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次貸危機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從超級全球化時代步入慢全球化時代。新冠肺炎疫情沖擊加劇了產業鏈區域化和本土化、產業鏈關鍵技術自主化和服務業驅動產業鏈發展新趨勢的演進。在新發展格局下，中國從更多維度審視、參與全球產業鏈的重構，構建中國產業鏈競爭新優勢。有關舉措包括牢牢把握住創新這個“牛鼻子”，掌握創新主動權；支持多邊主義貿易體制，積極發展區域和跨區域貿易合作；進一步夯實、提高中國產業鏈的既有優勢以及繼續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

【關鍵詞】全球化 產業鏈 新發展格局

【中圖分類號】F741.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07.004

世界從超級全球化時代步入慢全球化時代

20世紀90年代經濟全球化進程的顯著特點是，以跨國公司為載體的全球產業鏈定位、生產布局和銷售網絡的興起，成為主導經濟全球化的核心力量，產業“外包”成為發達經濟體產業鏈演變的關鍵詞，跨國公司低成本逐利推動了全球產業分工格局變化調整，信息技術的快速進步使得產品的研發、生產、管理和風控等能夠打破地域限制約束，而運輸成本的下降使得跨國公司生產產品的全球低成本套利策略得以有條件實施和完成，全球經濟成為“駁船經濟學”（Palley, 2011）?？鐕就ㄟ^技術外溢、供應商本地化等生產經營方式拓展和促進了國內產業鏈和價值鏈的形成。產業鏈的全球化促進了貿易導向型增長模式進入新發展時期，全球貨物與服務貿易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在過去20年里，那些設法提高在全球價值鏈里的參與程度和出口產品中國內增加值的國家人均GDP平均增長3.4%；那些僅僅提高全球價值鏈的參與度而沒有升級國內價值鏈的國家人均GDP僅平均增長了2.2%（聯合國貿發組織，2013）。

依據IMF（WEO）的數據，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1990～2007年全球貨物與服務貿易簡單平均同比增長7.0%，遠遠高于世界經濟簡單平均增速3.7%。金融危機爆發后，全球需求疲軟，全球貿易增速大幅下滑。2008～2009年兩年平均負增長3.9%，低于全球兩年經濟增速1.1%。隨著部分重要經濟體推出了反危機措施，世界經濟和貿易恢復了增長，但2010～2018年簡單平均增速只有5.0%，這一時期全球GDP增速為3.8%。2019年全球貨物與服務貿易增速只有0.91%，而全球經濟增速為2.8%。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對世界經濟造成了嚴重沖擊。時至今日，疫情仍未徹底消散。2020～2021年全球貨物和服務貿易兩年平均增速僅為0.3%，同期全球經濟增速約為1.0%?？梢?，2008年以來世界貿易增速出現了驟然下降，基于產業鏈的全球價值鏈（GVC）貿易增長出現了停滯，甚至下滑（World Bank, 2020）。尤其是由于2018年以來全球貿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全球貿易增長幾乎陷于停滯。依據WTO的預測，2022年全球貿易增長4.7%，將再次超過全球經濟預測增速4.1%，世界貿易在曲折中艱難前行，全球化已經從超級全球化步入慢全球化（slowbalization）時代。

從貿易視角來看，全球價值鏈參與率可以用間接貿易（indirect trading）在總出口中的份額來衡量（Borin and Mancini, 2019）；從生產視角來看，全球價值鏈參與率可以用未完成出口的國內增加值在總增加值中所占的份額來衡量（Wang et al., 2017）。依據WTO（2021a）的研究報告，從1995年到2008年，隨著跨國公司產業鏈的全球定位和布局，全球價值鏈的快速擴張導致了參與率的快速上漲，以貿易為基礎的全球價值鏈參與率從35.2%上升到46.1%，以生產為基礎的參與率從9.6%上升到14.2%。全球金融危機后，供應鏈的回流導致了全球價值鏈短暫急劇下降，并在2010年出現了反彈。此后一直保持在大致平穩的狀態。新冠肺炎流行對全球價值鏈參與率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但基本與2010年以來普遍出現的疲軟趨勢相一致。截至2020年底，全球貿易價值鏈參與率為44.4%，全球生產價值鏈參與率為12.1%。

依據WTO（2021a）的研究報告，從全球出口來看，2000～2010年全球出口年均增長率8.7%，間接出口年均增長率9.7%；而2010～2019年全球出口年均增長率3.7%，間接出口年均增長率3.8%。在慢全球化時代，間接貿易增長率雖然大幅度下降，但依然保持在略高于全球出口增長率的水平，這說明全球產業分工依然具有比較優勢的剛性。從世界前五大價值鏈出口國的間接貿易增長率來看，2000～2010年德國、美國、中國、荷蘭和法國間接出口貿易增長率分別為9.8%、5.2%、20%、11.1%和4.2%，2010～2019年分別為4.5%、5.9%、4.6%、5.7%和4.0%，間接出口增長率整體上出現了明顯的下降。與此同時，我們看到經濟體量較小的發展中經濟體正在快速融入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2010～2019年柬埔寨、老撾、越南間接貿易年均增長率達到了17.1%、16.5%和14.3%。這些經濟體的勞動力成本相對低，成本比較優勢引起了全球產業鏈的遷移和重新布局，印證了跨國公司全球產業鏈的布局邏輯正在發生變化，更多的勞動密集型部分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全球產業鏈的遷移及其演進揭示了全球經濟產業鏈的相互依存性，以及企業對全球價值鏈的依賴性，而間接出口增長率的下降代表著產業鏈演進體現出更精細的專業化發展方向，以及生產地域的重新分割。

慢全球化時代產業鏈的新態勢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全球貿易增長緩慢，全球價值鏈的擴張陷入停滯，貿易主導型增長模式受到了嚴峻挑戰，大國之間的沖突可能導致了全球價值鏈的縮減或分割（World Bank, 2020）。依據WTO的數據，自2009年開始監測積累的未解除的限制措施以來，進口限制措施從2009年開始增長，2018年全球貿易摩擦升級后，更出現了顯著增長。截至2020年底，約8.6%的世界進口受到2009年以來實施的進口限制的影響。截至2021年10月中旬，全球有效進口限制量約為1.5萬億美元，占世界進口總額的8.7%左右。

全球貿易增速驟減和全球價值鏈參與率的回調，尤其是貿易沖突和疫情沖擊，暴露出了全球部分產業鏈以及供應鏈環節上的脆弱性。世界各國出于安全和競爭的考慮，將產業鏈本土化、區域化加速替代產業鏈的全球化。產業鏈的遷移、調整和重構將成為后疫情時代全球化的顯著特點。地緣政治的大國競爭，引發了新一輪的技術競賽，掌握核心技術，搶占技術制高點成為產業鏈安全和占據競爭有利位置的關鍵。與此同時，新技術變革加速了全球產業鏈出現超越傳統的以生產為基礎的產業鏈態勢，服務貿易，尤其是數字貿易成為全球產業鏈演進的新趨勢。

產業鏈的區域化和本土化。WTO作為提供自由和非歧視貿易體制的唯一多邊機構，是不可或缺的核心國際機構之一，WTO“協商一致”的決策機制在多邊規則制定和市場準入談判上步履維艱，美國是利用一票否決權最多的國家，用單邊主義強調美國利益。尤其是2017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后，提出“美國優先”對外政策，瘋狂“退群”，對世界多邊主義框架造成了嚴重破壞，給國際經濟運行的秩序和可預見性帶來了重大不確定性，使全球化遭遇逆流。2021年拜登當選美國總統后，盡管喊出了反對貿易戰的口號，維護多邊貿易協定，但世界經貿秩序并未出現好轉，反而進一步加劇了地緣政治和經貿關系的緊張態勢。尤其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全球治理缺乏共識、缺乏有效的制度協調，新冠肺炎疫情給全球產業鏈造成了巨大的沖擊。依據WTO-IMF COVID-19 Vaccine Trade Tracker提供的數據，截至2021年底，全球高收入經濟體疫苗接種率75.4%，中低收入和低收入經濟體疫苗接種率只有49.5%和34.5%。即使是疫苗出口相關方面，出口限制繼續阻礙疫苗生產，并造成供應商交付時間的不確定性（WTO, 2021b）。疫苗接種差異、疫情防控策略及水平的差異導致了全球產業鏈部分斷裂、供應鏈出現瓶頸，推高了全球的物價水平，為世界經濟持續復蘇帶來了重大不確定性。

同時，自2018年全球貿易摩擦以來，部分發達經濟體不顧全球產業成本分工的規律，執意強化競爭，大規模限制關鍵技術和產品的出口，尤其是通過限制“卡脖子”技術出口等進行惡意競爭，進一步對全球產業鏈的安全性造成了負面沖擊。關稅戰再次成為貿易摩擦的重要手段，與一個在沒有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貿易的同等貿易體系相比，在一個有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貿易的貿易體系中，提高關稅的成本將更高，涉及的產業鏈更長。更高的關稅，尤其是貿易戰，可能會促使企業縮短產業鏈或以其他方式重塑其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近期的一項研究表明，參與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的企業，其貿易商應對貿易伙伴遭受沖擊的脆弱性增加，但產業鏈在國內則降低了這種脆弱性（Espitia, A. et al., 2021）。

在這樣的背景下，產業鏈的安全性成為各個經濟體參與全球分工與貿易需要考慮的重要問題，涉及民生以及國家命脈的戰略產業的重要性顯著提升，產業鏈的本土化和區域化成為現實的選擇。從中長期看，產業鏈的遷移和重構將提速，全球產業鏈的布局邏輯已發生變化，未來部分產業將考慮縱向整合以縮短供應鏈條，本土化區域化的產業鏈和供應鏈將加速形成。產業鏈的本土化趨勢并不意味著產業鏈完全本土化。區域化和本土化趨勢是要求在關鍵的產業鏈上有安全性，在區域分工協作可控的條件下，通過區域化在周邊建立起比較完善的產業鏈，在產業鏈的環節上依然可以實現供應商的全球化和多元化。2018年12月30日生效的《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2020年7月1日生效的《美墨加協議》、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都是2018年全球貿易沖突以來出現的重要的區域化或者跨區域化的經濟關系協議，基于區域化基礎之上的全球化格局正在加速形成，產業鏈的區域化和本土化正在成為現實。

產業鏈的關鍵技術自主化。全球競爭關鍵是技術競爭。當今世界正經歷新一輪大變革、大調整，大國戰略博弈全面加劇，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正在深度調整，世界經濟發展面臨的新挑戰層出不窮，不確定不穩定因素明顯增多，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加速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演進，如何確保并提升本國在全球經濟和產業分工中的地位成為所有經濟體面臨的新挑戰。

美國商務部在2019年出臺政策法規，約束14類制造業高技術產品的出口，以確保美國在先進制造業上的競爭優勢。Lovely和Yang（2018）的研究表明，301關稅條款實際上是用20世紀的貿易壁壘應對21世紀內嵌知識（knowledge-embodying）的貿易鏈，會打擊跨國技術供應鏈，對全球技術鏈的重構產生一定的影響。同時，美國使用大規模減稅來吸引美國制造業的回流，對現有的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也會產生一定的沖擊。

以美國為首的部分發達經濟體嚴格限制對中國的高新技術出口。自特朗普政府時期以來，美國明顯加大對中國高新技術產業和企業的打壓力度，拜登政府延續了上一屆政府的做法，利用實體清單、芯片禁令等手段不斷對中國企業進行單方面制裁。2021年12月16日，美國財政部將8家中國企業列入“中國軍工企業”投資黑名單，美國商務部將中國軍事科學院、軍事醫學研究院等25個實體列入限制出口的名單。截至目前，已有160多家中國企業被美國政府列入實體名單。與此同時，美國還通過“拉小圈子”來限制對華高新技術的出口，打壓中國高新技術企業。2021年6月9日，美國通過了《2021美國創新和競爭法案》，2022年2月4日，美國眾議院通過一項法案，將對科學研發領域投資數千億美元，支持美國國內制造業的發展，將先進的半導體制造業帶回美國，確保美國在制造業、創新等方面保持領先位置。

此外，其他發達經濟體的再工業化會對全球產業鏈、價值鏈產生影響。發達國家正在大力推行“升級版”的制造業戰略，比如德國的“工業4.0”、日本的“工業價值鏈”等戰略，通過加大財政預算用于創新制造工藝、尖端材料等領域的研發等。主要發達經濟體紛紛圍繞制造業核心技術、頂尖人才、標準規范等加大發展力度，試圖在新一輪全球科技和產業博弈中掌握主動權，這開啟了全球技術創新高強度競爭的發展態勢，將直接驅動全球產業鏈分工格局發生深遠的變化。

在超級全球化時代，通過FDI帶來的技術轉移和產品交換過程中有關生產技術知識外溢是參與全球價值鏈、提高經濟增長的兩大渠道（WTO, 2008），但隨著發達經濟體對技術的惜售和封鎖日益加強，尤其是對以半導體為代表的核心技術領域的嚴格控制和割據越加嚴峻。繼美國發布法案鼓勵芯片本土化生產之后，2月8日歐盟也發布了芯片法案，擴大歐盟在全球芯片市場份額，到2030年產能達到全球的20%。“芯”之痛已經成為部分發展中經濟體產業升級中必須攻克的難題。

因此，關鍵技術的自主化是確保產業鏈安全、推進產業持續升級的根本。后疫情時代，全球競爭只會越來越激烈，唯有加大創新力度，擁有自主創新關鍵技術才能確保自身產業鏈的安全性。

服務業產業鏈的發展成為新趨勢。隨著全球價值鏈越來越多地從傳統制造流程轉向服務和其他無形資產，全球價值鏈也在發生根本性轉變。數字化是這一轉變的主導因素，新冠肺炎疫情正加速這一轉變。WTO的《全球價值鏈發展報告》（2021）探討了這種超越生產價值鏈的轉變，顯示了服務價值鏈的崛起如何為產業鏈的發展提供一條新途徑。貿易保護主義、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以及新冠病毒破壞了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的穩定，迫使產業鏈在全球地理位置上進行重組，而服務業的發展將在全球產業鏈重構上占據重要位置，成為超越生產價值鏈的產業鏈發展新趨勢。

從歷史上看，離岸外包業務經常與制造業有關，制造業外包也推動了服務業的全球化?？鐕就ㄟ^離岸外包尋求低成本效益，公司將其非核心業務流程外包給專業的第三方服務提供商，后者再將其勞動密集型業務離岸到勞動力成本較低的發展中國家。當然，大型跨國公司也將其勞動密集型服務業直接離岸，通過設立“全球內部中心”來提高成本優勢（UNCTAD, 2014），出現了服務業驅動形成的全球產業鏈。印度和菲律賓是典型的例子，印度和菲律賓都在出口加工區和IT園區進行了大量投資，為服務價值鏈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環境和條件。

服務業在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中扮演著許多重要角色。服務業不僅僅是中間投入，而且已經深入到產業價值創造的活動中、融入產品的具體生產過程中。跨國公司向其全球附屬公司投入的包括軟件、品牌、設計、運營流程以及其他知識產權等無形資產都是創造產品價值的來源，特別是隨著生產性服務業加快發展，服務業對于公司更好地參與全球貿易、更好地在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上搶占優勢位置具有重要作用。

服務業除了在貿易增值中發揮重要作用之外，還提高了下游制造業企業的生產率。跨境服務交易帶來的金融、通信和運輸服務的改善促進了全球價值鏈的發展，提高了下游制造企業的生產率，并將比較優勢模式轉向了這些服務的密集型部門（Heuser, C. and Mattoo, A., 2017）。數字、信息技術服務業的創新有效地降低了新冠肺炎疫情對生產經營的影響。數字信息技術對沖了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負面貿易效應，盡管受新冠肺炎疫情沖擊的行業非常廣泛，但在整個病毒大流行期間，更適合遠程工作的部門收縮較少（Espitia, A. et al., 2021）。

數字經濟已經成為全球新一輪增長的重要引擎。依據WTO（2022）數字治理與全球貿易論壇提供的數據，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的十多年里，全球100多個國家制定了“新產業政策”“工業4.0”“數字轉型”等計劃。這些計劃中核心主題是鼓勵技術升級、數字化生產和數字創新，處于各個發展階段的國家都有支持創新和數字轉型的政策。

全球產業鏈新態勢下的中國發展

中國自2001年加入WTO以來，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分工地位越發重要。中國利用自身的優勢建立了全產業鏈體系，成為全球供應鏈中關鍵一環，新冠肺炎疫情沖擊凸顯了中國產業鏈的韌性和強大。目前全球政治經濟格局正處于舊秩序遭遇沖擊而新秩序尚未建立之際，中美之間政治經濟關系變化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全球化面臨巨大挑戰。中國進入了新發展階段，對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內外因素交織凸顯了中國貫徹新發展理念，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新發展格局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我們要充分認識到，過去幾十年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的形成是市場力量決定的，全球產業鏈的結構是全球企業共同參與的結果。貿易摩擦會降低全球貿易量，降低總需求，可能會對全球生產模式產生影響，但貿易摩擦帶來的生產錯位將導致額外的效率、就業損失，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全球企業可能不會按照發起貿易摩擦的國家那樣希望或預期的方式作出反應。因此，從長期來看，貿易摩擦會在一定程度上沖擊既有的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體系，但產業鏈和價值鏈的變遷最終將取決于經濟體技術與成本的全球競賽，取決于市場力量。一項采用30年覆蓋100多個國家面板數據集的經驗證據表明，要素稟賦、地理位置、政治穩定、自由貿易政策、外國直接投資流入以及國內工業能力在決定參與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方面非常重要。與傳統出口相比，這些因素對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參與的影響程度更大（Fernandes, A. et al., 2020）。歐洲央行的一項調查研究也表明，技術進步、運輸和通信成本的降低以及消除政治和經濟障礙是推動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形成的重要因素（Amador and Cabral, 2014）。

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帶來的新陳代謝和激烈競爭前所未有，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部分環節形成沖擊，這促使我們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從更多維度出發來審視中國參與全球產業鏈的重構。

牢牢把握住創新這個“牛鼻子”，掌握創新主動權。雙循環的核心是創新驅動，要以技術創新引領產業鏈的重新布局。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2017年世界知識產權報告：全球價值鏈中的無形資本》顯示，全球銷售制成品近1／3的價值源于品牌、外觀設計和技術等無形資本。雖然中國專利申請數量居世界首位，但是關鍵技術和核心技術專利較少，中國企業每年要交納大量的知識產權許可費。長期以來中國主要是通過合同制造、外包代工、組裝、貼牌生產等方式嵌入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融入全球生產、貿易、流通網絡中。未來中國啟動知識產權國家戰略，應更大力度進軍核心技術專利，在全球布局創新鏈，推進和提升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位置。

經過長期艱苦不懈的努力，中國在科技創新上獲得了越來越多的全球認可。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2021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顯示，中國的科技創新能力在132個經濟體的排名上升至第12位，是排名最高的中等收入經濟體，也是世界上進步最快的國家之一。依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21年中國全社會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投入為27864億元，占GDP之比達到2.44%，已接近OECD國家疫情前2.47%的平均水平。中國在核心技術價值鏈和綠色技術價值鏈上雙雙發力，中國經濟正在加速形成創新驅動型的增長模式，這是中國重構產業鏈，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根本措施。

支持多邊主義貿易體制，積極發展區域和跨區域貿易合作。中國秉承開放包容、厲行法治、協商合作的多邊主義原則，倡導構建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新型國際關系。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歷程表明，中國是世界經貿秩序踐行者、維護者和建設者，中國經濟的增長為世界經濟作出了重大的貢獻。2002年以來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接近30%，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動力源和穩定器。2021年中國進出口首次突破6萬億美元，達到6.05萬億美元，創歷史新高。商務部的數據顯示，中國“入世”20年，向42個最不發達國家97%的稅目提供免關稅待遇，成為最不發達國家最大的出口市場，中國市場吸收了最不發達國家25%的出口。2021年7月商務部宣布在上海和北京等五大城市率先開展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培養建設，讓中國市場成為世界的市場、共享的市場。

中國的發展也得益于世界。自貿試驗區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的試驗田，建設數量已達21個，形成了覆蓋東西南北中的試點格局。依據商務部的數據，2013年自貿區推出第一張外資準入負面清單，經過多次修訂，其中特別管理措施由2013年190項壓減至2021年的27項。1988年中國利用外資首次突破100億美元，2010年首次突破1000億美元，成為全球吸引外資的重要場所。1983～2021年中國吸引FDI的總量達到2.33萬億美元。外資成為中國經濟增長和出口的重要力量，1997年以來外資進出口占了中國經濟進出口總量的約一半。同時，在競爭中，外資積極推進和提高了中國企業的技術進步。2021年11月24日劉鶴副總理在《人民日報》上撰文《必須實現高質量發展》，強調了外資企業對實現高質量發展非常重要，要鼓勵引進更具競爭力的產品、技術和服務，在更高水平競爭中創造價值，實現互利共贏。世界銀行的一項研究也表明，跨國公司在過去30年中推動了全球價值鏈的顯著崛起，因為它們將生產流程分解，并在全球范圍內傳播其網絡，國內企業通過投資、合作或貿易向跨國公司學習，從參與全球價值鏈中受益匪淺（Qiang, et al., 2021）。

依據商務部網站的信息，在跨國或跨區域合作上，中國目前已經簽訂21個自貿區協議，10個正在談判的自貿區，8個正在研究的自貿區。2022年1月1日，《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正式生效，2021年9月16日，中國正式提出申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中國在多邊框架下，融入區域和跨區域產業鏈的步伐越來越快。中國堅定的開放與穩定的政策預期確保了投資和貿易模式的穩定性，有利于提高產業鏈的穩定性和安全性。

進一步夯實、提高中國產業鏈的既有優勢。自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中國制造業出口的高增速進一步擦亮了中國制造這張世界名片。從制造業產值來看，2010年中國就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制造大國。目前中國制造業增加值占全球制造業增加值的約30%，全球供應鏈越發依賴中國的產業鏈。

巨大的國內市場和營商環境的快速改善，提高了國內外產業鏈的相互促成。市場規模對全球價值鏈參與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與國內產業的聯系來調節的，制造業規模較大的市場具有更大的全球價值鏈參與的特點，這突出了國內供應商參與全球價值鏈的重要性（World Bank, 2020）。中國制造業具有國內大市場的有力支撐，國內大市場更加暢通，有利于促進制造業全球產業鏈的形成。

中國勞動力教育素質差異大，這是中國能夠形成低端技術到高端技術全產業鏈的基本支撐。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中國制造向世界展示了中國產業鏈的完整性和韌性，可以向世界提供全技術鏈的產品，這是中國制造業既有的優勢，要牢牢把握住制造業的創新與發展是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增長的基礎性力量，政策要大力支持發展制造業。同時，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扶持力度，保市場主體，就是保就業、保產業鏈，這也是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重要基礎。

繼續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吨腥A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明確指出，“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依據商務部的數據，2013～2020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貨物貿易總量累積超過9萬億美元，累積直接投資額約1400億美元，累積承包工程完成營業額6400億美元，沿線國家在華累積投資額約600億美元。“一帶一路”倡議贏得了世界的尊重，也積極拓展了全球產業鏈。全球價值鏈應該更具包容性，需要克服中小企業的參與限制，并為低收入發展中國家提供便利，通過建立一個多年計劃，擴大和升級必要的基礎設施建設，提高所有國家的能力，助力在全球范圍內加強更包容和可持續的增長和發展。世界銀行的一項研究表明，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通過建立健全“一帶一路”金融合作網絡，推動金融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支持多邊和各國金融機構共同參與投融資，產業鏈的區域范圍從一個國家或地區發展到了全球范圍，形成了全球范圍內的產業鏈（Cusolito, et al., 2016）。經合組織和世界銀行集團2015年10月向G20貿易部長提交包容性全球價值鏈報告，以促進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價值鏈的形成。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順應了各國民眾渴望共享發展機遇、創造美好生活的強烈愿望，不斷充實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涵，日益成為完善全球治理的新平臺，也成為了全球產業鏈持續、穩定向前發展的典范。

參考文獻

劉鶴，2021，《必須實現高質量發展》，《人民日報》，11月24日。

聯合國貿發組織，2013，《全球價值鏈與發展：全球經濟中的投資和增值貿易》，http://unctad.org/。

Amador João and Cabral Sónia, 2014, Global Value Chains Surveying Drivers and Measures, ECB, Working Paper series, No.1739.

Borin, A. and Mancini, M., 2019, Measuring What Matters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Value-Added Trade,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8804.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Cusolito, Ana Paula; Safadi, Raed; Taglioni, Daria, 2016, Inclusive Global Value Chains: Policy Options for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and Low-Income Countrie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Espitia, Alvaro; Mattoo, Aaditya; Rocha, Nadia; Ruta, Michele; Winkler, Deborah, 2021, Pandemic Trade: COVID-19, Remote Work and Global Value Chains, WTO,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9508.

Fernandes, Ana; Kee, Hiau Looi; Winkler, Deborah, 2020, Determinants of Global Value Chain Participation : Cross-Country Evidence, WTO,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9197.

Heuser, C. and Mattoo, A., 2017, Services Trade and Global Value Chains, WTO,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8126.

Lovely Mary, E. and Yang Liang, 2018, Revised Tariffs Against China Hit Non-Chinese Supply Chains Even Harder, Peters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Charts, June 18.

Palley, T. I., 2011, Explaining Global Financial Imbalance: A Critique of the Saving Glut and Reserve Currency Hypotheses, IMK, Working Paper, No.13.

Qiang, Christine Zhenwei; Liu, Yan; Steenbergen, Victor, 2021, An Investment Perspective on Global Value Chain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UNCTAD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2014, Information Economy Report 2012: The Software Industry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Geneva.

Wang Z, S. Wei, X. Yu and K. Zhu, 2017, Measures of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Global Business Cycles, NBER Working Paper, No.23222.

World Bank, 2020,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20, Trading for Development in the Age of Global Value Chain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WTO, 2008, World Trade Report 2008, Trade in a Globalizing World,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WTO, 2021a, 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 2021: Beyond Production, November.

WTO, 2021b, Indicative List of Trade-Related Bottlenecks and Trade-Facilitating Measures on Critical Products to Combat COVID-19, 8 October.

WTO, 2022, Data Governance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Trade Dialogues Lecture/Webinar Series, 31 January.

責 編／趙鑫洋

王晉斌，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黨委常務副書記兼副院長、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主要成員。研究方向為資本市場與開放宏觀經濟學。主要著作有《2020全球金融大動蕩的思考》等。

The New Trend of Industrial Chain in the Era of Slow Globalization

Wang Jinbin

Abstract: After the subprime mortgage crisis, globalization has encountered regression, causing the world to leave the era of super globalization and enter the era of slow globalization. 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quickens the region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of industrial chain, increases independence in key technologies and makes the industrial chain become more driven by the service industry.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ual circulation, China examines and participates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from more perspectives, so as to foster a new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its own industrial chain. These measures include firmly relying on innovation as the fulcrum and taking the initiative in innovation; supporting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and actively developing regional and cross-regional trade cooperation; and further consolidating and improving the existing advantages of China's industrial chain and continuing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Keywords: globalization, industrial chain,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ual circu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