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堅持胸懷天下”是黨百年奮斗的歷史經驗之一。回顧近代以來的國際秩序觀變遷，我們發現歐洲公法走向世界，成為“規治世界”的基本方式，滲透了西方的“文明等級論”，是傳統國際秩序觀的觀念根源。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堅持全人類共同價值，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了更加公平合理的新型國際關系的理論基礎，彰顯了人類文明新形態的世界性價值意涵。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 胸懷天下 國際秩序觀 【中圖分類號】D261 【文獻標識碼】A

奮進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新征程，我們迎來中國共產黨成立101周年。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所做的一切，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為人類謀和平與發展。”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歷史決議將“堅持胸懷天下”作為黨領導人民百年奮斗的歷史經驗之一，彰顯了中國共產黨通過深化自身實踐為世界各國貢獻中國力量和中國智慧的胸襟和情懷。展望新的發展征程，我們要善于把握和運用黨的百年奮斗歷史經驗，堅定歷史自信，掌握歷史主動，站在人類發展前沿更好地守正創新。

傳統國際秩序觀的當代困境與中國對策

金融危機造成經濟增長基礎不穩，新冠肺炎疫情又加劇了全球合作的不穩定因素，極少數西方國家老調重彈，將“文明等級論”改頭換面，以所謂“人權”和“民主”對世界各國進行分類和污名化，以“小院高墻”破壞國際團結，這是19世紀國際法中“文明話語”的當代翻版，對國際合作抗疫和經濟企穩回升都有極大破壞性。2017年1月，習近平主席在世界經濟論壇主旨演講中借用狄更斯的“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喻指當今世界的發展與挑戰，進而提出了“世界到底怎么了”的“時代之問”。可以說，西方國家在近現代通過硬實力塑造了國際法話語權的軟實力，歐洲公法走向世界的關鍵論證環節就是“文明等級論”，隨著自然科學的進步和國際法實踐的雙重挑戰，發端于歐美的傳統國際社會觀念和規則正面臨當代困境。

傳統國際秩序觀面臨理論困境。從荷蘭法學家格勞秀斯開始，理性主義的自然法學注定天然具有物我兩分的本質特征，當他強調人有利己性和社會性、法律源自人的理性的同時，就必然帶來國家中心主義和國際合作之間的巨大張力，進而致使國際秩序陷入“格勞秀斯困境”。傳統國際法不涉及國際共同利益，主要理論資源和法律范式來自古羅馬法的私法傳統，正是因為傳統國際法的私法傳統和國際社會公共利益的缺乏，國際法更多是界定雙邊權責，真正的多邊國際法體系則是聯合國建立以后才系統出現的。因此，傳統國際法的法理學基礎來源無論是形而上學的主觀主義還是私法屬性的物我兩分，都沒有擺脫傳統哲學的認識論和本體論束縛。把持國際話語權的西方國家如果不拋棄自我為中心的“文明觀念”，其國際話語權及其重要表現形式的國際法必然會進入認識和把握人和人類社會的理論困境。

傳統國際秩序觀面臨科學基礎的挑戰。“文明等級論”既然依靠自然科學而以“真理”自居，自然科學進步同樣給它帶來無法應對的理論挑戰。美國科學家愛德華·威爾遜通過長期對螞蟻種群的觀察和研究，提出生物進化是基于兩種不同矛盾，一種是個體之間通過適者生存而展開的選擇，另外就是群體之間基于合作而開展的群體選擇。從目前科學研究進展而言，這至少接受了競爭與合作在生物進化中的作用，而且基于競合的進化方式在物種之中也是較為普遍的方式。人類從動物種群中“走”出來，依靠的就是智力和對工具的使用，人類也因與自然為“否定性統一”、種屬性類屬性兼具而成為人。所以，憑借對進化論的社會性曲解而建立的文野之分和“文明等級論”，以及以此為基礎的國際秩序觀念，都無法回應達爾文進化論群體合作學說帶來的新沖擊。

傳統國際秩序觀念面臨全球治理實踐沖擊。傳統國際秩序觀念在當代國際法實踐和全球治理面前，同樣存在難以自圓其說和維持其合法性的困難和挑戰。隨著民族解放運動的開展，二戰后一批新興國家獨立，國際法主體也由二戰結束時的幾十個增加到近二百個。上世紀末以來，新興國家更是成為促進全球經濟增長的新引擎。面對全球發展新的機遇和挑戰，西方霸權主導幾百年的全球規治亟需向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轉型。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此同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的一條重要歷史經驗就是堅持胸懷天下，始終關注人類前途命運”。中國共產黨服務民族復興、促進人類進步，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旗幟，推動文明互學互鑒，秉持全人類共同價值，攜手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表明其“胸懷天下”的國際秩序觀和對外交往方式實現了當代創新和歷史躍升。中國攜手世界各國共同破解“時代之問”，為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貢獻了智慧和力量，對彌合當下國際間矛盾和沖突具有重大的引領價值。

“胸懷天下”的時代進步性與歷史超越性

一般而言，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建立標志著近代國際秩序和國際法的誕生，也是國際秩序觀的政治前提和法理基礎，所以傳統國際秩序觀具有深刻的歐洲文明的印記。近代國際秩序從歐洲一隅擴展到世界各地，進而建立起覆蓋全球的秩序體系，歐洲公法也變身為“真正”意義上的國際法，走向了將非歐洲世界“他者化”的進程，是造成國際秩序不平等的歷史根源。中國當代文化融合了馬克思主義、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中國時代精神，是古今中西輝映的思想集萃，從破解“時代之問”的中國主張到新時代新型大國外交的新實踐，可以發現中國正以積極有為的姿態、以中國人的時代智識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更加公平合理，向著光明前景不斷前行。

推動主權意識從“資本驅動”到“人民至上”。近現代國際秩序形成與主權國家誕生幾乎同步，或者說是相伴相生的關系。美國法文化學家保羅·卡恩認為，法律時間形態起源于《舊約》中以色列民族的線性歷史觀，在基督教文化中法律是神給予人類的禮物，是共同體的統一秩序。主權意識萌生并開始自行簽署具有約束力的國家間條約，就意味著主權國家成為一項“新的事業”，開啟了“新紀元”，“神與人的契約”轉化為“社會契約”，這與資產階級革命劃時代需要是深度契合的，并從規范功能和倫理功能兩個維度為資產階級建立的新型國家誕生做了充分準備，為資產階級政治統治提供倫理基礎和“神圣”起源。中國自古是文明型國家，近代文明蒙塵以來，仁人志士一直以實現國家獨立、民族解放為追求，從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到中國共產黨的為人民服務、建立人民共和國，“人民”自始至終都占有至高無上的位置。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實現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推動改革開放并開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為人民當家作主和實現幸福美好生活提供了政治前提、制度保障和社會基礎，全過程人民民主是主權在民的最好詮釋，以人民為中心成為驅動新時代中國發展和國際合作最持久的根本動力。

推動國際關系從“文明等級”到“文明互鑒”。歐洲主權國家作為近代以來取代教權的最高權威，以國家理性走向成熟為標志，除了是對內權威，它們對外代表國家進行國際交往、維護國家利益，比如貿易、投資、文化交流甚至戰爭等。近代國際關系歷史發展證明，國家間關系正是在自然理性和國家意志間不斷拉扯，西歐早期的海外殖民和工業革命后的帝國主義都是國家意志膨脹的結果，并將非歐洲國家納入歐洲主導的統一秩序之中。那么，國際秩序觀念如何為非基督教社會所接受呢？借助社會達爾文主義論證方式，西歐學術界和外交界將人類社會橫向類別差異轉化為進化程度不同的縱向水平差異，將西歐置于全人類文明頂端，世界其他地區國家被想象為處于向“文明”階段進化過程中的某個階段的“低等級文明”，因此“不文明國家”服膺“文明國家”就具備了順從自然規律的“合道德性”。中國向來沒有侵略基因，從近代困難一路走來更深知被奴役之苦，從新中國成立初期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到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觀，我們黨堅定維護世界各國主權平等與共存共處。新時代，我們一方面積極維護聯合國權威、遵守國際法基本原則，另一方面推動文明互學互鑒、保障文明文化多樣性，創造性繼承和弘揚“四海一家”的天下情懷，不搞文明高人一等，從根本上摒棄執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的錯誤認識和做法。

推動世界秩序從“中心-邊緣結構”到“真正的多邊主義”。近代西歐各國在掠奪別國財富、建立全球市場和獲得超額利潤等刺激下，向歐洲以外世界海陸疆域進軍，逐步將其納入歐洲擬定的全球規治當中。首先，在大航海時代之后，伴隨著西班牙、葡萄牙的海外殖民和戰爭，西歐在走向真正全球進程之后，國際法開始從基督教共同體話語轉型為全球話語，服務于西歐諸國的全球規治的歷史實踐。其次，19世紀的工業革命把歐洲推上了世界權力的巔峰，工業國家與農業國家的生產力差距相當之大，科學技術也突飛猛進，產生了諸多政治思想和文學藝術創造，北美和歐洲殖民地不僅效仿歐洲的工業革命，也希望主動融入歐洲生活方式。近代早期由西班牙、葡萄牙等國家引起的全球規治在19世紀進入了高級階段，融匯壟斷組織、金融資本和軍事力量的帝國主義國家聯盟已經實現全球統治，形成了西方國家和非西方廣大區域組成的“中心-邊緣”結構，成為實現全球公平正義的最大阻礙。帝國主義全球擴張不可避免帶來爭霸戰爭，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超過8000萬，波及幾十億人口，是近現代以來最慘痛的人類文明之殤。中國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維護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奉行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系基本準則。推進聯合國安全、發展、人權三大領域工作，促進發展中國家提升國際話語權，聚焦全人類共同關切，維護全人類共同利益，促成全人類大團結。當前對于國際社會尤為重要的是做好疫情防護、推動可持續發展，而不是到處尋找敵手的冷戰思維和無謂對抗。習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鄭重提出“全球發展倡議”，倡導堅持發展優先、以人民為中心、普惠包容、創新驅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行動導向。可以預見，秉持“以人民為中心”理念和“真正的多邊主義”的全球發展倡議，必將推動全球經濟復蘇，促進全球發展邁向更加平衡協同包容的新階段。

“胸懷天下”的世界意義

“胸懷天下”體現了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可以根據意識、宗教或隨便別的什么來區別人和動物。一當人們自己開始生產他們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時候（這一步是由他們的肉體組織所決定的），他們就開始把自己和動物區別開來。人們生產他們所必需的生活資料，同時也就間接地生產著他們的物質生活本身。”這深刻揭示出人與自然的辯證關系，人只有“自己生產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資料”才從根本上解決了生命固有的“自在-自為”的基本矛盾，使二者在人的生命實踐中獲得統一，從而在“種生命”的同時獲得人類特有的“類生命”。這啟示我們，每個國家因其自然稟賦、文化傳統等因素差異而呈現不同的發展面貌，但不能消除人類社會類本性之上的統一，而且更加凸顯全人類共同價值的本質性、穩定性和跨文明性，以及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必要性、緊迫性和價值歸宿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類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持續推進，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正在孕育成長，各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全球命運與共、休戚相關，和平力量的上升遠遠超過戰爭因素的增長，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更加強勁。”所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胸懷天下”是著眼人類社會“類本性”，在尊重各國文明文化基礎上，推動文明交流互鑒，聚焦共同利益、促進共享合作、應對共同挑戰，促進人類在類本性層面實現人與自身、人與他人、人與自然、人與世界的和解，這是21世紀人類社會不可阻擋的發展大勢。

“胸懷天下”貢獻了新型國際關系的理論基礎。新時代中國推進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摒棄冷戰思維和零和博弈，不搞“以鄰為壑”和“贏者通吃”，而是通過國家實踐和國際間合作同當代人類社會發展共享機遇。因此，在全球一體化走向人類命運共同體時代，國際社會需要基于新實踐的新觀念。正如聯合國憲章宗旨所言，國際法是為了人類的根本福祉，國際法觀念的基礎是人性的哲學。《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也申明：“希望在承認文化多樣性、認識到人類是一個統一整體和發展文化間交流的基礎上開展更廣泛的團結互助。”在馬克思主義類哲學基礎上，有學者認為理解人需要雙重基點：“進化論”與“超越論”。“進化論”代表了人的種生命，是一種自在的存在；“超越論”則是人的類生命，代表了一種自為的存在。長期以來，我們遵循的把人類分割為不同種群的那種區域性、團伙性的文明觀念和文明原則……在人類日益走向全球一體化的今天，它不但不能推進人類文明，相反地，已經成為造就人間不文明悲劇、推行“文明式野蠻”的一種根源。類哲學思想不僅啟示我們，人類社會具備“類本性”和文明主體的多樣性，還需要在此基礎上進行更深層次的理解和探究。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建立在人與自然的對象性關系之上，但人與自然不應該是傳統理解的主體與客體的對立關系，而是互為“對象化”的關系。國家之間也不再是“文野之分”、征服與規治的關系，而應該是平等主體之間的對話合作與互學互鑒的伙伴，相向而行，結伴而不對抗。

“胸懷天下”指明了實現人類新文明的實踐道路。在主權平等的前提下，新時代中國在全球治理實踐中對解決關系全人類的共同問題進行了全方位努力。一是維護現行國際體系和多邊機制，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維護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堅持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系基本準則。中國秉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已經成為聯合國維和的中堅力量。二是引領全球發展，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積極推進“一帶一路”高質量共建，推動落實全球發展倡議，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共創普惠平衡、協調包容、合作共贏、共同繁榮的全球發展格局，歡迎世界各國共享中國發展機遇。三是推動國際社會秉持風險共擔精神，共同應對人類面臨的全球風險和挑戰。四是堅持人類文明進步的總體方向，經歷現代文明的洗禮，人類從各自的民族歷史走向了全球融合和普遍交往的世界歷史階段，各種文明都生發出不同形態但兼具全人類共同價值的現代文明，中國共產黨堅持推動與世界各國主要政黨進行治國理政經驗對話和亞洲文明對話。五是走綠色發展之路。現代工業文明經歷了環境之殤，支撐綠色發展的新科技更加成熟，中國切實履行“3060”雙碳目標，以經濟高質量發展和升級轉型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貢獻了中國力量。六是讓數字文明造福世界各國人民。數字技術和數字經濟已經成為人類社會發展的新生力量，中國數字社會建設領域已經取得顯著成果，在技術標準、場景應用和改善民生等方面積累了可與世界各國分享的豐富經驗，在雙邊和區域框架下已經成為合作新亮點。

（作者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北京）對外開放研究院研究員、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注：本文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重點項目、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新發展階段提高社會文明程度研究”（項目編號：21LLMLB014）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

②《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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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美]愛德華·威爾遜著，錢靜、魏薇譯：《人類存在的意義》，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

⑥王宇航：《中國共產黨國際秩序觀的百年變遷》，《社會科學》，2021年第6期。

⑦韓雪晴：《理性偏好、共同體意象與國際制度性話語權的建構》，《歐洲研究》，2020年第3期。

責編/李一丹 美編/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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