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著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斷推進和新興技術的興起，國家治理體系的布局隨之調整，“黨管媒體”從內到外都受到新形勢的挑戰。著力開展數據治理是數據時代黨和國家面臨的新課題，“黨管數據”成為必然趨勢。從堅持“黨管媒體”到“黨管數據”，變的是數字時代黨的新聞輿論工作的實際落地和現實議題，不變的是對馬克思主義新聞觀黨性原則的堅守。這既是對馬克思主義新聞觀黨性原則的繼承與弘揚，也是應對新時代新課題的重要方向。

【關鍵詞】黨管媒體 黨管數據 馬克思主義新聞觀 大數據 【中圖分類號】D261.5 【文獻標識碼】A

在中國共產黨百年光輝歷程中，新聞輿論工作始終堅持黨的領導，并形成了以“黨管媒體”為核心的新聞管理模式。隨著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等新興技術迅猛發展，各類數據呈爆發式增長，數據成為第五大生產要素和重要戰略資源。為適應時代提出的新要求，認真總結“黨管媒體”的寶貴歷史經驗和發展規律，思考在數據新時代的背景下如何繼承并弘揚“黨管媒體”理念，把握從堅持“黨管媒體”到“黨管數據”的可行路徑，可以為當下黨的新聞輿論工作提供切實啟示，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價值。

百年傳承：“黨管媒體”的豐富內涵

歷經百年光輝征程，中國共產黨始終將“黨管媒體”作為黨的新聞輿論工作的踐行準則。從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報刊黨性理論的奠基，到社會主義建設初期“政治家辦報”的探索，再到改革開放時期“事業性質，企業管理”的轉變，以及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期后“黨性和人民性相統一”的堅守，“黨管媒體”始終是貫穿于黨的新聞輿論工作的生命線和根本原則。“黨管媒體”的百年歷程為新時代的傳承和發展積累了寶貴經驗。

理論導源：馬克思主義新聞觀黨性原則。中國共產黨的“黨管媒體”新聞管理模式源于馬克思主義報刊黨性理論，屬于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范疇。馬克思、恩格斯明確論述了無產階級新聞事業的黨性原則，這些新聞思想深刻影響著中國共產黨的新聞實踐，可以說，源發于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中國共產黨的新聞事業從萌芽伊始就具有了鮮明的黨性。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即明確指出黨創辦的無產階級報刊具有黨性的要求。新中國成立之后，毛澤東同志提出要“政治家辦報”，強調報刊宣傳的黨性。“黨管媒體”由此從理論自覺上升到實踐自覺階段。改革開放后，鄧小平同志明確指出黨報黨刊一定要無條件地宣傳黨的主張；江澤民同志強調新聞工作是黨的整個事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此不言而喻，必須堅持黨性原則；胡錦濤同志強調，黨管宣傳、黨管意識形態，是我們黨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重要原則和制度，是堅持黨的領導的一個重要方面，必須始終牢牢堅持，任何時候都不能動搖。這些重要論述確立了我國媒體堅定的黨性屬性，是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中國化的切實遵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作出有關黨新聞輿論工作與意識形態建設的重要布局，強調黨性原則是黨的新聞輿論工作的根本原則，“無論時代如何發展、媒體格局如何變化，黨管媒體的原則和制度不能變”，不斷強化“黨管媒體”原則的任務和作用，使之形成制度化體系，并進一步豐富了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中國化的理論內涵。

歷史回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和寶貴經驗。中國共產黨“黨管媒體”原則的生成和確立與中國共產黨百年光輝征程呈伴生關系，且與當時的社會現實、經濟發展等條件聯系緊密，具有鮮明的時代烙印。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初生的中國共產黨要尋求一條救亡圖存的革命道路，因此新聞政策的制定目的是服務于革命解放事業。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后創辦了一批政治性報刊，從宏觀的辦報方針、宣傳政策到具體報道內容的撰寫與校閱，這些報刊受到黨的全方位領導，在革命斗爭中大力宣傳黨的政策綱領，成為輔助中國共產黨贏得革命斗爭歷史任務的重要工具。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為了鞏固初生的社會主義制度，媒體擔負起宣傳社會主義價值、弘揚社會主義精神的時代使命。因此，中國共產黨開始探索“黨管媒體”的轉型之路。首先，確立新聞媒體的公有制屬性，整頓了新聞媒體公營、私營和公私合營并存的局面，確立黨領導之下的社會主義新聞宣傳體制。其次，建立一套自上而下的新聞媒體管理體系，實現黨對新聞輿論工作的集中管理和高效領導，鞏固社會主義制度。進入改革開放時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確定使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上來，新聞媒體被鼓勵在堅守社會效益的前提下追求經濟效益，新聞媒體有了多元和靈活發展的可能性。但不管經營理念和組織結構如何轉變，仍然強調“黨管媒體”的原則不能變。堅持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事業不可動搖的根本準則。

現實邏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傳媒領域在國家治理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程度不斷深入，文化沖突和傳播格局不斷變動，意識形態層面社會思潮頻繁涌現、相互碰撞，輿論生態復雜混亂，社會共識難以凝聚，這為中國共產黨進行新聞輿論引導工作帶來了阻礙。而輿論引導能力不僅關乎黨的執政能力，也關乎國家治理水平。做好輿論引導工作，堅持正確導向的輿論引導工作機制，不僅能夠疏導社會負面情緒、消除意識形態陷阱、彌合意見分歧、凝聚社會共識，而且能夠助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因此，“黨管媒體”原則須在新聞事業中被堅定不移地貫徹和執行，尤其是以黨報黨刊黨臺為主要依托的新型主流媒體。隨著媒體融合步入攻堅區，新型主流媒體在當前輿論場域中起中流砥柱的作用，承擔著協調社會運轉的黏合劑、疏導社會矛盾的安全閥、引導主流輿論的舉旗手等角色，影響力持續擴大，在國家治理中發揮重要作用。黨管媒體，尤其是管好新型主流媒體，能夠放大輿論引導效果，創新當前新聞輿論工作引導機制，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時代發展：“黨管數據”是必然趨勢

隨著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斷推進和大數據、5G、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興技術的興起，國家治理體系的布局隨之調整，“黨管媒體”從內到外都受到新形勢的挑戰。“黨管媒體”為適應時代需求需要在繼承和弘揚中不斷創新發展，既要恪守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一以貫之的新聞輿論工作堅持黨性原則，堅持其基本原則和價值訴求，也要做好數據資源全局性規劃和頂層設計，將這個新興國家基礎性戰略資源置于黨的領導之下，鞏固黨的執政基礎，維護國家長治久安和社會經濟發展，提升綜合國力。

內部張力：媒體融合尋求“黨管數據”變革。在國家戰略部署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下，我國媒體融合已經進入深度融合的攻堅階段。媒體行業內部多個方面的具體實踐受媒體深度融合戰略影響產生了質變。這就倒逼“黨管媒體”基于媒體行業現狀尋求一條轉型之路。

一是媒體內容生產向內容產品轉變，表現形式不斷創新。為滿足用戶需求，增強用戶黏度，各級融媒體中心積極探索，致力于推出表現形式生動、覆蓋內容全面的融媒體產品，形式包括可視化新聞、短視頻、直播、H5新聞產品等，不同融媒體表達形式契合不同分發平臺特點，提升用戶體驗。二是媒體組織結構調整向扁平集約化發展。媒介技術的飛速發展讓用戶對信息的在場化需求增加，新聞媒體的組織結構需要盡可能地減少中間組織層級，減少信息在層級流動間造成的損耗，由此減少信息傳遞時間，提高行政決策效率。如今許多融媒體中心從傳統的金字塔結構向扁平化的學習型組織結構轉型，精簡中層管理，賦予團隊成員更多自主權，使信息在團隊間的流動更高效。三是媒體技術迭代升級，驅動媒體行業變革。媒介技術之間并非孤立，而是相互疊加共同作用以推進媒體融合的進程。技術的發展催生出新的媒體形態，驅動媒體行業向移動化、智能化、數字化趨勢發展。四是媒體跨界融合趨勢不斷強化，推進資源聚合價值共生。智媒技術的介入催生了媒體跨界融合的不同模式。首先是媒體跨平臺整合，實現了媒體內容優勢與平臺資源優勢的有機整合。其次是媒體跨地域合作，以泛地域發展聯盟的形式聚合優質資源。最后是媒體跨產業融合，“媒體＋”模式的廣泛應用激發了媒體產業要素價值，使其跨越自身產業屬性推進價值共生。

外部壓力：復雜輿論環境急需“黨管數據”管控。當今世界，國際形勢紛繁復雜，多元競爭格局形成。輿論環境與意識形態聯系緊密并相互作用，當前國內外輿論場的撕裂影響意識形態安全，而意識形態安全對我國社會穩定發展、鞏固政黨政權具有重要意義。這對“黨管媒體”原則的落地實踐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是國際輿論環境變化挑戰國家信息主權。從當前國際輿論格局來看，西方國家在話語權上占據主動地位，發展中國家處于被動地位，隨著世界多極化格局演變，社會信息化持續推進，西方國家竭力搶奪國際輿論場域的話語權，試圖消解我國主流意識形態話語，加深世界各國對中國的定型化效應。這對我國信息主權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威脅。因此，如何在國際輿論場域中增強信息實力，構建高效傳播架構，在與西方國家的對抗中獲得話語權，是“黨管媒體”面臨的外部挑戰。二是國內輿論環境變化挑戰意識形態安全。隨著媒體融合發展步入攻堅階段，技術賦能下的媒介形態日趨復雜，媒體邊界逐漸消融，引發互聯網輿論場的嬗變。互聯網用戶尤其是青年群體成為網絡空間社交、發聲的主力軍。相較于黨對傳統媒體的“管”，新媒體的特性使其成為隨意發聲的網絡輿論場，形形色色的社會思潮裹挾整合加工過的西方意識形態話語，試圖攪亂網絡空間輿論場、沖擊我國網絡用戶尤其是青年群體的意識形態領域、瓦解我國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力。而主流意識形態是我國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保障主流意識形態安全就是夯實我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根基，鞏固黨的領導權，保障國家長治久安發展。

技術驅動：數據的機遇與隱憂。在這個萬物皆可量化的智數時代，數據在社會治理和國家發展中占據重要地位。然而，海量數據也帶來了層出不窮的各種問題，嚴重損害個人權益，阻礙數據行業發展，威脅國家數據主權進而影響國家長治久安和社會穩定。面對這個事關國家安全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議題，“黨管數據”可以說是數據治理的必由之路。

一是數據的發展新定位。數據是重要的執政資源，從“十三五”規劃綱要明確將大數據納入國家創新戰略層面，到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保障國家數據安全，黨和國家持續高度重視對大數據的開發利用。2021年，我國陸續出臺《中華人民共和國數據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保護條例》等相關法律法規，從頂層設計高度為數據發展保駕護航，為數據治理提供法律依據。二是數據的現存問題。當前我國處于創新驅動轉型升級階段，數字化進程加快。但數據之下的種種隱患也日益凸顯。首先，數字化生存背景下的個體用戶面臨著前所未有的信息安全風險。個人隱私信息泄露事件頻頻發生，用戶信息成為商品被批量兜售以獲取非法利益。其次，政企間“信息孤島”問題普遍存在。由于數據采集融合技術的不完善和數據開放共享頂層設計的缺失，政府部門間、數據企業間、政企間數據共享久推難通，數據處理難度增加，信息采集成本提高，重復采集造成資源浪費。最后，數據跨境流動使國家數據主權面臨威脅。在全球化格局重組的背景下，數據跨境流動造成數據主權博弈泛化，而數據跨境流動話語權的大小與網絡發展水平、數據收集能力緊密相關。數字強國在單邊主義思維的影響下走向數據霸權，使跨境流通數據停滯。而數據作為基礎性戰略資源，若承載的重要信息如軍事、交通、電力領域等不被嚴格監控，就會引發諸多安全風險和權力爭端，危害國家安全。

“黨管數據”的實現路徑

“黨管數據”不是管控一切數據，而是從一個全面、系統、整體的角度把握數據行業的發展態勢，其核心是促進數據行業正向發展，以實現數據行業健康、規范、可持續發展，助力社會民生，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管規則：重視數據規范，探索數據要素標準化建設。第一，通過立法構建數據產權確立規則，形成一套完整的具有制度約束力的數據產權制度，明確產權歸屬。在數據產權制度確立之后，建立數據資產知識產權管理制度，為數據資產價值評估提供制度保障。第二，完善個人信息授權制度。當前企業平臺等信息采集者通常采用迂回隱蔽的方式為用戶設置陷阱，用戶往往難以從冗長繁雜的用戶授權同意信息中甄別出不利信息，“被迫”同意信息采集者的不當要求。因此，互聯網企業平臺需要采用明確告知用戶相關信息采集的方式保護用戶隱私權和知情權。當然，這也并非一刀切的信息采集限制，對于經過脫敏處理的用戶個人數據，互聯網企業應當被鼓勵對這部分數據挖掘使用或開放共享。例如，推動數據要素市場規則的確立和維護，成立大數據確權平臺，構建大數據運營生態，在數據確權、數據接入等方面做出深度探索。

管開放：搭建數據開放平臺，破除數據壁壘。2020年，黨和國家明確提出鼓勵政府數據開放共享。“黨管數據”通過搭建數據公共開放平臺，破除政務數據壁壘，打破資本數據壟斷，踐行數據開放共享的準則。首先，根據城市發展定位，從頂層設計上構建權責明確的組織結構和管理體系，政府部門轉型為平臺的管理者和賦能者。其次，加強整體規劃，統籌協調各行政級別、各部門、各主體間的協調配合。再次，提升開放數據質量，簡化數據獲取機制，并提供分析方法和可視化數據成果。最后，明確數據技術和法律開放邊界，促進政府和企業的數據資源整合，使政府公共數據和企業非公共數據有機整合，有效促進科學管理決策。例如，積極推動建立城市大數據中心，上線公共數據開放平臺，為推進政務公開、優化營商環境、智慧城市的建設做出全新嘗試。

管安全：政企合力，完善數據保障體系。數據安全保障體系的完善需要政府和企業合力推進。對于政府來說，保障數據安全首先需要搭建數據敏感度審查機制，對數據進行篩選分類并對敏感信息發出預警。其次加強對相關部門工作人員的數據安全意識培訓工作。最后建立對互聯網企業的風險評估機制，及時洞察企業數據流向，避免掌握關鍵信息的企業數據泄露，危害國家信息安全。對于企業來說，需要明確自身在數據安全方面擔負的責任，制定適用于企業內部的數據安全管理制度。管理制度實行后，應定期審查，進行風險評估，以確保該管理制度的效用。

管人才：培養優秀數據人才，促進數據技術變革。一方面，黨和國家應進一步加強對數據人才培養過程的管理。首先，相關部門可以聚合科研、企業、媒體三方之力，創建大數據應用的相關學科，制定符合實際情形的學科發展方案，對數據人才進行專業化、多元化的學科交叉培養。其次，可以成立一批大數據教育培訓基地，打造大數據應用型人才，培養技術人員數據獲取、分析和運用能力和數據素養、數據倫理和數據敏感度的修養，為“黨管數據”的實踐提供智力支持。另一方面，建立政企數據人才互派交流機制。政府可牽頭成立數據研究領域專家委員會，在企業規劃決策方面有需求時提供智力支持。企業則可向政府輸送精通人工智能、云計算、區塊鏈等技術的精英人才，提供數據處理、平臺運維等專業技術方面的支持。

當前，中國的數據行業發展處于創新轉型新階段，技術驅動下的我國新聞事業面臨新業態格局帶來的嚴峻挑戰。在此背景下，著力開展數據治理是數據時代黨和國家面臨的新課題。從“黨管媒體”到“黨管數據”，變的是數字時代黨的新聞輿論工作的實際落地和現實議題，不變的是對馬克思主義新聞觀黨性原則的堅守。這既是對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繼承與弘揚，也是對新時代新課題的回答。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數字媒體研究室主任、研究員、博導）

【參考文獻】

①中共中央宣傳部辦公廳：《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15-1937）》，北京：學習出版社，1996年。

②中共中央宣傳部新聞局：《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獻選編（1938-1989）》，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③黃楚新：《開啟“十四五”媒體融合發展新征程》，《人民論壇》，2020年第36期。

④黃楚新：《全面轉型與深度融合：2020年中國媒體融合發展》，《現代傳播》，2021年第8期。

⑤魏遠山：《我國數據權演進歷程回顧與趨勢展望》，《圖書館論壇》，2021年第1期。

責編/李丹妮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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