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工智能的發展和運用，正在深刻改變人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思維方式，逐漸形成了人的勞動新形態——智能勞動。站在人類社會發展的角度，深入理解智能勞動和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的關系，思考智能勞動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條件下產生的新的勞動異化，以及智能時代人類的解放，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我們要完善有關人工智能的頂層設計，構建符合智能時代特點的人機協同關系，真正通過智能勞動推動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實現人的勞動解放。

【關鍵詞】人工智能 智能勞動 勞動解放

【中圖分類號】A81/F2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08.007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是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直接動力。第一次科技革命帶領人類進入蒸汽機時代；第二次科技革命帶領人類進入電氣化時代；第三次科技革命帶領人類進入信息化時代。當前，隨著以人工智能、虛擬現實、大數據、云計算、量子通信等為代表的新科技的蓬勃發展和廣泛運用，人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思維方式正在發生深刻變化，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帶領人類進入智能時代，并且這種發展速度呈指數倍增。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領這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戰略性技術”。[1]智能時代的核心推動力和根本原理是，人工智能對人類智能的模擬、延伸、超越，人工智能的“類人智能”和自主性能力日益增強，人的勞動被智能勞動逐漸替代并且后者做得更好。在這樣的條件和趨勢下，思考智能時代的勞動及其解放，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人工智能與人的勞動新形態

與前三次科技革命相比，以人工智能為顯著標識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對人類社會發展和人的存在狀態的革命性和顛覆性影響是前所未有的，這集中表現在人的勞動形態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人工智能的發展與人的物種進化、勞動能力提升遵循完全不同的法則。前者遵循“摩爾定律”之類的規則，以指數速度不斷提升自己的性能，可謂“一日千里”；后者遵循自然生物進化規律，勞動技能的提升在一定意義上取決于人類經驗的累積，是比較緩慢的，可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2]人工智能可以源源不斷地學習創造，進行迭代升級，自我提升。“這樣的新生產力和以往導致生產力革新的技術，如蒸汽機、電力計算機和互聯網有著本質不同，它是一種可以反作用于人類的生產力，是可以和人類一起共生、共長的生產力，它的發展可以促進人類自身的智能的進步和拓展，而這樣的進步反過來又會增進機器智能的進一步發展。”[3]

以智能的本質規定性回答勞動新的可能性。人工智能是探索人類智能（自然智能的最佳代表）的工作機理，在此基礎上研制各種具有一定智能水平的機器，主要是通過計算機的程序設計實現對人腦智能的功能模擬，為人類的各種活動提供智能化服務。[4]從邏輯與技術上看，人工智能以算力超快、儲存超大、系統超精準和復雜度超強不斷進化，在量化、符號化、數學化的基本邏輯與“遞歸”的算法作用下，完成了逆向工程學的“復制”，借用了“圖靈測試”這一“金規則”，實現了對“智能”本質的回答。人工智能的智能系統，雖然在技術邏輯上源于機器對人類器官功能的加強和延伸，但是相較于以往的科技革命成果，它帶來更多自覺的、有意識的自主性勞動，為實現個人的生命主體性以及創造更多價值提供了更豐富、更可靠、更便捷的可能性。

人工智能的出現，改變了機器技術影響時代的方式。人工智能基于復雜神經網絡、深度學習等“自主性”的技術系統，進一步實現了一般智力和一般社會生產力的整合。一方面，人工智能機器實質上是人的對象化勞動，來自于人對世界的自我理解和建構。勞動是人的存在方式，人工智能改變和優化了人的有意識、有目的的勞動，改變和優化了人的存在方式，提供了一條人的勞動解放的可預知路徑。另一方面，“人的勞動能力是人通過社會化實踐所獲得，而人工智能的‘勞動’能力是人借助人工系統生成的”。[5]這既是人將現有的本質力量對象化在人工智能系統中，又是將本質力量未來的可能性表達寓于人工智能的自我進化之中。通過人的本質力量的智能化表達，實現了生產力的智能化。

以智能的表現形式分析勞動新的具體形態。“算法是人工智能的核心，從早期的形式邏輯算法，到后來的貝葉斯系統、控制論、神經網絡，再到當代的深度神經網絡、深度學習、因果判斷等，都是圍繞著算法展開的。”[6]機器通過算法獲得學習知識的能力，能夠以算法模擬思維、以器件替代感覺、以效果衡量智能的自治體系，指令明確地對已有的海量數據進行處理，從而極大提升完成任務的效率和精準性，深刻表征了“對象成為對象性的人”的存在邏輯，表達了智能時代人們在生產勞動過程中所表現的新的勞動形態。一方面，智能化勞動所體現的“物質變換”更多地體現在勞動交換中不必依賴具體而直接的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和勞動工具；另一方面，智能勞動的勞動過程可以是零碎化、片段式地勞作，主要表現為獲取數據、算法建模、完成既定的工作任務，它不再局限于固定的工作環境，而是在數字平臺上進行開放式作業和虛擬化操作[7]。

當今世界，從物質經濟轉變為知識經濟，從機械化生產轉變為智能化生產，人工智能為人們重新定義“生產”“實踐”“勞動”。人工智能與具體經濟形態、具體生產勞動相結合，智能化的因素融入各方面、各環節，必然引發傳統的生產形式、實踐方式、勞動形態的變化，催生出智能勞動這一人的勞動新形態，使得非物質勞動成為生產勞動的一種主要形式。在智能時代，數據成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之一，而對于數據的生產勞動成為典型的非物質勞動形態。此外，譬如創意產業、創意勞動，借助人工智能，也越來越成為重要的非物質勞動形態。

以智能化生產方式的構建直面勞動的價值。人工智能構建的智能系統不僅真正實現了產品生產的自動化，以其物的穩定性、力的持續性、量的一致性超越了人的生物機體有限性，而且還以因果推斷、深度學習、神經網絡等技術手段實現了向技術含量高、場景變化快、反應要求準的腦力與智力勞動領域進軍。人工智能“以數據和信息為載體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系與主體建構方式，重新定義了生產主體的價值觀念與活動邏輯”[8]，實現了生產自動化的升級，提高了勞動生產率，節省了生產時間，還精確化了生產過程，在某種意義上真正做到了機器取代人。隨著人工智能的深度發展和廣泛運用，智能化的生產方式逐漸構建起來，創造出更大的價值和更多的社會財富，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進而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智能勞動與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

在智能時代，人工智能正在取代人類擔負更多的勞動任務，不僅在體力上，而且在智力上，在一定程度都超越了普通勞動者的能力。“我們必須承認、接受并堅信這樣一個事實：隨時隨地，機器都在不斷改善，可以勝任越來越多的工作”。[9]作為現代主體存在方式，勞動機器的運用使人們能夠擺脫骯臟、危險、貧乏的工作，能夠有條件從事更加復雜、更感興趣、更有價值的工作，提高了人們的工作品質和生活品質。作為社會生產力的工具，人工智能改變了人的生產方式，提高了人類社會生產能力。不過，人工智能既然仍服從于“屬人的世界”，那么凝結在商品中的無差別勞動以及剩余價值生產，就依然適用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因為在實現智能化的過程中，智能系統只是將由勞動改造與生成的實踐能力以不受限于人的生物有限性的方式再現出來，人工智能仍然是人的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在本質上是“自動的機器體系”的智能化。馬克思通過對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分析指出，“加入資本的生產過程以后，勞動資料經歷了各種不同的形態變化，它的最后的形態是機器，或者更確切些說，是自動的機器體系（即機器體系；自動的機器體系不過是最完善、最適當的機器體系形式，只有它才使機器成為體系），它是由自動機，由一種自行運轉的動力推動的”[10]。在資本邏輯的支配下，生產自動化、智能化是科技發展的必然趨勢，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尋找到“一種自行運轉的動力”，從邏輯上根本替代作為動力的工人。“這種自動機是由許多機械器官和智能器官組成的，因此，工人自己只是被當作自動的機器體系的有意識的肢體。”[11]一方面，從功能上講，自動的機器體系仍然是人類器官的延長；另一方面，從生產機制上講，“一般智力”對象化于自動的機器體系當中，不斷加強了資本對人的物化控制。“機器體系的出現，不是為了彌補勞動力的不足，而是為了把現有的大量勞動力壓縮到必要的限度。”[12]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條件下，機器體系、自動的機器體系、人工智能都作為固定資本而不斷得到發展，從內容上要求機器能力全面化，以最大限度地壓縮勞動力，進而實現剩余價值最大化、利潤最大化。

當然，從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看，資本的“文明面”與資本的增殖邏輯、資本的自我實現與資本的自我超越，總是一個硬幣的兩面，相伴而行。“資本的固有矛盾和資本的創造力相互限制，互為‘界限’。”[13]馬克思明確指出：“提高勞動生產力和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勞動，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是資本的必然趨勢。勞動資料轉變為機器體系，就是這一趨勢的實現。”[14]更具體地說，從生產力發展看，機器體系、自動的機器體系、人工智能是歷史的必然，“直接把社會必要勞動縮減到最低限度，那時，與此相適應，由于給所有的人騰出了時間和創造了手段，個人會在藝術、科學等等方面得到發展”[15]。社會財富的創造、個人自由時間的創造、個性的全面發展，這些都有賴于社會必要勞動的縮減、勞動生產力的提高、自動的機器體系的進步。

人的活勞動是創造價值的唯一源泉，人工智能的資本主義應用只是改變了剩余價值的生產手段。剩余價值率也稱為剝削率，是剩余價值和可變資本的比值。想要提高剩余價值率，有兩個方法：其一，增加剩余價值，其二，減少可變資本。也就是說，資本為了提高剩余價值率一方面不斷壓低工人的工資，另一方面不斷提高資本的有機構成。從實際效果看，人工智能極大地降低了生產對人的依賴，不僅提高了生產效率，而且降低了可變資本。“人工智能技術深度發展，越來越多的人類勞動實現了從人的‘具身化’向‘離場化’轉變。人工智能使人類在越來越多的勞動場景中‘離場’，只是人類創造的匯聚性技術體系構造的勞動表象，勞動創造價值的本相沒有改變。”[16]這種“離場化”和“去時空化”具有很強的迷惑性，掩蓋了資本的剝削屬性。在時空維度上，從機器大工廠變成了“沒有圍墻的工廠”，從物質生產領域中的活勞動轉變為“數字”活勞動，“制造”出越來越多的“數字勞工”和“數字窮人”。傳統認知的非勞動時間在邊界上變得越來越模糊，并且這種“靈活”工作、“自主”工作，甚至“工作”和“生活”不分，讓人們“樂在其中”，所謂“996”“7×24”工作，從“為誰辛苦為誰忙”變成了“我的時間我做主”，智能時代的“離場化”和“去時空化”的勞動至少被認為是合理的，甚至是“優越的”。人們越來越多地以間接勞動的方式作用于勞動對象，然而人工智能“創造”的價值，在根本上屬于研發和使用它的科研人員、產業工人等勞動者。隨著“離場化”和“去時空化”，相對的剩余價值增多，相對的可變資本減少，這意味著人們的被剝削程度不是減弱了，而是加強了。智能機器只是把自身的價值轉移到商品上，本身并不創造價值，因此，創造價值的依舊是人的活勞動。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導致智能的資本化。“人工智能技術被資本主義的生產和交換過程所廣泛使用，智能技術不斷嵌入資本的運行，成為資本的一部分，提高了資本的有機構成；同時，人工智能也被納入資本運作的系統，從而具有資本的屬性”。[17]一方面，智能時代的機器體系充分運用了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和征服世界的強大能力，反映出人的社會歷史實踐成就的理論觀念、科學邏輯和政治秩序對于建構系統、激活物質和活化勞動的社會歷史意義及其人類性價值，是人類自我認同與歷史自信的存在基礎與現實表達；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作為擴大了的固定資本將勞動力（固化在機器中的一般勞動）全面轉化為資本的能力，這種資本的生產能力只為少數人掌握，而不是被全社會共同占有。智能時代為機器的技術體系注入了社會歷史的主體性，也為資本的抽象性找到了固定化的具體表現形式。以技術性的機器體系替代傳統勞動力，包含新形式的勞資關系，凸顯資本邏輯的“機器替代人”的機制。

人工智能的資本主義應用加深了“技術控制”的生命政治學。人工智能以技術的封閉性和算法的獨特性建構了智能化時代“數字圈地”的新形式，強化算法權力，從而以數據增長的需要形成對數據創造群體、數據運用群體的“定制”，將壟斷與生命生產深層捆綁起來，產生一種以數據需要為目的的生命政治學。[18]其一，個體生命及其活動成為可以售賣的產品，實現了身體及其活動的商品化。其二，個體的生命本質、生產生活方式、價值理想追求都沿著由數據“精煉”而來的存在邏輯、認識邏輯與價值邏輯不自覺地往前發展。人工智能對個體生命的介入，越來越像恩格斯關于思維和存在的關系的著名論述——“不自覺和無條件的前提”；而且更“要命”的是，這種“不自覺和無條件的前提”是可以通過人工智能來“設定”和“加強”的。以資本增殖為核心邏輯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必然會把人工智能的“技術控制”功能發揮到極致。馬克思說，“最發達的機器體系現在迫使工人比野蠻人勞動的時間還要長，或者比他自己過去用最簡單、最粗笨的工具時勞動的時間還要長”[19]。人工智能的“技術控制”是傳統的“技術控制”的升級版。更有學者指出：“以后如果通過腦機接口對人腦加以直接監控，將會使人陷入更深重的技術異化，從一些西方發達國家正在研發可以讀腦和控心的腦控武器來看，這樣的前景對于智能時代的資本主義絕非不可能。”[20]

人機協同的智能勞動與人的勞動解放

從生產力發展和社會進步的角度看，智能化是人類社會的必然趨勢。未來已來，人工智能的發展勢不可擋。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新一代人工智能正在全球范圍內蓬勃興起，為經濟社會發展注入了新動能，正在深刻改變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21]如何更好地擁抱智能時代？基于馬克思主義的人的勞動解放的價值目標，我們要完善有關人工智能的頂層設計，構建符合智能時代特點的人機協同、人機和諧、共同提升的新型人機關系，真正通過智能勞動推動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實現人的勞動解放。

一是通過人工智能，拓展人在生理和精神上的能力。庫茲韋爾認為：“人類這一物種，將從本質上繼續尋求機會拓展其生理和精神上的能力，以求超越當前的限制。”[22]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能夠從動物中脫穎而出，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能夠制作和使用工具，增強人的器官能力。人的奔跑速度沒有獵豹快，但人發明了汽車，可以馳騁原野；人的視力沒有老鷹看的遠，但人發明了望遠鏡，就有了“千里眼”；人的聽力沒有狗聽得遠，但人發明了電話，就有了“順風耳”；人的嗅覺沒有鯊魚靈敏，但人發明了氣味探測器，可以防范各種安全隱患；人不能像鳥兒一樣飛，但人發明了飛機，可以翱翔天空……然而，人對自己的器官功能和自然生理能力的要求是不斷提高的，換言之，人類的進化和自然生理本質的生成仍然沒有完美的方案。想要實現人的勞動解放，那么人的勞動能力的提高就是必要前提了。人類利用人工智能，不斷“武裝”自己，不斷突破人的體力、腦力、群體協同能力的極限，從而使人類的進化更加智能、更加健康、更具協同性。“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從精神的進化看，人類要立足“現實的人及其歷史實踐”，為人工智能樹立“人之為人”的標準。“通過人性的光輝和行為示范‘影響’智能機器人，使人機協同創造的世界中，‘人’這一崇高的身份永遠得到尊重、珍視和推崇。”[23]

二是通過人工智能，人類生產生活的“計劃”得以可能。米塞斯和哈耶克之所以認為共產主義不可能，一個重要理由是其認為計劃不可能。一方面，計劃和市場都是發展經濟的手段，服務于人類的生產生活實踐。“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24]另一方面，在人工智能的推動下，“計劃”能力變得越來越強，“計劃”越來越可能和可行。人工智能的發展必然帶來人類在生產生活各領域的精準性、計劃性能力不斷增強，并且潛力無限。人工智能帶來勞動組織方式的變革。“基于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和云計算，構筑靈敏反應市場需求并呈現動態變化的經濟模型，實現經濟和社會有計劃地‘又快又好’發展。”[25]這種“計劃”能力，從總體和整體來看，是一種統籌協調、綜合創造的能力；從個體和細節來看，是一種個性化、多樣化、定制化的能力。這種“計劃”能力表現出宏觀調控“穩”和微觀處理“活”的特點。

三是通過人工智能，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升級，同時降低人的勞動成本和勞動風險。人工智能帶來的革命性，不囿于某一行業領域，而是分布于所有行業領域。人工智能+農業，使農業智能化升級；人工智能+工業，使工業智能化升級；人工智能+制造業，使制造業智能化升級；人工智能+建筑業，使建筑業智能化升級；人工智能+金融業，使金融業智能化升級……由此看來，加快發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推動科技跨越發展、產業優化升級、生產力整體躍升的重要手段。通過群體智能、混合智能以及人機交互等新一代人工智能關鍵技術的鏈接協同，以及跨行業、跨地域、跨時空的資源快速匯聚，產業創新成本持續降低，成果轉化更為迅捷，資源稟賦驅動的規模式擴張日益向依靠知識積累、技術進步、素質提升的內涵式發展轉變，漸次形成數據驅動、人機協同、跨界融合、共創分享的新形態。同時，隨著產業升級、結構優化、勞動環境改善，人的勞動成本極大降低；一些危險的、枯燥的、單調的工作，逐漸被人工智能所替代，從而把人從異化勞動中解救出來。勞動“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26]。

四是通過人工智能，創造更加豐富的社會財富，增加人的自由時間，使勞動成為生活的樂趣。人工智能既是生產力（發展）本身，也是促進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動力。由人工智能開啟的智能勞動，作為人類勞動的時代形態，相較于以往的勞動形態，在效率和質量上都有新的飛躍。“這個自然必然性的王國會隨著人的發展而擴大，因為需要會擴大；但是，滿足這種需要的生產力同時也會擴大。”[27]生產力獲得極大發展，社會財富獲得極大豐富。同時，“工作日的縮短是根本條件”[28]。基于生產力的進步，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減少，人們的自由時間增多。《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描述的“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后從事批判”[29]才能真實發生，這也正是《共產主義原理》中指出的“能夠全面發揮他們的得到全面發展的才能”[30]。馬克思強調，“勞動是我真正的、活動的財產”，“我的勞動是自由的生命表現，因此是生活的樂趣”。[31]在智能時代及其智能勞動中，人的勞動解放具有最新的可能性和最大的可行性。

注釋

[1]習近平：《加強領導做好規劃明確任務夯實基礎 推動我國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發展》，《人民日報》，2018年11月1日，第1版。

[2]參見孫偉平：《智能系統的“勞動”及其社會后果》，《哲學研究》，2021年第8期。

[3]郭毅可：《論人工智能歷史、現狀與未來發展戰略》，《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1年第23期。

[4]參見鐘義信：《人工智能：概念·方法·機遇》，《科學通報》，2017年第22期。

[5][16]王水興：《人工智能的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審思》，《馬克思主義研究》，2021年第5期。

[6]涂良川：《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視閾中的人工智能奇點論》，《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1期。

[7]參見付文軍：《數字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江漢論壇》，2021年第8期。

[8]涂良川：《平臺資本主義技術邏輯的政治敘事》，《南京社會科學》，2022年第1期。

[9]［美］馬爾科姆·弗蘭克、［美］保羅·羅里格、［美］本·普林：《AI+人：新機器時代我們如何生存》，張瀚文譯，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2018年，第3頁。

[10][11][12][14][15][1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0、90、97、92、101、104頁。

[13]周丹：《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資本價值》，《中國社會科學》，2021年第4期。

[17][20]肖峰：《從機器悖論到智能悖論：資本主義矛盾的當代呈現》，《馬克思主義研究》，2021年第7期。

[18]參見涂良川：《平臺資本主義技術邏輯的政治敘事》，《南京社會科學》，2022年第1期。

[21]習近平：《共享數字經濟發展機遇 共同推動人工智能造福人類》，《人民日報》，2018年9月18日，第1版。

[22]［美］雷·庫茲韋爾：《奇點臨近》，李慶誠等譯，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11年，第2頁。

[23]孫偉平：《人工智能與人的“新異化”》，《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12期。

[24]《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頁。

[25]孫偉平：《智能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建設的基礎和條件》，《馬克思主義研究》，2021年第1期。

[2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0頁。

[27][28]《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28、929頁。

[29][3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5、308頁。

[3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8頁。

責 編／趙鑫洋

周丹，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哲學研究》編輯部主任。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價值哲學。主要著作有《新價值秩序研究》、《馬克思主義現代性思想研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資本價值》（論文）、《反思啟蒙與面向中國現實》（論文）、《現代性問題與中國現代化反思》（論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