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驗與中國經濟學》，張曉晶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回應“熊彼特之問”，將中國經驗升華為中國經濟學

從國際比較來看，學界傾向于認為中國文明早熟，這包括政治、文化等多個層面，而經濟方面尤為突出。有學者指出，中國經濟是早熟形態，于紀元前，即已完成西歐中世紀以來的經濟演變歷程。但令人困惑的是，為什么中國古代有著“超前”的、豐富的經濟實踐和政策體系，卻未能產生影響深遠的經濟學理論？

熊彼特在《經濟分析史》中寫道：在中國，我們確實發現有一套處理當時農業、商業與財政問題的高度發展的公共行政制度……但是沒有留傳下來對嚴格的經濟課題進行推理的著作，沒有可以稱得上我們所謂“科學”著作的。熊彼特關于中國經濟早熟但分析滯后的困惑權且稱之為“熊彼特之問”，其有兩層含義：一是承認中國古代商業特別是貨幣經濟的發達，二是中國先賢未能就豐富的實踐經驗“進行推理”總結，形成理論化、系統化的經濟思想，用他的話說是缺乏“分析”，因此還夠不上科學。以此論點來觀照當下中國，亦是一語中的：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創造的增長奇跡、減貧奇跡為舉世所公認，但關于中國的偉大敘事，還沒有在理論上得到總結和升華，中國經濟學的話語還非常弱勢。回應“熊彼特之問”，將中國經驗升華為中國經濟學，這是時代的要求，也是當代中國經濟學人的責任擔當。

中國經濟學的理論建構，要回答時代之問和人民之問

本書即是這樣一種嘗試。全書共十一章，分上下兩篇。上篇側重于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驗，下篇側重于對中國經濟學的探索；從中國經驗到中國經濟學，二者有著非常緊密的內在邏輯關聯。

上篇有三個關鍵詞：改革、發展、穩定，概括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驗離不開這三點。第一章講改革，第二章和第三章講發展，第四章至第六章講穩定。沒有20世紀70年代末改革的啟幕，就不會有后面40多年的發展，更不會有社會的長期穩定；而沒有穩定的社會環境，也難以推進改革和發展。改革發展穩定的三位一體、三維統一，與“華盛頓共識”以及休克療法有著根本區別，是中國創造經濟快速增長與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的法寶，是真正獨特和值得借鑒的中國經驗。面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以及國內經濟社會轉型，只有把握好三者的辯證關系，中國這艘航母才能行穩致遠。

第一章通過闡述經濟改革的兩條主線、改革與開放的“多重均衡”、從增量改革到存量改革以及下一步改革的重點，一方面總結了改革開放的歷程和邏輯，另一方面也指出未來改革的方向：如果說40多年前中國改革的起點和重心在市場，那么40多年后中國改革的起點和重心在政府。第二章通過資產負債表視角來考察中國的發展。這是一個全新的維度，借此可以看到中國發展的成就、面臨的風險，以及資產、負債二者之間的匹配與錯配，揭示出中國經濟發展中的結構性、體制性問題，并對未來發展的潛力和方向做出評判。第三章討論中國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基點，概括為四個關鍵詞，即創新、開放、分配和法治。創新、開放提升國家核心競爭力，關涉經濟基礎；分配、法治直接回應新時代人民的關切，關涉上層建筑。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從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兩個方面實現新時代的高質量發展，將為中國未來的發展贏得更長的戰略機遇期，為邁向全面現代化開好局。接下來的三章都是從宏觀調控的角度談穩定。第四章強調金融周期理論為創新宏觀調控提供了新的維度。第五章討論了中國特色的預期管理。第六章是對宏觀調控的一個全面總結?；谥袊?ldquo;結構性調控”，提出“向中國學習宏觀調控”，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界與政策界在危機后的“覺醒”和轉向，這恰恰印證了中國宏觀調控經驗的獨特價值。

下篇共五章，內容分兩部分：第七章和第八章討論主流經濟學的危機和出路；第九章至第十一章討論中國經濟學的探索。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給主流經濟學帶來前所未有的沖擊，形成第三次“范式革命”，這給中國經濟學發展帶來契機。中國經濟學的探索主要體現在三個方向上：新范式宏觀經濟學、中國版發展經濟學以及一般意義上的中國經濟學。

第七章探討了主流宏觀經濟學面臨的四大危機：基本信念危機、方法論危機、“形式化”危機和忽視金融的危機。未來宏觀經濟學應朝著以下方向發展：改造理性經濟人假說，推進宏觀經濟學的融合，重建危機經濟學，回歸經濟學的初衷“經世濟用”。第八章從現代貨幣理論出發，討論非主流經濟學如何突圍。非主流經濟學往往是從問題出發，立足現實，而并不刻意追求方法的“先進”、形式的漂亮、理論的完美。由此帶給中國經濟學如下啟示：不追求“看上去很美”，首先要解決好中國自身的發展問題，在此基礎上講好中國故事，再逐步將中國發展經驗概念化、理論化、體系化。第九章討論了新范式宏觀經濟學。第十章討論中國版發展經濟學。中國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也是過去近半個世紀以來取得最驕人成就的發展中國家。正因為如此，中國最有資格、最有能力寫出自己的發展經濟學。本章回顧了二戰以來發展經濟學的演進軌跡，并探討了新發展階段中國版發展經濟學的特質和靈魂，在構建中國版發展經濟學方面做出了初步嘗試。第十一章可以說是全書的大總結，篇幅也較長，重點討論了中國經驗如何構成中國經濟學的內核。先是對中國當代發展經驗（主要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經驗）的理論概括，包括：實現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有機結合、堅持改革發展和穩定的三維統一、實現三位一體的宏觀調控、激勵地方競爭，以及把握政府與市場之間的平衡。然后討論了中華五千年文明如何塑造了“中國特色”，努力探尋中國發展道路的歷史基因。最后對中國式現代化進行理論剖析，這將成為中國經濟學的新方向。

中國經濟學的理論建構，不僅僅是回應“熊彼特之問”，更是要回答時代之問和人民之問。時代是出題人，人民是閱卷人；這個大寫的題目就是中國式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國情的中國特色。對中國式現代化做出理論回應，就是回答時代之問、人民之問——這也是時代和人民賦予中國經濟學的歷史使命。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博導，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