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前，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引發的全球能源轉型與烏克蘭危機是推動全球能源格局發展演變的兩個主導力量。可再生能源的大發展和石油需求峰值的到來將會弱化能源地緣政治屬性，資本將流向低成本、低風險的上游油氣資產，能源貿易重心將由全球油氣市場轉向區域性電網，能源出口國地位將遭到削弱，進口國對外能源依賴度將降低，可再生資源技術領先國和關鍵礦產資源富集國的競爭優勢將增強。烏克蘭危機將導致油氣賣方市場重現、全球能源商品分化為俄與非俄商品、歐洲天然氣因供應短缺出現“歐洲溢價”現象、俄羅斯能源份額大幅下降而美國能源優勢顯著增強。全球能源格局新變動對中國能源安全的影響主要體現在進口成本上升、中美在碳減排和可再生能源產業鏈上的博弈加劇、中俄能源貿易面臨二級制裁風險等方面。
【關鍵詞】能源轉型 烏克蘭危機 全球能源格局 能源安全
【中圖分類號】D630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13.002
當前，碳達峰、碳中和行動與烏克蘭危機對現有的全球能源格局構成影響深遠的疊加沖擊，加快了能源生產國和消費國的利益調整、力量消長與分化組合。可再生能源部署的快速擴張和石油需求峰值時代即將來臨，將弱化化石能源的政治屬性，引導資本流向低成本、低風險的上游油氣資產，推動能源貿易重心由全球油氣市場轉向區域性電網，削弱油氣出口國的地位，降低進口國的對外能源依賴度，增強新能源技術領先國和關鍵金屬礦產資源國的競爭優勢。烏克蘭危機引發美西方對俄羅斯能源實施全面制裁，高成本的美國頁巖油氣借機將低成本的俄羅斯油氣徹底排擠出歐洲市場，致使俄羅斯能源市場份額大幅下降，美國能源優勢得到顯著提升，歐洲的液化天然氣市場將因長期供應短缺而出現“歐洲溢價”現象。作為最大的化石能源進口國和可再生能源投資國，中國需要全面客觀分析全球能源格局新動向對自身能源供應安全的影響，采取科學務實的應對措施。
能源轉型與全球能源發展新格局
能源地緣政治屬性弱化。能源轉型通常伴隨著太陽能和風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地位上升，及化石能源的優勢削弱。與化石能源相比，可再生能源存在如下四個不同的特點，導致地緣政治屬性明顯弱化。一是資源稟賦分布分散而非集中。可再生能源是無處不在的，不像化石能源集中分布于特定的區域或國家。這減少了可再生能源國際貿易的需求，導致霍爾木茲海峽、蘇伊士運河和馬六甲海峽等海運咽喉要道的重要性下降。二是以流量形式存在，且不可耗竭。絕大部分可再生能源以流量的形式存在，難以保存，不可耗竭；而化石能源以存量的形式存在，可以儲存，但只能被一次性使用。三是生產和消費過程的去中心化與民主化。可再生能源可以任何規模部署，適合以分散的形式進行能源的生產和消費。四是成本持續下降且邊際成本幾乎為零。隨著技術不斷進步，太陽能和風能的發電成本持續下降，且太陽能和風能電站在建成后發電的邊際成本幾乎為零。[1]
石油需求峰值引致資本流向低成本、低風險的石油資產。石油需求峰值會導致石油行業上游投資意愿下降，資本將會流向低成本、低風險的優質石油資源，從而沙特、美國等國的市場份額會上升，而俄羅斯、安哥拉、委內瑞拉等國的市場份額會下降。石油需求峰值會對石油長期價格的穩定和石油投資的長期盈利能力構成較大的負面沖擊，削弱投資者進入石油上游行業的積極性。在石油需求放慢和資本流入趨緩的情形下，產油國之間吸引資本投資的競爭會加劇，低成本、低風險的優質石油資源將獲得更多資金，其市場份額將上升，而高成本、高風險的石油資產將處于資金匱乏和市場份額大幅下跌的境地。
沙特、科威特和阿聯酋等石油輸出國組織（歐佩克）的核心國家，石油資源優勢無可比擬，每桶原油的開采成本僅為2.8美元左右，且財政實力強、政治穩定，但風險點在于經濟多元化進展不大、社會福利支出高，財政預算平衡油價高達80美元／桶，與石油低開采成本形成鮮明對照，并易被伊朗、伊拉克等周邊鄰國的地緣政治或武裝沖突事件波及。[2]
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和巴西的經濟結構更為多元化，石油的出口收入、利稅收入占其出口收入、財政收入的比例均低于20%。北美地區的關鍵優勢是政治風險低、資金成本低和技術先進，能夠在相當程度上抵消開采成本較高的劣勢。不過，加拿大油砂在生產成本、環境和溫室氣體排放方面面臨壓力；巴西、墨西哥的石油投資政治化風險較高，資源民族主義行為多發；巴西鹽下油田和墨西哥深水油田項目均面臨著投資周期長、成本高的挑戰。俄羅斯的經濟多元化程度優于中東國家，但美西方的全面制裁將使其石油市場份額深幅下調。
利比亞、委內瑞拉、伊拉克、尼日利亞、安哥拉、阿爾及利亞、哈薩克斯坦、伊朗等脆弱的國家高度依賴石油出口，且政府治理能力較弱、營商環境較差和腐敗行為較為盛行阻礙了能源轉型進程。伊朗和委內瑞拉的受制裁、安哥拉和尼日利亞的腐敗與監管政策的不確定性、阿爾及利亞和伊拉克的政治危機，嚴重制約其應對石油需求峰值沖擊的能力。
能源貿易重心將由全球油氣市場轉向區域性電網。可再生能源發展將會推動主流貿易方式由全球化的油氣貿易向區域化的電力貿易轉變。目前，全球約80%人口所在的國家需要進口能源，化石能源貿易占全球貨物貿易的比例約為15%。波動性大的可再生能源，對電網的彈性、智能性和互聯互通程度有較高的要求，以實現電力的實時供需平衡。隨著能源轉型的推進，電力將取代化石能源的主體地位，電力貿易在能源貿易中的比例將顯著上升。能源貿易重心將由全球化油氣市場轉向區域性電網。能源進口國將在國內發展可再生能源的同時，也會與周邊國家的電網連接以獲取外部電力。跨境電力貿易將會促進電網的互連互通，提升電網的穩定性和彈性。
與石油和液化天然氣（LNG）在全球范圍內廣泛交易不同，電力目前仍是一個區域性商品。在現有技術水平下，電力遠距離輸送的損耗較大。不過，特高壓技術能顯著降低電力長距離輸送的成本。與油氣貿易通常由出口國向進口國單向流動不同，電力貿易的流動可能是雙向的。例如，太陽能資源豐富的國家在光照充足的季節出口電力，在雨季光照不足時需要從鄰國進口電力。能源轉型還會推動與可再生能源相關的商品和技術的貿易，如光伏太陽能板、風力渦輪機的葉片、水力發電的水輪、智能電表、電池及零配件、工程施工和安裝服務。
可再生能源貿易的比較優勢取決于技術、相對價格和運輸成本。在霍爾木茲海峽、馬六甲海峽等傳統的戰略性運輸通道地位下降的同時，輸電網、儲能等電力基礎設施對于一國能源供應安全的重要性將會顯著提升。預計電力基礎設施將成為大國之間爭奪影響力和控制力的新戰場，切斷電力供應將成為一個重要的地緣政治武器，類似于油氣禁運。缺少信任是國家之間建立合作電網面臨的一個主要障礙。以色列和阿拉伯鄰國之間因缺乏互信而未建立電網。波羅的海國家希望將其電網與歐洲大陸相連，并實現與俄羅斯電網的脫鉤，此舉顯然有地緣政治動機。
化石能源出口國地位下降，可再生能源技術領先國和關鍵礦產資源國優勢上升。在過去的兩個世紀中，化石能源一直是全球能源系統的基礎，煤炭、石油和天然氣資源在地理上的集中分布塑造了各自不同的地緣政治格局。煤炭和蒸汽機驅動了工業革命，進而塑造了19世紀的地緣政治格局。石油和內燃機以及對油氣資源的爭奪與控制確定了20世紀地緣政治格局的基本特征。與歷史上的能源轉型不同，可再生能源轉型不再表現為由一種能源轉向另一種能源，而是超越單一的能源部門，涉及經濟和社會結構的重大調整。顯然，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的轉型對全球地緣政治關系和國家間權力分配的影響程度，絕不亞于薪材向煤炭、煤炭向石油的轉型。全球能源轉型將引發能源的生產和消費國之間權力與地位的分化組合，大多數國家有望提高能源獨立性，降低對外化石能源的依賴度，其中依賴化石能源進口且處于清潔能源轉型領先優勢地位的國家將受益較多，而依賴化石能源出口的國家的利益則將明顯受損。
全球能源轉型將導致中東、獨聯體等出口和財政收入嚴重依賴化石能源的國家利益受損，地緣政治影響力下降。平均而言，中東、獨聯體國家的化石能源出口收入占GDP的比例、油氣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例均超過40%。在許多油氣資源國，政府出于維系政權和社會穩定的考慮，將大量化石能源租金（市場價格與生產成本的差價）用于能源補貼和社會福利支出。隨著油氣出口收入的下降，政府勢必會縮減社會福利支出，而支出削減會降低政權的合法性，可能導致社會動亂和政局動蕩。而且，一國內部的政局動蕩很可能會傳導至鄰國。從而，油氣產出國的權力真空或權力內斗是全球能源轉型所面臨的最大地緣政治風險。例如，20世紀80年代油價下跌是導致蘇聯衰落并最終解體的一個重要因素。
中國、歐盟、日韓等國在能源轉型中明顯受益，其能源獨立性將因可再生能源的發展而提升。中國高度依賴油氣進口，但在可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的制造和技術創新領域具有優勢，且是世界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資國。歐盟和日韓的化石能源需求已達到峰值，高度依賴化石能源進口；在可再生能源技術上處于領先地位，如德國擁有3.1萬件可再生能源專利。印度經濟增長潛力巨大，預計會在未來十年內超越中國成為能源需求增長最快的市場，其可再生能源投資增長近年來顯著提速。不過，印度在建設電力基礎設施、履行《巴黎協定》承諾、治理空氣和水污染方面面臨著嚴峻挑戰。美國因頁巖油氣革命實現了能源獨立并成為油氣凈出口國，且將憑借其在機器人、人工智能和電動汽車等可再生能源科技創新領域的領先優勢而獲益。
總體上看，可再生能源的資源稟賦豐富或技術先進的國家將獲得競爭優勢，其國際影響力預計會上升。這些國家主要有三種類型：一是可再生能源發展潛力大，能對外出口可再生能源電力或燃料的國家。澳大利亞的太陽能和風能資源規模要比其煤炭、天然氣、石油和鈾的資源總和大75%。智利擁有豐富的太陽能、風能、水力、地熱和海洋能資源。不過，偏僻的地理位置會對兩國電力資源的出口構成障礙。事實上，一些國家已開始出口可再生能源電力。挪威向鄰國和荷蘭出口電力，并修建了通往德國和英國的電纜。巴西也向鄰國出口水電。二是關鍵礦產資源豐富的國家。玻利維亞、阿根廷、印度尼西亞和民主剛果等國憑借鋰、鎳、鈷等關鍵礦產資源優勢，將有機會成為全球可再生能源產業鏈條的一個重要環節。三是可再生能源技術領先的國家將成為全球能源轉型的受益國。可再生能源技術競爭可能導致技術統治或技術壟斷，美國、歐盟和中國等掌握關鍵能源技術的國家或地區將占據領導地位，而其他國家會對其形成高度依賴。不過，考慮到可再生能源的無處不在及其技術可替代性強的特點，可再生能源技術領先國不可能擁有油氣資源豐富國曾經占據的市場主導地位。[3]
綠色關鍵金屬供應鏈成為能源地緣政治關注的焦點。全球能源轉型導致綠色關鍵金屬需求長期持續上升，礦產資源豐富的國家將顯著獲益，進而引發生產國的資源民族主義行為和消費大國的競爭博弈，進一步加劇關鍵金屬的供需失衡，而關鍵金屬礦石的分布集中度和壟斷性比油氣資源更高，很多金屬礦石僅分布在兩三個國家，從而，能源地緣政治關注的焦點可能由油氣資源轉移至綠色關鍵金屬供應鏈。
可再生能源發電技術雖有所不同，但對金屬的需求強度明顯高于化石能源。陸上風力發電站的金屬需求量是天然氣發電站的10倍，電網需要大量的銅和鋁，電動汽車的金屬使用量是普通燃油汽車的6倍。根據國際能源機構（IEA, 2021）的預測，在2050年實現碳中和目標的條件下，2040年金屬需求將比2020年增長6倍多，其中電動汽車和儲能電池的金屬需求至少會增加30倍，鋰需求將增長40多倍，石墨、鈷和鎳約增長20～25倍。[4]不過，鑒于多數關鍵金屬可以被回收和再利用，其稀缺性將低于預期水平，從而，在關鍵金屬領域，不可能出現一個類似歐佩克的卡特爾組織。因此，在可再生能源主導的能源體系下，電力和關鍵礦產不可能獲得油氣在國際地緣政治領域的角色和權重。需要注意的是，隨著技術進步，海底礦產資源商業化開采的可行性將提高，會引發主權和全球礦業治理問題，需要采用國際規則和標準來緩解環境破壞與社會沖突的風險。值得指出的是，由于資源詛咒現象的存在，關鍵金屬礦產資源豐富的國家通常也是動亂頻仍的國家。例如，哥倫比亞經歷了長期的內部武裝沖突，一些武裝組織控制和開采錫、鎢、鉭和金礦資源。
關鍵金屬的供應短缺和價格大幅上漲導致拉美、非洲和亞洲國家的資源民族主義情緒明顯抬頭。新一輪資源民族主義主要包括提高礦產特許權使用費率和稅率、停止或重新談判現有采礦合同、國有化、禁止出口等多種方式。[5]資源民族主義將限制礦業的投資和產能增長、助推資源價格上漲、加大資源供應不確定風險。關鍵金屬供應短缺也激化了大國博弈，增大地緣政治風險。在《美國白宮供應鏈百日審查報告》看來，中國在金屬礦產供應鏈的優勢地位主要源于加工和制造，而不是原材料資源稟賦。出于對中國在關鍵金屬冶煉和加工領域優勢地位的憂慮，美國、歐盟和日本等主要經濟體重新審查和評估其關鍵礦產供應狀況，加強與盟友、合作伙伴的貿易投資合作，并促進稀土、鋰、鈷等其他資源的開發。2022年4月，美國政府啟用冷戰時期的《國防生產法》來鼓勵對鋰行業的投資，以實現其所謂的“汽車行業擺脫對中國鋰供應商的依賴”這一目標。未來，預期中國與美西方國家圍繞關鍵礦產的占有、萃取、精煉、加工和應用的競爭博弈將趨于激烈。
烏克蘭危機與全球能源發展新格局
俄羅斯的能源地位與俄歐能源相互依賴。俄羅斯地域遼闊，擁有極為豐富的石油、天然氣和煤炭資源，是化石能源超級大國。根據英國石油公司（BP）的統計數據，2021年，俄羅斯石油日產量約1094萬桶，占全球石油產量的12.2%，是僅次于美國、沙特的第三大產油國。俄羅斯是第一大石油產品出口國，是僅次于沙特第二大原油出口國。2021年，俄羅斯石油及石油產品日出口量達823萬桶，占全球石油出口的份額達12.3%，其中原油日出口537萬桶，成品油日出口286萬桶。俄羅斯是“歐佩克+”聯盟成員國，與美國、沙特共同主導全球原油供應格局。同時，俄羅斯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氣儲量，是世界第二大天然氣生產國和最大的天然氣出口國。2021年，俄羅斯天然氣產量達7107億立方米，占全球天然氣產出份額達17.4%，僅次于美國的23.1%，出口天然氣2413億立方米，占全球天然氣的出口份額達23.6%。俄羅斯還是重要的煤炭生產國。2021年，俄羅斯煤炭產量達4.4億噸，占全球煤炭產量的5.5%。俄羅斯是全球第三大煤炭出口國，2021年煤炭出口量達2.88億噸，占全球煤炭出口量約17.9%。俄羅斯的經濟高度依賴能源行業，2021年石油和天然氣收入占俄羅斯聯邦預算的45%。
俄歐在能源領域相互高度依賴，歐洲對俄羅斯天然氣依賴度最高。歐洲是俄羅斯最主要的能源出口市場，而俄羅斯是歐洲最主要的能源進口來源國。歐洲化石能源消費占能源消費總額的60%左右，絕大部分依靠進口，其天然氣、石油和煤炭的進口依賴度分別高達90%、97%和70%。俄羅斯在天然氣、石油和煤炭領域均是歐洲的第一大進口來源國。2021年，俄羅斯向歐洲出口原油及成品油2.15億噸（約410萬桶／天）、天然氣1844億立方米、煤炭約1億噸。2021年，來自俄羅斯的天然氣、原油和煤炭占歐洲進口份額分別達54%、32%、48%，而俄羅斯76%的天然氣、53%的石油和35%的煤炭出口流向歐洲。與石油市場全球化程度較高不同，天然氣市場具有明顯的區域特征，其運輸和交付受管道、接收站等基礎設施的嚴重制約。歐洲對俄羅斯管道天然氣形成高度的剛性依賴。2021年，歐洲從俄羅斯進口管道氣1670億立方米，占自俄羅斯天然氣進口量的90%，進口液化天然氣174億立方米，占進口量的10%。[6]
美西方對俄羅斯的能源制裁。烏克蘭危機對于全球能源市場和能源格局的影響主要取決于美西方對俄羅斯制裁的烈度。在美西方看來，能源是俄羅斯最為關鍵的經濟部門，只有對其能源進行嚴厲制裁，才能實質性削弱俄羅斯的經濟實力和戰爭能力。鑒于歐洲對俄羅斯的能源特別是油氣的依賴度高，為盡量減小制裁對自身能源供應的負面影響，美西方對俄羅斯的能源制裁經歷了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烈度不斷上升，主要有禁止提供設備和技術、禁止投融資、制裁港口和航運企業、禁止金融服務、減少或停止進口等五種方式。
第一，禁止設備和技術的出口與服務的提供。自2014年克里米亞并入俄羅斯后，美西方對俄羅斯某些設備（特別是石油勘探和生產的設備）的出口、相關技術援助和相關服務提供施加限制。俄烏沖突爆發以來，新制裁措施包括禁止向俄羅斯出售、供應、轉讓或出口用于煉油和提供相關服務（如技術援助和經紀服務）的特定商品和技術。
第二，撤資或禁止新投資。美西方政府廣泛禁止對俄羅斯能源部門的新投資，但民用核能和某些運回歐盟的能源產品例外，禁止收購或擴大參與俄羅斯活躍能源企業以及為此類企業提供資金或與其建立合資企業。迫于政治和股東的壓力，西方石油公司和油服企業紛紛宣布撤資或不再開展新的投資。英國石油公司（BP）行為最為激進，宣稱放棄俄羅斯國家石油公司（Rosneft）高達19.75%的股份，可能產生250億美元的損失。殼牌承諾停止購買俄羅斯原油，逐步削減在俄羅斯油氣資產。埃克森美孚將退出投資額達40億美元的薩哈林1號油氣項目。法國道達爾和德國西門子表示不再簽訂新的能源合約，挪威國家石油公司宣布逐步停止在俄羅斯的業務。油田服務公司斯倫貝謝和哈里伯頓也宣布停止在俄羅斯的新增投資活動，并逐漸削減剩余業務。
第三，制裁港口和航運企業。馬士基等西方國家的船運和物流公司基本暫停了所有往返俄羅斯的海運、空運和洲際鐵路的新預訂，但食品、醫療和人道主義用品除外。俄羅斯航運企業遭受制裁導致全球能源運輸能力下降。俄羅斯是國際海運市場上的一支重要力量，擁有49家航運公司，自有運力1000艘，達2068萬載重噸。位于黑海的新羅西斯克港是俄羅斯第一大港，該港口被制裁導致俄羅斯通過黑海港口向歐洲能源的出口中斷。
第四，限制或禁止金融服務。美國財政部將俄羅斯聯邦儲蓄銀行（Sberbank）、俄羅斯聯邦外貿銀行（VTB）、俄羅斯國有開發銀行（VEB）等多家俄羅斯系統性重要銀行納入最嚴厲的金融制裁SDN清單，實施凍結資產和禁止交易。同時，歐盟將俄羅斯聯邦儲蓄銀行、俄羅斯聯邦外貿銀行、俄羅斯國有開發銀行等大型銀行從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支付系統中除名，禁止向其提供用于交換財務數據的專用金融消息服務。不過，俄羅斯服務能源交易的主要金融機構俄羅斯天然氣工業銀行不在制裁名單上。此外，俄羅斯在SWIFT系統中還有300多家中小銀行。這雖然會增加俄羅斯對外貿易在獲得跨境支付、開立信用證、保險等金融服務上的難度，但其油氣出口的資金支付渠道仍保持開放。同時，歐盟禁止保險公司為運送俄羅斯石油的商船提供保險和再保險業務。
第五，大幅縮減或禁止進口。美國和加拿大因自身能源豐富，率先宣布禁止進口俄羅斯能源。2022年3月，美國宣布禁止進口俄羅斯石油、天然氣和煤炭，但現有合同執行截止日期為2022年4月22日；加拿大隨后宣布禁止進口俄羅斯石油；英國也決定在2022年年底前停止購買俄羅斯石油產品。與煤炭、石油和天然氣的可替代性逐步降低的狀況相匹配，歐盟對俄羅斯能源進口的大幅縮減或禁止措施大體上可分成三步：一是4月決定禁止從俄羅斯進口煤炭，寬限期為4個月，即從2022年8月起禁止俄羅斯煤炭進口；二是5月底就禁止進口俄羅斯石油達成協議，同意立即禁止進口75%的俄羅斯石油，同時暫時豁免以管道方式進口的俄羅斯石油（主要流向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并計劃到2022年年底禁止進口90%的俄羅斯石油；三是計劃于2022年年底前將俄羅斯天然氣進口量減少75%，并在2030年之前停止從俄羅斯購買天然氣。同時，美西方正在商量對俄羅斯出口的天然氣和石油設定價格上限。
烏克蘭危機對全球化石能源格局的影響。第一，全球能源供需特別是石油供需格局發生逆轉，油氣賣方市場現象重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雖會導致能源需求峰值時代加速到來，但美西方制裁將嚴重削弱俄羅斯油氣的出口、投資和生產能力，疊加碳中和引發的化石能源投資低迷，未來全球油氣產能可能會大幅下滑，化石能源的供應短缺而非需求不足將成為能源市場關注的焦點，賣方的地位會顯著提升，可能出現油氣賣方市場。有三點理由：一是美西方制裁和抵制俄羅斯油氣產品，導致俄羅斯油氣出口嚴重受阻，將迫使俄羅斯大幅削減產量。據國際能源署估計，俄羅斯的石油產量將從2022年4月份開始削減300萬桶／日，若歐盟的制裁進一步升級，俄羅斯對歐洲的石油出口將大幅下降，且其根本不可能找到可替代性市場，從而俄羅斯石油產量下降的幅度將更大。隨著歐美油氣企業停止對俄羅斯投資并禁止出口設備和技術，俄羅斯油氣行業的資本性支出將減少，設備更新和技術進步的難度將增大，其未來將難以維持產能穩定。二是美國和中東國家的油氣增產空間不大，僅能部分彌補俄羅斯油氣產量和出口的下降。雖然價格上漲會刺激美國頁巖油氣企業增產，但增加投資需要時間，且嚴格的環保政策也制約著頁巖油氣增產的空間。沙特、阿聯酋等擁有較多油氣閑置產能的中東國家因人權議題與美國的關系趨冷，增產意愿低落。伊核協議談判雖取得進展，但受長期制裁的影響，伊朗的石油產能及出口量短期內難以提升。三是受碳中和行動的影響，油氣投資意愿低迷。2020～2021年期間，全球油氣勘探開發平均支出僅3350億美元，比前些年5250億美元的投資規模大幅下跌了36%。
第二，全球能源商品分化為俄能源和非俄能源兩種類型，俄羅斯能源價格相對于國際能源基準價格將維持大幅折扣。歐洲能源企業出于政治正確、制裁、運輸安全和保險等問題的考慮，基本停止了與俄羅斯簽署新的采購合約，大幅削減了對俄羅斯能源的購買量，并計劃在2022年底禁止進口俄羅斯的煤炭，其將對俄羅斯的石油、天然氣進口規模僅維持在沖突爆發前的10%、25%的低水平上，被迫將能源產品需求由俄羅斯轉移至北美、中東、拉美、西非和澳洲，致使非俄能源產品需求大幅上升。亞洲等發展中國家因受到美西方制裁的威脅和現有能源基礎設施的限制，難以替代歐洲國家大規模增加進口俄羅斯能源產品。這就導致俄羅斯能源供應大量過剩，而其他地區能源供應嚴重短缺，以至于出現國際能源基準價格快速上漲和俄羅斯能源價格大打折扣并存的現象。例如，俄羅斯烏拉爾原油與布倫特原油的價差約為30美元／桶。未來，隨著歐洲基本停止從俄羅斯進口能源產品，俄能源產品與非俄能源產品之間大幅價差將會長期維持。
第三，俄歐天然氣對抗將導致歐亞搶購液化天然氣的競爭趨于激烈，歐洲液化天然氣市場因供應短缺出現“歐洲溢價”現象。當前，天然氣貿易盧布結算成為俄歐對抗的一個風暴眼，可能引爆歐洲天然氣供應危機。在天然氣斷供的威脅之下，歐盟艱難推進天然氣進口多元化步伐，2022年計劃從卡塔爾、美國、埃及等國增加進口500億立方米液化天然氣，從阿塞拜疆、阿爾及利亞、挪威等國增加進口100億立方米管道天然氣，以部分替代俄羅斯的天然氣。不過，考慮到大規模增產、運輸船和接收站的建設均需數年時間，歐盟在未來數年內根本不可能找到有效的替代供應方，而俄羅斯利用歐洲對其管道天然氣剛性依賴這一最大軟肋，簽署對歐天然氣出口“盧布結算令”，意欲借能源優勢反制美西方的全面制裁，維護盧布幣值穩定和金融主權。德國、法國等歐洲國家拒絕用盧布購買俄羅斯天然氣，并啟動天然氣供應應急預案，而俄羅斯威脅若不用盧布結算將對歐洲斷供。目前，俄羅斯已對波蘭、保加利亞、芬蘭、荷蘭、丹麥等拒絕盧布結算的國家實行斷供。俄歐如何處置天然氣貿易盧布結算爭端對于歐洲和全球天然氣市場將產生重大影響。若歐洲去俄羅斯天然氣的步伐過于激進或者俄羅斯對歐洲天然氣斷供，歐洲將會陷入天然氣供應危機，歐洲油氣貿易企業將會從卡塔爾、澳大利亞、美國和阿爾及利亞等主要產氣國搶購液化天然氣，也會高價轉購中日韓企業現有的液化天然氣訂單，這將會加劇歐亞之間爭奪液化天然氣現貨的競爭。受烏克蘭危機的影響，液化天然氣價格一路飆升，歐洲天然氣基準價格TTF一度超過70美元／百萬英熱單位（按熱值換算，相當于400美元／桶的油價），目前已明顯高于東亞JKM液化天然氣現貨價格。鑒于歐洲的天然氣供應危機可能將持續數年，“歐洲溢價”現象可能延續一段較長的時間。
第四，俄羅斯能源利益受損最大，在全球能源市場的份額會顯著下降，而美國受益最大，攫取了歐洲能源地緣政治的主導權。俄羅斯的能源利益受損最大，體現在：一是隨著歐洲能源進口禁令生效日期的逐步臨近，俄羅斯將喪失一半以上的能源出口市場和收入；二是受美西方制裁的威脅、基礎設施的限制和進口渠道多元化等因素的影響，中國、印度等亞洲發展中國家增加對俄羅斯的能源進口空間有限。例如，中國、印度至多可自俄羅斯分別增加50萬桶／天、100萬桶／天的石油進口，僅能彌補其35%左右的石油出口損失；三是俄羅斯能源價格相對于國際能源基準價格有大幅的價格折扣，盡管當前能源價格高漲使得俄羅斯能源出口收入可能比烏克蘭危機前更高，以至于價格折扣的凈損失較小，但如果七國集團能成功地限制俄羅斯能源出口的價格，俄羅斯的能源出口收入會顯著下降。與此同時，美國是最大的能源獲益國。體現在：一是借助烏克蘭危機徹底地將俄羅斯排擠出歐洲能源市場，獲取了歐洲能源地緣政治的控制權和主導權。在低成本的俄羅斯油氣被排擠出局的情形下，高成本的美國頁巖油氣將迅速占領歐洲市場，并成為歐洲所謂可靠的能源供應者，歐洲對美國能源的依賴將顯著提高。二是提升美國能源基準價格的話語權。在國際油氣市場，歐洲、美國的基準價格的市場影響力基本上在伯仲之間、分庭抗禮，如原油期貨市場的英國布倫特價格、美國WTI價格，天然氣市場的荷蘭TTF價格、美國的亨利中心價格等。在歐洲大量進口美國油氣資源的情形下，雙方貿易勢必會以美國的WTI、亨利中心價格來計價，這就為美國擴大其油氣基準價格的影響力提供了有利的契機。
全球能源新格局對中國能源供應安全的影響
第一，能源進口成本增加，能源供應安全風險加大。中國能源稟賦的基本特征是富煤、貧油和少氣，化石能源對外依存度達20%，其中石油、天然氣和煤炭對外依存度分別約為73%、43%和10%。當前，碳中和引發的化石能源投資低迷與烏克蘭危機導致的俄羅斯能源產品退出美西方市場，導致國際化石能源價格高位震蕩，顯著增加了中國的能源進口成本。按照110美元／桶的石油價格估算，中國目前每天的原油進口成本便超過12億美元，一年的原油進口成本高達4400億美元左右。而且，在全球能源市場特別是液化天然氣市場供應緊張的條件下，中國采購能源的難度會顯著上升。例如，美國油氣企業在全力增加對歐洲能源供應的情形下，其開拓中國市場的意愿會明顯下降。
第二，中美在碳減排、可再生能源產業鏈領域的競爭博弈加劇，中國履行碳減排承諾的約束和壓力加大。拜登能源政策試圖通過應對氣候變化來振興美國可再生能源行業，為中產階級提供高質量的就業機會，并將清潔能源技術出口至全球，以確立美國的清潔能源超級大國地位，實現“清潔能源統治”。作為最大的碳排放國和可再生能源投資國，中國是拜登能源政策的主要打壓對象。體現在：一是提高碳排放標準，削弱中國制造業的競爭力；二是在清潔技術領域與中國進行激烈競爭甚至脫鉤。美國政府要求各國特別是中國承擔碳排放的全部成本，推動監督全球主要國家提高氣候目標的承諾以及承諾的透明度和可執行性。拜登重視與盟國聯手，迫使中國作出更為嚴格的碳減排承諾，并將氣候承諾與貿易掛鉤。若中國未能履行氣候和環境義務，美國及其盟國可能對中國出口的碳密集型商品征收碳調整費或實施配額管理。預計未來中國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實施，會面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經常性質疑和嚴格監督。同時，美國政府忌憚中國在可再生能源產業鏈上的競爭優勢，試圖強化與中國在清潔能源技術領域的競爭。拜登認為，特朗普能源政策導致美國的可再生能源發展停滯，其投資規模僅為中國的三分之一，造成美國在未來清潔能源技術競賽中落后，流失高薪就業機會。為在清潔能源技術競爭中占據優勢，拜登政府在大力增加研發投資的同時，延續特朗普政府實行的與中國科技脫鉤政策。這將明顯加大中國清潔能源企業的競爭壓力。
第三，美西方有可能升級對俄羅斯的能源制裁，中俄能源貿易面臨二級制裁風險。隨著歐洲油氣進口渠道多元化的推進和對俄羅斯能源依賴度的逐步下降，不排除美西方在油氣市場供應改善的情形下會升級對俄羅斯的能源制裁，甚至將制裁對象擴大至二級制裁。顯然，中國巨大的需求市場對于俄羅斯實現能源出口基本穩定至關重要，是俄羅斯能否維系國內經濟穩定的一個關鍵因素。美西方國家深知，中俄能源貿易合作的密切程度，直接關系其對俄羅斯經濟制裁的成敗。美國公開威脅中國不要給俄羅斯提供“物質支持”，否則會面臨“后果”。美國一小撮反華議員甚至提出“遏制中俄合謀法”，揚言阻止中國金融機構使用SWIFT以外的金融通信系統與俄羅斯進行交易，否則將面臨制裁，如凍結或終止與中國金融機構有關的任何美國賬戶，或阻止這些機構使用在美資產。不過，考慮到俄羅斯的能源、軍事地位，美西方無力對俄羅斯實施類似于針對伊朗的石油出口清零政策。
對策建議
第一，高度重視能源供應安全，加大優質煤炭的增產力度，縮減液化天然氣采購規模，調控成品油出口，并繼續鼓勵海外油氣投資。在當前全球能源供應不確定性風險高、價格大幅震蕩特別是液化天然氣價格過高的非常時期，中國的首要任務應是維護國內能源供應穩定，適當降低碳排放要求。在國內油氣增儲上產空間有限的情形下，中國應充分發揮煤炭的兜底保障功能，增加國內煤炭產量，降低對外能源依賴度。鑒于目前液化天然氣價格處于異常高位，中國能源企業應縮減購買規模或推遲簽署新的采購合約。適當管控汽油、柴油和航空煤油等成品油出口，保障國內石油產品供應。同時，在全球油氣行業投資低迷的環境下，應繼續鼓勵中資企業投資海外上游油氣資產。這既有助于滿足中國龐大的油氣需求，也能獲得較為有利的市場交易價格。
第二，在碳減排和清潔能源領域與美國開展合作，但中國的氣候承諾應與企業承受能力相適應。氣候變化和清潔能源是中美共同利益較多的領域，是穩定雙邊關系的重要突破口。中國應與美國在氣候變化及清潔能源領域開展合作，推動形成新的合作框架，共同推進《巴黎協定》的落實，加快全球能源轉型進程。采取政府引導和市場運作相結合的方式，鼓勵有條件的省市及企業加強與美國各州及企業在清潔能源領域的合作。充分發揮中國市場體量大的優勢，吸引美國企業來華投資，鼓勵中美企業在可再生能源、核電、儲能、電動汽車等方面開展技術和市場合作。同時，考慮目前以煤炭為主的能源稟賦和消費結構、油氣供應安全問題突出、制造業企業對能源成本高度敏感的現狀，中國在碳排放、碳關稅等氣候議題上的承諾應與國內企業的承受能力相適應，避免作出過高的承諾，以化解拜登政府利用氣候議題打壓中國制造業競爭力的圖謀。
第三，維持中俄能源貿易規模穩定，關注俄羅斯油氣資產潛在投資機會，防范二級制裁風險。與巴西、土耳其、墨西哥、塞爾維亞和印度等立場近似的國家加強協調配合，抵御美西方要求中國選邊站隊的壓力，繼續在俄羅斯、美西方之間維持大體平衡政策。中俄能源貿易規模應保持大體穩定，不宜過快增長，以避免給美西方留下口實。同時，關注英國石油公司、殼牌等西方石油公司撤資留下的潛在投資機會，在目前復雜的國際地緣政治形勢下，中國油氣企業應保持觀望，待局勢緩和后，再進入俄羅斯油氣上游行業尋求投資機會。推動中俄能源貿易人民幣計價和結算，支持采用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企業應加強內部合規制度建設，做好應急預案，防范美西方的二級制裁風險。
第四，加快新能源相關金屬礦產的海外布局，適當增加關鍵礦產儲備。按照目前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技術路線看，鋰、鎳、鈷和錳等關鍵金屬礦產在未來能源轉型中的地位至關重要。在當前資源民族主義抬頭和大國博弈競爭加劇的情形下，既要鼓勵國內企業走出去，在資源豐富的非洲、東南亞和拉美國家開展礦業投資、金屬冶煉和加工、商品貿易，不斷完善當地生產、加工以及港口、物流等供應鏈建設，提高關鍵金屬礦產價格定價權，又要引導中資企業做好風險應急預案，充分利用東道國的法律制度和雙多邊經貿協議，防范潛在的東道國政府毀約行為和美西方破壞活動。在市場時機合適時，應考慮動用部分外匯儲備資金，增加鋰、鎳、鈷、銅等國內緊缺的關鍵性、戰略性礦產的儲備規模，這不僅有助于降低關鍵礦產的潛在供應中斷風險，也有利于外匯儲備的保值增值。
注釋
[1][3]Global Commission on the Geopolitics of Energy Transformation, "A New World: The Geopolitics of the Energy Transformation", 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 (IRENA), 2019.
[2]Robert, J., "Shifting Gears: Geopolitics of the Global Energy Transition", Global Energy Center, Atlantic Council, June 2021.
[4]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 "The Role of Critical Minerals in Clean Energy Transitions", May 2021.
[5]Damien, N.; Marchili S. and Wiheba, T., "A New Wave of Resource Nationalism in the Mining and Metals Industry", 2021.
[6]BP,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22", June 2022.
責 編／陳璐穎
王永中，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國際大宗商品、貨幣經濟學、國際投資學。主要著作有《中國外匯沖銷的實踐與績效》、《中國主權財富投資的理論、問題與對策》（合著）、《碳達峰、碳中和與中國的新能源革命》（論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