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無論是數字極簡主義、反技術依賴，還是網絡隱居等新社會行為、新社會心理、新社會關系，都是顛覆性、革命性技術與社會深刻互動、相互沖撞的表現，其背后折射出人們對于新技術快速迭代、加速發展、廣泛應用給個體造成的困擾、侵擾，甚至對既有社會秩序和社會結構的沖擊所引發的社會憂懼。唯有站在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的高度，切實提升政府、平臺和企業、網絡社群、公民等各方的數字素養和參與數字治理的能力，方能有效應對數字時代下的“技術恐慌”，促進經濟社會發展進步，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關鍵詞】反技術依賴 數字人文主義 數字治理 【中圖分類號】G20 【文獻標識碼】A

人類社會全面進入數字化時代，網絡空間已成為繼個人心理空間、公共文化空間之后，一個全新的數字精神空間，這是數字技術推動人類精神文明的一次維度提升，既是對前兩者的映射和拓展，又是對心理空間和文化空間的解構和重塑，其進程必然充滿各種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面對數字技術的普及和廣泛應用，有人積極擁抱、雀躍歡呼，有人猶豫彷徨、駐足觀望，有人憂心忡忡、抵抗反對。近年來出現的“數字極簡主義”“反技術依賴”“網絡隱居族”等，就是“技術抵抗”的典型代表，這一現象背后的社會心理形成機制是什么？將會對社會群體產生怎樣的影響？我們又該如何正確看待、理性應對這些現象和問題？

數字極簡主義、反技術依賴與網絡隱居的社會心理分析

數字極簡主義是2019年美國學者卡爾·紐波特在《數字極簡主義：在嘈雜的世界中選擇專注的生活》一書中首倡的概念，旨在通過對當前信息濫觴的反思與批判，強調人不應被技術所綁架，技術與工具應當為人服務，由此提出極限簡化數字技術使用、減少技術對人生活和心理的影響。豆瓣小組“反技術依賴”則認為，普通民眾對數字技術及其平臺日漸依賴，使得自身能力退化。目前豆瓣小組“數字極簡主義”“反技術依賴”等成員數量均已數萬，這充分說明其理念已受到一定程度的社會認同。在此風潮中，“網絡隱居”日漸成為一種代表性的社會實踐，網絡隱居者們在網絡空間只瀏覽不留言、只搜索不轉推、只私信不點贊，通過使用“老人機”“功能機”將推薦算法等數字技術從自己的生活強制剝離，試圖最大限度地減少對網絡空間的依賴，在網絡世界與現實社會之間建立一道“防火墻”。

從極簡使用、反技術依賴到網絡隱居，反映出當今社會正對數字技術的負面效應采取某種程度的一致社會行動，而其“冰山一角”之下則是更深層面、更大范圍的社會心理：對于新技術的快速迭代、加速發展、廣泛應用給個體造成的困擾、侵擾，甚至對既有社會秩序和社會結構的沖擊所引發的社會憂懼。

首先是心理層面對精神家園失守的憂懼，即個體對于自身心智在面對數字技術大潮時能否“守腦如玉”的恐慌。人類自文字發明以來就矢志不移地追求著更淵博的知識、更豐富的文化、更充盈的精神世界，這種技不壓身、多多益善的認知已經刻入人類的心理基因，然而互聯網的普及卻使人類面臨前所未有的知識過載和信息海嘯，這勢必導致個體的心理應激和社會心理的共同抵御。

其次是社會層面對結構和秩序失穩的憂懼，即在數字技術改造生產生活的磅礴力量之下，對社會關系、社會結構乃至社會秩序重塑的警惕與不安。二戰后世界多數國家進入了長期的社會穩定和發展繁榮階段，漸次形成了較為穩固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但近年來國際大變局、疫情大流行等一系列因素打破了這一穩定狀態，而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乃至濫用則被認為是引發變局的關鍵。如美國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大斷裂：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的重建》一書中指出，互聯網的普及與西方社會的高離婚率顯著相關；“信息繭房”“沉默的螺旋”等概念的廣為傳播，使得大眾形成了對數字技術的預防性厭棄；政治機器人操弄選舉的輿論渲染，俄烏沖突網絡戰的大行其道等種種事件，也使大眾篤信：造成社會失穩的是數字技術，而不只是使用技術的人，對技術的批判和反擊自然而然匯聚為一種新思潮。

最后是文化層面對時代轉型的憂懼，即在革命性技術推動歷史轉型進程中，人類社會整體走向何方的終極拷問。這種拷問在人類社會中并不常見，因此格外令人關注以至必須一致行動。需要強調的是，顛覆性、革命性技術推動社會歷史轉型造成的社會不安和抗爭并非前所未有，歷史上每每出現影響人類社會進程的革命性技術之時，大多會引發廣泛的社會問題和心理激蕩，從蒸汽機推動工業革命與“羊吃人”的慘痛，到汽車問世與“紅旗法案”的出臺，再到核技術與“相互確保摧毀”的平衡，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數字技術又一次引發了人們對社會歷史轉型的擔憂。

反技術依賴視角下不同群體的分化與認知

社會行為依存于社會心理，而社會心理的內在基礎是個體心理，外在基礎則是社會關系。數字極簡主義重點主張匡正人與技術的關系，反技術依賴強調通過剝離技術捆綁而擺脫不對等的人際關系，網絡隱居則是希望通過減少數字痕跡以防止網絡空間反噬現實世界。雖然具體主張不同，但其實質都指向了數字技術對社會關系的改變。

實際上，任何技術都不是從天而降的，技術是人類造物精華的再現。技術能夠如此深刻地改變人類社會，并非因為它是點石成金的“現代魔法”，而是因為人類發明技術就是為了改變生產生活方式，其中必然包括了對社會關系的改變。從這個意義上說，“數字技術改變社會關系”的表達倒置了因果，改變社會關系其實是因，技術創新才是果。越是對社會影響深刻的革命性技術，其中蘊含發明人改變社會的動機就越強。

為何“反技術依賴”現象會以這種因果倒置的樣貌大行其道呢？這是因為在技術和社會關系的公開討論中，人們常常忽視了一個重要事實：每一項技術都是人創造的，反之則不然，并非社會中的每個人參與了技術的創生。因此，不同經濟條件、不同教育背景、不同年齡階段及不同職業的社會群體，面對技術特別是顛覆性、革命性技術帶來的沖擊時必然會產生分化，進而出現數字技術驅動的社會新階層重組，如日趨顯現的“數字移民”“數字原住民”和“數字難民”等，這種新的階層基礎較之傳統的社會階層基礎在解讀上述現象時顯然更為恰當。

“數字移民”是數字技術改造社會的親歷者，從固定電話、BB機、模擬機到數字機、功能機、智能機、智能手表，他們經歷了數字技術在我國從無到有、再到逐漸支配生活的全過程，技術的飛速發展不斷刷新著生產工具、生活方式乃至社會體驗，裹挾著中國社會從工業化向數字化邁進、從現實社會向網絡空間遷移的過程。正是“數字移民”所在的這代人促成了我國過去三十年數字技術的飛速發展，他們既是改變時代的推手，也是被時代改變的對象，故而面對“技術改變社會”的態度是五味雜陳的。既有“技術顛覆”樂見其成的進取，也有“故土難離”網絡隱居的保守，還有“反依賴、不反技術”的糾結，這就使其內部開始出現意見分歧和行為分化。雖然“數字移民”如今在經濟建設中已逐漸讓位于新生代，不再握有對技術創新高速行進的實際掌控，但其在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的規則主導權依然存在，于是就通過社會認同和社會行為繼續對技術加以規制，而其分化形態則表現出行為上的不協調性以及規則制定中與技術創新的脫節。

作為數字技術創新和數字經濟建設生力軍的“數字原住民”，他們生而賽博，對于自媒體時代社會生活的羈絆甚少，掌握和駕馭數字技術是其基本生存法則。“數字原住民”的焦點不是技術該不該改變社會，而是如何改變社會，網絡空間的任何新動向都被其迅速感知、理解并付諸改變社會的嘗試，雖然這種試錯是有社會代價的，但這絲毫不影響其以技術改變社會的初衷。正如美國作家尼古拉斯·卡爾在《淺?。夯ヂ摼W如何毒化了我們的大腦》一書中所指出的，人類思維模式自文字發明以來的最大革命——由線性邏輯思維轉向超鏈接式互聯網思維——已不可逆轉。在這種跳躍式思維模式驅動下，各類社會實踐及其引發的社會現象勢必呈現出多向度、不可預測的涌現性。而“數字原住民”內部的社會認同也勢必呈現出碎片化、多向化趨勢，其行為由此將在微觀上表現出不確定性，宏觀上表現為蓋然性，網絡隱居抑或網紅博主皆是其中應有之相。

無論是“數字移民”依其社會經驗評價社會變革，還是“數字原住民”因其互聯網思維推進社會變革，都能夠較為充分地參與到這場社會實踐之中，具有相當程度的主動性，而那些在數字化歷史轉型中，因缺乏信息基礎設施無法“觸網”的群體，或是由于自身原因無法融入網絡空間的群體，可能隨著網絡空間對現實社會的擠壓而逐步淪為所謂的“數字難民”，即因無法正常使用數字技術而導致在社會生活中日趨不便甚至陷入窘境的群體。這固然是技術水平不斷提高作用下，部分群體在社會結構中的相對下沉；但也折射出傳統社會保障體系在數字化進程中對新出現的弱勢群體難以有效關照。

這些新的數字社會群體劃分，廣泛存在于傳統社會分層結構的各個位階之中，增加了既有社會階層發生改變的機遇和工具，勢必在更大范圍內重塑社會關系，由此產生的各類新觀念、新現象、新行為和新群體，將匯成滾滾洪流奔向數字社會的未來。

以數字人文、數字倫理應對技術依賴

歷史的車輪在各種思潮的沖撞中加速向前，人類的創新在探索與規制中永不止步。人類自從鉆木取火以來，就通過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逐步掌握趨利避害的方式，時至今日，火仍是人類必須時刻防范的重大安全隱患，但并不影響其在社會生活中的必需品地位?；ヂ摼W、數字技術的普及至今不足五十年，社會實踐遠遠不夠充分，對其利弊的認知也還不夠深入，技術理性與人文精神的交鋒才剛剛開始，必須以數字人文主義應對數字依賴。

從人本主義出發，任何技術工具都不應凌駕于人之上，當人規制創新發展的能力不足以駕馭技術工具時，則須對技術創新“踩剎車”，正如當前深度學習算法驅動的人工智能技術，不但超出了社會學家和哲學家的理解，甚至連技術專家也鮮少能對其作出充分解釋和合理規制，如待其負面效應充分顯現再出手則可能為時已晚，因此必須防患于未然。誠如基辛格指出，“人類歷史是以文明解釋周圍世界的方式演進過程：中世紀的方式是宗教；在啟蒙運動中解釋方式為理性；到了19世紀人們用歷史解釋世界；在20世紀人們選擇意識形態來解釋”。而對于智能技術主宰的未來世界，最困難但最重要的問題是：如果人工智能的解釋力超過人類的意識，社會不再能夠對他們生存的世界作出有意義的闡釋，人類意識將會變成什么樣？對此人工智能的回答也許是：“我不知道（因為我遵循數學原則，而不是人類原則）”或“你理解不了（因為我已經被訓練成以某種方式行事，但沒有接受解釋行事方式的訓練）。”毋庸置疑，數字極簡主義、反技術依賴和網絡隱居體現出的，正是一種強烈的人文主義價值觀回歸與傳承，如同上古時期初嘗火之強大，又見火之恐怖的人類開始思考如何駕馭火，這些現象也昭示著數字時代新人文主義的啟蒙與發軔。

而站在技術創新的立場，技術本身的客觀性無涉價值觀，技術應用的善惡之分取決于主觀性的道德倫理，對其社會后果的評價則受到特定社會歷史文化所支配。因此技術邏輯下的社會心理和社會關系變革，只是技術工具及其方法論作用于社會體系的客觀效應，無論其價值評價如何，均與創新本身無關，應根據社會評價以“技術善用”規正引導創新的方向。亞里士多德曾言道：“假使每件工具都能按照人的意志自動完成工作，如同代達羅斯的雕像或赫菲斯托斯的三足寶座，它們自動參與眾神的集會，如詩人所說，若不假人手機杼能織布、錦瑟可自鳴，工匠就不再需要幫手，主人也不再需要奴隸了。”亞里士多德所言非虛，當今社會正無限接近于徹底杜絕相互奴役、實現人類充分自由的歷史時刻，人類社會的美好未來已呼之欲出。但社會在技術邏輯登峰造極的演進之下，似乎離充分自由的夢想漸行漸遠……也許，發展帶來的問題唯有通過更好的發展才能解決，技術工具是人類擺脫蠻荒走向文明的關鍵，技術創新在歷史上扮演的角色從來都是克服社會弊端，而非將社會引向毀滅。人類既已闊步邁向數字時代，主動擁抱未來，適應時代轉型，彰顯數字人文、數字倫理精神，已成為實現社會心理、社會文化和社會精神的煥然新生的時代選擇。

以數字治理緩解數字技術恐慌

2022年4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博鰲亞洲論壇年會開幕式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當下，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給人類提出了必須嚴肅對待的挑戰。人類還未走出世紀疫情陰霾，又面臨新的傳統安全風險；全球經濟復蘇仍脆弱乏力，又疊加發展鴻溝加劇的矛盾；氣候變化等治理赤字尚未填補，數字治理等新課題又擺在我們面前”。

展望未來社會數字化發展趨勢，我們看到：數字技術開啟文明傳播賡續的新模式，數字文明將開啟人類文明的嶄新時代。以數字為基本存在形式的虛擬空間，將深刻影響人類社會的基本結構和治理環境。數據信息成為國家治理的基礎，依據數據的決策將逐步成為公共事務決策的基本模式。超大規模平臺企業、網絡匿名組織等非國家行為體迅速崛起，在全球數字治理中日益扮演重要角色。數字平權將成為數字經濟的核心議題之一。智能體或將融入家庭成為第三類成員，挑戰傳統血親家庭關系，社會治理的基礎單元由人類家庭向人機融合家庭過渡?；诩夹g與數據形成的超越熟人和法律的信任共識機制，將開啟社會信任的新時代。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沖撞將重塑數字法治能力體系，網絡空間成為立法、司法和執法的主陣地、主戰場。數據驅動創新范式變革，多種創新路徑并行不悖，知識生產空前繁榮。數字技術推動軍事革命，“多域聯合”智能化作戰將成為未來的主要沖突形式。毫無疑問，這些變革既會帶來巨大的發展機遇，也會帶來很大的風險挑戰，甚至引發“技術恐慌”。

“技術恐慌”的背后實則是置身于數字化這個“美麗新世界”的本領恐慌。無論是數字極簡主義、反技術依賴，還是網絡隱居等新社會行為、新社會心理、新社會關系，都是顛覆性、革命性技術與社會深刻互動、相互沖撞的表現。對此，需要政府和社會各界來主動地擁抱這種變化，進行一種適應性地變革和調試，不斷提高領導和駕馭數字化發展的能力。唯有站在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的高度，更加理性地看待變革、更加精準地把握變革、更加有效地駕馭變革，切實提升政府、平臺和企業、網絡社群、公民等各方的數字素養和參與數字治理的能力，方能有效應對數字時代下的“技術恐慌”，促進經濟社會發展進步，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作者分別為北京師范大學互聯網發展研究院院長、中國社會管理研究院院長、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北京師范大學互聯網發展研究院研究員）

【參考文獻】

①Cal Newport,Digital Minimalism:Choosing a Focused Life in a Noisy World,Portfolio, February,2019.

②[美]弗朗西斯·福山著、唐磊譯：《大斷裂：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的重建》，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

③[美]尼古拉斯·卡爾著、劉純毅譯：《淺?。夯ヂ摼W如何毒化了我們的大腦》，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

④Henry A. Kissinger,How the Enlightenment Ends,The Atlantic, June,2018.

⑤[古希臘]亞里士多德著、陳虹秀譯：《政治學》，北京：臺海出版社，2016年。

⑥《習近平在博鰲亞洲論壇2022年年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新華網，2022年4月21日。

⑦魏禮群、顧朝曦等：《數字治理：人類社會面臨的新課題》，《社會政策研究》，2021年第2期。

責編/靳佳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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