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數字時代，資本主義發展的最新形式是平臺資本主義。平臺資本主義的核心是形成了數字生產方式，并在數字生產方式下不斷地進行數據的收集、分析、加工和傳播。在此基礎上，數字平臺將數據加工成具有經濟收益性的數據-流量，在數字生產方式之下，能夠生產出數據-流量的勞動便成為了數字勞動。數字-流量成為了新的生產要素，數字勞動也導致了生產關系的變革，即從產業生產關系下的資本家-工人的雇傭勞動關系變成平臺-用戶的不穩定的贏者通吃型的生產關系，平臺-用戶的生產關系造成了無產階級的流眾化，而這個趨勢進一步導致平臺資本主義的不平等和貧富分化的加劇。

【關鍵詞】數字時代 平臺資本主義 政治經濟學 數字勞動

【中圖分類號】B0-0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09.008

【作者簡介】藍江，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研究中心研究員、哲學系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當代歐陸馬克思主義和資本主義研究。主要著作有《忠于事件本身：巴迪歐哲學思想導論》《一般數據、虛體與數字資本》等。

盡管數字平臺以及對相關數據的處理和利用，并不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之后才出現的新現象，但是，各國防疫措施的執行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直接接觸的減少，讓以數字技術和信息技術為基礎的經濟形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發展。各國都出臺了各種數字平臺業務，除了網絡購物平臺、交通平臺、社交平臺、支付平臺、金融平臺等平臺業務在疫情之后有了長足發展和進步之外，以前一些比較小眾的平臺也有極高的使用頻率，如在線教育平臺和會議平臺（如騰訊會議、Zoom等）就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飛速發展起來的。然而，平臺的發展，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呈現出不同于當下中國治理模式的一些特征，即這些囊括了巨量數據和分析能力平臺，成為了各大資本競相爭奪的新的領地，在此基礎上，平臺資本主義得到了空前的進步空間。平臺資本主義的發展，進一步消解了之前已經逐漸陷入空洞化的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內涵，讓資本主義沿著大數據技術、通信技術、智能算法技術的途徑，逐漸走向了更加壟斷的階段。正如美國思想家本杰明·布拉頓（Benjamin Bratton）在2016年就曾經明確指出的那樣，平臺資本主義天生就會走向壟斷[1]，這是一個比希法亭談到的壟斷資本更為集中化的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它不僅造成了資本的高度集中和自由競爭的消失，也在各個方面改變著資本主義的基本結構，我們可以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出發，重新審視西方國家平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生產要素和生產關系，以及與之對應的無產階級的地位和狀況。

走向數字生產方式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曾經談到了工業生產方式變革對人們日常生活及其交往方式的巨大沖擊，馬克思用英國的機器發明，及其對中國和印度的影響作為例子，說明了產業生產方式的出現，是造成當下世界歷史狀態的根本原因所在，馬克思說：“如果在英國發明了一種機器，它奪走了印度和中國的無數勞動者的飯碗，并引起這些國家的整個生存形式的改變，那么，這個發明便成為一個世界歷史性的事實。”[2]馬克思指出，世界歷史變革的根本動力并不是什么抽象觀念的發明或者詞語的解放，而是現實生產中的生產方式的變革，因此，英國工業機器的發明的直接結果，就是打破了包括印度和中國在內的19世紀的世界市場，摧毀了世界各個民族的壁壘，從而將整個世界帶入到一個以工業生產方式發展的軌道。所以，以歐洲為主體的全球化的勝利，從來不是什么神話，而是工業生產方式的巨大變革，哪個國家、哪個文明在工業生產方式的變革中占據了先機，便能夠在此過程中獲得權力。

然而，我們今天的數字技術、通信技術以及智能算法技術的發展，再次為全球資本主義發展帶來了新的生產方式問題。比如，智能手機和智能設備的普及使最貧窮國家的工廠的工人都擁有智能手機時，世界生產的生產方式將實現從傳統產業生產方式向數字生產方式的升級，正如尼克·迪爾-維斯福特（Nick Dyer-Witheford）指出，“手機對于無產階級生活的影響不僅僅是它們的生產條件，他們接觸手機最多的是作為日常交流的一種工具”[3]。從這段話可以看出，數字生產已經徹底改變了無產階級的狀態。更為根本的是，傳統產業生產方式正在逐步離散化和動態化，而這些新變化，讓全球資本主義社會處在從產業生產方式向數字生產方式過渡的階段，我們可以從中分析出幾個基本特征。

生產場所的離散化。產業生產方式的主要生產領域是工廠、公司或者其他固定的場所，所有成員必須集中在一個場所，才能讓生產有效進行下去，而產品的組合是由各個部門完成，并在工廠等場所中完成最后的組裝。然而數字生產方式的出現，讓從事生產勞動的人，不一定需要在同一個場所集中，白領可以在自己的家里用一臺電腦來完成生產。即使是從事某些物質生產的部門，只要身邊有相應的設備，也可以生產完相關組件，通過數字化的物流方式，在另一個地點進行組裝。這些新的變化都不要求所有從事生產的人員在同一個場所中集中生產，生產場所因此變得離散化。

生產過程的分包化。數字技術和通信技術帶來了極為便利的數字物流體系，甚至形成了巨大的物流網絡，全球資本主義的物流體系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來，這種高速運行的物流體系為生產方式帶來的第二特征是讓產業分包變得更為便利。一個產品的所有生產流程，可以分配在不同的地域進行，比如西方主要的互聯網企業將售后服務全部外包給了印度，讓印度成為“世界辦公室”，對于硅谷的企業來說，它們節約了人員成本的同時也提高了效率。同樣，具體產品的生產也分包化，一個手機的成品，可能是越南生產屏幕、中國臺灣地區生產了芯片、印度生產了外殼，在馬來西亞進行組裝，然后在美國進行銷售，售后再交給印度進行。一個生產流程被分割成各個部分，通過產業鏈和物流體系完成整合。

生產管理的數控化。在生產方式發生了生產場所的離散化和生產過程的分包化之后，不難發現，傳統產業生產的模式仍然存在（甚至產業生產仍然是全球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但它們已經不再是生產方式中的主要方面，因為產業隨時可以從A地轉移到B地，從甲公司分拆變成在不同地方生產的若干個小公司。那么在這個過程中，真正占據主導地位的是什么？是數據。從事生產和銷售的大型跨國集團，并不需要像以往那樣建立產業門類齊全的大產業集團，這種笨重的集團在日益靈活化的市場面前，無法很快轉型，一旦發生金融危機，就會損失慘重。所以，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很多大公司開始了這種精益化策略，他們所謂的靈活化和精益化，就是不需要培養門類齊全的部門，而是通過全球精準的數據控制，及時找到最便捷、最容易獲利的地方進行小部門生產，而大產業集團逐漸從日常的行政科層制的生產管理走出來，采用更加精細和靈活的數據控制管理。建立這種數控化的生產管理的前提是，全球所有的生產部分和銷售市場的數據化，而在數字經濟時代，對于大公司而言，誰能夠掌握更多的數據，更有效地分析生產、市場、物流、金融等方面的數據，誰就會立于不敗之地。所以，對于數字時代的企業而言，與其說他們在不斷地建立產業生產，不如說他們正在變成一個巨大的數字平臺，讓自身在數字界面上平臺化，從而更多地壟斷數據。

從這三個特征出發，可以清晰看出，數字生產方式并不是對傳統產業生產方式的取代，而是在產業生產方式上疊加了一個更基層的數字結構，一切生產、一切市場銷售、一切金融流通、一切物流只有在高度數字化的界面上才能變得有意義。這就是為什么今天是Facebook（2021年更名Meta）、Amazon、Google、蘋果這些公司成為在數字時代里翻云覆雨的大公司的原因所在，他們生產的從來不是產品，比如蘋果并不僅僅是智能手機和筆記本電腦的生產商，它更是一種數據平臺，收集、分析和管理數以十億計蘋果用戶的數據。這些數據從一般的生活日常到宏觀的政治經濟數據，都需要在蘋果創立的數字平臺的界面上運行，而蘋果、Google、Facebook、微軟等公司壟斷的是這個平臺界面。小的生產和銷售部門，唯有依賴于這些大型的數據平臺，才能找到生存的空間，而他們的命運之繩已經被平臺所高度掌控。在這個意義上，一種支配著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平臺資本主義正在日漸壯大，而平臺資本主義所依賴的基礎并不是產業生產方式，而是以數據生產和控制為基礎的數字生產方式。

作為生產要素的數據-流量

數字時代的政治經濟學的變革不僅僅體現在生產方式上，也體現在生產資料上。在古典政治經濟學那里，資本主義生產是通過三個要素進行的：勞動、土地和資本。在庸俗政治經濟學家薩伊和杜爾哥那里，他們發現了土地和資本是構成生產最基本的要素。這一點主要是受惠于以魁奈為代表的重農主義學派的貢獻。與重商主義不同，重農主義并不看重在商品貿易中的直接增殖，而是將商業獲利的根源直接歸因于農業生產，即作為土地母親的恩賜。此外，薩伊等人看到了古典政治經濟學中的勞動要素，尤其是被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作為資本主義生產的重要要素。所以，薩伊等人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政治經濟學的三位一體學說，薩伊指出，“事實已經證明，所生產出來的價值，都是歸因于勞動、資本和自然力這三者的作用和協力，其中以能耕種土地為最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除這些外，沒有其他因素能生產價值或能擴大人類的財富。”[4]在薩伊看來，任何經濟生產都離不開這三個要素，這三個要素是人類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能夠獲利的直接途徑，因為勞動力可以獲得工資或傭金，土地可以收取地租，而資本可以贏得利息。這樣，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生產結構實際上是圍繞著勞動-工資、土地-地租、資本-利息的三位一體來進行的。對于薩伊的庸俗政治經濟學的結論，馬克思從現實的資本主義生產的角度給予了批判，馬克思指出，“庸俗經濟學所做的事情，實際上不過是對于局限在資產階級生產關系中的生產當事人的觀念，當作教義來加以解釋、系統化和辯護”[5]。也就是說，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中，薩伊的三要素理論盡管有一定的合理性，即這種作為生產要素的三個部分——土地、勞動、資本——實際上都與當時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階段有關，生產三要素理論并不是政治經濟學的鐵律，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新的要素也勢必要補充到生產過程中來。

從今天的角度來看，這個能補充薩伊的資本主義生產要素的第四個要素已經出現，這個要素就是數據。英國數字經濟學家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Viktor Mayer-Schönberger）早在《大數據時代：生活、工作與思維的大變革》一書中就指出了數據可以作為數字時代經濟生產的基本要素。舍恩伯格指出，在數字時代，為了讓經濟能夠產生效果，就必須大量地使用數據：“我們現在經常會放棄樣本分析這條捷徑，選擇收集全面而完整的數據。我們需要足夠的數據處理和存儲能力，也需要最先進的分析技術。同時，廉價的數據收集方法也很重要。過去，這些問題中的任何一個都很棘手。在一個資源有限的時代，要解決這些問題需要付出很高的代價。但是現在，解決這些難題已經變得簡單容易得多。”[6]不難理解，在這段文字中，舍恩伯格強調的并不是具體的微觀層面上的經濟活動的組織，而是通過數據的收集和分析形成更廣闊的關聯，從而將所有的經濟部門都納入到一個統一的數據體系之中。在這個意義上，數據并不單純是一個簡單的數字，而是關于各種物質、信息、金融、人才、生產、物流等各個方面的連接關系。所以舍恩伯格強調說，數據成為今天生產和管理活動之中的重要資源，并不在于它們是孤立的數字，而是彼此建立關聯的數字生態體系，舍恩伯格強調說，“建立在相關關系的分析法基礎上的預測是大數據的核心”[7]。也就是說，數字時代數據收集和分析，并不在于給出一個具體的數值，將數據的價值還原為記錄的數值和數字，這是對數字資本主義的誤解，因為在數字資本主義之下，單一和孤立的數據并不會直接產生任何價值。以亞馬遜為例，單一顧客在某個時間點上購買了什么產品，這個數據沒有太大的價值，無論對于廠家還是市場而言，具體顧客在數據上的需求變化并不能帶來任何收益。但是，上億消費者在亞馬遜平臺上的購買記錄就不再是孤立的數據，從上千萬乃至上億的消費者那里，可以看出當季的消費傾向，比如大部分年輕的女性消費者會喜歡什么顏色、什么款式的服裝，這些信息能及時反饋給生產廠家，從而使其精準地預測了市場的趨勢，也讓生產廠家可以根據數據反映的需求來進行精準生產。這種精準生產有效地避免了以往生產活動之中的盲目性，從而縮短了資本周轉周期，更快捷地實現了生產廠家的利潤。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掌握著消費者數據的大平臺是這個生產消費過程中的最大贏家，他們通過數據的壟斷，實現了對消費者和生產廠家的雙向的控制。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的數據都能夠產生這種效應。實際上，在互聯網絡之中，我們每一個行為都生產著數據，但不是所有的數據都變成了可以被平臺用來盈利的數據關聯。這就意味著，僅僅依賴于數據是不夠的，數據也有著自己的盈利模式。相對于薩伊提出勞動-工資、土地-地租、資本-利息的三位一體，數據也應該擁有自己特定的盈利方式，這個方式就是流量。比如，我們可以將數據理解為圖書館的書籍，存儲在圖書館的書籍并不直接對生產產生作用，只有當人閱讀了書籍，書籍之中記載的內容才能被閱讀的人所把握，才能變成可以傳播的知識。數據亦是如此，當數據只是被記錄下來，以ASCII碼的形式存儲在一個服務器上，沒有人會翻閱這個數據，而且隔一段時候，該數據會被服務器的數據庫所清理，這樣的數據是不會產生任何價值的。大衛·希爾（David W. Hill）就曾批判性地指出：“我們一開始傾向于從儲存的角度來思考數據。數據是動態的、流動的，即便它們的影響是短暫的、轉瞬即逝的。我們需要理解數據的軌跡，也就是說，不僅要理解儲存著的數據，也要理解它們的運動方式，最重要的是數據如何被建構為流動的形式。”[8]只有那些經常被人們翻看的數據才能產生經濟上的效應，所以，數據的價值并不在于采集和存儲，甚至不主要來自于分析，而是來自于流動，即當數據在互聯網空間中流動起來，被不斷傳播，獲得可觀的關注度，才能成為能夠獲益的數據，對于這樣的數據，我們可以稱之為“流量”。這樣，薩伊的勞動-工資、土地-地租、資本-利息的三位一體，在數字時代這里變成了勞動-工資、土地-地租、資本-利息、數據-流量的四位一體[9]。數據-流量在今天也成為西方資本主義攫取利潤價值的手段，在這個意義上，數字生產方式面對的原材料不再僅僅是具體的生產材料，也包括了看不見的、在網絡空間中存在的數據-流量，而對數據-流量的生產、收集、分析、處理和加工，成為了數字時代平臺資本主義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作為生產要素的數字-流量，也成為了我們甄別數字生產方式和產業生產方式、數字勞動和產業勞動的一個重要尺度。

數字勞動和平臺-用戶：平臺資本主義下的生產關系

在厘清了數字生產方式，以及在數字生產方式下作為生產要素的數據-流量的基本概念之后，筆者嘗試著對數字經濟下一個相對明確的定義，這個概念就是數字勞動。在國內外許多研究中，盡管許多研究者都意識到在數字經濟和平臺資本主義之中，最核心的就是數字勞動概念，但對于數字勞動的概念，許多研究者都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tian Fuchs）的《數字勞動與卡爾·馬克思》實際上將所有與信息傳播技術產業（ICT）相關的勞動都不加甄別地歸為數字勞動，從剛果采集鉬礦和鈷礦（這兩種礦產是生產智能手機和筆記本電腦的必要礦產）的礦工，到富士康工廠的工人，再到印度外包軟件開發辦公室員工，以及生活在硅谷的IT界精英[10]。但是，這樣的歸類，實際上將數字生產方式下的數字勞動與傳統產業生產方式下的產業勞動混為一談，比如，剛果的礦工實際上是在地方軍閥控制的類似奴隸制的條件下進行的生產，很難與數字化的數字勞動聯系起來。分辨是否是數字勞動，并不取決于該勞動是否與ICT產業有關，實際上，在今天的產業生產中，絕大多數產業都不可避免地與ICT產業相關，但這些勞動并不全是數字勞動。對于數字勞動，我們不能從具體的勞動類型或是否與新技術相關聯來定義，而是需要抽象出一個專屬于數字生產的理論線索，在這個線索基礎上區分具體勞動是否是數字勞動。在明確給出了數字生產方式和數據-流量的描述之后，可以這樣定義數字勞動，即所謂的數字勞動，就是在數字生產方式下，以生產數據-流量為主的勞動形式。比如福克斯談到的剛果的礦工和東南亞富士康工廠的工人的生產，盡管與ICT產業有關，但它們仍然是傳統產業勞動，不屬于數字勞動，一方面，它們并不屬于數字生產方式，另一方面，這些勞動仍然是生產具體的物質產品（鉬礦、鈷礦以及智能手機），而不是數據-流量。

那么，哪些勞動才是數字勞動？以網約車為例，網約車司機的駕駛勞動仍然是傳統的勞動類型，在數字時代之前，出租車司機的勞動與數字勞動沒有任何關系。但是，在網絡車時代，在網上叫車，每一臺車接到乘客并運送乘客的過程，以及乘客在此過程中對司機的評價（這個評價十分重要，涉及到司機是否能拿到積分，以提升自己的等級），就產生了數據-流量。網約車司機能否接到“好單”（一般來說，是路程較長，利潤空間較大的單子），取決于司機在網約車平臺上的積分等級，這個積分等級的價值超越了每一單所贏取的利潤，因為對于網約車司機而言，他們能否生存的關鍵在于，能否從數字平臺上接到足夠多“好單”（即數據-流量的直接后果）。在這個意義上，網約車司機的勞動是雙重的，就他們具體的駕駛勞動來看，這是一種傳統勞動，但是就其產生的數據-流量來看，他的活動構成了數字勞動。當然，在TikTok和YouTube上上傳短視頻的勞動更屬于數字勞動，因為短視頻上傳就是為了贏得數據-流量，只有流量足夠大的時候，相對應的視頻上傳者才能從中獲益。

數字勞動是在數字生產方式下生產數據-流量的活動，這進一步導致了產業生產關系的解體，從而轉向了更具有流動性和不穩定性的數字生產關系。在傳統產業生產關系之中，工人面對的是具體的勞動產品，因此，在資本家和工人之間，存在著直接的依附關系，這種依附關系成為資本家-工人的雇傭關系。維持這種雇傭關系的是工人的工資，而工人為了獲得穩定的工資，必須長期出賣自己的勞動力，讓資本家從自己身上贏取更多的剩余價值。這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揭示的資本主義剝削的奧秘。但是，這種生產關系必須承擔一定的風險，盡管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資本家擁有解雇工人的權利，但是在進入到工廠工作之前，工人獲得工資的權益是在一定的契約下履行的，與此同時，隨著19世紀以來的工人運動的發展，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都健全了自己的勞動法體系，工人在雇傭關系之下，在薪酬方面是有一定的保障的。這就意味著，即便資本家沒有相應的訂單，或者商品銷售不暢，造成商品積壓，在收益上虧損，他也必須給工人發工資，這是勞動法和勞動契約保障的工人基本權益。在雇傭形式的產業生產關系中（無論是工廠-工人的形式，還是公司-職員的形式），固定的薪酬和工資，成為勞動無產階級基本生存權益的保障。

但是，在數字生產方式下，這種產業生產關系發生了根本性的質變。數字平臺公司并不同于組織化資本主義時代的臃腫而龐大的資本集團，而是靈活多變的平臺企業。這種平臺的特點是，它在最低程度上保持一個相對較小的雇傭生產關系，即必要的生產、技術、行政等員工，而絕大多數的數字生產勞動，是由不固定的用戶來生產完成的。在數字時代，用戶表面上是消費者，實際上也是數字網絡中的生產者，美國未來學家托夫勒曾經使用了產消者[11]（prosumer）的概念來形容未來社會中的生產者和消費者合一的狀態。這種產消者狀態勢必也說明，數字時代的平臺資本主義并不追求用大量的雇傭關系來進行生產，而是利用了非雇傭性的用戶來實現數字生產和勞動。

仍然以網約車為例，在網約車平臺上，真正從事勞動的不是那些在平臺公司的雇員，他們只是從事必要的平臺的維護和發展工作，從事具體勞動的，是與平臺公司沒有雇傭關系的司機用戶，他們只是以注冊的方式加入到平臺之中，并接受平臺的信用評分，他們不存在被平臺解雇的問題，因為他們與平臺只有臨時性協議關系。甚至一個網約車司機可以同時注冊多個不同的平臺，多渠道接單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同樣，在網絡直播空間中，主播并不隸從于任何一個直播平臺，他們與平臺的關系都是臨時性的，不受任何的勞動法保障，他們的工作可以隨時隨地被平臺終止，因為他們之間并不是雇傭關系，而是平臺-用戶關系。

在從雇傭的產業生產關系向平臺-用戶的數字生產關系過渡之中，還產生了一個值得關注的結果，即網紅的“贏者通吃”模式的出現。在雇傭關系時代，由于資本家-工人的雇傭關系是相對穩定的，因此，一家企業賺的利潤，需要按照一定的比例關系分配給工人，比如，一家企業一個月的營收是300萬，而雇員大概是500人，那么這些員工的平均月收入在6000元左右，然后企業主可以根據不同職位級別和績效，進行差額分配，即使拿到最少收入的員工，也有一定的生存保障。但是，在平臺-用戶的關系中，卻不是這樣的狀態，同樣假設一個平臺的月收入300萬，平臺有600萬的用戶，如果平均分配給這些用戶，每一個用戶只能拿到0.5元。對于平臺來說，他們沒有必要給所有的用戶發錢，但是他們仍然需要維持一定的用戶量，怎樣保障這種模式繼續運行呢？平臺采用的策略是，在600萬的用戶中培養幾個網紅，如培養5個流量最大的網紅，然后拿出250萬分配給這5個大流量的網紅，平臺留下50萬做自己的運營發展。對于所有的用戶而言，他們看到了網紅拿到了巨額收入，于是他們盼望著通過自己的努力也成為網紅，所以為了這個網紅夢想，他們會更加辛勤地從事數字勞動。在這種模式下，網紅成為“贏者通吃”的代表，他們拿走了平臺運營收入的大部分，并營造了一個虛構的神話，讓每一個用戶都擁有了自己有朝一日會成為網紅，拿到與他們一樣收入的錯誤夢想。這就是數字時代平臺-用戶的生產關系的變革，網紅的經濟模式打破了雇傭生產關系的穩定性，進一步強化了平臺-用戶的生產關系的臨時性和不穩定性，這意味著產業資本主義的穩定就業率的神話走向破滅，取而代之的是平臺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平臺-用戶之間的不穩定的、轉瞬即逝的關系。零工經濟、兼職經濟、直播經濟，實際上就是平臺-用戶生產關系的直接體現。

必須指出，平臺-用戶的生產關系由于喪失了穩定的勞動契約和勞動法的保障，也讓平臺資本主義下的不平等和貧富分化變得越加嚴重，資本主義社會在進入到平臺資本主義之后，在變成采用數字生產方式和生產數據-流量的數字勞動之后，無產階級也喪失了穩定性，從而變成了流眾（precariat）的無產階級。流眾是美國左翼思想家居伊·斯坦丁發明的一個詞匯，他將不穩定（precarious）和無產階級（proletariat）合并成流眾一詞，斯坦丁指出：“流眾不覺得自己是勞工共同體的一部分。這加劇了他們的疏離感和工具性。這讓流眾在行動和態度上趨向機會主義。‘沒有未來的陰影’籠罩在他們的行為之上，讓他們感覺到他們今天所說的、所做的或感受到的將對他們的長期關系不會產生強烈或具有約束力的影響。流眾沒有未來，因為他們所做的事情沒有未來。”[12]一個沒有未來的流眾的形象，正是在平臺資本主義下從事數字勞動生產，且沒有任何報酬，也沒有希望的新無產階級的形象。

結語

數字生產方式、數字勞動以及數字生產關系的變革，共同構成了數字時代平臺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分析的基礎，也是在今天從理論形式上給出的分析平臺資本主義的基本框架。只有從數字生產方式、數字勞動和數字生產關系的政治經濟學出發，才能真正將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合理應用到今天的數字時代，才能理解和揭示在平臺資本主義下掩蓋的巨大的不平等。在平臺資本主義日益將數字平臺打造成巨大的統治裝置時，也將絕大多數用戶變成流眾無產階級，或許，我們可以像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末尾一樣呼喚：全世界流眾無產階級，聯合起來！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后現代主義和哲學發展路徑與新進展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為：18ZDA017）

注釋

[1]Bratton, B., The Stack: On Software and Sovereignty,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16. p. 354.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8頁。

[3]［加］尼克·迪爾-維斯福特：《賽博無產階級：數字旋風中的全球勞動》，燕連福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01頁。

[4]［法］薩伊: 《政治經濟學概論》，陳福生、陳振驊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 78頁。

[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5頁。

[6][7]［英］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大數據時代：生活、工作與思維的大變革》，盛楊燕、周濤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8、75頁。

[8]Hill, D. W., "Trajectories in Platform Capitalism", Mobilities, 2021, 16(4), pp. 569-583.

[9]對于數據-流量在平臺資本主義的生產要素地位的更詳細的分析，可以參見藍江：《數據-流量、平臺與數字生態——當代平臺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國外理論動態》，2022年第1期。

[10]在《數字勞動與卡爾·馬克思》一書的導論部分，福克斯詳細分析了從采礦到加工，從軟件外包到軟件工程等一系列ICT產業鏈，并指出“各章節沒有定義只有一種形式的數字勞動的特殊概念”，但顯而易見，他將這些勞動全部歸為了數字勞動。參見［英］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數字勞動與卡爾·馬克思》，周延云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1頁。

[11]托夫勒的原話是：“產銷合一的制度意味著至少有一些活動必須采取多樣化的方式來銷售，也因而大幅改變了市場在經濟社會中的角色。”參見［美］托夫勒：《第三次浪潮》，黃明堅譯，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第285頁。嚴格來說，托夫勒的這句話并不是針對數字時代的平臺資本主義而說的，但是，這個產銷合一的產消者的概念特別適用于今天的數字勞動的狀況。

[12]Standing G., Precariat: The New Dangerous Class,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Press, 2011, p. 12.

Criticism of Platform Capitalism in the Digital Age

—Based on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Lan Jiang

Abstract: In the digital age, the latest form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is platform capitalism. The core of platform capitalism is to form the digitalized production mode, and continuously collect, analyze, process and distribute data under the digitalized production mode. On this basis, the digital platform processes data into economically profitable business data. Under the digitalized production mode, the labor that can produce business data becomes digital labor. Business data has become a new factor of production, and digital labor has also brought about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that is, from the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capitalists and workers under industrial production relations to the unstable "winner-take-all"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tform and users. The platform-user production relationship has led to the marginalization of the proletariat, and this trend has further caused the inequality of platform capitalism and the widened wealth disparity.

Keywords: digital age, platform capitalism, political economy, digital labor

責 編／趙鑫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