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上市公司以制造業為主，4700多家上市公司創造了2000多萬個就業崗位，有2億多中小投資者。“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從直接影響看，上市公司發展質量涉及億萬家庭的勞動和資本要素投入，提高上市公司質量可以為勞動者提供更體面的工作崗位，為投資者創造更豐厚的資本回報，事關億萬家庭的福祉。從間接影響看，高質量的上市公司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微觀基礎，提高上市公司質量有助于增強我國經濟實力，提振市場信心。

當前，上市公司產業鏈中部分關鍵技術和原材料仍受制于人，“卡脖子”風險依然較大，上市公司分化日益加劇，綠色和低碳發展的要求日益趨嚴，部分國家和地區保護主義抬頭，全球產業鏈重塑壓力上升，員工、社會等利益相關者對公司的期待不斷提升。上市公司也只有加快實現高質量發展，才能在紛繁復雜的形勢面前有效應對挑戰。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連續三年提出要提高上市公司質量，2020年，國務院印發《關于進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質量的意見》（國發［2020］14號文）。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提高上市公司質量的共識持續凝聚，工作合力不斷增強，推動了提高上市公司質量工作開啟新篇章。

筆者以為，提高上市公司質量需統籌把握四方面關系：

一是要實現促發展與防風險的統一。支持實體經濟融資是資本市場的首要功能，提高上市公司質量要通過完善首發上市、再融資、并購重組等直接融資制度，支持實體企業做優做強。但同時也要注意到，股權融資既有降低杠桿的作用，但若不同時推動上市公司優化經營模式，用于降低杠桿的融資可能成為支持進一步盲目加杠桿的工具。過去在經濟長期高速發展的背景下，一些企業盲目鋪攤子、上規模、加杠桿，致使部分大型企業風險爆發，付出沉重代價，并由社會買單。如今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傳統的發展模式不可持續，但前期幸存者的風險偏好依然較高。提高上市公司質量，必須堅持在發展中不斷提高規范水平，讓“剎車”機制與動力系統同步發展，防止風險失控。

二是要實現借鑒國際最佳實踐和扎根中國國情的統一。我國資本市場一些結構性、體制性問題還沒有得到很好解決，企業和市場發展階段及特色決定了現階段不可能完全照抄照搬國外的監管和發展模式。建設中國特色資本市場，既需要充分借鑒國外發達資本市場一系列體制機制，也需要充分考慮我國資本市場發展階段和國情，充分考慮投資者和市場的承受能力，在公司治理、外部監管等方面摸索出一整套有效制度。

三是要實現穩和進的統一。習近平總書記親自宣布、親自推動設立科創板并試點注冊制，并提出科創板要堅守定位，提高上市公司質量。通過設立科創板并試點注冊制，統籌推進提高上市公司質量、健全退市機制等重點改革。一些被實踐檢驗行之有效的制度被推廣至其他板塊，科創板日益成為上市公司高質量發展的示范樣板。這種以增量帶動存量、循序漸進的工作方法體現了穩中求進和保持戰略定力的統一，需長期堅持并不斷完善。

四是要把握內因與外因的統一。上市公司應承擔提高上市公司質量的第一責任和主要責任，要通過完善“三會一層”內部治理結構和內部控制制度，提升信息披露等規范運作水平，提高公司競爭力，增強公司內生動力。同時，也需要充分發揮中介機構把關作用、地方政府屬地責任、媒體的監督作用和證券部門監管責任，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通過信息披露、利益相關者治理、外部監管等治理方式增強外部約束。

筆者認為，創新驅動是上市公司高質量發展的一個定義性特征。因此，提高上市公司質量，離不開提升上市公司創新能力。一方面，堅守科創板“硬科技”屬性和創業板“三創四新”定位，完善上市公司科技和創新創業屬性評價，在兩創板塊試點更嚴格的退市制度，確保兩創板塊“名實相符”。另一方面，在兩創板塊試點更加靈活的再融資、并購重組、股權激勵等制度，營造支持創新、服務創新的融資體系，允許上市公司結合創新需求，更加靈活地安排募集資金使用，推動科技、資本和實體經濟高水平循環。

其次，要提升監管效能，提升上市公司規范發展的能力。近年來，上市公司財務造假、大股東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等市場亂象仍時有發生。需不斷提升監管效能，通過市場化、法治化和科技化工具，推動上市公司規范發展。要盡快推動出臺或完善上市公司監督管理條例、上市公司破產重整等一系列法規和配套制度，強化對占用擔保等行為的民事、刑事、行政責任追究力度，壓實中介機構把關責任，提高監管科技化水平，提升對違法違規行為早發現、重大風險早識別的能力。

再次，增強制度的耦合性，提升上市公司治理能力。要完善獨董制度，增強獨立董事獨立性，優化責權利分配；探索債權人在公司治理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我國的融資結構目前仍以銀行貸款等間接融資為主，銀行等債權人是重要的利益相關方。但從公司治理結構來看，債權人僅在公司面臨破產困境時才會真正介入，此時往往已造成較大風險和巨大的社會成本。與以間接融資為主的德、日等國相比，債權人在我國上市公司治理中的作用相對缺位；研究探索國企、民企差異化的治理安排。上市公司監管既要始終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和公平公正公開原則，也要堅持實事求是探索差異化的公司治理制度安排，有針對性地解決各自存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