美國社會尖銳對峙的直接體現。回想此前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美國社會極化的對抗情緒已經呈現給世人。從源流上看，1960年代的兩次大規模社會運動，促成了身份政治進入社會政治場域的動力機制：一次是黑人民權運動，這次運動促成美國突破了種族隔離藩籬，但也凸顯了美國種族關系的高度張力。另一次是“1968風暴”，這是一次社會非主流集群對主流集團的反叛與顛覆運動，它將18世紀以降引導西方國家的主流價值觀念、制度形態與生活方式視為洪水猛獸，試圖建構新世代的價值理念與行動模式。這也許對現代社會的重建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同時也激化了美國傳統價值與價值重尋之間的緊張，以至于塑就了絕對的相對主義、多元的文化主義這類明顯無助于社會整合的理念。將兩個方面結合來看，美國社會領域的政治對峙性是顯而易見的。

2020年美國的總統選舉，則是人們近距離觀察美國政治極化的最新案例。這次總統選舉，時任總統特朗普志在必得。他得到了美國右翼保守團體與社會公眾的堅定支持，并且認定自己是天選之才。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盡管得到了兩黨建制派的合力支持，但競選期間的造勢情形，并不令人鼓舞。競選造勢與民意調查結果，呈現出總統選舉似乎迥然不同的結果。點票的直接結果，是拜登大贏特朗普。特朗普堅決拒絕接受這一選舉結果，認定拜登是靠做票當選。因此通過合法渠道起訴拜登選舉作假，通過社會運動渠道發動自己的支持者廣泛抗議。在美國的總統選舉程序安排上，前者的成功幾率相當之低。因為美國總統選舉不可能停頓下來，進行曠日持久的選舉訴訟；在社會運動的角度看，特朗普試圖借助施壓參眾兩院和副總統以改變總統選舉結果的嘗試也殊難成功。于是，2020年1月6號，特朗普支持者在國會前的示威，難以控制地轉變為沖擊國會的暴力行動。[3]因此，民主黨轉而指責特朗普發動暴亂。在這樣的亂局中，國會連夜通過了拜登當選的法定程序。但事后特朗普并未停止對拜登竊選的指責，并且推動他認定的選票作假州縣審計選票。[4]這次選舉在美國政治極化當下的標本意義，已經無可爭議地被認定下來。

被人們視為社會良心的知識分子，在今天的美國發揮了助長政治極化的消極作用。從總體上講，美國的知識分子一直具有關注公正公平、同情社會弱勢群體的精神傳統。前者可以從這一群體深懷的權力批判信念上得到印證，后者則從這一群體對平等的高漲熱情上呈現出來。[5]在當代美國社會中，知識分子、尤其是大學教師群體對民主黨意識形態的超大比數認同與支持，表明了左翼思想與知識分子的相互助長關系。即便是被人認為是保守的常春藤大學，尤其是哈佛大學文理學院這樣的機構，教師的政黨捐款竟然超過90%流向民主黨。[6]這種不均衡性表明，民主黨的左翼意識形態對知識分子的吸引力，遠遠強于共和黨的保守主義意識形態的相應認同感。在2020年總統選舉中，美國教師工會公開號召全國教師反對特朗普、支持民主黨的候選人，這也是這個集群總體左傾的一個標志。[7]據此，以及民主黨兩屆總統候選人提名競爭者桑德斯公開倡導社會主義，讓特朗普認定，美國正變成社會主義，他明確號召公眾加以堅決抵制。[8]

從擴展的視角看，美國政治極化也成為人們觀察與解釋其國際政治行為的一個進路。譬如，有人指出，中美的沖突，便是美國對華政策極化的結果。[9]由此擴展開來，有學者更從政治極化的一般視角，嘗試對美國外交政策的總體特征進行概觀，認為美國政治極化導致其國際政策的極端自私自利，試圖以美國一己意愿塑造國際秩序。[10]

美國政治極化的現象指認，觸目皆是。其導因是多種多樣的。其中，政治情勢的轉變、社會環境的變化、經濟利益分配的不公、文化心理的嬗變、政治理論的總體左傾，是值得注意的幾個主因。如果說由此顯示的美國政治極化因果關系太過復雜的話，那么，簡而言之，其導因可歸結為二：一是美國政治自身的走勢。二戰以后，美國領導世界塑就了向外關注，因此在一個較長時段里有效整合了美國各種社會政治力量，故國家內部的總體社會政治氛圍比較溫和。1990年代的蘇聯解體，讓美國沒有了海外對手。于是，美國社會政治力量的國內針對成為主潮，各種力量的分別動員，以及由此提出的自閉性社會政治主張，導致山頭林立的政治極端化走向。二是美國社會在公民政治成為絕對主流的情況下，立憲民主政體似乎沒有挑戰余地，因此社會公眾的關注點，便逐漸落到因社會分層形成的種種亞文化群體上面。隨之浮現出為各種社會亞文化群體進行辯護的社會政治理論，身份政治理論由此成為僭越性的偽主流理論。這就不僅讓撕裂性的社會公眾有了明確的社會政治意識自覺，而且還擁有了基于身份政治理念的社會運動的系統理論支持。弗朗西斯·福山、馬克·里拉等人，都從這一進路審視美國政治的新變化，并吁求重建美國公民政治傳統，以克服身份政治對美國政治造成的巨大沖擊。[11]

常態與極化

美國的政治極化，早就引起美國國內各界、尤其是學術界的關注，以此為主題的學術論文日益增多。在新世紀以來的二十余年，美國各界對之展開了愈來愈廣泛的描述、分析與深入討論。[12]從總體論述傾向上看，多數論者似乎認定，美國政治極化乃是一個趨同性的表現，而且是美國政治理念與制度安排的必然產物。以此，甚至有人推斷，美國政治極化乃是其政治痼疾，是其政治走勢的必然產物，美國政治大有被其扼制、窒息生機的危險。

必須承認，政治極化確實已經給美國政治的正常運轉造成了極大的困難。這類困難，在現象上，已如前面指認。在實質上，其是否屬于美國政治的一種線性走向，也就是在國家建構的根柢上已經埋下伏筆，逐漸呈現出來，并且無可挽回地趨向嚴重，并最終導致美國的徹底衰敗，則需要審慎分析，以免對美國當下局勢產生誤判。而需要重點分析的問題，大致有三。

一是美國政治在原初設計時，是否就是一種傾向于極化的理念與制度體制？如是，那么美國政治極化便是一種受其初始政治邏輯支配，因此無以克服的內在困境。美國的政治設計，自然是圍繞立憲展開的。美國制憲會議所展現出來的限制國家權力的宗旨，不僅在憲法條文中有較為充分的體現；而且在聯邦黨人與反聯邦黨人之間展開的政治斗爭中，也鮮明呈現出來。而由此確立的美國立憲精神，正是開國者基于宗教信念對國家權力的高度警惕，一種基于分權制衡的體制由此建構起來。而隨之確立的政黨競爭政治體制，讓那些試圖謀求掌控國家權力的人群在黨爭中獲得政治歷練的同時，也受到黨內政治、黨際政治的約束，而無法大權獨攬。這顯然是一種讓公民對國家保持高度警惕，而同時又保證國家權力只能分散行使的機制。就此而言，美國政治的初始設計，確實飽含了對國家權力的極度警覺。[13]一旦國家權力在運作中出現任何讓公民疑懼的事情，國家權力就會陷入危機之中。而且，黨爭政治與立憲機制的相輔相成關系，也讓美國政治的不同組成部分各具其理、各成其行。這也讓美國政治容易陷入沖突各方的對峙。而以所謂國家大局為重的合作，似乎在國父們的建國理念中，隱而不彰。[14]

但是不是美國的制度設計就只是讓公眾警惕權力，讓權力相互斗爭呢？如果美國的開國者所設計的是只限制權力而無助于權力作為的機制，那么美國就不足以在建國百余年的時間里成為領袖群倫的國家。可以說，美國政制的初始設計，最重要的就是設計了有利于沖突各方在一個憲制平臺上作為，既兜住國家崩潰的底，又促使國家各方在沖突中尋求合作。因此，沖突不僅成為國家必須面對的經常性狀態，而且也成為以沖突求合作的國家必須。這正是美國政治中充滿大大小小、持續不斷的種種沖突的緣故。[15]僅就近期來看，21世紀以降的六次總統選舉，一次比一次的競爭與沖突更為激烈的緣故，也是這20年美國社會集群之間愈來愈不能相互容忍，而訴諸激亢的社會運動以求解決問題的原因之所在。但將國家內部的矛盾與沖突作為制度設計的前提，并以之作為社會政治運作的常態，正是美國政制初始設計的一個突出特點。僅就這一點而言，對目前美國政治極化的制度缺陷聯想，需要一定范圍限制。

二是美國政治是否從建國至今，鮮明地呈現出一條線性的極化軌跡？如是，那么美國政治極化的走勢就無可挽回，只能朝更為極端化的糟糕態勢發展下去，因此，不僅會讓美國政治一頭走到黑，并且將使美國社會隨之徹底撕裂。以近20來年美國政治極化的走勢來看，其愈來愈極化的趨勢似乎是顯然易見的：如果說此前的美國政治極化主要限制在政黨競爭領域的話，那么，隨著美國社會不平等的日趨嚴重，社會的極化現象也為人們所體認。但關鍵的變化，似乎出現在特朗普當政以后。因為他在有意無意之間，將極化的政治與極化的社會聯通起來，從而在總體上助長了美國的政治極化。

但這是一個短時段的結論。如果從長時段觀察，結論可能有所不同：從一個相對較長的時段來看，20世紀美國的政治極化，總體上可能應當以1960～1970年代的黑人民權運動、反戰運動與學生造反運動為高潮。相比而言，2020年總統選舉期間的政治極化，并沒有走到動搖國本的地步。而1960年代的美國社會運動所造成的極大震蕩，在時長與結構上都超過這一次。如果將時距拉得更長，從美國建國貫通到當下，則美國南北戰爭之訴諸軍事手段解決國內沖突，可謂美國歷史上政治極化走到極致的標志。由此觀之，2020年的種種沖突與1960年代的社會運動，其政治極化程度就相差甚遠了。從美國近250年的歷史來看，政治極化大致處于一個從低極化到高極化，再從高極化下落到低極化的循環往復過程。但這樣的政治運行狀態，并沒有起到中止美國制度效能、顛覆立憲民主政體的根本破壞作用。[16]由此可以斷言，美國歷史并沒有刻畫出一條從極化設計到極化運作，極化運作從低度狀態到高度極化的崩潰軌跡。盡管在不同時段的參照框架中，致力于促成沖突各方合作的極化設計，確實存在一種從低極化向高極化演變的趨向，但總體上并不存在一條日趨嚴重、以至于無可救治的極化軌跡。

三是美國政治是否已經遭遇更為強勁的挑戰對手，因此只能以政治極化作為應對手段？如是，那么美國政治、尤其是國際政治的可動用手段似乎已經窮盡，它不僅無法有效供給國內所需要的政治秩序，而且也無法發揮國際影響力，最終勢必交出國際社會的領導權。誠然，需要看到，美國國內政治的當下極化，尤其是民主、共和兩黨政治的對峙性仍強，其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在拜登接掌總統職位前夕，人們曾認為他會逆轉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尤其是會修正特朗普的對華政策。但事與愿違，拜登上任后對華政策未見修正不說，相反步步緊逼，有一種篤定中美零和游戲之舉的態勢。這不能不說是美國近期國內政治極化對外交政策的明顯影響。

在對外政策上，美國歷史上一般不會留人以極化的印象。將美國歷史分作兩段來看，都可以印證這一點：在美國崛起為世界第一大國之際，其國際政策以內斂型的“門羅主義”為基本取向，而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未被緊逼的情況下，美國也沒有主動介入的意愿。而“門戶開放”政策的推出、國際聯盟主張的倡導與退出，都是這類政策的一個投射。在二戰后崛起為世界第一強國的長時段中，美國的國際政策盡管具有明顯的進取性、甚至是侵略性，但其與蘇聯競爭中提出的緩和主張、趨同理論，也顯示出它避走極端的國家守勢。這不是說美國在國際政策上就完全沒有極化的表現。相反，美國的國際政治一旦被極化，就會出現與競爭對手你死我活的政治極端傾向。二戰對德、日的態勢是如此，二戰后對蘇聯的總體態勢也是如此。當下的美國，是否已經走上類似這兩次國際政治極化的軌道，尚有待觀察。但從總體上講，只要與美國發生正面碰撞的國家在國際關系上處置得當，美國就不會有走向極化的外部動力。至于一直存在的美國國內政治極化，自然會在國內政治的周期性震蕩中逐漸修正。

從總體上講，美國政治的結構特點并不必然是導致極化的。盡管在制度設計上它促使利益與取向迥異的社會各組織與人群表達自身的意愿，因此具有促使極化的制度導向。但立憲機制，讓美國政治有其緩解、甚至消解極化的常態在。這一常態，既呈現為從溫和到極化的正向運行軌跡，也呈現為從極化回歸溫和的反向運行通道。而溫和與極化之間的兩極張力，正是美國政治能夠按照憲法軌道長期運行的動力所在。美國政治在時限與內外政策上，由于立憲平臺成就了一個巨大的沖突舞臺，各色人等在中間都具有各顯其能的機會、資源與空間。因此，美國政治除去南北戰爭的勝負之決外，罕見你死我活的政治對決局面。因此，可以說，溫和是其主調，極化是其變調，高極化是其例外情形。在這里，美國政治的溫和與極化之間表現出的兩種態勢值得注意：一方面，有溫和，就會導向極化，因為溫和促進社會各方充分表達自己的意愿和訴求，表達意愿與方式一旦趨強，高極化就勢所難免。另一方面，出現極化，就會催生溫和，因為極化、尤其是高極化，讓各方警惕，意識到社會政治共識的必要性與重要性，從而降低極化各方的社會政治調門，轉而尋求達成共識、實現政治合作與和解的可能。當下在民主黨拜登主政下，兩黨對基建、對外交達成的共識，[17]正是從高極化走向低極化、進而走向各自堅持基本取向，但同時尋求合作的一些標志性事件。

周期性與終結性

毋庸諱言，美國政治極化的當下表現引人高度關注。如果說這樣的政治態勢，在事實指認上不會出現太多歧見的話，那么主要的分歧就在于對其導因、走勢和當下與未來影響如何估價的問題。如前所述，美國政治極化的導因是多種多樣的，因此并不存在徹底消解這一現象的可能性——因為低極化本就是美國政制安排的一個出發點。倘若徹底消解政治極化，等于摧毀了美國的政治根基。這對那些在建國之初就全力整合國家力量，并長期努力凸顯統一國家意志的國家來講，存在一個跨越本國政治思維，以理解美國政治極化的觀念挑戰。但美國政治的高極化現象，確實是美國政制安排需要面對并努力解決的問題。所謂美國政治的高極化，就是指政治運作到了一個超逾憲法、無以化解的危機地步，因此可能瓦解國家的立憲機制。以特朗普動員支持自己的公眾到國會山抗議，并誘發公眾沖擊國會來講，確實是已經遠超人們想象的政治高極化事件，其與兩黨政治的健康運作機制，相去何止千里。加之美國社會的長期極化，身份政治對社會公眾的撕裂，公民政治對公眾整合的明顯乏力，政治與社會的兩種極化相互激發，也實在是給美國造成了一種空前嚴峻的挑戰局面，讓人們有理由推斷美國政治因此一蹶不振，嚴重下行，削弱國力，失權國際。

這就存在一個如何面對當下美國政治極化情形，以有效解釋美國政治走勢的問題。從一個非共存的國家競爭理念出發，審視美國當下的政治極化，會自然而然地引導出一個美國走向衰頹，競爭國因此具有在國際范圍內崛起的空間的結論。但這樣的結論，可能會顯得輕率。一者，這不符合現代國際體系中霸權轉移的通例。二者，替代美國發揮國際領導權的國家尚未顯示出相應的實力。在現代國際體系中，霸權轉移存在成敗兩種情形：成功的國際霸權轉移由英美兩國上演，波瀾不驚，既未出現殘酷的戰爭，也未出現新霸權國全方位勝出且將老霸權國打回原形的驚人之變，英美同為世界領導型國家。失敗的霸權轉移出現在二戰時期的德日意對英美法，前者試圖訴諸一場戰爭以改變國際格局，但最終卻被后者徹底鎮制，前者淪為二流國家，后者繼續行使國際領導權。如果以后者的歷史做派為據，來審視美國政治極化，并尋求審視者所在國零和性崛起契機的話，那么，將會很難凸顯成功的國際領導權轉移新范例。

姑且不論從國際領導權轉移的角度看美國政治極化的限度問題，即便就美國政治走勢看其政治極化問題，也需要在避走極端的情況下，冷靜地分析其狀態，判斷其究竟屬于周期性的政治表現，還是屬于終結性的政治局勢。在非常熱絡的中國學界對美國政治極化的討論中，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判斷：一是視美國政治極化為其走向衰落的明顯標志，因此是其國運衰微并被他國取而代之的重大論據。這可以說是關于美國政治極化與美國處境的終結性判斷。二是視美國政治極化為周期性現象，因此不過是美國政治重組的一個階段的表現，即便存在高極化的事實，但并不構成美國政治窮途末路的立論依據。

兩種論斷，都不是論者臆斷，均有其理據。就美國政治極化屬于終結性現象的斷言來看，至少它從三個方面給出了讓人不得不重視的理由：一是美國政治極化與美國社會極化交疊出現。因此，縱使政治杰出人物再世，也很難化解。這是一種政府運轉失靈、社會分裂與民眾不安重疊顯現的根本性困局。[18]二是美國政治極化已經嚴重消耗了美國的國力，使其很難恢復生機與活力。“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潛藏于美國政體和社會深處的危機若無法解決，任何關于帶領美國實現‘團結’的豪言壯語，恐怕都是無源之水。而不斷升級的黨爭權斗，最終消耗的只能是美利堅的生命力。”[19]政治極化造成的“否決政治”已經將美國政治推向了合作政治的反面。“美國的這種政治極化、權力制衡已經異化為一種否決政治。同時，政治極化也使得美國的種族沖突、社會矛盾進一步加劇，白人至上主義沉渣泛起，這就使得美國國內的各種矛盾錯綜復雜交織在一起。”[20]縱是精煉老到的政客拜登，也將束手無策。三是美國的政治極化已經從國內政治蔓延到國際政治，因此打亂了國際秩序。特朗普政府的“‘美國優先’打破了美國一貫堅持的自由主義外交路線，是其國內政治極化的對外延伸，嚴重破壞國際規則與道義”。[21]而其所打亂的國際秩序，恰恰是美國在二戰后主導建立起來的。這證明美國已經很難領導國際社會，國際社會需要新的領導者。

而視美國政治極化為周期性現象的論斷，也給出了相應的理由。可以將之歸納為，其一，美國政治極化不過是基于合法合理沖突的基點以設計國家的一種慣性表現而已，因此不必大驚小怪，更沒有理由從中推導出美國已經衰頹的結論。國家基本制度的設計，可以基于和諧，也可以基于沖突，但都是為了維護國家的機體，支持國家的長治久安。這兩者并無絕對的優劣之分：不是說基于和諧的初衷設計國家，國家就一定能保持和諧；如果不給沖突留下足夠的空間，可能追求和諧的國家制度初衷便會落空。同理，不是說基于沖突的初衷設計出來的國家，就在展現沖突、哪怕是強烈沖突的時候，國家就一定會衰頹或滅亡，只要沖突仍然在法治平臺上進行，那就沒有偏離國家基本制度設計的原初意圖。因此，有必要按照國家基本制度設計的初衷去理解兩國的政治運行邏輯，而不能各自以自己國家的設計邏輯去估量對方的國家運行狀態。

其二，美國的政治極化，是其政治運行機制在一個時期的溫和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之后，必然出現的對峙性政治現象。只是美國政治在溫和與極化、低極化與高極化之間似乎是循環運行的一個正常狀態。因此，不必在其常態化運行的時候對其作長盛不衰的論斷，也不必在其極化運行之際對其作徹底衰頹的斷言。否則，就很難對美國政治情勢作出準確的判斷。這樣，才可望避免1991年蘇美競爭勝敗之局導出的美國領導國際社會已無對手的粗疏結論，也才可以避免21世紀初期美國政治極化已經顯示其不復興盛、勢已衰頹的草率論斷。需要評估美國政治的基本機制是否已經喪失功能，并以此為據分析與評價美國是否已經走上不可挽回的衰頹之路。從2020年選舉的沖突及其解決來看，美國基本制度尚未喪失其維持國家秩序的功能。因此，社會撕裂也好、政治高極化也好，也只是各種機緣巧合下的往復性、交錯式表現而已。而當前美國社會對這一危機處境的高度警覺，恰好說明美國社會已經具有糾偏的自覺。經此一役，美國社會又可能走向一個溫和運行的新時段。復加美國20多年來再一次對外部敵人的確認，也可能成為促成其內部團結的外部動力。

其三，比較而言，周期性意味著循環性，終極性意味著末世化。因此，斷定美國政治極化是終結性的態勢，需要有充分的理由證明美國政治已經逼近絕境，因此喪失了國家自我修復的機能，否則就不足以讓人確信美國已經陷入窮途末路的國家險境了。同理，如果試圖讓人確信美國政治極化不過是周期性現象而已，也必須以充分的理由證明當下美國政治極化，仍然運行在立憲設計的兜底與上限的適當范圍里。因此，在啟動制度修復機制的情況下，政治極化可以重回立憲民主的制度軌道，彌合社會裂痕，整合政治秩序。從美國政治運行的狀態看，憲政機制似乎還沒有喪失其供給政治秩序的功能：盡管2020年總統選舉的爭執仍在持續，但總統選舉的結果是在立憲機制中得到確認的；盡管共和、民主兩黨的沖突仍在上演，但在內政外交上也開始達成重要共識；盡管美國國力是衰落了，但仍然維持了它整合國際秩序的強勢能力。就此而言，斷言美國政治極化已經造成美國的終結性局面，為時尚早。從美國社會的現狀看，身份政治是與嚴重的社會不公伴隨的現象，它確實給社會帶來了嚴重的分歧與對立，但美國社會自己對之展現了強大的自我批判能力。像前述弗朗西斯·福山、馬克·里拉等有識之士對公民政治的重建吁求，顯示了美國社會對診治“社會病”的自覺，而不致耽于淺薄樂觀，貽誤社會病的治療契機。至于美國社會仍然保持的全球最強勁的科技原創能力、最具有活力的高等教育機制、最具有國際市場競爭力的公司體系，也都為美國克制極化政治，重歸常態政治提供了動力。

理性而言，在美國政治極化屬于終結性或周期性的兩種推斷之間，無論人們支持哪一種論斷，都不應視為一種非此即彼的對峙政治決斷。進而言之，國人同意當前美國的政治極化屬于終結性現象，并不等于就此順帶確立了自己的愛國立場。一旦這樣的確認限于偏執，那對中國的國家利益所產生的消極影響，恰恰無助于維護中國的國家利益，其很可能誘發一種名義上愛國、實際上“賣國”的危險。同理，國人同意當前美國的政治極化屬于周期性現象，也不等于說就順帶主張美國的國運長盛不衰，而中國的國運不可能乘勢而起。換言之，斷言其屬于終結性現象，不會因其暗示的愛國立場而增添其正當性；認定其屬于周期性現象，不會因其對美的理智判斷而降低其愛國心。

事實上，在一片美國衰落、中國崛起的對峙性言說中，有“小國大政治家”美譽的李光耀曾自問自答：美國正處于全面衰落中嗎？絕非如此。進而，他分析到，“美國目前的確因背負債務與赤字使其發展道路充滿坎坷。但我完全可以肯定美國不會淪為二流國家。歷史上，美國已經展現了很大的自我更新與復興的能力。美國的優勢包括：美國人頭腦中沒有根深蒂固的陳舊思想，而是思維活躍，富有想象力，態度誠實；擁有各類優秀的研究中心，競相發明新技術、提出新理念；美國社會能夠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才，并能輕而易舉地使其融入其中；英語相當于一個開放的體系，是科學、技術、發明、商業、教育與外交的領導者以及各國頂尖人才的通用語言。雖然美國面臨異常艱難的經濟形勢，但美國的創造力、彈性以及創新精神使其有能力應對一些核心問題，克服這些問題，并重新獲得競爭力。今后二三十年，美國仍將是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是軍事力量最強大的國家，是經濟最富活力的國家，美國憑借創新、生產效率和消費依然是全球經濟增長的引擎。今天以及今后幾十年，國際社會的游戲規則仍將由美國制定。任何關于國際和平與穩定的重大問題，如果沒有美國的領導，就無法得到解決，沒有任何國家或任何集團能夠取代美國的全球主導地位。”[22]這樣的斷言，乃是基于一個富有洞察力的政治家對世界大勢的準確判斷，對國人衡量當下美國政治極化局面具有警醒作用。

從美國的最終結局來看，它的衰頹可以說是注定的。因為歷史告訴我們，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保持長盛不衰的國運。倘若美國社會對身份政治喪失警覺性，假如美國政治對高極化的政治態勢掉以輕心，如果美國對國際游戲規則的變化視若未睹，總而言之，一旦美國對國家立憲機制失去動態更新的欲求，對國際事務抱持一種簡單的霸權心態，那么，它就會自我終結其發展勢頭、被動終止國際領導權。就此而言，認為美國政治極化屬于終結性現象，便有了它的遠期支持理由。不過，這一基于最終結局的斷言，不應成為一個時期內對美國發展態勢進行理性評估的根據。因為從當下延伸出去的一個時期，美國處境是否如李光耀的斷言，才是人們必須正視的問題。如果國人以最終結局來應對當下評價，那么在時間上的嚴重錯位，定會給人以深刻的教訓。僅就此點講，認為美國政治極化是一種周期性現象的觀點，便有了它在一個時期內的成立理由。

從美國看國運

需要進一步探尋的一個問題是，何以美國的政治極化成為舉世關注的重大論題？從各國自己的視角看，當然各國都有其需要關注的、對其生存發展而言，顯得更為重要和緊迫的問題。但之所以美國政治極化成為全球共同關注的問題，是因為它不是一個限于美國范圍內的國家問題，而是一個經由美國呈現、影響遍及世界的重大問題。換言之，美國的政治極化直接關系到美國的國家命運；而美國的國運走勢，進一步關乎全球的當下變局與未來走勢。

人們熱衷談論的一個國家的國運，實際上是一個含義模糊、且語義重疊的辭藻。起碼需要在三重意義上，相對清晰地界定國運的含義：一是上天注定、必然如此的國家命運，這可以英語的national fate來理解。這樣一種似乎是上天選定的國家命運，恐怕除了精神上的自我鼓舞作用外，人們很難相信實際上會有哪個國家是在這樣的精神氛圍中取得真實的發展與巨大的成就的。二是受制于客觀條件、但更重視人群努力造成的國家運行態勢，這一含義可以national fortune命名。一個國家，以變應變、主動作為，將價值建設、制度建構相宜地付諸行動，所謂天道酬勤，必然成就國家發展機運。三是上佳的主客觀條件偶然地具于一身，讓國家看似意外、實則在意料之中地崛起，可以national luck稱之。這對國家是一種不期然而至的好運，與這個國家的人民是否足夠努力關系不大。[23]

美國在百年間由一個掙脫宗主國而獲得獨立的農業國，迅速成長為一個強大的工業國，似乎確實是天選之國。在美國總統的致辭中，最后總是會循例講一句“God Bless America”，這似乎暗示人們，美國具有這樣的、上天注定的國家強大命運。但以各個國家都會訴諸人力之外的超級力量的獨特支持而言，這樣理解美國的國家命運，似乎就失去了它的有效性與針對性。同樣，如果認為20世紀上半葉美國作為第一強國的崛起是靠碰巧撞上的運氣，那么，也就等于說民族國家體系中各國發展的成敗，都是偶然機緣注定的，至于國家是否堅韌確立合宜的價值信念、建構公正公平的制度機制，且因勢利導地應對國家處境、出臺有利于支持國家發展的公共政策，就變得無足輕重了。從民族國家的世界史來看，沒有哪個國家僅靠上帝囑意或大運上身，就崛起為世界強國的。就此可知，美國的崛起，是靠美國人對現代價值的精準把握、對分權制衡制度的成功建構、對社會變遷大局的靈活順應。這是一種因應環境條件且發揮民族的積極努力精神，才可望成就的國運。

因此，不能以上天注定與撞上大運來理解美國的崛起或衰頹。需要在現代價值、制度建構和與時俱進等維度，看待美國從一個小國崛起為世界強國的變化過程。這才足以理解美國的發展結果，也才能清楚分析今日美國的國家處境與國家命運。那種將一個發揮國際領導權的大國出現的不利局面，解釋為機緣不再或運氣消逝，都是輕率和不負責任的。這不是為不為美國衰頹奏響哀歌、為中國崛起送上祝福的問題，而是一個如何理性認知國家命運的問題。從歷史線索看，美國的崛起，在18世紀建國之際，最為重要的是適時確立了有利于國家長治久安的立憲機制；在19世紀國家擴展其立憲民主原則而遭遇黑人權利困境時，以南北戰爭再次確立了初始的建國原則；進而在20世紀處理國家權力與市場機制的匹配困難時，以“新政改革”落實了有限政府的有為問題。這都是美國立憲機制在不斷地、適時地優化的表現。這不是以天降大運或機運上身的被動性國運論所可以解釋的世相。這正是前引李光耀評論美國的那段話真正精彩的地方。

當然由此可以推出同樣的結論，假如美國人喪失了這種因勢利導的主動作為精神，對國家變局熟視無睹，對當有的作為無所用心，對亟需改變的處境全無應對，那么，美國就一定會喪失它蓬勃向上的國家發展勢頭，陷入被動，并走向衰落，最終讓出綜合國力第一的寶座，拱手交出長期行使的國際領導權。

從當下美國社會對國運變化的自我警醒來看，美國尚未喪失它因時而變的主動作為精神。相反，左左右右的意識形態流派對美國現實的嚴厲抨擊，激進或保守的社會運動對落實立憲原則的強烈訴求，國家與社會雙方對改良美國的一致行動取向，都表明美國仍然是一個充滿活力、未曾陷入死水微瀾危局的國度。這不是稱頌美國，而是對一個事實的描述。因為外部的稱頌與否，對美國是不是能夠成功處理它遭遇的難題，并無影響；同理，以民族自尊心為由，一味貶斥美國，也并不能發揮出抑制美國、強盛中國的作用。對當今世界的任何一個國家，尤其是具有超越美國雄心的國家來講，真正秉承現代的國家精神與制度理念，從而理性而充分地動員自己國家的資源，才是超越美國的希望之所在。換言之，一個國家的國運如何，不是另一個國家的國運所能夠決定得了的。美國的國運好，其他國家的國運不見得就會差；美國的國運差，不見得其他國家的國運就會好。一個國家的國運好壞，決定于這個國家的官民雙方如何因應其客觀處境而積極主動地作為。

保羅·肯尼迪在觀察了500年來的大國興衰歷史后，進行了兩方面的重要提點：一方面，他指出了國家間實力的消長必然性。“一流國家在世界事務中的相對地位總是不斷變化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各國國力的增長速度不同；二是技術突破和組織形式的變革，可使一國比另一國得到更大的優勢。”[24]因此，弱國變強、強國衰頹，實屬于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另一方面，他強調，對于任何一個國家來講，國家專注于自身經濟實力的增強，對國家實力的世界位置的影響，要勝于它在世界事務中以軍事手段耀武揚威。“如果一個國家把它的很大一部分資源不是用于創造財富，而是用于軍事目的，那么，從長遠來看，這很可能會導致該國國力的削弱。同樣，如果一個國家在戰略上過分擴張（如侵占大片領土和進行代價高昂的戰爭），它就要冒一種風險：對外擴張得到的潛在好處，很可能被它付出的巨大代價抵消了。”[25]這兩方面的提醒，對于人們理解美國，以及嘗試替代美國而起的霸權國度的國家命運具有深刻的啟迪：國家命運確實是千變萬化的，但國家命運決定于一國如何處理好國內經濟發展事務與國際干預事務的關系。在某種意義上，從特朗普以“美國再次偉大”為號召展開的戰略收縮與重組，再到拜登以聯盟方式強化國家力量的舉措，都表明美國還算明白其國家處境——不以超過國家實力的方式強撐國際霸權。這與當年的蘇聯不計國家經濟實力，強行以軍事手段干預國際事務（如發動阿富汗戰爭），最終在內外實力不支的情況下引發國家崩潰的做法，具有根本的不同。

在當代世界史上，流行著發揮國際領導力的國家衰落，其他國家才有望崛起的見解。這是一種似是而非的關于國家間關系的陋見。英美霸權的交接表明，新老霸權國家可以同時位列發達國家的行列，也可以同時發揮國際領導權。而德國、日本與蘇聯認定的國家霸權乃是一國獨專的事情，因此以宣告英美霸權終結，轉而由自己國家領導世界（德國、蘇聯）或地區（日本），引發了霸權轉移的政治悲劇：這種獨專的國家領導權思維，最終導致了三國在國家競爭中的悲壯失敗。而這三個國家在與美國的競爭中，都曾誤判美國衰頹、自身將替代性地勢不可擋地崛起。這是一種顯見的戰略誤判。這種誤判的一再浮現，就是因為此起彼伏、你有我無、你死我活的國際競爭思維，具有激發努力崛起的國家之國家斗志的強大刺激作用。但這樣的思維，偏離了國家崛起的正常思路，因此留給人們極為深刻的教訓。

如果將人類命運與規范的現代價值與制度認取掛起鉤來，我們就能免除將人類命運與某一個具體國家的命運直接關聯的偏執。美國的命運如何，端賴美國守持現代價值與制度的理性強度與堅韌程度。如果嚴重偏離現代價值與制度安排，它就不可能持續取得經濟發展與軍事強盛的成就，美國的衰落就是必然的。其他國家堅定認取現代價值與制度安排，就會乘勢而起，成為引人矚目的國家發展楷模。如果美國糾正了它目前的某些失誤，那么，崛起國便會與美國共享國際領導權；如果美國沒能矯正自己發展的失誤，那么新興的崛起國就會一力或與其他國家共同行使國際領導權。總而言之，國家的命運把握在一國中人自己的手里。

注釋

[1]這可以理解為美國學者對政治極化現象的一般界定，參見Paul Pierson and Eric Schickler: "Madison's Constitution Under Stress: A Developmental Analysis of Political Polarization", Th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020. 23, pp. 37–58。

[2]參見劉永濤：《政治極化：當代美國面臨的嚴峻難題》，《美國問題研究》，2017年第1期。

[3]參見新華網：《美國國會遭沖擊，政治亂象加劇》，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8216035992654156&wfr=spider&for=pc，2021年8月1日訪問。

[4]《亞利桑那州：選票審計結果和2020大選結果出入非常大》，https://www.163.com/dy/article/GEV967G30534D9HK.html，2021年8月1日訪問。

[5]美國知識分子對政治權力的批判，與對平等的熱情的日益增長，是美國社會歷史的一大特征。參見［美］希爾斯：《知識分子與當權者》，第二部第七章“知識分子與美國社會的中心”，傅鏗等譯，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201～245頁。

[6]褚國飛：《哈佛大學教師意識形態偏民主黨》，《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年5月6日。

[7]《不要再選特朗普！美國教師工會：請全國老師支持民主黨候選人》，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9160108111287669&wfr=spider&for=pc，2021年8月2日訪問。

[8]《美國正變成社會主義？特朗普呼吁支持者抵制美企：他們會毀掉國家》，https://xw.qq.com/cmsid/20210406A0538800，2021年8月2日訪問。

[9]參見李捷：《美國對華政治極化與涉疆虛假人權敘事》，《當代傳播》，2021年第4期。

[10][21]肖晞：《美國的政治極化及其外交轉向》，《人民論壇》，2020年第22期。

[11]參見任劍濤：《在契約與身份之間：身份政治及其出路》，《當代美國評論》，2019年第2期。

[12]在2008年美國總統選舉時，便有學者以政治極化為視角，審視美國政治中的兩黨沖突。參見Eric Schickler, "American Politics in an era of political polarization"，北京論壇（2008），“文明的和諧與共同繁榮——文明的普遍價值和發展趨向”。近期的相關研究成果就更是數量繁多。在中國，僅以“美國政治極化”為關鍵詞在知網上搜索，就有140多個篇目。

[13]眾所周知，美國憲法處處明確呈現出對權力的警惕性，對立法、行政與司法權限作出了相當明確的決定，由此既保證了強有力的國家權力，又有力扼制了權力濫用。即便是在制定憲法的過程中，參與的人們也是相互設防，以求立憲的公正性。參見［美］麥迪遜：《辯論：美國制憲會議記錄》，尹宣譯，譯者例言，以及“聯邦制憲會議記錄的解密和成書”，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12、1～22頁。

[14]被認為是深刻影響了美國政制初始設計的杰弗遜、漢密爾頓兩人，不僅在建國理念上鮮明不同，而且在政爭中也代表了對峙的政治路線。參見［美］約翰·菲爾林：《美利堅是如何煉成的：杰斐遜與漢密爾頓》，王曉平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360～375頁。

[15]段德敏以此出發討論美國政治的極化問題，從而將極化視為沖突的當然狀態，而且是美國政治的制度結構和政治實踐的一個正面、積極的現象。參見段德敏：《重思美國政治中的沖突與“極化”》，《學術月刊》，2021年第1期。

[16]前引Paul Pierson and Eric Schickler: Madison's Constitution Under Stress: A Developmental Analysis of Political Polarization，就以低極化（low polarization）與高極化（high polarization）的分辨，來描述美國近期政治極化演變的不同態勢。

[17]《美國白宮與兩黨參議員代表就基建計劃達成部分一致》，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3520062136219947&wfr=spider&for=pc，2021年8月8日訪問。另見《美媒：拜登對華動作得到鷹派贊賞，兩黨已經達成對華共識》，https://www.163.com/money/article/G1OUI3PL002580S6.html，2021年8月8日訪問。

[18]《政治極化撕裂美國》，中國日報百家號，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91354748846672055&wfr=spider&for=pc，2021年8月9日訪問。

[19]《政治極化不斷消耗美利堅的生命力》，環球網百家號，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8951898985266356&wfr=spider&for=pc，2021年8月9日訪問。

[20]《政治極化的美國：“否決政治”盛行“本土恐怖主義”蔓延》，國際在線百家號，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3208052222389456&wfr=spider&for=pc，2021年8月9日訪問。

[22]［美］格雷厄姆·艾莉森等編：《李光耀論中國與世界》，蔣宗強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23～24頁。

[23]在英語中，fate一詞主要用來指命中注定的運氣。fortune的詞義凸顯的是較為中性的機會與運氣，以及發展變化的際遇與趨勢，luck凸顯的則是得自僥幸的運氣。參見［英］霍恩比：《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第9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第781～782、857、1290頁。

[24][25]［美］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1500-2000年的經濟變遷與軍事沖突》，陳景彪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第35、36頁。

責 編／張 曉

任劍濤，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長聘教授。研究方向為政治哲學、中西政治思想、中國政治。主要著作《建國之惑：留學精英與現代政治的誤解》《拜謁諸神：西方政治理論與方法尋蹤》《公共的政治哲學》《當經成為經典》《中國的現代國家構造》等。

Periodicity and Finality: Two Propositions of American Political Polarization

Ren Jiantao

Abstract: The recent phenomenon of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attracted people's attention. Some people believe that this is a sign of the declin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further posit that the strong national f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coming to an end. This even lead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declin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ise of China are in shape. A simple analysis could show that these conclusions are based on misjudgments. There are both factual and theoretical misjudg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today's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political cyclical performance of the operation of modern countries, not a sign of the termin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 As for the inferred political conclus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t is suspected of causal alienation. Like all modern countries, the United States has not yet come to a dead end, but it has indeed encountered a low tide and a transitional period of political cycle, which is the change of political normal and polarization from the front end to the back end. There may be two trends: if difficulties overcome, it is possible to return to normal away from polarization, which is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open cycle of political operation in modern countries; if not handled properly, a long decline curve will be presented to the world, but this does not constitute a self-justification as to whether other countries can replace it.

Keywords: political polarization, periodicity, normalization, fin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