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著全球氣候變化加劇和全球生態環境退化,一貫具有較強生態環境保護意識和綠色政治傳統的歐洲又興起新一波強勁的綠色浪潮。鑒于全球氣候變化加劇及歐洲民眾強烈的生態關切,當前的綠色浪潮短期內不會減弱,將會持續推動歐洲經濟社會發展的低碳轉型,并對全球范圍內的低碳發展和綠色產業革命產生重大影響。而導致綠色浪潮興起的原因既源于歐洲政治與社會的復雜傳統,也源于當下全球范圍的生態環境退化與日趨嚴峻的全球氣候變化以及新一輪能源與產業革命所帶來的復合影響。
【關鍵詞】歐洲 綠色政治 環保主義 全球氣候變化 【中圖分類號】D73/77 【文獻標識碼】A
歐洲新一波綠色浪潮的興起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隨著西歐國家整體發展水平的提升,普遍出現了更加關注生態環境和生活質量的后物質主義價值轉向。隨之,以綠色政治為目標追求的綠黨在西歐普遍創建并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進入了一些國家的政府,對歐洲政治產生了重要影響。隨著全球氣候變化加劇和全球生態環境退化,一貫具有較強生態環境保護意識和綠色政治傳統的歐洲近年來又興起新一波強勁的綠色浪潮。在2019年的歐洲議會選舉中,綠黨表現出色,與歐洲自由聯盟組成的黨團獲得74議席,創造歷史新高,成為歐洲議會第四大黨團,在歐洲掀起了一股綠色浪潮。歐洲排名前幾位國家的綠黨紛紛在此次歐洲議會選舉中取得創紀錄的兩位數得票率佳績,表現強勁,其中德國綠黨(Greens)躍升至第2位,超過默克爾執政聯盟伙伴、中間偏左的社會民主黨(SPD)。綠黨遍及歐洲絕大多數國家,截至2021年5月,歐洲綠黨(European Green Party)在歐盟23個成員國共擁有26個成員黨,在9個非歐盟成員國有10個成員黨。與此同時,2019年12月新組建的以烏爾蘇拉·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為主席的歐盟委員會推出五年任期政治優先事項中的首要行動就是“歐洲綠色新政”(European Green Deal),致力于使歐洲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氣候中和”大陸,已經成為新一屆歐盟委員會的核心政策。歐盟委員會強調,歐洲綠色新政也是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推動經濟復蘇的生命線。下一代歐盟經濟復蘇計劃1.8萬億歐元的三分之一以及歐盟七年預算將為歐洲綠色新政提供資金。2020年12月歐盟委員會提交了新一輪國家自主貢獻(NDCs),將2030年溫室氣體減排目標從40%提升到至少55%(相比1990年),并把這些目標納入了法治化軌道,通過并實施《歐洲氣候法》(European Climate law),綠色新政已成為歐盟的長期發展戰略。
而在幾個較大的成員國,秉持綠色政治理念的“綠色政黨”近年來也強勢崛起,在國家或地方層面的選舉中表現突出,成為推動歐洲“綠色轉向”進一步深化的重要力量。2020年7月,在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下推遲舉行的法國地方市政選舉中,歐洲生態綠黨(EELV)實現了40多年來最大的政治突破,贏得大量市政議席,并在眾多大中型城市甚至重量級城市獲得執政權。綠黨的突破性勝利使其在大型城市中呈現的綜合影響力已超過社會黨和共和黨,遠勝共和國前進黨。2021年9月德國聯邦議會大選期間,綠黨在民調中曾一度領先,表現出色。在最終的選舉結果中,綠黨以14.8%的得票率排在第三位,創歷史新高,并最終與社會民主黨和自民黨組建執政聯盟,再次進入聯邦政府。在英國退出歐盟的情況下,作為歐洲一體化進程主要推動力量的德國和法國,綠黨影響力的增強不但將對德國和法國本身內外政策的走向產生重要影響,而且也將對歐盟其他成員國以及整個歐盟的內外政策產生重大方向性影響,從而將進一步與歐盟層面正在積極推動的“歐洲綠色新政”形成強大的交互推動作用,促使歐洲新一波綠色浪潮朝著更加深入的方向發展。
眾所周知,當前歐洲正普遍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經濟社會發展多重危機與挑戰,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仍在持續,難民危機的陰影尚未化解,民粹主義和極端右翼勢力在一些國家強勢抬頭。而且,2022年2月開始的俄烏沖突持續至今,給歐洲的能源安全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沖擊,這在短期內無疑會給歐盟及主要成員國的能源轉型和氣候政策帶來消極影響。在這種形勢下,歐洲興起的這波綠色浪潮尤其值得密切關注。一方面,這一波表現強勁的綠色浪潮到底能夠持續多久?它會像某些議題或思潮一樣,在歐洲的政治舞臺上倏然勃興而后“曇花一現”?還是會持續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政治潮流,推動歐洲乃至歐洲以外的地區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的生態轉型,從而最終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文明轉型?另一方面,我們不禁要問,環保主義為何在歐洲如此盛行?為何環保組織和政黨在歐洲會有如此大的影響力?換句話說,掀起這股綠色浪潮的深刻根源有哪些?由此,這股綠色浪潮與“歐洲綠色新政”將會給歐洲乃至全球的發展轉型帶來什么?對此,筆者認為,鑒于全球生態環境退化和氣候變化的持續加劇以及歐洲民眾強烈的生態關切,當前的綠色浪潮短期內不會減弱,將會持續推動歐洲經濟社會發展低碳轉型,并對全球范圍內的低碳發展和綠色產業革命產生重大影響。當前,面對俄烏沖突給歐洲帶來的重大挑戰,歐盟一方面加大能源進口的多樣性,大力倡導能源節約,另一方面加強清潔能源的發展。歐盟委員會發起了以“擺脫對俄能源依賴”和“快速推進能源轉型”為核心目標的新一攬子能源計劃(REPowerEU),將2030年歐洲可再生能源目標從40%提高到45%,加大可再生能源發電總容量。可以說,影響巨大的烏克蘭危機短期來看無疑給歐洲的綠色浪潮帶來了一定的消極影響,但長遠來看,似乎更加加速了歐洲清潔能源的發展步伐,正如歐盟委員會所強調的“新的地緣政治風險和能源市場現實要求我們大幅加快清潔能源轉型,并提高歐洲的能源獨立性”。而導致綠色浪潮興起的因素既源于歐洲政治與社會的復雜傳統,也源于當下全球范圍內的生態環境退化與日趨嚴峻的全球氣候變化以及新一輪能源與產業革命所帶來的復合影響(如圖1)。
歐洲新一波綠色浪潮興起的社會經濟與政治根源
全球生態環境退化與氣候變化影響加劇是推動歐洲新一波綠色浪潮興起的現實根源。全球范圍內的生態環境退化以及全球氣候變化加劇,是影響歐洲民眾擁有強烈生態環境保護理念及其相應行為的現實性根本因素。生態環境退化,尤其是生物多樣性損失已呈全球之勢。世界自然基金會(WWF)發布的兩年一度的《地球生命力報告2020》指出,在1970年到2016年期間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里,哺乳動物、鳥類、兩棲動物、爬行動物和魚類的全球種群數量平均減少了68%,“我們生產和消費食物以及能源的方式,以及公然無視作為當下經濟模式中根基的環境,已將自然界推向了極限”。與生物多樣性喪失等全球生態環境退化相互交織的一個異常突出的影響因素就是全球氣候變化。2021年,由“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政府間科學政策平臺”(IPBES)發布的《全球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全球評估報告》以及由IPBES和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聯合贊助的 “生物多樣性與氣候變化工作組”發布的工作報告都清楚地揭示,多種人類驅動因素已經極大地改變了全球大部分地方的自然狀況,絕大多數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指標迅速下降。75%的陸地表面發生了巨大改變,66%的海域正經歷越來越大的累積影響,85%以上的濕地(按面積)已經喪失。氣候變化影響和生物多樣性喪失是人類社會面臨的兩個最重要的風險和挑戰,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通過機械聯系和反饋相互交織。氣候變化加劇了生物多樣性以及自然的和人為管理下的生物棲息地的風險;同時,自然和管理的生態系統及其生物多樣性在溫室氣體排放量以及支持適應氣候變化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
2021年8月IPCC發布的第六次評估報告第一工作組報告《氣候變化2021:自然科學基礎》明確強調,“人類的影響已經使大氣、海洋和陸地變暖,這是確定無疑的。大氣、海洋、冰層和生物圈都發生了廣泛而迅速的變化”。正因如此,作為有著高度關注自然保護和較強生態環境意識傳統的歐洲民眾對這些問題給予廣泛關注并推動當地政府作出積極回應。2020年3月歐盟委員會公布的“歐洲民眾對環境的態度”特別民意調查顯示,53%的被調查對象表示保護環境“非常重要”(very important),另有41%的人認為“相當重要”(fairly important)。自2007年以來,歷次同樣主題的民意調查都顯示,雖然認為“非常重要”的比例略有下降(從64%到53%),但認為“相當重要”的比例卻在增加(從32%到41%),兩者的比例之和基本保持不變。而在認為最嚴重的環境問題當中,氣候變化(53%)、空氣污染(46%)和廢物的日益增加(46%)位居前三。而在2021年3月至4月間進行的關于氣候變化問題的特別民意調查顯示,氣候變化被認為是整個世界作為一個整體所面臨的單一最嚴重的問題(18%),排在其后的是貧困、饑餓和飲用水匱乏(17%)以及傳染病的擴散(17%)。有78%的人認為氣候變化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而63%的人認為在歐盟范圍內他們所在國家的政府應當采取行動應對氣候變化,還有57%的人認為歐盟應當采取行動。這些民意調查結果充分顯示出,即便在疫情蔓延的情況下,歐洲民眾對于環境保護尤其是氣候變化問題仍然高度關注,而這些關注也正是對實際上正在加速發生的生態環境退化和氣候變化問題的直接回應。
新一輪能源與產業革命的顯現是推動歐洲新一波綠色浪潮興起的經濟根源。歐洲是世界上最早發生工業革命的地區,各國政府和民眾對于科學技術及產業革命在經濟社會發展進程中的關鍵作用相對而言具有更加深刻的認知和體會。在全球性生態環境和氣候變化問題日益凸顯的當下,歐洲各國都清楚地意識到人類社會的發展又一次面臨著重大轉型,這對于歐洲來說無疑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機遇。正在推進中的“歐洲綠色新政”以明確無誤的話語和理念揭示,它是歐盟推動的以應對生態環境退化和氣候變化嚴重挑戰的一個新經濟增長戰略,旨在將歐盟轉變為一個現代化、資源高效、具有競爭力的經濟體,到2050年不再有溫室氣體凈排放,經濟增長與資源利用脫鉤。歐洲在氣候變化減緩技術和市場管理等方面都具有較強競爭力。馮德萊恩把綠色新政作為歐盟經濟復蘇的發動機,力圖通過投資可再生能源、駕駛清潔汽車、修繕房屋并使其節能,使歐洲的社會更加健康,經濟更具有競爭力。歐盟認為綠色工業革命是未來發展的必然趨勢,憑借歐盟擁有一定優勢的綠色技術和市場管理,能夠贏得先機,引領全球的綠色技術革命,搶占低碳經濟時代的發展先機,引導全球經濟的發展方向。
綠色轉型通過為清潔技術和產品創造市場,為歐洲產業發展提供了一個重大機遇,也是歐洲引領第三次產業革命的重大機遇。這一理念也正是旨在協調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生態現代化理念的核心,也是大多數歐洲國家綠黨所奉行的政治理念。德國綠黨長期推行生態現代化理念,將應對氣候變化作為其2021年競選綱領的核心議題,贏得了非常有利的發展勢頭。在綠黨的推動下,德國聯邦議會于2021年8月對《聯邦氣候變化法》進行了修訂,將2030年減排目標上調至65%,提出2040年減排目標為88%,將溫室氣體中和的時間從2050年提前到了2045年,旨在進一步促進德國綠色技術的發展。英國雖然脫離了歐盟,但英國在歐洲環境保護和氣候變化問題領域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英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將碳減排預算納入國家立法的發達國家,也是第一個以法律形式確立到2050年實現凈零排放的主要經濟體。2020年11月,英國政府提出了雄心勃勃的“綠色工業革命十點計劃”,涵蓋清潔能源、建筑、交通、自然和創新技術等領域,試圖憑借工業革命發源地的身份繼續引領當前的綠色工業革命。根據德國環境部發布的一個評估報告,2020年全球環境技術與資源效率領導型市場的規模達到46280億歐元,預測到2030年將達到93830億歐元,年均增長7.3%,應對生態環境挑戰和氣候變化領域的技術創新及其市場應用具有越來越突出的經濟效益。因此,很大程度上,歐洲當前正在出現的綠色轉向有著深刻的經濟根源。全球生態環境退化和全球氣候變化觸發了歐洲再次把握和引領當前已然顯現的綠色產業革命的雄心和戰略行動。
歐洲的綠色政治傳統與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的持續是推動歐洲新一波綠色浪潮興起的社會文化根源。歐洲作為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最早進行工業化的地區,產生了兩個相互交織的影響。其一,歐洲國家尤其是比較發達的西歐國家在工業化快速發展的早期都或多或少經歷過嚴重的生態環境污染和退化,從英國倫敦的“霧都”到德國魯爾工業區嚴重的大氣污染,還有著名的萊茵河因水污染嚴重導致河水又黑又臭而被嘲諷為“歐洲下水道”“歐洲公共廁所”,這些慘痛的教訓使歐洲人對生態環境破壞有著比其他地區更加深刻的體會,從而有著更為敏感的環境保護意識。其二,由于較早完成工業化,尤其是二戰以后經濟社會發展迅速,歐洲地區的經濟繁榮使得民眾物質福利和人身安全等普遍得到相對滿足,從而促使西歐地區民眾的社會價值觀和政治參與方式發生了變化,更多重視生態環境保護以及個人政治權利的后物質主義價值觀得以形成并推動歐洲形成了較為強烈的綠色政治傳統。雖然經過近半個世紀的演變,當下的歐洲社會面臨著多重危機的挑戰,內部經濟社會發展困境和外部國際格局變化致使歐洲面臨巨大的結構性壓力,歐洲正在面臨二戰以后最為復雜的發展環境。但是,正如上文列舉的民意調查所顯示的,越是在這種情況下,面對日益嚴峻的氣候變化問題,歐洲大部分國家的民眾仍然有著較為強烈的環境保護理念,綠色政治在歐洲仍然具有較強的影響力。
另外,從文化轉型的視角來看,政治文化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和持續性,而且總體表現出較為明顯的代際差異,隨著物質生活水平的整體持續提升,年輕人遠比年長者更有可能傾向于后物質主義價值觀。我們有理由相信,歐洲大部分國家民眾的后物質主義價值觀已經具有了較深的影響力和穩定性,而且總體上當下幾代人擁有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的數量和認識深度都遠超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民眾,雖然歐洲當前面臨的發展困境暫時會沖擊這些價值觀,但這些沖擊可能帶來的物質主義價值觀的回歸(即便真的會出現)無疑具有滯后性,需要一代人(甚至幾代人)更替另一代人的時候才會發生。因此,當前歐洲出現的綠色轉向無疑受到歐洲整體上較強的綠色政治傳統和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的深刻影響。歐洲是眾多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環境非政府組織(比如世界自然基金會)的發源地和主要活動地區。很大程度上,歐洲數量龐大的環境非政府組織就是歐洲綠色政治傳統和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的直接顯現,也是推動并支撐這種綠色現象的社會組織基礎。
自媒體與大眾傳播進一步助推了歐洲新一波綠色浪潮的興起。素有“街頭政治”傳統的歐洲近年來由于環境退化和氣候變化加劇,各種環保組織的街頭抗議活動增加,“反抗滅絕”(Extinction Rebellion)組織定期在英國倫敦和德國柏林等地組織“公民不服從”街頭抗議運動,這些街頭運動通過自媒體和大眾傳播快速擴散,進一步加強了歐洲環保主義的持續。自媒體的發達也助推了一些青少年加入這種抗議活動,瑞典女中學生格蕾塔·通貝格(Greta Thunberg)發起的“星期五為未來”(Friday for Future)全球氣候罷課運動席卷整個歐洲,影響甚大。這充分表明自媒體和大眾傳媒積極渲染和廣泛傳播的重要影響。正是氣候變化加劇與媒體大力宣傳的相互交織和影響,在擁有強大媒體和十分注重言論自由的歐洲進一步推高了民眾和有關政黨對環保議題的關注程度,進而形成強大的環保主義盛行的社會和政治氛圍。
歐洲新一波綠色浪潮對社會經濟與政治產生的影響
首先,在生態環境退化和全球氣候變化災難性后果的警示下,歐盟及其大部分成員國發展議程中的傳統議題有所弱化,生態環境保護和應對氣候變化等綠色議題越來越受到重視。如前所述,在歐盟層面,從2019年底以來,歐盟委員會大力推行“歐洲綠色新政”,把它作為整個歐盟的核心政策。而從此時開始,歐盟也面臨著新冠肺炎疫情的嚴重沖擊,除了一些及時的防疫措施,并沒有影響歐盟持續推動綠色新政,而且把推動經濟復蘇和綠色新政有機結合起來。2020年3月歐盟委員會提出《歐洲氣候法》的立法建議,2021年6月經過歐盟理事會和歐洲議會的立法程序正式通過,把2030年減排55%和2050年達到氣候中和的目標寫入了法律。2021年7月,歐盟委員會就落實綠色新政提出了一個綜合的政策措施,從排放交易到可再生能源,再到基礎設施建設和稅收政策,把氣候治理目標變成了具體的行動。在成員國層面,環境議題已經成為作為歐盟“引擎”的德國的重要政策議程。2016年11月德國政府發布了“2050年氣候行動計劃”,提出到2050年實現溫室氣體排放中和;2019年10月出臺“氣候行動規劃2030”;2020年通過了逐步退出煤電的法案,承諾德國最遲將在2038年淘汰燃煤發電,如果可能,將在2035年實現。2021年6月,德國經濟復蘇計劃獲得歐盟委員會正式批準,擬將總額(256億歐元)的40%用于氣候保護措施,氣候變化與環境保護議題已經持續占據德國政府政策議程的優先位置。
其次,歐洲傳統政黨的影響力有所下降,綠色政黨的地位上升,歐洲政黨格局出現結構性變化。在2019年的歐洲議會大選中,代表中右基督教民主黨人的歐洲人民黨(EPP)和以社會民主黨(S&D)為主體的社會主義者與民主主義者進步聯盟這些傳統占據優勢地位的政黨席位顯著下降,兩大黨團雖然保住了前兩大黨團的地位,但損失了近70個席位,首次失去歐洲議會多數地位,而且地位下滑主要體現在歐洲大國的傳統大黨中。法國近年來也出現了傳統政黨影響力下降的趨勢,如前所述,經過2019年歐洲議會選舉和2020年市政選舉,綠黨已崛起成為法國政壇的主流政黨之一。同樣,在2021年9月德國聯邦議會大選中,也呈現出類似趨勢,傳統的社民黨和聯盟黨雖然保住了前兩大政黨的位置,但席位都沒有超過30%,尤其是聯盟黨得票創歷史新低,而綠黨卻獲得了歷史性的勝利,表明傳統政黨格局正在受到新形勢的沖擊。
再次,政治參與的主流形式發生變化,精英主導的政治動員減少,環境議題與民粹主義相疊加。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民眾政治參與意識和技能的普遍提升,反對精英對政治的主導和控制。而且,由于環保議題本身與民生直接相關,對環保和氣候變化問題的參與也成為歐洲普通民眾維護自身利益和表達政治訴求的重要方式。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隨著綠色政黨力量的上升和環境非政府組織影響力的加強,對傳統政治參與方式產生了很大的沖擊;另一方面,為了回應民眾的環境關切,這些植根于綠色運動的綠色政黨的組織形式和政治動員方式也都做出了很大的調整,以迎合民眾的普遍關切,從而區別于傳統的政黨力量。由此,隨著近年來不少歐洲國家民粹主義的興起,出現了民粹主義與環境議題相結合,形成了所謂的環境民粹主義。很大程度上,民粹主義在政治話語中有著復雜的含義,人們對其的理解一般偏于消極,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環境議題與民粹主義的結合也反映了環境問題的嚴重性及其政治動員能力的增強。就當前歐洲出現的這一波綠色浪潮的發展趨勢而言,一方面需要理解環境民粹主義盛行的深刻現實根源(氣候變化問題事實上的加劇),另一方面也要密切關注這種動向的負面影響,比如由于民粹主義的相對激進,在它的強烈影響下,歐洲一些國家政黨和政府的政策調整可能會越來越趨向激進和內顧,這在一定程度上反過來又會對本身就具有較強跨國性和全球性特征的環境與氣候問題的應對產生不利影響。
最后,綠色浪潮推動清潔能源發展加速,綠色技術研發與應用加快,推動整個歐洲經濟社會的綠色轉型更加深入發展。歐洲綠色浪潮迅猛發展將推動歐洲經濟社會發展方式和依憑手段發生重大變化,這對于歐洲的未來發展以及歐洲以外的其他地區而言,可能會產生兩個方面的重要影響。其一,這對于歐洲乃至歐洲以外其他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產生較強的帶動和倒逼效應,促使清潔能源和綠色環保技術的研發和應用加快,以便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贏得比較優勢和先行者地位,從而推動地區性的進而最終形成全球性的綠色發展趨勢,有助于促進全球氣候治理目標的實現。其二,由于生態環境治理和全球氣候治理與經濟社會發展密切相關,一些國家和地區的生態環境和氣候治理訴求又與國際經濟貿易相互嵌套,形成復雜的關系,從而使得一些國家可以憑借生態環境和氣候治理的政策措施來影響正常的國際貿易,比如歐盟將推行的碳邊境調節機制。
綜上所述,近年來歐洲整體經濟社會發展趨勢呈現出較強的綠色景象,這既是當前生態環境退化和全球氣候變化影響加劇的現實反映,同時也與歐洲較強的綠色政治傳統和民眾較為普遍的后物質主義價值觀密切相關,而且還有著深刻的國際競爭與新一輪產業革命所顯現的強大經濟效應的推動。綠色發展和低碳轉型已經成為全球性潮流,中國也正在大力推進國內生態文明建設并致力于“雙碳”目標的實現。就此而言,歐洲新一波綠色浪潮與中國“雙碳”目標的推進將形成相互呼應的積極態勢,使得中歐綠色合作有了更加堅實的基礎。但與此同時,鑒于中國復雜的國情和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的特殊地位,中國也要密切關注并防范歐洲當前的綠色浪潮尤其是環境民粹主義的盛行對中歐關系產生不利影響,提前做好應對準備,以更加積極的姿態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積極利用歐洲綠色浪潮的積極因素,加強中歐綠色合作伙伴關系建設,共同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
(作者為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山東大學全球治理與國際組織研究中心研究員)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全球治理新態勢與中國全球治理能力建設研究”(項目編號:20AZD105)的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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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美]羅納德·英格爾哈特著,葉娟麗、韓瑞波等譯:《靜悄悄的革命:西方民眾變動中的價值與政治方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王紅艷:《環境民粹主義在歐盛行的原因及其政治影響》,《當代世界》,2021年第9期。
責編/銀冰瑤 美編/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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