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市系統正面臨多維度風險帶來的嚴峻挑戰。韌性城市作為城市高質量、可持續發展的價值導向與行動路徑，如何與城市規劃、建設和管理有效融合成為亟待研究的重要問題。文章通過梳理國內外韌性城市的理論發展與實踐演進，總結韌性城市建設與發展的迭代邏輯，指出城市韌性體現在目標適應性、能力系統性和過程持續性三個維度。在此基礎上，探索韌性城市建設與治理的創新機制，即“適應性主動循環機制”“全要素韌性耦合機制”“全過程動態響應機制”；并從建立“發展—安全”共構的韌性發展模式、探索“時間—空間”交融的韌性發展策略、實施“行動—治理”契合的韌性發展路徑三個方面，提出城市韌性發展的價值體系、策略選擇與行動路徑。
【關鍵詞】韌性城市 災害風險 城市韌性發展
【中圖分類號】D632.5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1112.004
曾鵬，天津大學建筑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韌性城市與智慧規劃、存量規劃與城市更新、鄉村發展與鄉村規劃。主要著作有《中華傳統智慧引導韌性空間規劃》《城市更新的價值重構與路徑選擇》《贊天地化育、參道法自然——探索科學與美學有機結合的國土空間規劃技術范式》《新中國城市擴張與更新的制度邏輯解析》《關系視角下鄉村空間認知與轉型路徑研究》等。
引言
應對風險的響應能力是城市高質量建設與發展的重要表征。現代城市正經歷多維度、多類型的災害風險所帶來的嚴峻挑戰：氣候變化深刻影響人居環境，極端天氣災害嚴重威脅人居安全與生態安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城市生命安全、經濟活力與社會穩定承受極大沖擊，公共衛生安全防控策略正在重構城市與社區治理體系；國際形勢錯綜復雜，不同類型的復雜沖突持續誘發城市社會生態失穩。全球城市正面臨著內外部系統、環境、結構、要素日趨復雜的變化，不確定性與非傳統威脅逐漸增加，但與此同時，現代城市也迎來了通過自我修正、主動適應、創新迭代加強風險防控能力的重要契機，提升“城市韌性”成為破解這一問題的關鍵路徑。
作為“韌性”的外化表征，面對不確定擾動的適應調整能力也逐漸成為城市工作各個維度的關鍵價值導向，如何將其有機、有效地融入城市規劃、建設和管理，并將“安全韌性”內化為城市發展的價值模式，是全球城市亟待解決的問題，也必將深刻影響現代城市的未來發展趨勢。
21世紀伊始，眾多國際組織和研究機構開始關注并研究“城市韌性”，2005年，世界減災會議將“韌性”納入災害議程；2010年，地方可持續發展協會（ICLEI）開始每年舉辦“城市韌性和適應力”全球論壇；2011年，聯合國減災署（UNISDR）發布報告《使我們的城市更具韌性》。自2017年起，全球很多國家和城市先后發布了聚焦“城市韌性”的總體規劃和專項規劃，包括紐約、倫敦、首爾、香港、北京等國際重要城市。2021年，中國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首次以國家規劃的形式提出建設韌性城市。
當前，規劃與建設“韌性城市”，通過科學手段增強人居環境系統韌性，探索城鄉韌性發展的實現機制，已經成為國內外學界、業界、政界應對城市災害風險防控的共識。韌性城市理論與實踐衍化歷程“韌性”概念的引入與衍變：從“工程韌性”到“生態韌性”，再到“演進韌性”。“韌性”起源于機械工程領域，用于描述材料應對外部沖擊的抵抗能力與復原能力。隨著時代變遷與學科融合，“韌性”概念也被拓展至其他領域：1973年，加拿大生態學家霍林首次將韌性引入生態學，用以定義生態系統受到擾動后維持穩定狀態的能力；20世紀90年代后期，生態環境學者和社會經濟學者開始關注韌性問題，研究逐漸從自然生態學拓展至社會生態學領域。與此同時，城市規劃學者也認識到城市系統應加強面對災害風險的響應能力，進而將“韌性”引入城市研究中。
在“韌性”概念由機械工程向城市規劃遷移的過程中，經歷了從“工程韌性”到“生態韌性”，再到“演進韌性”幾個階段。“工程韌性”反映物理性能，表征單一穩態下的系統恢復力；“生態韌性”將擾動視為學習機會，強調系統經歷重大擾動之后保持穩定的能力；而“演進韌性”則關注系統的動態變化，強調在系統穩態維持過程中的自組織和適應能力，其概念契合現代城市面對復合多元風險的學習性、適應性、動態性響應要求（詳見表1）。
“韌性城市”理論體系的形成與發展：概念遷移結合傳統智慧。隨著“韌性”概念引入城市規劃學科，國外學者將其與城市規劃本體的環境保護、城市安全等思想結合，逐步建構出“韌性城市”的理論體系。這一思想萌芽可溯源至《雅典憲章》《馬丘比丘憲章》等早期綱領性文件，對城市分區、環境污染等問題的關注，展示出對城市韌性的啟蒙認知；而后眾多學者從復雜系統科學、生態環境保護、城市安全體系、防災減災規劃、公眾參與機制等方面討論城市規劃與治理的持續性和適應性，這些探索對韌性城市理論的形成發揮了重要作用。
我國有關人居韌性的思想則可追溯到更早以前。中華傳統智慧中蘊含著豐富的災害治理的價值觀與方法論，與新時代的規劃技術體系相結合，對認知和應對城市風險、建構可持續的人居系統具有重要意義。其中，“天人感應”與“道法自然”的哲學觀，以及“天地人三才共生”的系統觀，強調城市建設與發展需要把握自然規律、要素格局與人地關系，通過“知天時、識地利、曉人和”來應對風險以實現包容與適應的韌性發展；“疏川導滯、鐘水豐物”的災害治理策略體現傳統智慧在空間格局韌性優化方面的價值觀，強調“因勢利導、順其自然”；而《黃帝內經》中“上工治未病”的思想則可延伸至城市系統，應用于風險評估、監測與預警的全系統建設。
匯集古今中外的人居韌性思維與韌性智慧，國內外學者提出了多種基于“韌性城市”理念的評價體系和發展框架，勾勒出城市韌性特征的表現維度，其中共性特征包括系統性、多樣性、冗余性、連接性、靈活性和適應性等（詳見表2）。對城市韌性水平的科學量化評價主要從對象的韌性構成要素、韌性發展特征和韌性階段過程三個方面展開。其中，代表性的有洛克菲勒基金會提出的CRF城市韌性框架，包括健康和幸福、經濟和社會、基礎設施和環境、領導和策略四個基本維度；Norris等提出的網絡化韌性模型；Cutter等提出的社區韌性指標體系等；陳利等從經濟、工程、環境和社會四個方面構建城市韌性評價體系；方東平等從物理、社會、信息三個角度提出“三度空間下系統的系統”的理論框架；曾鵬結合中國傳統智慧提出韌性城市的“系統韌性”、“格局韌性”和“機制韌性”三個建設與發展維度。總而言之，既往城市規劃思想與“韌性”概念有機結合，使“韌性城市”理論能夠不斷優化完善和創新發展。
韌性城市實踐邏輯的升維與迭代：強化系統性、適應性與持續性。在韌性城市理論體系的支撐下，面對城市風險防控壓力的日益增強，世界各地的國家和城市結合在地特色，不斷探索“韌性城市”的規劃、建設、管理的實踐路徑。其實踐方向趨向于尋找適應城市系統所面臨的短期極端沖擊、長期持續擾動和致險環境威脅的常態化方法。許多國家和城市已經出臺相應的規劃指南，并形成較為完善的行動方案；國內“韌性城市”建設相對起步較晚，但通過借鑒國際經驗已在部分地區展開實踐探索（見表3）。
通過世界各地的不斷探索，韌性城市建設與治理的實踐體系開始逐步實現升維和迭代，主要從“目標”（風險應對、社會經濟發展、城市安全、生態環境、管理體制）、“能力”（穩定能力、恢復能力、適應能力）與“過程”（災前預防、災中應對、災后恢復）三個維度展開，并不斷創新發展，探索新的實踐邏輯：從單一防災減災的被動技術應對到復合社會生態的主動體系構建，再到城市綜合能力的積極價值導向；并從注重瞬時的災害抵御逐漸過渡到階段性乃至常態性的災害響應與適應。因此，新時期韌性城市建設與治理的價值映射與邏輯轉向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見圖1）。
①適應性思維。面向短期極端沖擊、長期持續擾動和致險環境威脅，需要以適應性思維應對常態化的不確定性。具體來看，將應對風險視為系統的一部分，視擾動為動態常態；放棄追求簡單的平衡狀態，強調自組織、自適應，強調學習和創新能力，以及持續不斷的動態調整能力。
②系統性思維。應對風險的“全域、全維度、全要素”系統性響應，韌性城市需要城市功能和要素實現多樣性、混合性、兼容性與連通性，并通過多尺度的空間組織與網絡連接來分散和稀釋風險。
③持續性思維。聚焦災前、災中、災后的風險作用全過程，以及規劃、建設、管理的城市管控全過程；建立動態的、持續的發展觀，超越單一時間節點的能力與狀態，強調適應性循環和跨尺度的動態交流效應，以建立各個階段并重的城市韌性穩態持續過程為目標。
韌性城市的建設與治理實踐統一了城市應對長期壓力和短期沖擊等常態化不確定性風險的適應性；包含了全域、全維度、全要素城市韌性能力建構的系統性；組織了城市在災前、災中、災后全階段以及規劃、建設、管理全過程動態響應的持續性；形成塑造韌性城市建設與治理機制的關鍵內容。
韌性城市建設與治理機制
基于學習與創新反饋能力建立適應性主動循環機制。適應性主動循環機制是指城市系統在應對沖擊和擾動時主動適應并動態調整的機制，使城市在逆境之后能夠迅速恢復，甚至反彈與提升。當前，城市面對的災害風險類型越來越多樣化，且表現形式與作用機理不斷變換，呈現越來越強的不確定性；城市韌性建設如果僅從相對靜態的工程維度進行補強優化，則難以應對復雜多變的風險環境。因此，應對不同維度和類型的災害沖擊，建立主動循環響應的風險防控機制對于提升城市韌性而言至關重要。
城市系統的“主動循環機制”包括“循環機制”與“適應機制”兩個方面。一是“循環機制”驅動系統通過從既往災害作用的壓力、反應與恢復的循環過程中獲取經驗并提升能力。循環過程基于系統要素的學習和創新，來不斷強化和提高應對未來壓力與逆境的能力和加速恢復的能力。二是基于循環機制，系統與風險的相互作用在經過一次次的循環提升后，形成適應性的容錯機制，即“適應機制”。城市系統因而可以逐漸將災害風險視為系統的常態變量，增強與風險共存的能力。
適應性主動循環機制使城市系統能夠通過自組織、資源創新性利用等方式，主動適應各種外部沖擊及新環境條件。從這個角度來說，韌性并非城市要達到的某種最終狀態，而是一種動態進化的過程，通過系統的主動學習、積累實現可持續提升。
基于子系統防御與恢復能力建立全要素韌性耦合機制。全要素韌性耦合機制是指將應對單一風險源的城市子系統的韌性提升策略進行有機統籌的實施機制。完整解析多類型災害風險的協同發生機理和各類要素韌性能力的交互提升機理是其實施基礎，進而建立應對多維度復合風險的全要素韌性耦合機制。
城市是一個由多維要素集合而成的復雜有機整體，各類要素在城市空間中有機組合形塑城市的人地關系、空間格局、設施配置；其流動機制則外化為城市流的形態屬性及治理模式。城市系統中不同維度的各類要素的韌性增強是城市整體韌性提升的基礎。已有研究從不同角度提出了構建韌性城市所需要具備的多元韌性：面向城市發展的功能目標，Jha等（2013）認為城市韌性有四個主要的組成部分，即基礎設施韌性、制度韌性、經濟韌性和社會韌性；基于城市系統的自我調整能力，仇保興（2018）將城市韌性分為結構韌性、過程韌性、系統韌性三個層面；劉彥平（2021）結合中國288個城市的韌性測度研究提出文化韌性、經濟韌性、社會韌性、環境韌性與形象韌性五個維度來反映韌性城市建設的現狀及未來發展趨勢。
綜合來看，城市韌性既體現在結構韌性、空間韌性、設施韌性等硬件方面的城市建設系統韌性，也體現在社會韌性、組織韌性、經濟韌性、文化韌性等軟件方面的城市治理體系韌性，是一個涵蓋全要素的軟硬結合的系統韌性體系（見圖2）。城市韌性的提升應從全域全要素出發，全面開展政策制度、社會經濟、空間環境、設施功能等多維一體的系統優化提升，通過統籌設置和機動調配便捷冗余的空間資源與環境設施，作為城市韌性的功能基礎；通過健全完善組織體系和動態監測風險管理，為城市韌性提供保障和支撐，共同推進城市韌性的提升。
基于持續反應與協同能力建立全過程動態響應機制。全過程動態響應機制是指應對災害作用與系統響應的全過程的持續反應機制和動態調整機制。城市韌性不是“最終完成態”，而是一個“過程性”的時間函數，貫穿災前的預警防御、災中的應急抵抗、災后的恢復和適應再造，包含災害響應的全階段，涵蓋城市規劃、建設、管理的風險防控全過程，是一種持續循環的全生命周期管控機制。而在這個持續作用與持續反饋的過程中，依據各階段雙向作用特征實現動態調整也是“動態響應機制”的關鍵能力。
全生命周期管控機制（見圖3）所蘊含的動態性、持續性特征，要求統籌城市系統全要素韌性，分別通過“災前預警—評估與規劃”、“災中應對—建設與統籌”和“災后恢復—監測與管理”三個階段的動態反饋來循環調整和修正。其中，災前準備模塊是未發生危機時的韌性設施建設與風險預警，包含規劃的預防和準備過程；災中響應模塊是應對危機的應急管理與機動響應，重在響應速度和恢復效率；災后恢復模塊強調風險的監測與管理，是修復并構筑起更具韌性的城市的關鍵。
機制創新融合驅動韌性城市建設與治理。當前，災害風險的多樣化與復合化增加了城市建設與治理的難度。以往靜態的線性思維和被動的剛性防御難以應對這一局面，需以過程為導向，將城市視為由工程、生態、社會韌性集成的有機整體，通過系統綜合城市建設與治理以及全生命周期管控，形成城市風險共擔、發展共參的共同體。
有機融合的三個創新機制（適應性主動循環機制、全要素韌性耦合機制、全過程動態響應機制）將成為城市韌性建設與治理的重要支撐。推動城市從更深層次優化組織結構和要素配置以提升應災響應能力；并從更高維度容納、適應風險，建立與風險包容、共生而后化解的智慧體系。兼顧長期持續擾動和短期極端沖擊的影響；以系統性架構整合城市建設和治理系統的全要素統籌應對措施；通過螺旋循環和累積增強適應性提升城市韌性能力。因此，韌性城市發展機制可以被概括為具備常態適應、系統冗余、持續循環等韌性特征狀態的“遠近兼顧—平災并重—軟硬結合”同構的系統作用機制（見圖4）。
城市韌性發展的價值、策略與行動
內化“安全韌性”為城市系統價值，建立“發展-安全”共構的韌性發展模式。隨著“城市韌性”作為一種系統能力與城市本體產生越來越緊密的交融，其目標逐漸超越能力提升的范疇，變成一種城市發展的價值導向，牽引城市系統的資源要素配置與發展路徑選擇。
城市韌性發展是以安全、韌性、可持續為重要價值目標的發展模式。城市人地系統不僅具有抗沖擊、自適應、易恢復的能力，更將“安全韌性”嵌入系統核心價值體系，形成能包容糾錯、自我優化、主動創新的城市發展模式。該模式下的發展策略選擇和行動路徑規劃將與安全韌性的價值目標共融共構。“安全”不僅是底線，而且是對“發展”形成正向推動的積極因素，“安全”與“發展”相互依托，相互成就。城市的人地關系、空間格局、資源配置、設施建設、要素流動、治理運營都在“發展—安全”融合互促的體系下組織安排。我國當前以生態文明建設為核心的國土空間規劃體系改革正是體現了這樣的價值理念，生態安全、糧食安全、人居安全成為最重要的規劃目標，“保護”與“發展”不再是對立的命題，而是相互支撐、有機融合的哲學觀念和科學手段，使自然資源保護與利用能夠有機融合、國土空間要素實現科學配置。
統籌“全域、全要素、全過程”，探索“時間—空間”交融的韌性發展策略。探索城市韌性發展模式下的策略選擇是將價值觀傳導實施的重要途徑，促使安全韌性作為城市發展的正向推動力。而關注局部空間范圍、單一要素維度、單一時間節點的韌性發展策略往往難以充分發揮其引導作用，局部韌性能力也難以替代整體韌性發展的價值訴求。因此，必須統籌安排空間維度和時間維度的多元城市資源，聚焦同一價值目標，建立資源網絡化的韌性提升路徑；強化系統各個維度、各個時序的功能多樣性和系統連通性，通過冗余度、兼容性提升復雜網絡的韌性，在危機之下提供多種解決問題的功能選擇，提升系統抵御多種威脅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實現城市韌性發展的愿景。
在時間維度上，聚焦災害風險的作用周期，包括災前預警、災中應急、災后恢復的全階段，以及基于災害作用周期的有機循環提升。需建立貫穿全時序的韌性發展策略，科學銜接御險各個階段的特征、評價、響應與經驗，將韌性發展作為系統動態響應的內化屬性，強化持續不斷的調整與應對能力。
在空間維度上，建立城市全域統籌機制，覆蓋建成環境全要素，有機協同房屋建筑、地表覆被、基礎設施、公共服務、河流水系等各要素類型。面對韌性發展的目標和框架，實現科學評估、模擬和配置組合，增強魯棒性與冗余度、提升兼容化與聯通性、科學設置各類緩沖區域、促使要素高效率循環，建構有效的御險環境，達到韌性發展的目標。
面向“多主體”共治共建，實施“行動—治理”契合的韌性發展路徑。韌性發展的效率及質量有賴于空間規劃、建設行動與運行管理的良好銜接與協調統一，以及政府、社會組織和城市居民應對風險的存續能力。因此，韌性發展模式的實施需構建一個可以調動和協調多方力量的行動框架，通過明確和協調各個階段不同主體的訴求與責任，共商共治共建，建立“行動—治理”契合的韌性發展路徑，共同推進城市韌性的有效實施和可持續發展。首先，推進各級政府應災管理機制改革，建立扁平化的治理架構。各級政府應在應災過程中承擔主導作用，通過建立動態應急信息綜合平臺，綜合調配城市資源，合理配備應急設施和專業人員，來強化城市韌性應災管理機制。其次，積極發揮社會組織的重要力量，建立多元化的治理體系。社會組織可以借助其形式多樣、機制靈活、業務全面、資源豐富的優勢，為韌性城市的建設提供資本支持、安全監測、技術咨詢和宣傳科普等服務。最后，鼓勵居民積極參與韌性城市建設。要激發城市居民的主體意識和積極性，開展韌性科普講座，培育居民安全意識和應災能力，以推進城市形成可持續、自組織的長效韌性運維機制。
結語
當前，我國正處于發展轉型的關鍵時期，面臨復雜多變的外部環境和內部壓力，城市系統的復雜性和脆弱性大大增加，韌性城市作為城市安全的核心目標和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表征，是新時期我國解決城市可持續發展問題的重要共識和路徑選擇。以“安全韌性”為城市發展的價值導向，基于全生命周期的時序架構和全維度要素的對象系統，解析韌性城市的建設與治理機制，以“韌性”為價值目標進一步探索城市發展機制、行動路徑與實踐模式，是未來城市研究的重要趨勢。
（天津大學博士研究生任曉桐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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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編／張 曉
Resilient Cities and Urban Resilience Development Mechanisms
Zeng Peng
Abstract: Urban systems are facing serious challenges brought about by multi-dimensional risks. As a value orientation and action path for high-quality and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how to effectively integrate resilient cities with urban planning,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to be studied. By reviewing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nd practical evolution of resilient cities at home and abroad, the article summarizes the iterative logic of resilient city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points out that urban resilience is reflected in three dimensions: goal adaptability, systemic capacity and process sustainability. On this basis, the innovative mechanisms of resilient city construction and governance are explored, namely the "adaptive active cycle mechanism", "all-factor resilience coupling mechanism" and "all-process dynamic response mechanism". In addition,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a resilient development model with the co-construction of "development-security", the exploration of a resilient development strategy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time-space",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resilient development path with the fit of "action-governance", three aspects of resilient urban development are proposed.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value system, strategic choices and action paths for resilient urban development.
Keywords: resilient city, disaster risk, urban resilience develop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