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綠色發展成為當今世界各國共同面對的重大課題。GDP是衡量經濟增長的核心指標，但忽略了環境和社會成本，不能夠全面衡量綠色發展。國際層面衡量綠色發展問題側重于宏觀經濟、生態環境、資源能源及包容性增長等方面，我國也構建了基于國情的綠色衡量指標。生物多樣性關系到綠色發展全局，但目前其經濟及應用價值尚未被充分認識。提高公眾認知，重視生物多樣性價值，有助于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綠色發展 生物多樣性 系統價值 【中圖分類號】F062.2 【文獻標識碼】A

綠色發展逐漸成為世界各國共同奮斗的目標和共識。2015年，為應對氣候變化，全球178個締約方共同簽署《巴黎協定》，推動實現溫室氣體排放盡快達到峰值，爭取于本世紀下半葉實現溫室氣體凈零排放。2021年，為防止生物多樣性喪失，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第一階段會議通過了《昆明宣言》，推動構建“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我國一直是綠色發展的堅定支持者和推動者，尤其突出生態優先，倡導低碳生產和生活方式，推動能源體系結構改革，提高資源、能源和生態效率，并作出“努力爭取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承諾，將“碳達峰、碳中和”納入生態文明建設整體布局。

本世紀初，美國學者萊斯特·R·布朗就提出，人類社會運行正經歷從A模式向B模式的轉變。A模式是依靠過度消耗自然資本，產出人為膨脹的泡沫經濟模式。傳統的工業化模式伴隨高消耗、高污染的特征，具有不可持續性。當今世界人口持續增長，資源環境急劇惡化，自然資本的供需矛盾愈發突出，A模式已難以滿足社會發展的要求，逐漸被B模式取代。B模式要求實現經濟發展與環境絕對脫鉤的“減物質化”，促進社會、經濟和生態系統的和諧共生，旨在構建全球治理體系、開展全球聯合行動、保持物種和氣候穩定，追求全球發展在不破壞生態系統完整性的前提下保留未來人類享受美好生活的機會。

綠色發展建立在B模式理論基礎上，注重實現經濟與環境的相互促進。綠色發展將環境保護作為重要支柱，但又不簡單等同于環境保護或環境友好，其基本含義是在保持經濟增長的同時提升資源利用效率、降低環境損害及改進自然資產狀況。綠色發展兼顧代際和區域公平，外延可擴展到改善社會福祉、提高社會質量以及社會發展等社會進步的內容。因此，綠色發展本質上要求堅持以人為本，關注生態系統的服務功能和生態價值，依靠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提升人類福祉和社會公平，形成包容性的經濟社會發展模式。

衡量綠色發展的國際實踐

無論是宏觀政策制定，還是微觀個體選擇決策，設定可量化的測度目標都至關重要，綠色發展亦不例外。其中，一部分綠色發展測度指標以宏觀經濟數據為中心，主要是對GDP進行調整和完善；另一部分則將宏觀經濟數據作為輔助指標，甚至不將其納入。依據不同的切入點，衡量綠色發展的國際實踐大體可概括為以下四種類型。

第一種是側重宏觀經濟的綠色發展測度。在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中，GDP是各國政府衡量經濟發展水平的核心指標，但其只測算可交易產品的市場價值，具有非市場屬性或功能的產品未被囊括，無法反映社會真實福利水平。因此有必要對GDP進行調整，建立更為科學合理的綠色發展宏觀指標體系，促進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環境經濟核算體系（System of Environmental-Economic Accounting）在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中納入資源和環境信息，已成為環境經濟核算的國際統計標準，其核心指標被稱為“綠色GDP”。2021年，該體系將生態系統價值納入其中，形成《環境經濟核算體系——生態系統核算》，從物質和貨幣角度統一衡量了生態系統的范圍、狀況和服務，明確了生態系統對經濟發展和社會福祉的貢獻。真實進步指標（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糾正了GDP單一重視經濟增長、忽略資源環境保護和社會公平等問題。該指標通過構建經濟、社會和環境三個賬戶，用貨幣單位全面核算了社會福利的貢獻和損失，彌補了GDP在測算可持續性和社會福利方面的不足，為評價地區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更為準確的信息。

第二種是側重生態環境的綠色發展測度。基于宏觀經濟的綠色發展測度框架不足以完整刻畫生態系統變化及其與人類活動之間的聯系，考慮到生態環境的復雜性，有必要從生態環境角度對綠色發展加以測度。從環境可持續發展視角出發，1999年發布的環境可持續性指數（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Index）由環境系統的狀態、環境系統所承受的壓力、人類對于環境變化的脆弱性、社會和體制應對環境挑戰的能力、對全球協作需求的反應能力等五方面組成。2006年，環境績效指數（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ex）在方法和數據上對環境可持續性指數進行改進，設計環境健康和生態系統活力兩大指標，更具規范性、靈活性和可操作性，因而在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得到迅速推廣，成為各國衡量自身環境績效以及在環境可持續發展領域開展國際比較的依據。從生態承載力視角出發，生態足跡（Ecological Footprint）和生態承載力（Biological Capacity）是最廣為運用的綠色發展指標。生態足跡從土地需求角度核算了維持人類消費和廢棄物消納所需的生物生產性土地面積，而生態承載力從土地供給角度測量了用于人類消費和廢棄物消納的生物生產性土地面積。這兩者之間的差額即為生態赤字或生態盈余。生態赤字的持續存在將導致自然資源退化、生物多樣性損失和生態系統崩潰。

第三種是側重資源能源的綠色發展測度。資源能源是人類賴以生存的重要生態環境組成部分，對綠色發展的衡量也可以從資源能源視角出發。在能源可持續發展方面，目前國際通行的衡量指標是2005年發布的可持續發展能源指標體系（Energy Indicator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該指標體系由社會、經濟和環境三大維度構成，系統地反映了能源與經濟、環境以及社會之間的內在聯系。而資源可持續發展一般由土地、水、森林、礦產等資源承載力概念測度和體現，反映在特定時期和一定的技術、環境和社會經濟條件下，某一區域的資源類型所能承載的人類各種活動的規模和強度。

第四種是側重包容性的綠色發展測度。心理學和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得測算個人主觀幸福感和生活質量成為可能，綠色發展測度也關注到人類生存狀態的變化，并逐漸由經濟福利指標向非經濟福利指標轉變。1979年提出的物質生活質量指數（The Physical Quality of Life Index）衡量了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物質福利水平和生活質量狀況，由一歲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和十五歲以上人口識字率三個指標構成。物質生活質量指數更加關注社會經濟發展的目的和結果，直接衡量物質生活質量的改善程度，以便在國家和地區間開展對比研究。英國新經濟基金會在物質生活質量指數基礎上，將個人主觀幸福感引入到指標體系中，并在2006年首次發布幸福星球指數（Happy Planet Index）。2011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提出美好生活指數（Better Life Index），從福利角度對個人的物質生活條件和生活質量進行評價，成為測度人類福祉和可持續發展的全面指標體系。

衡量綠色發展的中國探索

在中國，綠色發展衡量指標體系也不斷豐富和發展，其中引起關注較多的是中國綠色發展指數和綠色發展指標體系、生態系統生產總值及中國真實進步指標。

中國綠色發展指數。國內首次系統測度各省（區、市）綠色發展水平的研究是北京師范大學、西南財經大學及國家統計局于2010年聯合編制的《中國綠色發展指數》。《中國綠色發展指數》測算體系由經濟增長綠化度、資源環境承載潛力和政府政策支持度3個一級指標構成，運用極差法對中國各省（區、市）綠色經濟發展情況加以評估。其中，經濟增長綠化度反映的是生產對資源環境的影響程度，資源環境承載潛力體現的是自然資源與環境所能承擔的潛力，政府政策支持度反映的是社會組織者處理解決生態、資源、環境與經濟增長矛盾的水平和力度。依據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新變化和新趨勢，中國綠色發展指數體系在2011年和2016年分別進行調整與完善，目前已形成相對穩定的指標體系。（表1）

國家統計局等部門于2016年首次制定“綠色發展指標體系”并測度各省份綠色發展指數，將其作為生態文明建設考核依據。綠色發展指標體系由資源利用指數、環境治理指數、環境質量指數、生態保護指數、增長質量指數和綠色生活指數等6項一級指標以及能源消費總量、空氣質量優良天數比率等56項二級指標構成，綜合評估各地區的綠色發展狀況。同時，統計局等部門抽樣調查分析了公眾對所在地區空氣質量、飲用水質量、環境綠化、生活垃圾處理等14項生態環境指標滿意度的情況。結果顯示，綠色發展指數排名前5位的地區分別為北京、福建、浙江、上海、重慶；公眾滿意度排名前5位的地區分別為西藏、貴州、海南、福建、重慶。基于客觀數據分析的綠色發展指數和基于主觀感知的公眾生態環境滿意度相結合，從不同角度展示了中國各省份綠色發展的真實水平。

生態系統生產總值。中國科學院和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從2012年開始提出生態系統生產總值（Gross Ecosystem Product, GEP）概念，將自然生態系統的生產總值納入可持續發展的評估核算體系中。GEP是與GDP平行的核算指標，衡量的是在一定時間內，生態系統為人類提供的最終惠宜的經濟價值。不同于GDP核算人類經濟活動增加值，GEP核算自然生態系統提供的所有生態產品價值。自2020年起，國家及地方陸續出臺規范GEP核算的工作標準。2021年3月，深圳市建立了全國首個“1+3”GEP核算制度體系，設置了物質產品、調節服務和文化旅游服務3項一級指標以及調節氣候、涵養水源、凈化空氣、旅游休閑服務等16個二級指標，從技術流程、指標體系與核算方法等角度將無價的生態系統各類功能“有價化”來核算“生態賬”。以此為核算標準，深圳市2020年度 GEP為1303.82億元，其中物質產品價值23.55億元，調節服務價值699.52億元，文化旅游服務價值580.75億元。

中國真實進步指標。結合中國實際發展情況，2016年北京師范大學對國際已有的真實進步指標測算體系加以調整，新增“防塵防霧支出”和“公共產品和服務價值”兩項指標，形成中國真實進步指標。中國真實進步指標體系包括經濟、社會和環境三大賬戶，分別從經濟增長質量、環境可持續性和社會福利方面核算了中國綠色發展水平。中國真實進步指標以微觀家庭調查數據為基礎，改善真實進步指標核算宏觀統計數據質量不佳的難題，大幅提高其核算結果的可靠性。

生物多樣性的系統價值

綠色發展的衡量綜合考慮了經濟、社會和生態因素，全方位展現了綠色發展的特征。綠色發展以生態本底和自然稟賦為基礎，在發展的同時維持好地球的生命支持系統，而這個系統的核心是生物多樣性。生物多樣性是人類賴以生存的條件，不僅提供食物和消費等直接價值，還與生態系統穩定有密切關聯，擁有涵養水源、凈化水質、鞏固堤岸、防止土壤侵蝕、降低洪峰、改善區域氣候、吸收污染物等間接價值，在緩解氣候變化、減輕自然災害等方面具有積極意義。

當前生物多樣性正以百倍的速度喪失，已經發展成為全球影響最大和最有可能發生的五大風險之一。許多生態系統已經退化到無法再修復，或者正面臨出現“臨界點”的風險。世界自然基金會在2020年報告中指出，哺乳動物、鳥類、魚類、兩棲動物和爬蟲類動物的數量自1970年以來下降了68%。截至2020年底，全球約有41%的兩棲動物、26%的哺乳動物、14%的鳥類都處于受威脅的狀態。

認知層面的短視和經濟層面的壓力是造成生物多樣性銳減的重要因素。生物多樣性本質上屬于“自然資本”公共品。由于公共物品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人類從生物多樣性中免費獲取大量的產品和服務，但往往疏忽其背后的經濟價值。世界經濟論壇2020年發布的《自然風險上升報告》指出，生物多樣性能為全球貢獻約44萬億美元的經濟價值，超過全球一半的GDP。政府部門采用的經濟模型只包括生產性資本和人力資本，而不包括生物多樣性這類自然資本；經濟學家采用的經濟模型傾向于將自然資本視為外部因素，引進環境資源的增長模型被視為主流經濟模型的附屬模型。人類的“毀滅性活動”大多是出于利益沖動，在估算經濟回報時往往遺漏生態系統的價值損失，使得收益高估，最終造成“經濟上的失誤”。

現有綠色發展測度指標體系越來越關注生物多樣性的系統價值。早期的綠色發展指標體系并未考慮生物多樣性，直至20世紀末，生物多樣性的價值才被重視，并被引入到指標體系中。比如，環境績效指數將生物多樣性與棲息地作為生態系統活力的二級指標，重點測度了保護區面積及物種保護的分布面積。現今的綠色發展指標體系中已經涉及生態系統經濟價值的測算，如生態系統生產總值。然而，目前生物多樣性的價值核算仍然較為粗糙，在實踐層面的認可和執行度較低，并未引起太多重視。直到2020年，愛知生物多樣性的20項目標均未能在全球層面得以實現。

對于生物多樣性喪失這一難題，不能僅靠技術手段解決，而是需要形成全社會共識。要構建和完善以生物多樣性為核心的綠色發展指標體系，將其作為政府考核的工具，以目標導向推動政府行為轉變。推廣可持續教育，設計圍繞生物多樣性的系列課程，倡導可供推廣的基本規定和約束性規范，促使個人樹立可持續發展理念。加強生物多樣性全球治理，設立專門針對生物多樣性的國際性組織，統籌管理全球生物多樣性，推動各國落實生物多樣性目標，實現生物多樣性保護和可持續利用，促進綠色發展。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資源管理研究院教授）

【參考文獻】

①關成華：《綠色發展經濟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

②[美]瑞達爾·卡倫、[美]艾倫·米茨格著，關成華譯：《踵事增華：可持續的理論解釋與案例舉要》，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年。

③[美]萊斯特·R·布朗著，林自新、暴永寧譯：《B模式——拯救地球延續文明》，北京：東方出版社，2003年。

④羅秦、劉窮志：《生物多樣性經濟學研究動態》，《經濟學動態》，2016年第7期。

⑤《全球風險報告2021》，世界經濟論壇網，2021年1月19日。

⑥《地球生命力報告2020》，世界自然基金會網，2020年9月10日。

⑦張文虎：《“昆明宣言”體現中國智慧》，人民論壇網，2021年10月15日。

責編/靳佳 美編/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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