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岸田新政府上臺后，延續并拓展“前任路線”。盡管中日關系出現一些互動和趨穩契機，但仍面臨艱巨挑戰。同時，岸田新政府也展現出一些自我特色和新重點，其外交團隊相對具有大局觀和平衡意識，也認識到在國際與國內、政治與經濟、合作與競爭等要素之間，圍繞對華關系保持多維對沖、動態平衡的必要性。在當今全球深刻復雜變動的形勢下，中日應珍惜和維護兩國關系，改善發展大局，妥處分歧和矛盾，增進互信與合作，努力共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系。

【關鍵詞】岸田政府 中日關系 現實主義

【中圖分類號】D822 【文獻標識碼】A

岸田文雄“新時代現實主義外交”的內涵和方向

岸田在擔任安倍內閣外相時，主張日本在對華關系中保持克制和謹慎，曾贏得“鴿派”名聲。但在競選季及上臺后，岸田一改溫和做法，重新考慮自我立場，似正加入日本國內對華“鷹派”行列，轉而采取更加強硬、頗具民族主義色彩的外交政策。顯然，岸田率領歸來的，是異化變質的“宏池會”派系及其理念。

岸田上臺執政不久即提出“新時代現實主義外交”，稱其有三大支柱：“珍視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普世價值和原則”，“積極應對包括氣候變化和實現全民健康覆蓋在內的全球性課題”，“堅決守護國民生命與生活”。其核心內容是，致力于實現“自由與開放的印太”，以日美同盟為基石，進一步提升日美澳印合作，并努力與歐洲、東盟等伙伴國家攜手。可見，總體上，岸田繼續在安倍和菅義偉設定的道路上前行，在沿用日本外交政策舊核心原則上保持著很大的連續性，其“新時代現實主義外交”的“新時代”意涵不甚明了，但“現實主義”的味道卻很濃，這具體體現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國防軍事。在岸田政府領導下，一場關于改變日本國防態勢的爭論也在積極展開。岸田在其施政報告中概述的第二要務是：大膽地加強日本的防衛能力，承諾將考慮所有選項，包括獲得攻擊敵人基地的能力。岸田政府還在推動日本重新審視防務態勢，包括公開爭取獲得遠程導彈打擊能力等進攻性戰爭工具；計劃大幅增加防務預算，例如，2021年11月批準了68億美元的創紀錄補充國防預算，其后又通過了530億美元這一有史以來最大的2022年度國防預算。這些預算的一部分將用來支持網絡和空間技術、隱形戰機、先進反艦導彈、高超音速導彈甚至電磁軌道炮技術的發展。

二是經濟安全。岸田認為保障日本經濟安全是其政府的當務之急和關鍵優先事項。其上任后推動或協調的三大重要舉措是：快速設立一個新的內閣職位——經濟安全保障擔當大臣，負責解決從網絡安全到供應鏈和電腦芯片等問題，協調政府減少對華依賴、對抗“經濟脅迫”以及保護關鍵基礎設施的舉措；引導黨政內部探討并推動國會通過“經濟安全法”；尋求日美聯手打造“新巴統”機制，聚焦技術投資、供應鏈合作以及對華科技產品出口限制等事項，此即體現于2022年1月日美首腦會談宣布新建的經濟“2+2”會議機制——“日美經濟政策磋商委員會”。

總體而言，岸田的“鴿派”立場逐步轉為強硬姿態，逐漸回到甚至部分超越了安倍早年頗為自信的外交政策。究其原因，為如下四點：

一是整個政治環境和輿論氛圍的壓力。日本國內的鷹派聲音日漸盛行，要求政府采取強硬姿態的壓力繼續加大。岸田在政策選擇上受到了自民黨內部強大保守勢力的制約，很難對前任的政策做出重大改變而只能大體保持一致。至少從表面看，岸田當前并未遠離“安麻體制”的影子。

二是保持執政及權力所需。岸田顯示出的鷹派姿態，顯然是不希望被認為過于軟弱而影響選舉及執政前景，這也反映了自民黨內日益加重的“疑華”趨勢。岸田勝選的部分原因是在競選中采用強硬外交政策話語，迎合在外交和國家安全問題上擁有巨大影響力的黨內鷹派，從而吸引保守勢力的大量支持。

三是岸田外交政策愿景的主體演變。岸田有從其自身政治屬性出發，塑造自我特色政策的政治需求，這也是將其內閣與前任政權區別開來的關鍵。包括在其他對華政策方面，岸田也一直試圖表明其將獨立自主、主體施策。

四是美國因素的影響。推動岸田政策轉變的一個重要作用力，是拜登領導下的美國政策新取向。岸田重視的國防軍事、經濟安全、人權外交，也與華盛頓的優先事項基本一致。在此情況下，日本的選擇頗受限制、難以均衡。

岸田外交團隊具有一定的謀穩、平衡特點

岸田大概率將保持日本外交政策既有的基本軌跡。盡管如此，岸田對華外交也并非沒有一些自我特色和新重點。其總特點是，面對內外重大局面，比較“理性”“平穩”，謀求多元對沖、微妙平衡。岸田提出與中國打交道的三個原則：說該說的話（直言不諱），敦促中國采取負責任的行動，在共同關心的問題上進行合作。其還表示，中國在經濟與安全上正成為“全世界的重要存在”，必須以“現實主義”與中國打交道，繼續摸索穩定的對話接觸與關系構建。

岸田具有作為日本戰后任期最長的外相的背景，精通國際關系和外交事務，此點與安倍和菅義偉頗為不同。其上任前后，多次表明重視高層溝通對話，要求交往磋商。因知曉中日關系的復雜性、艱巨性，岸田在處理兩國問題時較為謹慎與理性，任用其政治盟友林芳正擔任外相，并非出于親華但至少也釋放出對中日外交接觸持開放態度的信號，也顯示其有信心頂住黨內及政壇要求對華升級外交戰的壓力。林芳正在擔任外相后，亦多次強調對華構筑建設性穩定關系的重要性，表示日中關系不僅對兩國，而且對地區和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繁榮都越來越重要。

因此，岸田外交團隊相對具有大局觀和平衡意識，認識到總體保持多維對沖、動態平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面對復雜曲折的中日關系，岸田與林芳正在答辯重大敏感問題時，往往避免采用“非黑即白”兩分法以及極端過激的言辭。考慮到日本的國內壓力和外交挑戰，岸田政府不得不選擇一種混合策略，以便能巧妙地將威懾和對話結合起來。同時，最基本也最重要的是，岸田的外交政策議程首先服務于重要的內政優先事項，需要在國際與國內、政治與經濟、競爭與合作之間求得最佳折中效益，這也使得其必須在重大的經濟振興抱負和地緣政治志向之間維持一種最低的動態平衡。

新冠肺炎疫情嚴重打擊了日本經濟，日本國內生產總值（GDP）在2020年萎縮了4.8%，2021年GDP增長率僅為1.6%。然而，即使在疫情期間，日本對華貿易額的下降幅度也相對較小，中日貿易占日本貿易總額的比重達到歷史新高。中國作為日本最大的貿易伙伴，對日本經濟的可持續復蘇至關重要，岸田政府至少短期內不太可能找到替代支柱。岸田承諾將推行一種日式“新型資本主義”，以促進更公平的增長和再分配。因此，岸田政府即便非常關注經濟安全，但也充分注意到維護中日經貿聯系非常重要，認為應該從日本利益和中日關系的實際出發，實施與美國有所區別的政策。

宏觀趨勢：日本對華政策的范式變化

個人和黨派因素并不是決定日本近年來對華政策的結構性作用力。如果從更宏觀的視野來觀察，我們可以注意到更大的結構性原因及其規范作用，這使得日本對華認知及政策在近年發生了難以逆轉的范式變化，即雙方的基本相處之道、過去公認的共識基礎，正發生某種深刻的變化。

一是在軍事安全政策上，日本加速國防戰略轉型。緊盯軍事前沿及高新邊疆，小步快走，發展跨域甚至全域軍事力量建設；發展遠程打擊尤其是導彈攻擊力量，攻擊型軍力逐步成軍；西南島鏈逐漸“軍事要塞”化。以上各點，將直接或間接反映到今年底修改出臺的新版日本《國家安全戰略》及《防衛計劃大綱》中。

二是在經濟安全政策上，日本政府將經濟安全列為治國優先事項，岸田上任后亦將維護國家經濟利益放在理政首位，預計很快就會推動國會通過“經濟安全法”。日本此舉，與其地緣經濟競爭及印太戰略的經濟部分緊密掛鉤，同時日美還尋求建立“新巴統”、日美歐三邊協調聯動謀建世界新經貿格局和秩序，意在通過“小院高墻”及對華廣泛競爭，保護高新技術、產業鏈供應鏈以及關鍵基礎設施。這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正向互補的中日經貿關系面臨的一大變化。

造成以上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日本的對華認知出現了如下重大偏差。只要這些因素保持不變，包括岸田政府在內，日本對華政策就不太可能發生重大改變。

一是日本近年《外交藍皮書》與《防衛白皮書》等官方文件每年都在高調反復渲染安全環境險峻及中國“軍事威脅”，將中國崛起作為風險與威脅并持有高度警戒。這其中，既有建構主義理論界定的價值觀、意識形態的認同原因，也有現實主義理論所稱的安全與經濟利益問題。

二是需要背靠美國并利用“日美+X”合作形式。2021年拜登上臺后，日本積極影響并主動塑造促使美方政策調整，將日美同盟作為對華制衡的硬核基礎。將美國留在亞太、使美國深度介入東亞事務，是日本大戰略的頂層設計和核心內容。為此，日本積極利用形勢，主動創造條件“留美用美”。

三是從全球形勢、中美關系看，日本判斷，中美戰略競爭呈現長期化、全面化、尖銳化趨勢，是結構性矛盾，總體上難以逆轉。美國對華博弈需要日本幫扶，也需要團結盟友、一致對華。同時，2030年之前，日美或日美歐對中國仍具有綜合優勢，聯手可以應對中國的崛起。

四是日本主觀認為，對華博弈的代價大體可以承受。近年，日本政府一直在“安全關切”與“經濟聯系”之間尋找平衡，表示要維持正常的中日經貿關系。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并沒有導致這種微妙的平衡態勢被（大幅）打破，兩國貿易額或日本對華出口，均呈現穩中有升的局面。日本對此研判，中國對日本經濟亦有需求，尤其在中美博弈加劇、美國對華脫鉤封鎖情況下，由于大局因素的作用，中日關系不會完全破裂。

中日關系機遇和挑戰并存

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岸田政府今年面臨的主要外交挑戰之一就是如何妥善處理中日關系。岸田將面臨一系列重大決定，這些決定將為日本未來與中國的關系定下基調。中國重視“宏池會”這一派別的執政，并正在審慎觀察其言其行，希望其在修復雙邊關系方面取得成果。此正如2021年10月8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通話時表示的：當前，中日關系機遇和挑戰并存。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希望雙方重溫初心，相向而行，共同迎接這一重要歷史節點，開辟兩國關系新的發展前景。

對此，中國首先應充分把握并利用國際戰略形勢變化之機，加速改善戰略與均勢格局，增強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的硬核軍事實力。其次，應深耕地區外交，拓展歐亞縱深，與周邊國家積極溝通、合作，互信共進。再次，在地區合作及區域融合的多邊主義潮流中處理中日關系，著眼后疫情時代全球經濟體系調整的大變局，加強RCEP及中日韓合作下的區域經濟融合與命運共同體建設。最后，以中日復交50周年為契機，對日開展積極外交與主動塑造，包括但不限于：穩妥創造契機與岸田政府增進高層互動，繼續借助北京冬奧會開展的中日體育外交契機，推動民間友好交往和“二軌”外交，為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營造合適氛圍；賡續加強與日經濟界交流，在地區經濟合作中加強規則塑造、供應鏈維穩與重構協調，力爭在第三方市場合作中構建新經濟聯系。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博導）

【參考文獻】

①高洪：《岸田政權的政治光譜與其對外政策走向》，《世界知識》，2022年第4期。

②劉江永：《岸田文雄的“新時代現實主義外交”》，《世界知識》，2022年第4期。

③楊伯江：《日本對華政策調整的底層邏輯》，《世界知識》，2022年第4期。

④朱鋒：《地緣戰略與大國關系：中日關系基本走勢再分析》，《日本學刊》，2022年第1期。

責編/周小梨 美編/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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