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理解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需把握其背后的理論邏輯、歷史邏輯、時代邏輯和實施邏輯。從理論邏輯看，提出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是符合現有經濟理論的；從歷史邏輯看，中國的實踐歷程驗證了市場機制對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從時代邏輯看，中國加快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是對國內外格局演化和時代特征的積極回應；從實施邏輯看，中國加快全國統一大市場需要對政府-市場關系進行再調整，促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切實發揮決定性作用。理解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內在邏輯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這種理解本質上是對“為何要加快建設”以及“怎樣能加快建設”的回答。
關鍵詞:全國統一大市場 市場機制 改革開放 高質量發展
【中圖分類號】F71 【文獻標識碼】A
當前中國經濟已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并著力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意味著中國經濟發展條件、方式和目標發生了系統調整。中國經濟要在新的條件下達成新的目標，必須站在國際格局轉變和中國國情特征的宏闊視野，充分發揮并不斷增強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通過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來釋放國內增長潛力，形成新的國際競爭優勢。可以說，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是改革開放深入推進的集中體現，是新時代我國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客觀需要。2022年發布的《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從總體要求、重點工作、保障舉措等多個方面，對我國加快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做了系統部署，為新時代全面推動我國市場由大到強轉變提供了重要依據，充分體現出對實踐需要的積極回應。
對于一個在全球經濟格局中舉足輕重的大國而言，中國加快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是一個長期系統的工程，具有廣泛和深遠影響。理解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內在邏輯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這種理解本質上是對“為何要加快建設”以及“怎樣能加快建設”的回答。考慮到在中國加快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多面性、復雜性，充分認識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必須把握其背后的理論、歷史、時代和實施邏輯，這四重邏輯也體現了理論和實踐、過往和未來、方向和操作相結合的特征，因此是大歷史觀在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這個主題中的具體應用。
理論邏輯：市場的作用及其動態擴展
中國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其出發點和落腳點是更充分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促進商品要素資源的流動性增強、流動范圍擴展，促使國民經濟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環節順暢對接，從而形成供給和需求相互促進、要素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持續提高、市場規模和能級不斷擴展提升的良性格局。就本質而言，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核心是在時空變動中更加彰顯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這種實踐訴求可以從已有經濟理論中得到支持。
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人物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闡述了國民財富的生成邏輯，強調了社會分工對國民財富增長的關鍵作用。具體而言，社會分工通過提高勞動熟練程度、節約工作轉換時間、促進機械和技術發明等機制而導致社會財富增長。進一步地，亞當·斯密還探究了社會分工與市場規模的關系，即“斯密定理”強調社會分工取決于市場規模，在運輸成本較低的地區市場規模相對較大，市場作為“看不見的手”的資源配置功能更強，社會分工程度更高，國民財富生成和經濟增長績效也就更為突出。亞當·斯密的理論強調了市場規模、分工演進、財富增長之間的依次影響關系。按照這種理論，市場機制和市場規模擴展對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市場規模擴展通過分工演進促進經濟增長，經濟增長進而通過供求對接擴大市場規模，市場規模和經濟發展之間存在相互增強的機制，全國統一大市場就是一個社會分工深化和經濟持續增長的過程。
如果說亞當·斯密闡釋了市場機制和市場規模的作用，那么馬克思則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相互作用原理中闡釋了生產關系動態調整的重要性，從而為動態理解市場建設提供了思想淵源和方法論基礎。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強調生產力對生產關系的決定性作用、以及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反作用，并將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相互作用視為人類社會演變的動力機制。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通過生產、流通、分配、消費構建起完整的資本主義經濟理論體系，并強調了商品向貨幣“驚險的跳躍”、不同經濟部類之間平衡、虛擬資本服務產業資本、資本循環和資本周轉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這些理論對當前中國的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具有重要啟示意義，即中國經濟發展不僅應在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聯系中來實現，而且應保持不同部門、產業、領域之間的動態平衡關系。特別是，在經濟高速增長、社會生產力高度解放和發展的基礎上，此前的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發展就有可能從“促進”轉為“制約”，據此，更需立足于新的發展階段和目標定位，通過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這樣的生產關系調整來進一步釋放經濟發展潛力。
總之，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本質是更充分地發揮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這是符合現有經濟理論的。中國的人口和地理超大規模特征、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基本經濟制度，為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提供了實踐條件，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是一個將理論邏輯應用于中國社會實踐的持續過程。
歷史邏輯：中國經濟體制轉型的經驗
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形成高度依賴國家發展戰略和經濟體制選擇。中國的實踐經驗清晰地表明：市場機制的作用越是顯著，商品和要素的流動范圍越是廣泛，則經濟發展的績效就越是突出。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人類發展史上的重大事件。這意味著中國這個傳統的東方大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開啟了對工業化、現代化的探索。為了突破國內外多重制約，我國從上世紀50年代中期直至70年代末期采用了計劃經濟體制。這一體制以政府高度集權和計劃配置資源為基本特征，即政府通過一系列的經濟制度安排將資源配置到工業特別是重工業部門，企業和居民的經濟自主權極為有限，微觀主體用以交換商品和配置要素的市場也被禁止。如農產品通過政府統購統銷進行供求對接，農村勞動力被局限在農村從事第一產業，等等（高帆，2019）。在這種情形下，市場的資源配置作用非常微弱，商品和要素主要通過指令性計劃來完成調配，盡管這種調配可能是全國性的，但其與微觀主體依據價格信號形成的“全國市場”存在重大差別。從績效來看，以限制市場作用為特征的計劃經濟體制有助于實現國家工業化戰略，但卻因資源錯配、對微觀主體的激勵不足而導致經濟效率長期低下。
1978年，以安徽小崗村實施大包干為起點，我國開啟了改革開放歷史進程。改革開放的根本指向是通過生產關系調整來實現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主要方式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推動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這一轉型是微觀主體活力釋放、市場機制作用凸顯和經濟持續增長的過程。在這一轉型進程中，我國在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之外，涌現了民營企業、外資企業、個體經濟等市場主體，微觀主體的種類和數量顯著增長。在“放權讓利”的改革邏輯下，通過指令性計劃對資源進行配置的領域大幅度縮小，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逐步形成并發展壯大，微觀主體的經濟選擇權也在擴大，其可以依據市場信號進行自主決策，決定自己的產品交易對象和要素配置方式。在政府管制放松和微觀主體逐利的共同作用下，商品交換和要素流動的地理范圍逐步從本地走向全國，建立在市場機制之上的“全國市場”開始形成。我國農村勞動力先后通過“離土不離鄉”“離土且離鄉”兩個階段進行社會化配置，這種配置是微觀主體市場選擇的結果。特別是，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我國數以億計的農民勞動力離開戶籍所在地，在全國范圍內再就業，其流動的規模和范圍在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在全球范圍內也舉世罕見。這一全國性的流動過程對微觀主體意味著工資性收入增長和要素生產率提高，對整體經濟意味著要素配置優化和經濟持續增長。
這也可以看作是我國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歷史“參照系”。中國在計劃經濟時期以及改革開放時期的經濟實踐，從正反兩個方面表明：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至關重要，限制甚至禁止市場作用不利于經濟發展，而凸顯市場功能并推動市場規模擴展，能夠產生財富生成效應。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的經濟高速增長就是一個市場機制作用增強、商品和要素配置范圍擴展的過程。而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則是對上述歷史邏輯的延續，中國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需要進一步凸顯市場機制的作用，在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中形成新的增長動能。
時代邏輯：新發展格局背景下的市場機制
改革開放推進40余年，中國已經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邁向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并正從中上等收入國家走向高收入國家，取得了經濟快速增長、社會長期穩定、大規模脫貧、快速城市化等一系列發展奇跡。
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互動視角出發，當前中國需要站在新的起點，重新審視經濟體制改革進程，基于時代邏輯來理解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意義和方式。從宏觀角度看，當前中國面臨的時代特征集中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國際層面，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的經濟奇跡與深度融入全球經濟密不可分，全球化推動了中國經濟增長，中國也為全球經濟發展做出了獨特貢獻。但現階段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明顯增強，美國等主要發達經濟體對中國的經貿壓力日趨加劇，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出現明顯下降，中國在產業升級和核心科技領域面臨著“卡脖子”挑戰，這種外部環境變化需要中國更加重視發揮國內市場的“壓艙石”“穩定器”功能，在國內市場擴展、產業競爭力增強的基礎上形成與域外經濟的高水平再平衡。二是在國內層面，中華民族已邁向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緊密相關，改革開放以來的增長奇跡深刻改變了中國落后的社會生產局面，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需要建立在社會財富進一步擴大、綜合國力進一步增強的基礎上。特別是，在我國這樣的大國實現共同富裕是具有世界意義的重大事件，要實現這樣的目標，必須進一步激發國內的經濟活力，實現商品和要素更為高效順暢的對接，利用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形成經濟持續發展能力。新時代我國的內外部環境均發生了重大轉變，與改革開放起始階段相比，當前我國經濟發展表現出明顯的時代特征，它們以外部壓力、內部推力等方式促使我國必須加快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
與上述時代要求相對應，我國的經濟實踐存在著諸多影響市場機制作用的因素，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面臨著諸多挑戰。這主要表現為：從國際比較角度看，我國居民消費率長期偏低，國內消費對產品供給的帶動作用亟待增強，而企業生產針對多元化需求的創新尚不充分，這影響了供求之間的相互促進和動態攀升態勢；地區間的“為增長而競賽”導致地區產業同構和市場分割，地區內部存在強調“小循環”“小市場”的狀況，產品在地區間的順暢流動存在“阻力”；市場化改革在服務型經濟部門的進展不大，也不夠深入（巴里·諾頓，2020），要素市場化進程滯后于產品市場化進程，勞動力在城鄉間的流動受到戶籍制度的影響，城市內部則存在和城市戶籍人口和外來進城務工人員的“市場分割”，地方政府在土地配置中具有較強的介入，不同所有制的企業在獲取資本要素時并不平等，要素配置存在著“短缺”與“過剩”并存的情形；流通體系現代化程度仍然不高，流通的中間環節仍然過多（王一鳴，2021），物流成本降低程度較為緩慢，商品和要素的供求對接尚不順暢，技術型和制度型交易成本相對較高，行政壟斷和市場壟斷存在著對市場機制的扭曲，資本配置存在著“脫實向虛”情形；信息化技術在提高市場運行效率中的作用有待增強，農民的要素配置選擇權需要進一步擴展，等等。
顯然，從時代背景看，現階段我國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極為重要，但實踐中存在著這種建設進程的多重阻力，這意味著加快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任重而道遠，它不可能一蹴而就或畢其功于一役。
實施邏輯：政府與市場關系的再調整
新時代中國加快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契合理論、歷史和時代邏輯，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單純強調加快建設的重要性是不夠的，必須深入探究加快建設的具體方案。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說到底是要解決現階段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問題，對這些問題的解決程度是衡量建設績效的根本標尺。影響全國統一大市場作用的因素有些是技術層面的，如信息技術在供求對接中的應用程度；有些則是制度層面的，如地方政府對商品流動和要素配置的影響。但技術變遷與經濟制度的激勵方式有關，微觀主體也在特定的經濟制度下開展經濟活動。從這種理解出發，我國加快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關鍵是經濟制度改革，通過生產關系再調整來激發新一輪的生產力發展。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為加快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提供了實施基礎，即通過經濟體制機制完善來增強微觀主體的經濟權利，降低市場交易成本，拓展市場機制作用，在價格精確反映稀缺程度的條件下實現商品、要素在全國范圍內的再配置。擴展而非限制市場機制的作用，激發而非抑制微觀主體的活力，是加快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基本路徑。
從實施的角度看，加快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意味著政府-市場關系的再調整。這種調整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放松政府干預，以此增強市場力量。在城鄉土地征用和出讓中，地方政府基于土地財政、提高本地城市化率和經濟增長等目標而介入土地配置中；在針對不同類型企業的資本配置中，政府也通過施加影響而使國有企業或大型民營企業在資本獲取中占據優勢；在商品銷售領域，地方政府出于對當地企業或產業的保護而形成市場分割，導致其他地區產品面臨著跨地區交易的制約；等等。在這些領域行政力量形成了對市場機制的部分“替代”，為此必須加快深化市場化改革，從制度層面限制政府對市場機制的介入，將商品交換和要素配置的權利更多交給微觀主體和市場機制。二是加強政府作用，以此保障市場秩序。市場不是在“真空”中進行，市場這架“精巧的機器”是有運行條件的。對于中國這樣的大國而言，全國統一大市場更是建立在對微觀主體產權保護、各地區各部門市場規則統一、市場交易成本降低的基礎上，而這些條件的實現均有賴于政府的作用。為此，我國需進一步加強對微觀主體的產權保護力度，加強對市場欺詐、違約、壟斷、侵犯知識產權等的防范和懲處力度，使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和居民（特別是農村居民）對發展形成穩定預期。進一步加強基礎設施投資力度，加快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快數字中國建設進程，提高跨地區跨部門的物流效率，切實降低微觀主體利用和參與市場的交易成本。三是轉變政府職能，以此實現市場的持續化拓展。我國必須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充分發揮政府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中的重要作用，形成與實踐需求相匹配的央地關系和政企關系，完善目標導向和約束機制，激勵不同地區在全國頂層設計的前提下，因地制宜探索加快市場化建設的有效途徑，使各級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從增長目標導向轉向高質量發展目標導向，從直接參與市場轉向服務和保障市場，從與微觀主體相競爭轉向更加鼓勵微觀主體發展，進而夯實市場秩序擴展的體制基礎和持續動力，為我國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推動構建新發展格局提供制度基石。
【本文作者為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教育部青年長江學者；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背景下新型城鄉關系研究”（項目編號：17ZDA066）、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我國城鄉一體化發展的理論邏輯與實現機制研究”（項目編號：17AJL010）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1]高帆：《從割裂到融合：中國城鄉經濟關系演變的政治經濟學》，上海：復旦大出版社，2020年版。
[2][美]巴里·諾頓著、安佳譯：《中國經濟：適應與增長》（第2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3]王一鳴：《科學把握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邏輯》，《經濟日報》，2021年11月10日。
責編：李 懿／美編：石 玉
The Logic of Accelerating the Building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Gao Fan
Abstract: To understand the building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we should grasp its theoretical, historical, epochal, and practical logic. Theoretically, the concept is in line with the existing economic theories. Historically, China's practice has proved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market mechanism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Epochally, it is a positive response to the evolution pattern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Practically, China needs to readjust the government-market relationship and prompt the market to play a decisive role in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Thus,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l logic of establishing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is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Such an understanding is, in essence, the answer to "why should the construction be accelerated?" and "how can it be accelerated?".
Keywords: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market mechanism; reform and opening up;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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