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俄烏沖突期間，在社交媒體平臺的數字空間中，俄羅斯與烏克蘭、俄羅斯與一些西方國家展開了激烈的信息對抗，西方社交媒體運營公司也成為這場“數字沖突”的重要參與者。社交媒體不僅將戰爭狀況實時呈現在各國用戶面前，而且借助圖像視頻技術和情感政治的結合，成為各方進行政治社會動員的重要工具。隨著社交媒體不斷強化俄羅斯與烏克蘭以及一些西方國家的認知矛盾，放大彼此的敵對情緒，推動和平進程將更加艱難。
【關鍵詞】社交媒體 俄烏沖突 信息戰 【中圖分類號】D73/77 【文獻標識碼】A
社交媒體圍繞俄烏沖突而開展的“線上戰爭”引發全球廣泛關注。通過互聯網及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手段，俄烏雙方直接將沖突的畫面傳送到世界各地，使全球用戶可以第一時間關注沖突的進程。早在俄羅斯總統普京發表主題演講之前，俄軍使用巡航導彈打擊烏軍事設施的視頻就出現在了全球民眾的“會客廳”，大眾傳媒上的軍事行動、設備移動和空襲鏡頭比官方新聞稿和戰地記者報道還要早幾個小時或者一天。在俄烏沖突的“線上戰爭”中，社交平臺的性質也發生了異化，社交媒體“武器化”的特征非常明顯，俄羅斯、烏克蘭及一些西方國家圍繞社交媒體的“線上戰爭”越來越成為涉事各方的兵家必爭之地，共同演繹了人類軍事發展史上的新形態。
俄烏雙方在社交媒體平臺的信息對抗
實際上，自2014年烏克蘭危機以來，俄烏雙方在社交媒體的信息輿論戰始終沒有停止過。烏克蘭及一些西方國家認為，在俄羅斯的暗中支持下，“親俄聲音”在社交媒體平臺持續傳播所謂的烏克蘭軍隊暴行的圖像，包括焚燒莊稼制造饑荒、招募兒童兵、對平民使用重型武器等。這些信息的傳播加深了親俄派對烏克蘭政府的恐懼和懷疑。為了阻止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負面信息影響，2017年，烏克蘭前總統波羅申科直接禁止了包括 VKontakte和Odnoklassniki在內的俄羅斯社交媒體平臺。
在此次俄烏沖突之前，俄羅斯在社交媒體平臺上也進行了“造勢”。俄羅斯發布的信息引發的輿論后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些信息與“愛國使命”“維護國家利益”等意識形態結合在一起，激起了俄國內民眾對烏克蘭的憤怒之情，不斷固化俄羅斯民眾以及親俄羅斯團體對烏克蘭的敵視態度。同時，也加深了他們對烏克蘭新納粹主義的認知判斷，在社會和輿論層面為開展特別軍事行動提供了合法性。在俄烏沖突爆發之前，社交媒體領域的信息沖突既反映了雙方在現實利益層面的競爭，同時又強化了俄烏彼此之間的敵視，壓縮了雙方的外交斡旋空間，一定程度上“助燃”了俄烏沖突的爆發。
俄烏沖突期間，社交媒體已經成為平行于烏克蘭戰場的另一個“虛擬戰場”。雙方在社交媒體平臺的信息博弈是現實世界中俄烏沖突在數字空間的延續。對于俄羅斯而言，在社交媒體平臺上，信息的主要生產者和傳播者是俄羅斯國家媒體以及各國的親俄羅斯團體，他們發布的信息主要包括以下幾種類型：一是在俄羅斯國內社交媒體賬號上，發布關于俄羅斯在烏克蘭沒有傷及平民以及烏克蘭許多平民歡迎俄羅斯軍隊的信息，同時也推送俄羅斯士兵在沖突中犧牲的照片和視頻。二是披露烏克蘭亞速營在頓巴斯地區所犯的惡行，指責烏克蘭政府的“種族滅絕”行動，包括關于亞速營在頓巴斯地區對當地百姓的反人道主義行徑，以及“今日俄羅斯”（RT）等媒體對馬里烏波爾市民的采訪等一系列視頻。三是反擊烏克蘭信息來源的真實性。例如，俄國家杜馬主席沃洛金2022年2月26日在社交媒體上表示，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已離開基輔前往利沃夫，他在社交媒體發布的所有視頻都是提前拍攝的。在烏克蘭發布“布查事件”相關圖像和視頻后，俄羅斯國防部在Telegram頻道聲稱這些視頻是“分階段的制作和挑釁”，俄羅斯駐德國大使館也聲稱照片和視頻是由烏克蘭政府拍攝和制作的。這些信息都得到了親俄羅斯社交媒體賬戶的推送。
與俄羅斯在國內傾向于使用自身的社交媒體不同，Meta（Facebook母公司）已經在烏克蘭占據了話語主導權。不論是獲取信息，還是與官員交流，大部分烏克蘭民眾都選擇將Meta作為平臺，烏克蘭各種思想領袖、媒體記者、政治精英和博主也都習慣在Meta上分享信息，這為烏克蘭政府和民眾將社交媒體作為對抗俄羅斯的“武器”創造了有利條件。俄烏沖突爆發后，烏克蘭的官民在全球社交媒體平臺上開展了針對俄羅斯的“數字戰爭”，表達烏克蘭抵抗俄羅斯的堅定立場。其中，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基輔街頭自拍短視頻，用日常的表現手法展示其親民形象，其開放、簡單、富有熱情的語言也更容易為受眾所接受，極大地凝聚了烏克蘭民眾的愛國意識，也激起了一些國家對烏克蘭的同情和支持。目前，僅在Twitter平臺上，澤連斯基就擁有630多萬粉絲。一些非政府組織也加入到社交媒體的“戰場”中，非政府媒體中心“促進烏克蘭”的在線影響力不斷擴大，該組織數十名志愿者每天都在網絡上發布信息，分享來自被圍困的烏克蘭的城市的最新消息。他們還負責匯總翻譯烏克蘭在Telegram官方賬戶中的烏克蘭語信息，然后分享在Twitter上，為成千上萬的各國記者提供消息。
此外，烏克蘭民眾也自發組織起來，活躍在各大社交媒體平臺。從烏克蘭士兵在TikTok上傳播沖突視頻，到烏克蘭平民在Twitter、Instagram、Telegram和其它平臺上分享照片、視頻和個人故事，關于烏克蘭戰時狀態的信息充斥在各大社交媒體平臺。此外，一些帶有表演創作性質的視頻在社交媒體平臺上被迅速傳播，如烏克蘭鋼琴家在廢墟家中彈鋼琴、烏克蘭女童在防空洞里唱《冰雪奇緣》主題曲等視頻，這些圖像和視頻激發了民眾對戰爭的厭惡，反戰情緒在全球社交媒體空間極大蔓延。
俄羅斯與一些西方國家在社交媒體平臺的信息戰
除了俄烏之間的信息博弈，俄羅斯與一些西方國家也在以社交媒體平臺為主的信息領域發生了激烈的沖突。俄羅斯的信息攻防主要通過以下幾種方式：一是披露美國在烏克蘭境內建立生物實驗室的信息。譬如，俄羅斯外交部在Twitter上發布了“在特別軍事行動過程中，發現了基輔政權進行緊急清理的證據——旨在消除烏克蘭軍事生物計劃的痕跡”的推文，并附上了相關證明文件。在Meta上也有人分享標明“美國在烏克蘭的獨家生物實驗室”的地圖。二是關閉西方社交媒體在俄羅斯的訪問權限。為了避免全球社交媒體平臺上的信息傳播和極端主義行為影響俄羅斯的信息安全，俄羅斯禁止在國內訪問Meta、Instagram、Twitter等社交網站。三是由各地的親俄羅斯團體揭露西方國家的虛偽行徑，在社交媒體平臺上發起支持俄羅斯的行動。俄烏沖突爆發初期，社交媒體平臺上出現了很多#istandwithrussia、#isupportrussia、#putinisright、#westandwithrussia的標簽，相關帖子揭露了烏克蘭危機背景下的種族主義、一些西方國家的虛偽和雙重標準。當西方媒體記者將烏克蘭難民稱為“金發碧眼的人”，將烏克蘭爆發的危機稱為“針對文明的戰爭”時，全球親俄社交媒體賬號集中發布推送了批判一些西方國家雙重標準的帖子。
俄烏沖突也使得美西方集體抗衡俄羅斯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不僅在現實戰場而且在“線上戰場”都不遺余力地打壓俄羅斯。俄羅斯任何的軍事部署和軍事行動都會被西方夸大渲染，從而為其打壓對手、動員盟友、轉移國內問題的視線尋找借口。從“線上戰場”看，此次在社交媒體平臺與俄羅斯的對峙也是一些西方國家與俄羅斯在信息領域的一次“陣地戰”。俄烏沖突爆發后，一些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發起了線上攻擊，借助官方賬號，傳統媒體的社交媒體賬號和親西方團體組成的龐大社交網絡，發布和轉推不利于俄羅斯的信息，以此加深和傳播對俄羅斯和所有“俄羅斯生活”現象的仇恨。此外，上述賬號傾向于轉發來自烏克蘭方面的消息，推動烏克蘭信息的快速傳播，引導構建有利于烏克蘭的戰爭敘事。
近年來，美國和歐盟不斷完善數字信息領域的防控體系，加強對信息源的追蹤和治理。俄烏沖突期間，智庫團體如倫敦戰略對話研究所（Institution for Strategic Dialogue）持續利用技術手段分析俄羅斯信息的真實性，量化跟蹤社交媒體平臺上親俄信息的傳播軌跡，以此提出阻斷俄羅斯信息傳播的報告建議。Meta就表示，根據報告中的信息和他們自己的調查，已經暫停了一些賬戶。
一些西方國家政府還與社交媒體運營公司相互配合，利用企業的運營權限，在社交媒體平臺上屏蔽俄羅斯的聲音，并有選擇性地過濾俄烏沖突的相關信息，實現對俄羅斯來源信息的“嚴防死守”。2022年2月28日，Meta全球事務負責人尼克·克萊格（Nick Clegg）表示，為了配合一些政府和歐盟的請求，Meta將在整個歐盟的平臺上限制對今日俄羅斯（RT）和俄羅斯衛星通訊社（Sputnik）的訪問，并將繼續在這個問題上與有關政府密切合作。
西方社交媒體運營公司利用所掌握的平臺技術，對俄烏沖突的信息流動進行人工干預，不斷影響關于俄烏沖突的信息發布，以此獲得對抗國家的權力。首先，實施社交媒體訪問的地理封鎖，阻止有關民眾獲取來自俄羅斯的信息。Meta在英國和歐盟地區均限制了對RT和 Sputnik的訪問，而Twitter和Telegram也限制了俄羅斯國家媒體在歐盟區域中的推廣。其次，限制封禁相關賬戶，堵塞甚至掐斷支持俄羅斯一方的信息源頭。社交媒體運營公司利用算法限制賬戶內容的訪問流量，甚至直接禁止相關賬戶。Meta和Instagram均對其它來自俄羅斯國家媒體的內容進行降級，并且標注相關標簽。Twitter則封禁100多個推送#IStandWithPutin標簽的賬戶，并限制了包括普京賬戶在內的300多個俄羅斯政府官方賬戶的內容。YouTube也宣布在全球范圍內屏蔽與俄羅斯國家資助媒體相關聯的頻道。最后，利用平臺內容審核政策的更改，定向操控關于俄烏沖突的輿論。根據社交媒體平臺關于“仇恨言論政策”和“虛假信息”的審核條款，社交媒體平臺刪除了關于俄烏沖突的大量頻道和視頻。然而，部分社交媒體平臺卻對烏克蘭的仇恨言論“網開一面”。Meta表示，它將允許烏克蘭的仇恨言論表達，這一行為毫無疑問將助長社交媒體空間對俄羅斯的仇恨。
社交媒體在俄烏沖突中發揮的作用
在此次沖突中，社交媒體發揮了空前的作用，它不僅創新了戰爭呈現和外交對話的方式，還成為俄烏沖突中雙方重要的“武器”，并對俄烏和談進程產生影響。
首先，社交媒體正在重構俄烏沖突的敘事方式和內容。社交媒體將沖突狀況實時呈現在國際社會面前。在此次沖突中，得益于社交媒體平臺，每個參與者都能夠成為信息的生產者，他們對軍事沖突場景的實時生產能夠使各地民眾迅速地了解情況。這種“在場性”引發了“時間折疊”，快速消弭了信息差，使得民眾能夠同步地掌握事件狀況。社交媒體上以圖像處理和視頻技術為基礎的虛假信息的傳播也使戰爭敘事變得“撲朔迷離”。鑒于社交媒體的傳播方式以追求流量為主，為引起用戶強烈的情緒（如憐憫、仇恨、恐懼、蔑視等），無論是俄羅斯還是烏克蘭，雙方都試圖利用大量的虛假信息的傳播呈現有利于己方的戰爭狀況，以期影響國際社會輿論，為己方贏得信息優勢。加之，借助人工智能合成圖像語音、自動化音視頻操作工具、深度偽造等技術，使得制作“以假亂真”的虛假圖像和視頻的門檻不斷降低，這導致社交媒體平臺成為虛假信息的泛濫之地。
不可否認，社交媒體運營公司有責任優化運營規則，以阻斷虛假信息的傳播。但是，從沖突爆發后虛假信息的數量來看，社交媒體還不足以承擔起把關人的角色，這就導致社交媒體上的戰爭敘事很大一部分是虛假的敘事，無法使用戶獲得完全客觀的信息內容。社交媒體平臺上的選擇性過濾機制也會致使戰爭敘事更加有利于烏克蘭和一些西方國家。一方面，有利于烏克蘭方的各種信息（其中包含大量虛假信息）更能滿足一些西方群體的觀看欲和同理心偏好，與西方社會恐俄的認知相符。社交媒體的搜索算法、趨勢算法和推薦算法又會加強此類信息的定向投放和大量轉發。另一方面，從上述西方國家和俄羅斯展開的信息博弈也能看出，在對待俄烏信息來源的問題上，社交媒體運營公司并不能做到真正的公平公正。因此，全球社交媒體平臺中的信息變得越來越有利于烏克蘭和一些西方國家。
其次，社交媒體賦予了烏克蘭對抗俄羅斯的新型權力。在此次俄烏沖突中，全球社交媒體平臺賦予了烏克蘭抵抗俄羅斯的“新型武器”。社交媒體中視頻技術和情感政治的結合，發揮了較強的政治社會動員效果，激起了西方社會對烏克蘭的同情和支持。在一些西方國家的大力支持下，烏克蘭在國際輿論空間獲得了強大的話語權，提升了烏克蘭的道義優勢。社交媒體還成為烏克蘭直接尋求援助的工具。沖突期間，太空探索技術公司（SpaceX）創始人馬斯克迅速回應澤連斯基在社交媒體上對他的請求，將一批星鏈終端送往烏克蘭，確保了烏克蘭網絡的暢通，雙方在社交媒體上的互動成為數字時代戰略求助的新型案例。隨后，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和英國首相約翰遜相繼前往基輔，與澤連斯基進行會談，烏克蘭希望進入歐盟以及爭取更多經濟和軍事援助的政治目標得到進一步實現。
最后，社交媒體的情感傳播機制放大了雙方的敵意和仇恨，破壞有利于和談的社會輿論得以形成。一方面，在社交媒體平臺規則“雙標”的加持下，全球社交媒體空間關于支持俄羅斯的信息已經越來越少。原本在社交媒體中，#RussianLivesMatter標簽下的帖子應該是關于俄羅斯人受到西方“俄羅斯恐懼癥”影響的內容。然而，在Twitter上搜索#RussianLivesMatter的標簽，可以看到很多相關帖子卻充斥著對俄羅斯人的諷刺、敵視和仇恨言論。另一方面，俄羅斯在國內對社交媒體平臺的管控也將固化俄羅斯民眾的已有認知，增強俄羅斯民眾對烏克蘭、一些西方國家的仇視。俄羅斯社交媒體上的輿論傾向于認為世界范圍內“恐俄癥”的盛行是烏克蘭“納粹分子”宣傳的結果。在俄羅斯的社交媒體上，前線官兵的死亡并未帶來普遍性對和平的渴望，反而掀起了復仇和戰爭情緒。另外，俄羅斯在克里米亞和頓巴斯問題上立場堅定，同時表達了對烏克蘭政府的深度不信任，認為俄烏在會談中達成的共識在日后會被烏克蘭直接推翻。在此背景下，烏克蘭/西方和俄羅斯之間的認知矛盾愈發難以化解。隨著敵對和仇恨的情緒不斷加劇，烏克蘭/西方和俄羅斯之間的社會基礎將進一步被瓦解，和平談判進程變得更為艱難。
在互聯網高度發達以及人工智能等高科技的支持下，俄烏沖突在線上線下同步推進，描繪了新科技革命背景下權力爭奪與地緣政治博弈的新形態。沖突各方在虛擬空間通過傳統的或者非傳統的、合法的或者編造的、真實的或者虛假的方式進行信息對抗，以達到控制輿論導向、營造對自身有利的國際輿論環境，最終獲得國際社會廣泛支持的目的。由于社交媒體平臺缺乏有效的監管，而由一些西方國家所控制的主流媒體平臺采取雙重標準，配合美西方對俄制裁，打壓封殺俄羅斯，致使俄烏沖突的“線上戰場”一片亂象。以社交媒體為武器，俄烏之間、俄羅斯與一些西方國家之間的信息沖突破壞了相互之間的信任，放大了相互之間的敵意，阻礙了外交談判的進程，值得國際社會高度關注。因此，國際社會對俄烏沖突的調停與勸和促談，不僅要關注現實戰場上的沖突，也要注重數字空間的信息對抗，客觀公正地促使各方盡快在線上線下停火，真正地通過外交談判手段解決沖突，推動和平的早日實現。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俄羅斯研究中心教授）
【參考文獻】
①Lange-Ionatamishvili, Elina, Sanda Svetoka, and Kenneth Geers,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and Social Media in the Russia Ukraine Conflict", in Cyber War in Perspective: Russian Aggression against Ukraine,2015.
②Megan Specia, "'Like a Weapon': Ukrainians Use Social Media to Stir Resistance",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5, 2022.
③馮紹雷：《歐洲對抗與亞洲突圍——全球轉型中的歐亞新博弈》，《俄羅斯研究》，2022年第1期。
④"Meta's Ongoing Efforts Regarding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Meta, February 26, 2022.
⑤James Clayton, "Twitter moves to limit Russian government accounts", BBC, April 5, 2022.
⑥羅昕：《計算宣傳：人工智能時代的公共輿論新形態》，《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0年第15期。
責編/銀冰瑤 美編/李祥峰
聲明：本文為人民論壇雜志社原創內容，任何單位或個人轉載請回復本微信號獲得授權，轉載時務必標明來源及作者，否則追究法律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