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縱觀近代以來的歷史，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是人類孜孜以求的目標。中國始終是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同時也始終在探索和追求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鄧小平同志關于建立國際新秩序的講話，對第三世界國家爭取主權平等意義重大。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黨和政府積極引導國際秩序、國際體系向著有利于維護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利益的方向發展，中國的國際秩序觀不僅有利于戰后總體和平的維護，更有利于捍衛亞太地區的和平秩序；也為國際秩序的變革、國際關系的發展提供了中國智慧、中國方案；同時闡明了調整國際秩序的法制化途徑，提出推動國際關系法治化建設的新思路。

【關鍵詞】新時代 中國國際秩序觀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國際關系法治化 全球治理

【中圖分類號】D80 【文獻標識碼】A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指出：“中國共產黨關注人類前途命運，同世界上一切進步力量攜手前進，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習近平總書記一貫強調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著眼于捍衛世界公平正義，維護全球戰略穩定。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的一系列重要講話，體現了我國黨和政府站在新的歷史高度，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旗幟，推動建設新型國際關系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愿望與目標，也反映了中國國際秩序觀的創新與發展。

戰后的國際秩序與我國的基本立場

關于戰后國際秩序。國際秩序指的是國際社會中，在一定世界格局基礎上形成的國家行為體及非國家行為體之間的行為規范和準則，以及相互作用的運行機制。長期以來，由國際力量對比構成的國際格局形成國際秩序的力量框架，在某種意義上決定了國際秩序的性質。因此，歷史上不同時期所形成的國際秩序，都是世界主要大國通過較量與妥協、實現利益大體平衡的結果。大國主導下建立的國際秩序，自然也是為大國利益服務的。國際秩序在一定的力量對比的基礎上形成后，具有相對穩定性；隨著世界各種力量的此消彼長，力量對比發生重大變化時，各方利益的相對平衡與國際秩序的相對穩定就會被打破或發生變化。

國際秩序的構建為一定歷史時期的世界整體運行規范了基本框架，推動世界實現從戰爭狀態向和平階段的轉變。歷史上，從歐洲三十年戰爭后的威斯特伐利亞會議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凡爾賽—華盛頓會議都可以看出，在大國博弈之后，國際社會就會逐步建立起一種新的均勢狀態，大國之間相互制衡，對于某個霸權國家試圖主宰其他國家乃至整個世界，具有制約和掣肘作用。在國際秩序的更替中，關于國家主權、領土與國家獨立、平等的理念和原則日臻成熟，從而推動人類社會的不斷進步。

我們所說的戰后國際秩序，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建立的以“雅爾塔體系”為核心的國際秩序。雅爾塔體系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產物，具有進步意義。二戰后期，大國通過在德黑蘭會議、布雷頓森林會議、雅爾塔會議、波茨坦會議等一系列會議上達成的協議，不僅協調了盟國最后戰勝法西斯的步驟，加快了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到來，而且創立了聯合國及其表決機制，對戰后世界作了一系列影響深遠的安排，構建起雅爾塔體系。雅爾塔體系原則上倡導世界和平與民主，維護國際安全，促進社會發展，它標志著當代國際體系的形成。

雅爾塔體系所確立的大國合作機制保障了大國在國際關系中發揮關鍵性作用，大國是戰后制定和影響國際秩序規則的主要力量，影響著國際秩序的發展走向。從冷戰時期開始，美國等西方大國長期主導國際秩序，支配和深刻影響著世界政治和經濟。美國強調實力，以實力為基礎制定規則，這使得戰后國際秩序不可避免地帶有強權政治的色彩。

以往探索中的中國國際秩序觀。中國始終在探索和追求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改革開放前，我國從二戰后的冷戰格局考慮，從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出發，注重考察戰后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阻礙廣大中小國家發展的一面，特別是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在全球范圍內爭奪霸權的局勢下，中國旗幟鮮明地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主張各國應該相互尊重，不要將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人，反對大國動輒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的做法，積極倡導各國主權平等的原則，指出國際秩序存在的不公正、不合理的方面。國內學界認為，因為二戰后的國際秩序是在廣大中小國家處于無權地位的情況下建立的，所以在世界政治領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美蘇壟斷國際事務、干涉他國內政、以大欺小和恃強凌弱的現象，廣大中小國家處于被支配的地位；在經濟領域，表現為不平等的國際分工、貿易關系，國際經濟關系嚴重失衡；在軍事領域，表現為美蘇兩大集團間的長期軍事對抗，軍備競賽加劇，世界和平與穩定受到威脅。為此，中國積極主張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基礎上建立國際新秩序。1974年4月，在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上，中國代表團團長鄧小平發表了演說，全面闡述了毛澤東“三個世界”的理論，并表達了中國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霸權主義的立場。鄧小平同志特別提出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主張，要求改變不合理的國際秩序。這次大會通過了關于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宣言和行動綱領。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同志繼續把建立國際新秩序作為中國及發展中國家的一項重要任務。1988年底，鄧小平會見當時的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時表示，“世界上現在有兩件事情要同時做，一個是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一個是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這一時期中國主張建立國際新秩序的基本理念是：第一，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維護世界和平；第二，中國永遠屬于第三世界，代表著第三世界國家的利益；第三，國家不論大小一律平等，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建立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準則。

隨著改革開放帶來的國家經濟的迅速增長，中國深度融入世界，參與協商處理多領域的國際事務，在全方位開放中與各國密切交往，在理論與實踐中越來越清晰地懂得應當如何在現有國際秩序下最大可能地發展自己，如何更有效地推動現有國際秩序的改造。中國對國際秩序的認知在不斷提升。鄧小平同志關于建立國際新秩序的思想得到了具有新時代特色的傳承、發展和創新。

新時代中國國際秩序觀的發展與創新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多年來，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速，國際格局發生深刻變化。世界多極化發展趨勢下，發展中國家整體競爭力上升，尤其是一批新興市場國家崛起，對國際社會的影響力與日俱增，這“是近代以來國際力量對比中最具革命性的變化。”世界呈現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而現有國際秩序的改革緩慢，很大程度上仍在已有的軌跡上運行，未能跟上世界的發展變化。全球化快速發展所帶來的國家安全、國際安全問題不能得到有效治理。西方社會主導建立的國際機制在全球治理機制方面存在缺失、治理理念上存在滯后、治理手段上出現失靈，無法滿足國際社會有效應對一系列全球性安全威脅的訴求，不能很好地解決現實矛盾。不僅如此，作為建立戰后國際秩序的主要強國——美國，在其獨霸勢頭呈衰落之勢的背景下，大行單邊主義、保護主義，肆意破壞國際組織中的多邊合作機制與貿易自由化原則，給國際秩序制造了很大混亂。因此，改革目前的國際機制以適應時代的變革，勢在必行，時代呼吁新型國際秩序觀。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積極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充分體現了中國作為世界和平建設者、全球發展貢獻者、國際秩序維護者的責任擔當。2014年9月，習近平主席會見俄羅斯聯邦委員會主席馬特維延科時，談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即將迎來70周年，兩國要“維護好第二次世界大戰成果和戰后國際秩序”。此后，習近平主席于2015年9月赴美國訪問并出席第70屆聯合國大會，在華盛頓他特別提到，“中國是現行國際體系的參與者、建設者、貢獻者，同時也是受益者。”同時，習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時的講話中也指出：“70年前，我們的先輩經過浴血奮戰，取得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翻過了人類歷史上黑暗的一頁。這一勝利來之不易。70年前，我們的先輩以遠見卓識，建立了聯合國這一最具普遍性、代表性、權威性的國際組織，寄托人類新愿景，開啟合作新時代。這一創舉前所未有。70年前，我們的先輩集各方智慧，制定了聯合國憲章，奠定了現代國際秩序基石，確立了當代國際關系基本準則。這一成就影響深遠。”“中國將始終做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堅持走合作發展的道路。中國是第一個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的國家，將繼續維護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核心的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近年來，習近平主席在國際重大場合中反復闡釋這一立場。

習近平主席的講話，言簡意賅，內涵深刻。其一，中國堅持抗戰八年，為贏得抗日戰爭的勝利付出了巨大的犧牲，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獲得勝利的重要貢獻國。其二，中國是聯合國創始會員國，是建立聯合國和制定聯合國憲章的國家之一，“中國是第一個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的國家”。中國是國際秩序的建設者、貢獻者，而非挑戰者、“搭便車者”。其三，聯合國憲章是戰后國際秩序的基石，是現行國際秩序的法律基礎，它規定了國際社會安全秩序的法律框架。其四，中國參與建設、維護的是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而不是以哪個大國的意志為準繩的秩序，不能把某個國家制定的規則強加于世界各國。“世界要公道，不要霸道。”我國在致力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同時，為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為完善戰后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發揮著積極的引導作用。

新時代中國的外交任務，不是簡單地重復以往的“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而是創新性地提出維護和建設當今國際秩序。這表明，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的深入，外交工作涉及領域越來越廣，國家的海外利益與日俱增。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和快速發展的新興大國，中國的責任和義務也在加大。中國在以新時代的歷史觀、角色觀處理對外關系，中國的外交理念和原則體現出大局意識、長遠意識，外交實踐不斷創新，與時俱進。中國的國際秩序觀更加富有建設性。正如外交部長王毅出席第四屆世界和平論壇時強調的：“我們不會去推翻當年自己親手建立的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也無意另起爐灶、再搞一套。”“我們也愿與各國一道，與時俱進，推動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進行必要改革和完善，使其更加公正合理，更加符合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愿望。”具體而言，新時代中國關于國際秩序與國際體系的考量和依據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第一，中國在國際秩序中的角色發生重大變化，在履行國際義務的基礎上，更加有資格和權利去參與和完善現行國際秩序。改革開放幾十年來，我國迅速融入國際社會。我們遵守國際規則，履行應有的權利和義務，在國際組織中既承擔責任，參與制度建設，同時也享有了更多的權利，國家實現了經濟的快速增長，在國際秩序中的作用不斷加強，成為現行國際秩序的受益者。例如，中國在最具代表性的兩個世界經濟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的投票權份額不斷提高，中國人的身影相繼出現在這兩個國際金融機構的核心管理層，中國在世界性國際組織中的話語權不斷增強。在當今世界國際組織數量不斷增加、作用不斷上升的情況下，中國不僅加入了眾多國際組織，在其中的影響和貢獻也越來越大。中國在國際秩序中的角色發生了顯著變化，我國在履行國際義務的基礎上，更加有資格和權利去參與和完善現行國際秩序。中國對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的認知與自我定位隨之發生調整，由上個世紀的接受和執行，轉變為對現行國際秩序的主動維護和積極完善。這一調整非常及時，符合我國發展利益，有利于中國外事工作更廣泛地開展，也有利于同西方大國之間增加親和力與信任度，表明我們絕非現行國際秩序的反對者，而是負責任的建設者，從而為中國未來發展創造更好的國際環境。

第二，現行國際秩序有其合理內核，對其不能一概否定。現行國際秩序與聯合國的建立密切相關，聯合國倡導國際合作，推進世界和平與安全，因此在其框架下，幾十年來在世界范圍內開展了非殖民化運動、終結種族隔離制度，組織維和行動、編纂和制定國際法，國際社會不斷進步。中國主張對國際秩序和體系進行改革，是因為在國際力量對比與世界形勢發生巨大變化的情況下，需要不斷改革與完善，推動其向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我國依據外交實踐的經驗總結，認為現有國際秩序的不合理成分，是可以從內部發生漸變的。在已有的國際規制下，我國深度融入現行國際體系中，也就有了以漸進的方式改變不合理規則的可能性，更加自信地參與和引導國際組織機制的完善和變革。因此，盡管“現行國際秩序并不完美，但不必推倒重來”，我們既不會“另起爐灶”，更不會以革命的方式推翻在反法西斯勝利基礎上建立的國際秩序。相反，中國強調任何大國都必須回到秩序的軌道上，依國際法行事，使國際社會向更加有序化方向發展。漸進式變革也將意味著國際秩序的完善絕非一蹴而就，要充分估計到國際秩序變革的復雜性、長期性，不過其變革方向是不會改變的。我們“對不公正不合理、不符合國際格局演變大勢的國際規則、國際機制，要提出改革方案，推動全球治理變革，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第三，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與聯合國憲章宗旨高度一致。中國一貫倡導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建立國際新秩序，而中國奉行的外交原則恰恰與聯合國憲章精神一脈相承。換句話說，憲章處理國際關系的基本原則就涵蓋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精髓。聯合國憲章規定：各會員國主權平等、不以武力相威脅、維護領土完整和政治獨立等。所有這些都與中國外交原則和外交理念所表達的立場相一致。因此，中國倡導和支持的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的改革，其前提就是：有利于加強聯合國的權威性，更能夠體現聯合國憲章宗旨之根本，體現會員國的共同利益，反對大國霸權下的強權秩序；改革不能背離聯合國憲章宗旨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歷史證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適用性超越了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我們應當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指導國際關系的準則”。新時代繼承和發展毛澤東同志、鄧小平同志的外交思想，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中國正在以主動、自信的姿態，積極引導改革國際秩序中的不合理成分。

富有建設性的中國國際秩序觀的當代價值

第一，有利于維護亞太地區的和平秩序。中國國際秩序觀對于抑制軍國主義的復活、維護亞太地區和平秩序意義重大。中國不僅僅是現行國際秩序的堅定維護者，在亞太地區，更是和平秩序的守護者、捍衛者。中國是反法西斯戰爭的主戰場之一，抗日戰爭是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作為主要戰勝國，在戰后秩序的安排中，享有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地位，是亞洲地區享有該地位的唯一國家。中國及曾經受到侵略的亞洲國家，極為珍視在戰勝法西斯軍國主義基礎上建立的亞洲秩序，防范和抵制日本右翼勢力的挑釁。日本右翼政權多次謀劃突破和摒棄和平憲法，以徹底擺脫戰后秩序的束縛，這是對戰后亞洲秩序的挑戰。維護亞洲地區和平是二戰后亞洲秩序的主流，更是中國的責任，“要共同營造對亞洲、對世界都更為有利的地區秩序”，“維護和鞏固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成果”，致力于亞太地區的繁榮與進步。

第二，為國際秩序的改革完善提供中國方案。習近平主席考察了近代以來的世界歷史，認為“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是人類孜孜以求的目標”。中國倡導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正是為實現這一目標而提供的中國方案。“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國際秩序觀的創新與發展，是對聯合國憲章宗旨原則的繼承和弘揚，為國際關系發展提供了新理念、開辟了新遠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順應了全球化發展的潮流，是對人類社會的前進方向作出的前瞻性思考和研判。這一思想依托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又有時代特色的理念創新。它蘊含著中華文明推崇的“協和萬邦，和衷共濟”“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思想，承載了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理念，體現出中國傳統文化的天下觀。中國共產黨人在中華優秀文化的孕育下，對外關系主張和平共處、求同存異、和諧、包容，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正是對這些主張和理念的繼承與創新，反映的是中國的發展觀、安全觀、國際秩序觀，其愿景是建立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營造公平公正的國際秩序。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僅明確了新時代中國外交的目標方向，也向世界提供了全球治理、國際秩序變革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第三，指明調整國際秩序的法治化途徑。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黨和政府闡釋了對國際法治建設的立場及發展策略。習近平明確提出了國際治理法治化思路，強調維護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通過制度和規則來協調規范各國關系。他多次講到“法者，天下之準繩也”，在國際社會，不論國家實力大小，法律是共同的準繩。其意在于推動國際關系法治化建設，推動各國在國際關系中遵守國際法和公認的國際關系準則。習近平主席在眾多國際場合公開講述國際法治思想，指明調整國際秩序的法治化途徑，從而體現出中國在處理外交事務中，已經具備了鮮明的國際法治觀念，這是一種大國的責任意識和大國的擔當，也是大國外交走向成熟的標志。中國國際秩序觀闡明我國對大國強權秩序的反對立場。“反對恃強凌弱，不能誰胳膊粗、拳頭大誰說了算”。要遵守國際道德底線和國際規范，以國際法規制國家間關系。不僅如此，大國還需要在此過程中向國際社會提供更多公共產品，自覺承擔大國應有的責任，不斷樹立共同體意識，推動國際秩序的健康發展。

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合作發展之路。在外交實踐中，通過“一帶一路”建設與沿線國家實現利益共享；在全球疫情中，倡導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以人力、物力、技術資源援助世界需要幫助的國家戰勝疫情。中國與世界的互動越來越緊密，在國際秩序法治化進程中，與各國機遇共享、命運與共，充分展現大國的責任與擔當。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導，北京市首批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特級教授，北京高校國際政治研究會名譽理事長）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習近平總書記全球治理與國際法治思想研究”（項目編號：18AKS024）階段性成果；北京高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中國政法大學）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7年。

②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21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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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中共中央宣傳部：《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2016年版）》，北京：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

⑤《習近平會見俄羅斯聯邦委員會主席》，《人民日報》，2014年9月24日。

⑥《習近平出席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并發表重要講話》，《人民日報》，2015年9月29日。

⑦習近平：《同舟共濟克時艱，命運與共創未來》，《人民日報》，2021年4月21日。

⑧王毅：《中國是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建設者和貢獻者》，中央政府門戶網站，http://www.gov.cn/guowuyuan/vom/2015-06/29/content_2886246.htm

⑨《習近平會見出席“2019從都國際論壇”外方嘉賓》，《人民日報》，2019年12月4日。

⑩習近平：《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求是》，2021年第5期。

?習近平：《讓多邊主義的火炬照亮人類前行之路》，《人民日報》，2021年1月26日。

責編/谷漩 美編/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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